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要点为：在我多年来对于符号学事业（运动？）性质和功能的反思和认知中，可能发生了判断的“错误”。这涉及到一个实际性问题：“符号学事业或运动应有的方向问题”？是应该按照学术理念的标准判断，还是应该按照事业活动的实际发展判断呢？几十年来我都按照前者判断，所以在中外合作中处处扞格不入，而一直会把事业的现实状况看作对理念之不同程度上的“歪曲”；也就是不以“现况”为基础，而是反以理念为基础，即把理念当成了判断的“标尺”，而把现实当成了被衡量的对象。而“符号学”这个标签，一直认为应该是指理念，而不应是意指着现实。这样对吗？直到此前不久我都认为是对的，但此次到了国际符号学场合（在历经了以往两年中的风风雨雨之后），进一步见到国际的“符号学现实”，却猛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了。（一位留学生在旁调和说：也不能说是错了，而是认识提高了）此一认知转变的关键其实非常具体：“究竟该怎样使用‘符号学’这个标签？”新保加利亚大学符号学中心一位教授告我，他们的学生今日都对“经典理论”没兴趣，都关心与就业市场相关的实用性符号学问题。“媒体符号学”在美国大众文化环境和电子文化环境下蓬勃发展，正是此一国际学界现实之趋势的表现。过去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被动顺从现实趋向；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理想和理念；为此当然一直站在批判流行文化和学术大众化（往往等于“通俗化”，如果不说“庸俗化”的话）的立场上。那么为什么我会突然觉得自己“错”了呢？因为是我“错误地”看待了名称流通的正当性问题，是在名称的语用学层面上“错误”了。社会文化上使用的名称之正当“含义”，应该与我们主观地赋予该名称的含义加以区分。因此，“符号学”的使用权并不当然地属于作为少数派的我们，而是应该“属于”作为多数派的职业化体制内的从业者。换言之，大多数人喜欢怎么使用这个名称，其主要意涵就该如是规定。于是，我这才突然意识到：“符号学”如今并不属于其原初的理念了，而是属于方向和性质都已大变的、全球商业化时代的“新文化大众”中的‘符号学爱好者’所形成的新现实了。也就是：多数人喜欢怎么看待和实践符号学，符号学就应该主要指着他们所从事的内容。因此，当国际大会上“应用符号学”日益成为主流，“理论符号学”每况愈下之际，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性质和功能几十年间已经完成了其“蜕变”。我们必须诚实地认清这一符号学运动精神大转变的事实，并予以适当地因应和自我调适。

这个国际符号学运动大转变的事实，正好发生在我与国际符号学学会32年的关系史的过程中。1982年的多伦多夏季讲学营，也许是学会历史上“理论界”最后一次的“群星汇聚”。那次的经历也恰恰吻合我之前5年间对经典符号学运动理念的认知方向。那时的国际学会大方向的精神表征正是理论化朝向的，而学会的“创会元老”（看一下今日学会网站）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时之选。此后的10年间是我积极研习符号学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也是我最终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时间段。而就在此10年间我亲历了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水准的逐渐衰弱和实用符号学的逐渐扩展。我当然认识到，西方符号学的“主流”就是各种应用符号学，我自己也正是从电影符号学、文学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等应用性理论领域进入符号学的。但我却根据自己此前20年致力于人文科学重建思考的总背景而同时更加关注其一般理论性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的内容与西方各种符号学导论非常不同。他们都比我更加针对于符号学界的现实，我则在撰写时决定抛开各种应用符号学（包括材料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中的大量有趣主题）而直攻具有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性发展潜力的部分。在符号学运动领域内我侧重于理论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而我又开始直攻西方理论符号学主流中的、我认为的“偏差”部分。这就是：不应该把符号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应该图省事地给符号学实践找什么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或认知科学基础之类的“理论还原主义”。

回顾过去14年内我在国内第二阶段的符号学运动推动工作中，我仍然秉持此一原初理念行事（著述和宣导），却忽略新世纪中国内外的文化、学术、符号学活动中日益发生着的“应用化”、“市场化”、‘通俗化’潮流。这些潮流差不多都是发端于那一善于将复杂人文学理通俗化的美国大众文化和美式高教系统的潮流的。而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的留学生都来自美国，此一新趋向当然也日益贯通于国内符号学界。此次保加利亚行中（特别是在我会后10日的访古行程期间不断反思清理的过程中）我竟然“首次”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有关“符号学实践”的观念。其具体结论是：符号学运动今后必须一分为二了。其主体应该让位于通俗化符号学（过去我对此基本抱着警惕和批评态度）；也就是：既然从业者大多数喜欢应用符号学和媒体符号学，这个名称的主要部分应该由他们代表和进行，不论怎么进行都可以。既然在文化界-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内存在着从理论性到应用性不同程度搭配的“学术内容构成光谱”，“符号学界”可以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符号学”一词的主要内涵应该由其中大多数人的实践方向来规定，而不应该再由经典符号学时代的原初理念来规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另外开辟一个新的‘符号学相关的’领域来容纳和发展那种和原始经典符号学时代诸大师的理念相应的研究平台。如果在符号学运动分工后将前者称作“符号学-1”，那么就可称后者为“符号学-2”。二者不应该再“搅在一起”。而至今为止，国际符号学学会还是沿着最初的路径企图同时包容这两部分（理论符号学参加者多半为哲学界出身，而中国符号学界，除我之外，至今似乎尚无哲学界人士参与），虽然大家一目了然，这两部分之间的逻辑性关联甚少。所谓理论性关联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而今日国际学会对于建会当初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办会态度，如其说是源于其坚守学术理念，不如说是源于其为了集体性职业化利得的需要而人为地进行着形象营造而已。原初的精神生命力早已不复存在，留存的不过是各种变相的旧学旧理之重复而已。

此种构成性混乱却可能产生极大的副作用，结果导致两方面的负面效果：对于应用符号学来说，“一般符号学”并不能起到实际的理论性支持或引导作用，而其名义上朝向的人文科学科学化改进的目标却因各种保守的符号学理论实践方向而反受到阻碍。其实此一问题正是我在新版《理论符号学导论》增加的第四部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是即将出版的扩大版《结构与意义》中集中讨论的问题。这些有关人文科学革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大问题，当然应该有人研究，但不再在、也不应该再在“符号学-1”（即符号学主流）中讨论了，而应该在一新设定的工作领域内进行。我的“错误”在此表现的最为明显：不正是我一直要求“符号学-1”须做“符号学-2”的事吗？虽然我明知道大多数符号学-1的从业者欠缺进行符号学-2的知识性准备和兴趣，却还不切实际地对他们一再鼓吹应该这样做。此一僵化的实践学立场实际上源于自身有关“实践学范畴”的认识混淆。大家看到了过去两年来我和外语界各方的冲突中都有这一实践学范畴混淆的影子。我的不断有所变化的实践学态度中自然也反映了自己相关认识明晰度的逐渐增加。如，我最初希望“符号学论坛”不受方向与经典符号学精神相悖的媒体符号学的干扰（其实是我未认识到媒体符号学自然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不必用经典符号学理念对其加以衡量），与其硬性“切割”；之后此一切割方式转变为由“符号学-2”理念的坚守者本身主动退出“论坛”，并企图重组“新论坛”。而到了索菲亚后又突然顿悟：今日“符号学运动”，也就是国际学会的大多数项目都已应属于广义“应用符号学”领域。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更多的需要关注于文化学术的实践性、应用性、市场性方面，而不需涉及复杂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根源部分了。如此理解下，我也不需对应用符号学界仅通过一两年“速成”就可错身于“符号学界”的“符号学速成班”方式进行“讥讽”。如果一些有天资的演员可以不经过高校训练就可成为明星，为什么媒体新时代的“新学术界”就不能如法炮制呢？只不过是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不需要太多理论化准备而需要更多适应市场化时代文化趋势的创造能力即可；为什么我们承认“歌星”可以生存于“浅文化域”，就不允许“学商两栖”的新学者问世呢？我们今日到处看见不爱读书、不爱“宏观理论”、只爱微信、微博等“短小快”文化的年轻的一代人，他们难道没有按照自己的偏好去生存的权利吗？看来需要调整观念的反倒是我们这“老一代”人了。

但是，我在独身往访保加利亚各处修道院的公车上也再次坚定了这样的新认知：“符号学”（或符号学-1）应该让位给占据该场地的下一代学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承认那是唯一正当的符号学实践学方向。当然不是。只是还找不到恰当的理论方向称号，我们才一直和应用符号学界“抢用”此称号。但是我们经典符号学方向的从业者不仅不应该放弃自身正当的学术方向，反而应该找到更恰当的平台来独立经营“符号学-2”（将来也许换为另一种称呼）。这就是：我以往的处理失策中也有正确的方面：必须切割或在符号学运动中进行分工（二分法：1和2）。必须在符号学运动中贯彻大分工的战略（我正在针对西方符号学的功利主义倡导此一大分工观念）。

不仅是针对符号学运动内部进行“偏理论部”和“偏应用部”的大分工，而且要针对西方符号学主流的保守理论方向进行认识论的大分工。后者因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丰富国学资源的介入而更加需要如此。在此，让我对今日国内各界倡导“中国元素”者提醒一下：按照符号学-1把任何所谓中国元素任意纳入著作进行搭配这样的初步学术行为和在对中西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进行的中西融通的学术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顺便指出，我们在此关于符号学所提出的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其他各领域：都有一个在浅层上经营（以此方式即可在与对中学一无所知的老外交往中取得一时的学术宣传效果）和在深层上经营的区别。二者的范围、目标、方法、准备都截然不同，但可能都使用着同样的学科标签。按此学术实践分工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使得任何“符合群众需要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学术活动获得学界正当资格（爱搞什么研究就搞什么研究，只要有市场；正如爱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只要有人爱听），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耽误、阻碍部分学者朝向高深深广方向发展。二者不属于同一“学术战线”，不必相互冲突，即不必相互争比；正如物理学和文学不必相互争比一样。

但是，在万千相关因素中，我们最需警惕的就是学界崇洋媚外的本能倾向。对此，在我32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索菲亚国际学会大会之后，我从最初介入中西学术交流起就不断遇到此一对于民族学术发展前途而言具有致命性杀伤力的民族性倾向。不要看大家喜欢倡导民族主义口号，骨子里却是随时可以“望洋趋附”。这是机会主义、趋炎附势中最容易发生的心态和风习的变种：中国学者就是喜欢“崇洋媚外”（不用其中的情绪性贬义），就是和老外坐在一起就开心，就以为身价提高一级（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并不真了解老外在说什么，做什么，总之我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拿出几个“中国元素”来就足以应付住老外）。其实非欧美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如此。其中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拉着老外好办事！因为到处存在着制度性的崇洋媚外，不仅是留洋成风，而且国内办洋学成风。此中的社会风气性问题此处不谈，我提到此现象只出于一种担心：这会最基本地阻碍中华文明人文科学理论的提升。一是：凡对洋学理论只能亦步亦趋者，其本身洋学理论必差；二是：洋学本身正身染重疴，亦步亦趋者或崇洋媚外者对此既无认知之明，更无参与纠正之抱负。因为彼辈只有一个心思：“参与国际化”好办事！不是今日公开的政策说：凡要提升者先得在域外呆半年！至于你在那里干什么，并没有人管。但崇洋媚外者的本质也不是什么对洋学“情有独钟”的问题，而是由于趋炎附势为心而是老寻思着如何对其进行功利主义的最佳利用。第三，此种态度和趋向的长远负面后果是，轻忽知识学养的机会主义者将和国外学术机会主义者“土样合作”，把较低的洋学术引进中土而任其忽悠。因为中土机会主义者虽然洋文口语过关而其学术水平难以实质提高，故最为洋机会主义者所看重，偏爱其作为合作伙伴，即将其作为将自身低学术理论（因为在西方学界打不开局面者，特别急于到中土来忽悠，以便将其效果转用于其本国机构）带进中土进行忽悠的学术掮客（合作双方彼此放心：洋人相信学术水准低而会外语者，其学术方式必定有利于该洋学在中土的传播，不仅因其无批评能力，而且因其必须夸大洋伙伴的能耐才能够使洋伙伴在中土学界“好使”）。为此，洋机会主义者必定也懂得“投桃报李”：在中土利用自己的洋身份为中土合作者不时“站台”，而此一在中土学界进行的洋忽悠的策略大多易于见效，因学界上下正普遍弥漫着此一“走向国际”之迷障也。没有人细辨洋学理的高低深浅，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或者，只要贴上某国的标签就足可忽悠一气（当然首先是忽悠领导，而领导也正等着你来忽悠，只要忽悠的手段是洋货，就大家放心使用，谁让咱们炎黄子孙素以谦虚为美德呢！）。这样的土洋合作将在社会上崇洋媚外的大环境和土壤上生根发芽，形成长期误导中国学术发展的障碍。此一道理那么难看穿吗？当然不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上下都需要此容易操弄的学术忽悠法来共同编制“本单位学术上已上了一个台阶”的神话。此一当代学界崇洋媚外风潮也就通过此一土样机会主义“三结合”制成了一种人文学界的“皇帝新衣”现象：谁都知道实情，但谁都需要此一可使土样各方达至共利的、借洋学术进行忽悠的话语工具（同理，即使是国学，也得先通过与洋式的国学——汉学之挂钩）。

尽管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商业化发展将容易导致这样的前景，而在机会主义学术精神泛滥的条件下，我们并无能力参与抵制低质量“学术洋货”的涌入（劣币驱良币的逻辑是：我们自己的学术越不扎实，就越能够便于引进低质量的洋学术来；然后我们再通过人多力量大策略对此来一个“指鹿为马”计策：我们说谁行谁就行；我们吹捧谁，谁就能上位！这就是今日电子媒体世界的魔法力所在）。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与其进一步切割。之后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即首先倡导大力深化西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西学理论样品，另一方面提高对洋理论的批评能力（遗憾，我在此再发宏论，而此一态度可立即遭到学界大腕们的反感：你提倡我们提高理论水准，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水准不够？那你不是在变相来此破坏我们在业界的权威地位吗？说真话是要得罪人的。但真话还是要说）。后者当然也只能在符号学-2这样的小众学术领域发挥作用。

我们暂时以符号学-2为标称的广义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恰巧与我们的“新论坛”曾经宣告的内容范围一致。这就是：

1.    结合各主要学科进行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理论提升的探讨；

2.    对于中西人文学术主流间的跨文化理论层面的探讨；

3.    对于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美国学界主流无此标称）的方向进行综合的探讨；

4.    在人文科学现代化提升的基础上进行人类（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新科学的建构。

这些目标都是超出今日西方符号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的大目标，都是西方学者理论家没有能力进行的（对于西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他们的职业化功利主义使得他们无法进行此类学术实践战略性更新；对于中西高端人文理论化交融探索，西学家连基本语言学条件也无）。所以，对于中国符号学的符号学-2来说，其实践是必须摆脱国际学会的固化理论窠臼才能够办到的。这次退出国际学会之时，学会委员会原希望我以“东亚符号学学会”名义留任理事，以经营亚洲的跨国符号学联合工作。对此我已婉拒。几年前我确曾在实践学观念模糊情况下企图为此努力，今日认识到此一构想其实并无多大学术性价值，因为亚洲符号学学术并无潜力，那些亚洲欧美留学生们（一如港台学界）均以追逐西方学制标准为度，毫无独立创学的志向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也完全超脱了几十年来国际学会各界委员会唯以扩大学会国界版图为目的的肤浅学会目标，该心态恰足以证明学会领导人的无识和无志，岂能再与这帮国际学界趋炎附势者为伍？几十年来，在与彼辈貌合神离的合作过程中，不过是各行其是而已：他们唯以扩大学会范围为目标，我则完全以借以追求学理创新为目标。对于学会一些领导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南京大会前后表达的中国符号学的理念之高大深远，哪里是这些急功近利的西方学者所能够领悟和实践的？未来中国符号学的有志之士，一定得是勇于、诚于“走中国自己的路”者；从理念的建设来说，今日岂非正当其时？我们的确尚无实际的物质性条件为之，但我们已有思想性条件进行理论性和理念性方面的探索与准备。我们正应继踵孔孟朱王黄前贤，认识到理念性思想经营，正是实践性学术经营之准备和前站，也正是仁学“独善”与“兼济”二元实践论之前部：即独善的阶段。我们岂能因客观条件之不备而自暴自弃？仁学者正是那些勇于在任何艰困条件下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者。

但是还需补充一句：对于有志于符号学-2的学者学生们，我首先须提醒：必须用仁学精神抵制自身可能发生的任何崇洋媚外倾向【它只是趋炎附势倾向的一个亚类：对外，他如趋炎附势，对内，他必攀附权贵；对前者他用“国际化”理由，对后者他用“民族化”理由。注意：这两种表现往往出现于同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是最典型的学术机会主义者，而这种貌似追求国际化的学人其实正是阻碍中国学术正确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绝对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关心的根本不是民族的学术提高问题，而是如何利用各种现实条件谋求自身名利的问题】。要想正确判断洋学，就得加深拓广自身知识努力，而以名利为最终挂念者是绝对不花这个本钱的。我们符号学-2的从业者也必须和此风习切割。正确的生活实践分类学观念是有用的，它可帮助我们进行自我认知范围和远近焦距的调整和改进。

那么，归根到底，在对以往符号学实践历史进行彻底反思之后，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对于符号学运动的这种认识的转变，的确也反映着原先曾经犯有错误呢？是，也不是。其实这是一种事物本身客观的演变所带来的主观认知的逐渐改变，此一符号学事务演变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二者今日似乎均可以索菲亚大会为一分界线。即，我们从此之后再也不能无视事实的演变而固守四五十年来的认知混乱和学界形态和风气的变迁了。最初，六七十年代间，的确，那时产生的符号学学会是充斥着理论与应用兼收并蓄的宏伟抱负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可以看到，今日国际符号学界哪里有当时那种理论带头人的气势？自然，本文不拟涉及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学会当初成立时的混杂学术背景本身正是当代符号学运动之构成欠缺协调性的根源。一方面是美国派和法国派根本不同的学理背景，各方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张大声势而硬要凑在一起，以至于其后产生了那么多毫无价值的美法理论调和论。作为国际学术运动，自然也有专门对搞组织感兴趣的学人混身其内，他们只热衷于学会组织的营建工作。（这类学会组织建设的国际专家们今日仍然滞留于学会内，其人未见有什么学术性贡献却成为学会组织的积极力量。但由于他们是“高鼻子”，所以到了中国学界仍然照旧“好使”）学会及符号学运动的演变当然还受到后冷战时代日益发展的商业化趋势之影响，其效果是将学会和会议当成是拉帮结派、创造学界人脉势力的平台。我们无法对此符号学运动必然与社会文化商业化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加以阻挡或涉入，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现象。正如我们无法干涉歌星、影星文化及“电子鸦片文化”的客观发展一样，我们同理也无法干涉学术界和符号学界的任何群众运动式学术形态的扩展。如果“群众”喜欢某种学术文化形式和方向，在此全球商业化时代，自然就会合理地生存滋长下去。这已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再只是学理现象了。我们对于大多数社会文化现象都既无涉入的能力也无涉入的义务，对于符号学现象自然也应该持此态度。

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了另一种关注，我们应该从索菲亚大会开始空前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年前的“雅俗一体”的学术创新目标如今已经徒有其表了。符号学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几十年一贯制产生的职业共济团体成员，他们根本无关于人文学术理论创新的事业，而是只打算借助学会名义维持和增加自身在本国、本单位的职业利得的资本。我们不可再为此国际集体营造的学术假相所蒙蔽。符号学-2，其中包括着西学理论创新和中学现代化创新这两大任务，则必须摆脱国际学会框架而另造平台。即使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须先对其理念进行探讨。知难行易，知在行先。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此。本人在南京大会的发言中，以及其后发表于《江海学刊》中的宣言中，已将此远较西方同行提出的任何学理高明甚多的理念，加以宣达。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符号学运动的努力所促成的符号学-1事业，我们寄望其尽量合理发展，虽然必须指出，即使在此偏于实用、应用的研究中，也应该尽量扩大和增深知识性积累。希望从业者不要满足于借助符号学名号，利用外语条件和国学的“异国情调材料”，进行各种浅文化活动。但此一寄望（这是我自南京大会遇挫开始一直敦促的）不再属于符号学-2的业务范围了。如果今日倒退两年，我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我会及时进行彼此的切割而不是强求对方向自己靠拢。我应该看到，彼此的动机、目标和条件本来就是大不一样的。那是时代历史的客观产物，我如何能够对其加以主观地改变呢？不过，以往37年来，即使在符号学-1的形成过程中，我所倾注的心力也并非无效。对于他人固然不无助益，对于我本人的学术实践积累来说，其相关经验也还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我准确认识学术环境的性质和各种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同路人与自己学术努力的关系为何。我们毕竟都存在于同一历史环境内。国内国外均如此。有关我自己与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后我会进一步详细回顾与分析。今将保加利亚两周多行的启示与体悟先行简述于此，以略示端倪，余容后续。

2014,10,12，自索菲亚返旧金山湾区寓所10日后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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