回忆我与国际符号学交往的这四十年 ----略谈“什么是符号学？”之问
李幼蒸
【网文注】 不久前本人获某符号学刊物约稿，题目包括学者经验谈。我于是想到，半个世纪来国内外符号学界有关什么是符号学的看法十分混乱，不如结合自己长期的国内外观察与体验，趁机对此问题再次加以梳理。此一问题特别相关于“符号学身份”问题，其相关性远不限于职场符号学界，而是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符号学是“属于”全体学界的，不仅不是专属于仅由少数学科组成的“专业团体”的，也不是专属于由甚多学科人士组成的国际学术团体的（如国际学会等。例如，很多国际一流符号学学者都是常规学科内的理论创新者，但他们大多并不参加国际学会）。因此，本文的读者对象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全体学者和理论爱好者。为此，首先应该了解，并不存在什么由少数“专门家”主导的“符号学专业”或“符号学学科”（符号学界的青年朋友们：如果你们以为自己的学习项目因冠以“符号学”名号，即意味着自己的学术身份已居于国际学术前沿了，那就会陷入一种“学术市场化误会”。你们必须首先在常规学科内具有相当知识基础才可进而谈得到符号学研究.。不此之图，而是以为掌握外语之后就晋级研究“符号学专业”，就是在自己忽悠自己，耽误的就是你一生的学术前途。）。符号学是一类学理方向和一类方法的统称，它可应用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尽管本文未获约稿刊物主编采纳，我仍感谢该刊主任的约稿信至少“刺激”我完成了一篇再次为符号学“正名”的评论。因为我写此文的一个附带的动因也在于“澄清自己的责任”。自1977年底首先以内部资料翻译方式在电影学术界引介电影符号学起，我在两岸四地学界为符号学“鼓吹”已逾四十余年，却因国内外学界生态变化和符号学本身身份不明的原因，反而使符号学易于成为学界急功近利的手段和学场营销的商标。客观上说，对此我本人难道没有也应该担负的责任吗？这是我自己也要进一步检讨的。 （补注于2021-7-31） ** ** ** ** **
1977年下半年是我一生发生巨变之始，此前20年的人文思想研读此时凝聚到人文学理思考的新方向上来了；年底前翻译的《结构主义》文稿，竟然引领我从此成为了科研人员；而且，我的正式学术生涯不仅始于新时期，而且“符号学”自那时起就与我的新时期经历形成了全覆盖。不仅如此，我的“符号学实践”竟然在改革开放不久就使我有机会与国际符号学活动交织在一起。独立研学与国际交流可谓始终相互交织，并使非科班出身的我最终得以在国际学术场域背景前为自己的学术方向进行了独立定位。实际上，从我1979年最初致信列维斯特劳斯和克里斯托娃起，到2019年我的英文符号学论文集被国际符号学学会同仁予以正反两面书评止，我与国际符号学界的来往历史也已达40年之久。如果要系统回顾其间发生的种种事端以及交流中的众多体验，则需一部专著的篇幅加以撰述。本文仅能略述概要以供读者参考而已。
五十年代北京高中时期，我对人文思想的兴趣，因中学校图书馆条件所限，主要相关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和俄国文艺理论。从1956年考入天津大学土建系起，兴趣和眼界逐渐拓广至欧洲古典哲学与欧美思想史领域（也即从我的“文学阶段”迈入我的“哲学阶段”）。而自1959年初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立志自学哲学起，由于触及的国外书物范围陡增，遂迅即“超越了”欧洲古典思想史范畴而“跃入了”我的“现代主义”时期：也即在哲学，文学，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等领域内将目光全面转向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文化与思想。在北图为我展开的此一大千精神世界中，主要目标自然是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自古以来，哲学就是理论思考之途径与基础。
“文革”以前的十几年间社会上仍然流通有少量供研究批判用的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文艺理论的中文出版物(公开版及内部版)，相关著译者们大多是在1949年前有过国内外教育经历者，其国外知识的眼界与程度固然高于当时国内新学界，却也不免受到民国最初四十年西化初兴时期含有的自然认知局限性（如哲学多为美国实用主义和欧洲实证主义，文学理论多为英美新批评派，以及少量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派美术与音乐）。北图那时仍然出借的1949年前的中文理论书籍中，现代西方哲学类不多。为此我决心自学外语以便有条件研读当时北图仍在不停引进的当代的西方文史哲书刊（我曾提到过，北图当时的馆长是早期共产党人张申府先生，故购藏的现代西方哲学类图书甚夥，每周都有新书目刊出，本本都刺激着我的求知欲）。在60年代哲学内部出版物中，现代英美流派稍多，我自己就曾借用内部借书证购置过不少社会科学译著，包括皮尔士哲学、莫里斯符号学和所谓“普通语义学”等，但实用主义方向的理论从来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可以说，在新时期到来以前我对于“现代符号学思潮”不仅并无了解，而且对于皮尔士、莫里斯等人有关“符号”的论述根本未予重视。（1988年开始去西柏林符号学研究所访学后渐渐知悉，原来那时东西德在符号学理论领域兴趣相当一致，莫里斯符号学竟然是柏林墙两侧学界共同推崇的符号学理论，令我大感错愕。而那时已完成法国电影符号学引介著作的我本人，还发现德国电影理论家尚停留在“电影哲学”阶段。那时德国人文理论界对于邻国法国符号学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而已。几年前我在柏林学术书店的哲学专柜上竟然看到摆放着若干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文集，图书市场会将结构主义理论视为某种“哲学类读物”。而在哲学专业书架内却甚少有胡塞尔专著。凡此种种说明，二次大战导致战前曾傲视全球的德意志理论精神生命力已大失元气，至今难以复苏。）
1978年起，因缘际会，我得以进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从此才获得了迈入国内外学界的机会。我曾谈起过，激发我关注到现代符号学重要性的“第一人”是列维斯特劳斯（2004年由于他对我的再次推荐，我才得以获得资助参加了里昂国际符号学大会并当选为副会长，这才有了其后我参与推进中外符号学交流的机会）；1977年夏进入有限开放后的北图时，吸引住我的首先是法国结构主义。我在北图开放后理论兴趣发生的重大改变，与国外流行的影响毫无关系，思想方向的转折，可以说完全基于自己长期以来（在资讯极其有限条件下）对现代哲学和人文理论独自研读探索的个人经验。此一兴趣方向的顿时转变体现为：从一贯以来的哲学中心主义观向其他人文学科内跨学科的理论方向的转移。这样的认识论方向的变轨导致我从此摆脱了“理论即哲学”的传统观念。结构主义使我“心灵为之一亮”的“引线”，可以说是三大“学科理论话语”：文学理论（立即超越了现代新批评派理论），电影理论（立即超越了“电影哲学”派理论），和历史理论（立即超越了“历史哲学”派理论）。于是，《结构主义》译本成为了我进入哲学所的契机；电影符号学文章翻译及其后的著作使我后来受聘为《当代电影》编委，历史理论的译、作则使我成为了《历史理论》编委。反之，在哲学领域，我本人从未受聘拥有过任何职衔，虽然哲学才是我的本业，也是我毕生贡献最多的领域。这三大当代人文理论都是以欧陆人文理论和思想史为基础展开的，大部分是实现于战后法国学界的。不过，人文学界这三大理论学科的“形成背景”虽然均某种程度上交叉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而由现代符号学理论方向加以系统革新的“当代人文理论”，一般而言，恰恰都是“超越了哲学规范”后的产物（不妨说，现代符号学的人文理论方向促成了西方哲学垄断地位的瓦解）。什么叫“人文理论”？在十九世纪及以前，两千年来所谓人文理论就是哲学学科内的各种理论思想。爱好理论性思维的学者当然都是工作于“哲学领域”的。而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社会科学随之而起，其方法论成功原因之一都源于摆脱了哲学教条主义的繫绊，历经两个世纪来科学思想进步的影响，也最终导致“人文科学”轮廓的渐渐浮现。人文思想及理论才渐渐具有了某种“科学化”倾向。但是与前两大科学的构成不同，人文科学始终“身份未明”（请看“人文科学”一词如何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反对即可见一斑），它始终介于“人文”与“科学”异质性交汇线上，其理论形态则是由“哲学传统”和“现代科学”间交叉互动与革新演化而成。不仅分析哲学派和科学哲学派人士，而且西方符号学理论家们至今仍难深入理解的是：现代人文科学的革新发展其实是与符号学精神密不可分的（皮尔士的逻辑哲学思想是大幅脱离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实践的；逻辑实证论的统一科学主义的“物理学本位主义”根本脱离了人文思想传统并限制了任何跨学科实践；格雷马斯的语言学方向的统一人文科学抱负，并未涉及中西思想史话语实体本身。就一般符号学理论而言，无论是逻辑主义、语言学主义还是哲学主义，都与符号学的跨学科理论方向相违背。即使在符号学界，关于“统一性”和“一致性”的概念仍然受到传统式“单学科一元论”思维惯习的影响。本人在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提出的“多元理性类型观”就是与此论题相关的）。本文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符号学”这个含混标称，其涉及的人类文明精神理性化革新发展意涵，其实是远远深广于当前偏于实用功利主义导向的国际符号学的理论思考氛围的。
以上所谈，既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认识论有关，也与人文学术跨学科研究方向有关。一个完全偶然的因缘使我（作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访美学者）到美国不久就获得机会与不少国际符号学知名学者见了面。1982年5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邀请人理查罗蒂的办公室后，他告诉我在多伦多大学马上会举办一次国际符号学夏季系列研讨会消息。我于是当晚即向该会写信自荐与会理由并寄去所译《结构主义》一书。不久就在哲学系办公室收到回信，大会同意我免费参会并支付生活费。我于是就用仅有的两百余元买了单程车票，进城办好签证，几天后即沿纽约上州铁路赴加。在多伦多大学的讲演会与研讨会上先后见到了包括艾柯、西北奥克、塞尔、福柯等名家，并幸遇后来导致我学术生涯变化的柏林波斯纳教授（这位小我6岁的前国际学会会长不幸已于去年病故；1982年多伦多会议期间他主动邀我见面，鼓励我参加西德某青年符号学活动，因其错估了时已45岁的我的年龄在40岁以下），从此开始了我与国际符号学学会长达三四十年的学术交往。在我于德国柏林工大符号学中心和波鸿哲学所两地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写作计划后，曾于1994年参加伯克利大学的国际符号学大会，并主持一个理论组讨论和发表论文。那次大会上理论组的一个主要议题为“什么是符号学？”此问题的回答牵扯到两个不同的思考角度：“符号学职场角度”和“符号学学术角度”。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却实际上处处纠缠在一起，导致相关讨论易于发生混乱。此一现象当然不限于国际符号学，不过在国际符号学界最为突显。按照“职场观点”，对于符号学学术内容的要求极为宽松，任何自称是符号学的学术几乎都是来者不拒，甚至于多多益善，参加者只须交上注册费、食宿费即可。结果符号学的聚会几乎相当于职业市场交际会。至于从“学术观点”看，作为学界主体的各部门符号学应该说是成效显著的，但难以对其予以统一分类。因这类“部门符号学”学术究竟应该归入“符号学”还是某种学科呢（如语言学，逻辑学，科学哲学，文学理论等）？如果它们均须以常规学科专业为其职场生存之基础，那又为何需要再称之以“符号学”呢？至于“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由于各自理论来源不同，打算以其作为“符号学”学术统一性的根据的企图更难获得成功。实际上，所谓符号学的“一般理论”往往被理论家们以各种哲学理论话语来充数，结果反成为了若干“二流哲学”，并难以对部门符号学产生任何影响。“什么是符号学？”的问题，因此也不可能由这些自称是统一符号学理论家者予以适当回答。
客观来说，此一符号学观察角度的歧义性乃是职场制度性机制内嵌的产物，我们不须为此对学者个人求全责备。无论如何，在职场与市场上，“符号学”的确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跨国跨界的学术交流平台。从职场角度看，这个词本身的通常指称可包括：职场类型，学科身份，学术特点，权威名号，理论方向等等，其中每一种均可对“什么是符号学？”给与不同的回答。而其中每一种回答其实也都与学术与职场的得失效果相关。在时代“职场功利主义”风气下，学者及派系，均须依据功利主义的职场机制力求标新立异，宣传鼓吹，以致力于自家职场的成功。如果从“学理角度”看，符号学学理问题之所以比其他领域更为复杂和纷乱，乃因其跨学科特点必然涉及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历史本身。其学理背景难以蠡清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则在于，具有几千年各文明思想史传统的人文学术实体，在其朝向“科学理性”方向自我改造过程中，均自然呈现出层出不穷的困惑与挑战，符号学思潮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通常，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按照自行选定的标准、方法、目标与课题，以作为学者个人与派系参与职场学术竞争的方略。于是学界可以随意涌出百十家符号学派系，均能言之成理（这恰恰是人文科学蕴含的风险：其理论话语是最易于随意编织而不致遭受“证伪”的。传统语言内嵌的语义混淆性为此提供了理论随意编织的方便性），因而均可作为学术竞争的渠道和手段（学术竞争机制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学理成就与人际关系。后者即与今日学界内市场式营销行为相关）。学界会以为这样就算完成了自身符号学事业的建设。因为对之正误检验的最后判准乃是职场内的“成绩大小”（竞争胜负结果）。殊不知此一成绩仅只是职场内职业成功的标志而已。
对于伯克利大会上的这个议题，现在可以更合理地这样来回答。从职场角度说，“什么是符号学？”的问题应该改为“如何用‘符号学’名称来标名？”的问题。这样一来，甚至于可将任何学术内容均标以“符号学研究”，“符号学”成了人文学术市场上（不须注册的）知名品牌标志。这就是今日国际大小符号学会议的实际现状，因此人文科学各领域（如文史哲内一切内容，比较文学，传媒学，认知科学等等）内的研究均可纳入。伯克利大会上问题的提出，表面上是学理性问题，实际上似乎暗示着理论家们可能怀抱着如何“占据”“符号学正统”名分的动机。
1997年夏当北图重新开放使我得以接触国际新知新学新理讯息。我之所以“发现”了1960年代起形成的国际符号学运动，乃因其丰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全新思考角度与方法，大有助于我更为清晰地思考和分析传统人文思想理论问题。人文思考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变，首先体现为名词概念规定的明晰性获得了系统的提升。正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分析法使我顿时感觉到它对于人文话语的语义学清理工作极具可操作性，语词记号分析法因此应是一切文史哲话语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语义学准备之一。此一理性思考方式的冲击力也恰恰是在与哲学系统性理论话语对比中产生的。与自上而下的哲学演绎性分析方式不同，符号学的“理论性思维”是以自下而上方式进行的。结构语言学是一般性的，但其方法论运用是具体性的，这就是何以现代符号学运动的主要成就均出现于各种“部门符号学”内之故。换言之，我所感受到的“列维斯特劳斯与罗兰巴尔特理论思维冲击力”，都产生于其具体文本意义分析中。1977年时我的符号学理论“切入点”竟然是：文学，电影与历史。从一向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思维，突然转至由下而上的思维，也即从“具体性”中归纳出“一般性”，这是一次通过归纳法的强化而实现的思维方式之飞跃（我在十年后的北图突然陷入此一精神喜悦之时，哪曾料到此一个人学术发现竟然随即也为我开启了重归学术社会的契机！“符号学”成为了仅有三年大学学历的我一步迈入学术机构的“敲门砖”！）于是：电影与文学的独立理论分析法与同时存在的“哲学美学”分析法的鲜明对比；中西历史话语的语词与意义分析法和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哲学及史料考据法的鲜明对比；语法词法溯源描述学与意义及功能的结构分析法的本质区别；以及当代欧陆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些半属社会科学半属人文科学的理论性研究新方向均摆脱了传统哲学的僵化演绎主义。可以说，“符号学”对于我的影响，远非限于符号学领域，而是触及我后来从事的一切中西学术研究的方向、方式和方法。
我对符号学精神的认定与接受是完全基于我自己对中西思想史研究经验之上的，所以我只认同符号学领域中我认为重要的部分，未曾将任何西方大家视为绝对的楷模。自90年代起我并进而与国际名流的学理框架逐一拉开了距离，因为我日益深化了这样的认识：“符号学精神”只是部分地体现于而非具体凝结于“某某大师学术结论上”。大师们只是各自在符号学精神大方向上创造了一局部成就，以供后人发展与改进，绝对不能以为其相当于某种“完成了的名作”或某种“万能工具”，可供学界崇拜及机械地应用。一切有助于推进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新知新学新理，都是建立在对各个学科现代化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考察、组合、修正、创造的基础上的。每一学者都是在此人类学术大家庭中分担着局部的探索任务，其成功只不过是某种半成品，有待于后人陆续对其改善和重新组合，为此必须一方面不断批评性地深化对西方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对人类传统思想史的批评性研究，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因此，比较文史哲宗艺思想史研究启示我们，人类的传统历史与思想史的范围远远不止于大家较为熟悉的西方思想史，而是必须涵括人类各文明传统中的思想文化史全部。而几乎所有的国际人文理论大家对于中国文史哲传统均所知有限（国际汉学基本上尚未被纳入国际理论主流），因此其学术实践的结论是具有片面性的。因此，严格说来，任何深入的“东西理论交流计划”都是难以深入进行的。当“跨文化符号学时代”来临后，如何予以具体推进，真成了在国际学会内突然出现的另一跨国交流的难题。几十年来与其交往过程中，越来越体察到国际学者的“认知误会”之实态，他们无不积极于“推动”符号学运动的国际化发展，却有知未知地陷入一如下错综复杂境遇：1）目的在于扩大自身学派的影响力，故积极于国际交流；2）“自信心一”在于符号学理论和实践主要为西方产物，自身为符号学学术资讯的当然输出方；3）“自信心二”在于，从现代科学角度看，东方传统文化学术欠缺理论素质，故必以西学为师；4）而一旦涉及具体学术规划细节时陡然自觉到：原来“我们对东方高级文化传统知识近乎零！”。结果发现，“东西符号学合作计划”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难以深度参与的。他们的天真性表现在：一方面各自均据职场求利本能，自夸个人理论成就以追求知名度提升，另一方面则下意识地忽略非西方文明的学术价值（以此躲避其既不懂其语言又不知其思想内容的事实）。实际上，由于国际学者对于东方及中国高端文化学术知识及语言的欠缺，他们是很难参与跨文化符号学研究计划的。固然国际学术交流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合理情况（趋炎附势为人类天性之一），但我愿从人类文明发展学角度看待这类心理不平衡现象：东方人都有强烈意愿，既努力传承本传统文化学术也积极研学西方人文化学术，而西方人则否，但他们对此事实并不清晰意识。因为今日国际人文学术世界内的主流是西方学术，西方汉学并非理论性学科，所起作用有限，而东方人文思想史研究尚处于起飞阶段，尚不足以引起西方同行重视和“警惕”。而当有朝一日他们不得不进而意识到：非西方学者可能既知东又知西，甚至于在知西方面可能不在其以下时，如无“学为己”人生观的国际者将情何以堪？而国际通行语言的历史事实使他们天然貌似具有着的“交流优越性”，后者却可能助长了他们对此种文化认知片面性加以自我掩饰的倾向。
当我参与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两次大会筹备期间，作为沟通联系人和学术顾问，也就再次深陷此中西文化高低意识冲突中。只有当“跨文化符号学”（相当于“真正的国际符号学”，因其前的所谓国际符号学主要是西学中心主义的）的会议真正筹办时，他们才意识到其中牵扯到的复杂“文化冲突论”问题。例如，南京大会究竟是西方人以“将西方理论引介至中国”为目的呢，还是东方人以在国际参会者面前“炫耀”西人对其一无所知的“中华文化”为目的呢？为此，在国际学会委员会讨论时不仅要避免“中西对比”字样，也须避免“东西对比”字样。我的真正态度也被反复地予以试探（如须解决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要在南京举办国际人文理论会议？这对国际符号学学会有何利益？”这类既期待又犹豫的心态，其实与此国际交流计划的正大光明背景无关，而是反映着他们自身的“利害盘算”。列日符号学中心竟因与我的学术观点冲突而最终放弃了来南京参会的许诺。后来一位后来担任了学会负责人者，竟然在南京大会召开前就发文“警告”学会注意“李所筹划的国际大会可能有损国际学会的利益！”大会之后，等到他占据了位置后，遂有机会直接对我本人表现出“洋人也会给你穿小鞋的伎俩”。我自然随即给与反击，并遗憾地指出学会生态是如何可被“政治游戏”左右着。）因为本人素来没有职场求利意识，遂可秉持纯粹学术观点，毫无权谋地努力于企图实现此（本质上是“中西间”的）双向学术理论交流平台的搭建，以促进双方对彼此学术长短认知的提升（强者知短而心喜，视之为自强之契机；弱者知短而自馁，故多取视而不见的自欺态度）。我的国际同行们，对于我这个“有用的沟通者”，不免感觉“亦喜亦忧”。从职场观点看，对于南京大会的成功，他们对我表现了真诚的感谢（了解到背景的错综复杂，他们事后来信赞叹说：“真不知你是如何协调促成了如此成功的国际会议的！”）；但从学术观点看，他们对我的“猜忌”则逐渐加深，其潜台词可能是：“我们如被带入此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那时会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呢？”于是，职场的“得”就开始与预期中潜在的学术上的“失”发生了相互冲突。“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提法究竟“对谁有利？”（如果他们持“以学求真”的动机的话，会产生这样愚蠢的疑问吗？）于是，他们就在此“国际学术政治学场”内显示其“手腕”：以至于在2014索菲亚大会上竟然不留给我一个发言时间，以便在离任前谈一下南京大会后中西符号学交流的意义问题。记得1994年伯克利大会上山口昌南卸任副会长时，不仅安排了他的专门致辞，发表感言，而且艾柯还亲自在大会发言对其沟通东西学术文化的贡献予以表彰（相比之下，我在闭幕会上仅只“突兀地”获得了西班牙秘书长个人发出的“感谢”，此一“姿态”的涵义真是无比深刻！）。我们的南京大会不仅在东西交流事业规模上无数倍地较前获得发展（中国成为欧美地区之外第一次举行大会的地方），而且我本人所介入的交流领域更是远远大于、广于、深于山口昌南先生。但在换届会议上，组织者大搞学术权术学，故意使我无机会对“跨文化符号学时代”到来的意涵加以阐释！（不过本人其后发表的多篇英文论文已然对此加以阐发。毕竟学会并非铁板一块）而当本人英文论文集出版后为其抢先加以书评时，他们在意的是：李的文章对国际学派势力的批评会对他们在中开拓影响力范围会产生多大作用！学会新领导者，恰恰也是与我曾发生观点冲突者，我的卸任与离会，会使他们大感庆幸，他们哪里懂得我与他们根本不属同类，怎会在意学界无聊的争名夺利作为？而且，符号学只不过是我的学术实践领域之一而已，2012/2014也恰恰成为我大幅转移学术实践方向的分界线。此外，学术作风之外，一些国际学会带头人的西学理论水平之肤浅，也不断出乎我的意料。这些都是今日全球化功利主义职场化大环境所导致的学界风习！他们信守以学逐利，我坚持以学求真，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也。
在离开国际符号学学会时我已明确宣称，重要的是“方向上不变的符号学精神”，而不是“内容固定的符号学知识”，前者朝向于对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全局命运的思考，后者则倾向于通过巩固学科身份以营建职场竞争力量。作为符号学学者为一事，作为符号学事业组织者则必然是另一事，后者是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倡导者和协调者。将符号学理论视为固定学科，原则上首先违背了符号学的“跨学科科研方向”。形成“符号学学科”岂非正是要以一新的学科本位论来否定“跨学科方向”？（通过跨学科方法形成的新理论，被当成了另一新学科，岂非走向了符号学精神的反面？）近年来为了增加国际符号学理论界的声誉，一些理论家们纷纷寻找某一哲学流派或某一哲学家作为自身符号学理论的“基础”（实为“大树底下好乘凉”意识作祟），结果反而也暴露了该“符号学理论探讨”之如何违背符号学的跨学科精神。当符号学理论家未能发展独立的符号学理论而是企图依仗哲学界大家的名势来在非哲学领域内提升自己的学界身份时，结果所暴露的弱点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既以其哲学中心主义论违背了跨学科理论精神，又显露了其哲学学术判断力的欠缺（还不要提其西方哲学修养的不足了！）不过，有鉴于我已谈过无数遍的情况，我们也不必对职场科班出身者必然会有的治学弱点过分挑剔，而应看出此类普遍倾向乃系职场与市场制度性约制的自然效果。这一学术机会主义倾向今日当然不限于符号学界，而是遍及于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全域与全局。
当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探索”后，即有志于参与推进和发展中国人文科学学界内的符号学精神实践。我逐渐认识到，应该区分“狭义符号学”（即符号学职场）和“广义符号学”（以“符号学”标称表示的与职场符号学相关而进一步扩大展开的思想理论革新方向），前者的国际理论主流为语言学-逻辑学本位方向的，后者应该扩大为“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的综合开发的方向。这样的构想源于我认识到，此一广义符号学精神必然将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而后者必然首先涉及对当前国际主流理论的独立批评性与合理删选性工作。这样的独立理论批评的态度，其实既有助于西方符号学理论自身的改进，也有助于中西比较研究的学术建设（盲目跟随国际名流亦步亦趋，首先根本无助于中国符号学本身的开发）。本着独善兼济人生观，自1978年起我就开始思考着，在个人沿着全新方向弥补和提升自身知识的同时，如何参与促进中国学界人文学术理论的复兴与发展问题。考虑到刚从“文革”走出的中国学界实情以及新时期学人竞相求进的状态，推动全新的符号学事业，必须协调有序的进行，即应该在公正而统一的领导下加以推进。当时我所在的现代外国哲学室以及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作为最初的符号学组织者是相当适宜的，因为无论研究室还是学会，都具有跨学科和理论化特色。在1982年出国前，我本人首先为此引介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现象学理论，并通过前述三种跨学科理论研究（电影，文学，历史）以及利科的“跨学科的哲学趋向”翻译，呈现了何谓跨学科“符号学理论研究”的范例。自1987年以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为主（哲学所逻辑学室、社科院世界史所、社科院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所、《当代电影》编辑部、北大英语系和中文系、天津外国语学院等均为参与者）召开的京津两地各界人士参加的中国社科院符号学座谈会，提供了在中国学界组织跨学科的符号学事业可能性的讨论，到会者有不少学界领导与名家。素无等级名利意识的我本人，作为实际组织者之一，最为在意的就是参与者的动机问题。如果打算通过海外学术时髦作为在国内学界“争先恐后、捷足先登”的渠道，那么一切努力均属浪费时间。然而，中国社科院一直是我理想中的符号学“组织基地”，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多学科体制提供了形成符号学运作平台的现成理想学术资源。我更倾向于由社科院某院所及领导担任未来学会“领导”，因这样的组织者可自然区分学者身份与领导身份，二者不至于混融。（无论什么集体性学术活动，最怕的就是领导者或权威者借助自身地位并通过所领导的学会来推进自身和本派之职场利益，这样一来不仅行事不公，而且必然阻碍其他学科人士的参与）。是次座谈会，即使获得了上级领导的支持，我却判断为当时成立学会（那时成立全国性学会要比后来容易得多）根本没有意义。
1988年夏初我启程赴德，从事一项符号学理论写作计划，但也在加入国际学会后继续在国外参与推进中外符号学交流之事。同时期，在日本逻辑学会鼓励下，中国逻辑学会也开始参加了国际学会活动。自1989、1994、1997等国际大会期间，我与逻辑学会朋友都曾合作过，虽然我们的研究方向并不一样。等到本世纪开始返国后，我曾于2000、2002、2004这三年与社科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合作举行了几次国内与国际符号学研讨会（2002年的浙江大学研讨会可以说是第一次举行的全国跨学科符号学研讨会，由于逻辑学会负责人及院长黄华新的努力得以克服跨学科障碍，使得哲学、史学、外语、中文、逻辑等领域学者终于汇聚一堂）。2004年在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符号学与人文科学研讨会，也许是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真正跨学科的符号学国际会议，是会由世界文明中心和国际学会委员会共同主办。在我的建议下，参会的十多位国际学者还将自己的专著带来赠与社科院图书馆，以供社科院日后领导中国符号学事业之用。然而可惜的是，最终得悉社科院并无意于担负此学术开拓重任。文明中心建议我与清华大学逻辑学界合作，我们的确共同参加了2004年里昂大会，并组织了两岸学者参加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不过后来共同筹划的“东亚与南亚的符号学学会”设想并未成功。
完全出于偶然，在2004年社科院国际符号学研讨会上遇到了参加研讨会并分担会务费和翻译工作的南京师大外语学院老师们，并立即开始了初步接触，不想成为其后彼此继续合作的机缘，并埋下了日后将国际大会引入南京召开的种子。我与南师大外院其后多次合作的成功，相当程度上缘于南师大外院的朴素学风，因那里当时尚未出现任何学术权威（我那时最“怕”的是文学理论精英们，最为“警惕”的是刚刚获得了西方学位的海归们，因为他们必以西学导师为自身资格之证据并为伸张此种资格而企图主导国内研究方向，而这些国际导师们可能恰恰是我要予以批评的对象。我的促进独立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心愿当然会与他们的依洋自重态度发生冲突）。1987年社科院座谈会上，无论是逻辑学界还是比较文学与英语界，都有“大佬”们表现出伸张各自话语权的姿态，竟致使我我一时“闹场”失态，并感觉到提倡新学是多么困难之事。人们极少关心如何提升自己的学术而是纷纷依权借势，各逞威风。次年在慕尼黑比较文学大会的晚会上，我又与曾参加社科院座谈会的那位北大权威相遇，我正想好好与这位带头人谈谈如何合作推动中国符号学事业，不想这位“长辈”劈头一句就是：“国际学会应该找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来才对！”80年代的学术精英们固然“后生可畏”，但我也同样须小心应对一些曾经具有1949年前名校资历的老专家们。他们还以为自己已然忘记得差不多的民国时代西学知识之水平即足以使其在新时期以学术权威自居，并理直气壮地要在学界指点江山。（研习继承民国时期学术思想为一事，认识到这些思想与国际水平的多方面差距为另一事。本人一贯避免将学术研究作为非学术目标之手段的态度，因为这将导致“因小而失大”。这是我与80年代精英们态度不同的根本原因。）这些对于近三十年来国际学术一无所知的老专家们的“49年前”资历因可获得官方资格认定，遂真以学术复兴大业的带头人自居了。一些大佬们的无知却自以为是，遂成为阻碍新知新学新理传播的一种具体障碍。就符号学的传播而言，那时一位根本不知当代符号学为何物的北大大佬，常可在《读书》上随意发文，本人投稿则加以婉拒。（我写的《电影符号学》曾被出版社主编讽刺为“天书”；我译的罗兰巴尔特文集被平反复职的一位著名胡风派文学批评家审阅后拒绝；甚至于我受邀翻译的先锋派电影理论长文也被一位圣约翰英语系名家主编在付稿酬后谢绝刊登。再次提及这些陈年旧事，不是为了发泄，而是意在指出后文革时期中国人文学界之实态，那本来将是我们人人均须积极补课和进学的时期，如何能够将其视为学界竞相标榜高低的机会？）我与南师大外院结缘的诸多因素之一，也许正因离开了大佬云集的“京城”之故。在共同筹备参加或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过程中（芬兰，西班牙，南京一，南京二）他们对于我的学术判断和建议充分信任。大家都是通过开诚布公合作来促进集体学术事业的，所以才最终办成了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积累了在中国推进符号学事业的初步经验。
就符号学活动的组织方面言，中国外语界的优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们不熟悉符号学等现代理论情况下，外语界因外语工具方便而最先接触到符号学，遂自然成为引介国外符号学知识的主要渠道。此一外语优点使其恰可适合于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最初阶段的国际理论引介者和和国际学术交流的组织者。他们在本领域直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一事（外语工作者可利用外语方便选择自身感兴趣的常规学科作为自身“符号学实践的学科基地”），而在全体人文学界引介和间接组织各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为另一事。在中国符号学事业发展中此一中国学界特色（因国际学会学者是来自几十个不同学科的，而中国符号学事业目前主要来自“外语界”，辅以逻辑界、中文界、传媒学界）表现为参与者同时承担着两个不同任务：自身科研和引介及沟通国际学术。此一二重性是由中国学术思想史本身的历史特点造成的，我们应该承认此一事实的自然性和建设性。碍于今日全球职场化学科分划环境的限制，跨学科事业规模的拓广是不易具体安排的。另外，“外语”作为文教领域固然不是研究性专业（除了作为一般教育学专业外），但此一非属专科性的职场领域，却恰可因其非专科性而自然禀赋着学科开放性，外语学者不至于因坚持某具体专业的立场而产生学科排他性倾向。外语作为语言类工具，使其有条件最先接触国际学术资讯以发挥在中国学界传播新知新学新理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本文提到的“什么是符号学？”问题。国际符号学运动中素来有两大主流：英美逻辑哲学派（皮尔士，莫里斯，认知科学）和欧陆语言文学派。二者又同时牵扯到诸多不同语言学流派和不同的语言哲学流派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这些流派又都存立于其他专科领域内，如语言学，文学批评、逻辑学，哲学等专业职场。其中任何流派或学科其实都在不同方面、不同规模上具有一定跨学科倾向，均可因此而强调自身具有此“符号学特性”，从而各自强调自身适宜于作为国际符号学平台上的主导者。此类学科、领域、专业、职场、流派间的犬牙交错形势，既可成为参加者来者不拒的原因，也恰可成为导致相关于“符号学”的内涵、精神、原则、本质、方向认知混乱的根由。伯克利大会上的问题提出，既有学理上的必要，也有职场规则清理的需要。此一理论性问题连带着另一更具体的“符号学运作学”问题：在此错综复杂学术平台上是否可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号学学科”（semiotic discipline）呢？后者还进而与许多其他国内外“跨学科平台”问题相叠合：如比较哲学，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以及传媒学理论等等（新兴的传媒学基本上是一种实用技术性学科，而非理论性学科。但其跨学科特性鲜明，不仅涉及人文社会常识而且涉及工程技术以及商业运作。难怪今日国际上真有借助“符号学”标签推行纯粹商业化广告学的组织）。而在符号学理论范畴内，无论是结构语言学还是英美语言哲学都是与诸多其他学科与流派叠合在一起的。于是，当国际符号学平台（全国级学会再加上次级局部性学会），在国际学术职场全局环境内不得不思考如何竞争求存时，一个技术性问题正是如何首先为已然扩大展开的符号学学术活动重新定义的问题。在伯克利大会时，能够相对赋予“当代符号学”以统一性理论基础的是貌似逻辑性严格的艾柯的“语言哲学”。而且，艾柯作为“统一符号学界”的理论家和学者还有其他优越性：他是国际符号学界积极于“调和和统一欧陆派与英美派”的学者的权威之一，其学术既涉及哲学学科又涉及文艺学科。皮尔士理论与索绪尔理论本属两大不同的理论思想，结果人们因二者使用着词形相同而意思并不相同的sign一词，而将此两大理论流派组合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建立一门“符号学学科”所需的统一性形象的技术性条件。（我当初在翻译符号学理论文字时之所以采取日本学界的暂时性译法---记号，符号，象征等--，就是为了区别各种意涵近似而实义不同的诸原文概念。一般来说，欧陆人文思想较细腻，英美人文思想较粗放，而涉及到自然科学类概念时，则正好倒过来。）如前所述，“符号学”不可能专指某具体学科，哪怕是新学科。然而国际同行间出于表达方便经常使用“符号学学科”这样的称呼，我们应该在此将“学科”理解为“领域”。否则就会说出这样同语反复的句子：符号学学科是跨学科的学科了。
在撰写本文时我重新翻阅了由已故前学会秘书长贝尔纳德编辑出版的《国际符号学学会：1969-1994》一书，书籍装帧的简陋（因欠缺经费）不由使我想起这些曾经积极组织、推进国际符号学事业者的工作热情，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际摩擦和学术矛盾。围绕着“符号学”这个标称发生的种种足以贯穿二十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发展史。过去二三十年来，一方面我曾参与其事，另一方面也不断对其提出批评。如今回顾，觉得围绕着符号学的此一领域、平台和学会组织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均应从不同角度加以分别看待和讨论。例如，国际学会或学术平台的“组织学机制”，一方面相关于职场竞争的需要，组织者自然利用其多学科、跨学科特点作为扩大组织规模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此一参与者均怀有的此一扩大学会组织规模的意愿，的确也源于学会最初于60年代末建立时的全新思潮之学理需要：在学科分划过细的时代，学会为方向方法类似而学科领域不同的各国学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经验的学术平台。此因60年代出现的不少人文科学理论新著都是采取多学科理论交叉思考的产物。然而，此一最初自然的学术交流需要，在70年代起人文学术职业化迅速拓展背景下，逐渐演变成了因职场竞争需要而积极于扩大学会规模的态势。从现代符号学思想史上看，我开始接触、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的80年代，恰恰是学会生态发生此一“机制性能”演化的过渡期，故亲身体会到国际学会的“身份”是如何在悄悄进行演变的。我们中国符号学事业也恰恰正是开始于此时期，随之产生的各种问题也都与国际学会生态的演变息息相关。但是，二三十年来我个人虽然参与着学会工作，我的符号学观却与国际主流非常不同，不仅在西学领域内与之不同，更在“跨学科符号学”和“中国符号学”领域内与之完全不同。但“存在决定意识”，他们全部都是受教于、生存于、运作于职场制度性规范与程序中的，其所思所行无不受制于职场环境的压力与机会，结果必然是最终滋生出种种商业化学术风气：学术目的成为“职场求成”而非“学理求真”。学术真伪不过成为职场成败的修辞性美化。此一与欧陆60年代学界根本不同的治学精神与学界气氛，如果被视为“国际标准”而加以效法的话，岂非根本违背了符号学精神？此一结论当然是从“学术角度”得出的。而决定着国际人文学术方向的则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职场决定论。
最后，让我们试将“符号学”的多重所指性概述如下。
（写于旧金山湾区，截稿于2021-7-24）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