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电影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
 
           李幼蒸
 
 
今日收到一位中文系电影符号学专业博士生来信，问询研究方向方法问题。虽然我对国内博士生来函问及
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等实际问题，一向难以作答，但因此次问题恰恰触及现代符号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突然引动了我对早年电影理论思考中也曾出现过的、未曾予以深入处理的课题的“兴趣”，而且这本来也是我一直 想对自己浅尝辄止的早年电影符号学研究加以反思总结课题的一部分，所以决定趁此复信机会略谈观点。起笔之后，马上感觉到，这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之事。一方面，电影理论和电影符号学，的确“兹事体大”，绝对不只是某一部门符号学专业内部之事，由于其本身构成的高度复杂性和多面性，可以说，根本上以成为现代文艺理论及美学建设的主要基础领域之一，涉及到现代人文科学思想的各个学科。于是，对我而言，要想简明扼要地、适切地回答这位青年理论学者的几个问题，也非易事。还不要说，这样的重大题目，已然根本不是 老朽如我者还有时间予以处理的了。我之所以决定起笔复信，乃因本打算仅就其观念中可调整的实用性方面提些建议。但是，一动笔就陷入了老毛病：随意即将课题范围扩大了；也就是随意产生了将心中想到的理论背景加以铺申的冲动。而这却是在一篇短文中应该加以遏制者。之所以仍然决定如此借题发挥、信笔成文，仍然希望本文提及的人文理论研学的方向性、方法性角度，可以对有志于人文理论思想探讨的青年们，有所助益。
 
这位研究生来信如下：
 
     我是x x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抱歉很冒昧给您写邮件请教。
       两年来您的著作译作一直伴随着我，也一直激励着我。因为自己博士论文选做“电影符号学”的缘故，一直想把苏联“电影符号学”这一支脉做起来。从俄国形式主义的《电影诗学》，到穆卡若夫斯基多篇电影论文，再一路写到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研究，曼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新媒体符号学。把苏联电影符号学和麦茨为主的法国电影符号学细究对比一番。
      可是翻看国内材料，对苏联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恐怕最早也就您细致分析提及过。现在国内也极少有人提。所以战战兢兢。 学问路上，一尺之外及黑暗，反复思索再三向您求教。
      您选编的《电影与方法》开篇导言里谈到，“直到60年代符号学才用于电影研究”“麦茨作为电影符号学的创始人”。国内从此几乎90%的电影符号学论文都以此为根据，对麦茨之前的电影与符号学的相关文献极少探索。您当时肯定是数知穆卡若夫斯基和洛特曼相关电影符号学研究的，这在《理论符号学导论》里阐释非常清晰。
      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苏联符号学这一支脉，是否存在“电影符号学”研究这一系统门类研究呢？我个人读完大量资料认为是存在的，而且也克服了麦茨先生电影符号学的诸多盲区。
      谢谢！再次因叨扰先生而致歉。
      期待先生对后学的帮助！
      向您致敬！
 
 
X X同学：
 
来信立即勾引起我对自己早年电影符号学研究中未及展开探讨的此一文艺学认识论课题的回忆：俄国、苏联、东欧的符号学系统与西欧符号学系统的理论关系问题。为了对来信所谈问题有所回应，我就采取此网上“公开回信形式”略述己见，以广交流。因未向你问询是否同意公开引用来信，姑且略去尊名及单位，祈谅。此外，因时间所限，只能以简约方式述及一些原则上的问题。
 
1.从来信看，你对电影符号学已有一定研究，问题的提出颇有深度。但我的第一提醒是：不要陷入“什么是符号学”以及“什么是电影符号学”这类学界“共识”框架内。（可参见本人最近在天津外校《语言与符号》上的文章）就你目前的专业而言，先不要把论述的范围铺设过宽，因会涉及到许多扩大的理论性问题。研究要一步步走。我当初触及的各种课题，也都有略显空泛之弊，因为时空环境不同，那时因学界百废待举，理论性知识有几十年的差距。上世纪百年来中国文艺界学人均对纯粹理论性问题不感兴趣（而是将“理论”理解为各种现实活动的经验性总结，而亦名之曰“理论”），所以我在每一领域都企图先将当前世界学界的“认识论视野”（而不是社会工程学的“眼界”）充分展示，作为“学术战略性平面”上的参照。然而每一学术方面都会牵扯到当时学界几乎完全不了解的知识范围。文艺学理论界及电影学界更是如此。但每一课题方面都涉及诸多需要另行增补研习的方方面面。
2.就你的任务方向言，首先，你目前从事的“苏俄与东欧电影符号学”一脉是现代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部分，应该在资料研究上尽量充分展开并完成。（不知你的外语资料研读工具主要是英文还是俄文？）这方面，如你所说，国内学界的重视是相当不够的。与此同时，应当以战前俄国与东欧方向的结构语言学（特别是雅克布森）作为工具性基础，以及对同一方向的东欧哲学美学（穆卡洛夫斯基，因格尔顿等）有所了解。因为此一方向的电影理论思考方式，是语言学、现象学、形式主义诗学以及早期先锋派电影美学的经验性综合的产物。按此，课题的任务应该是理论史方向的，主要是分析综述此一时期（电影文化初起不久时）的理论思想。其重点应该是：理论思维与电影实践（苏联早期实验电影和西方先锋派电影）思考的相关“介面”的分析。也即：理论性与技术性的有机的关联性分析。【但要注意：电影的产生动机是纯粹娱乐性、实验性、经验性的，实践者本人对相关“理论”毫无概念，而对电影现象产生理论性分析兴趣的，在西方主要是绘画美学界；在苏联则更为复杂：是世纪初走在世界前沿的俄国先锋派文艺实践及理论思考与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环境的“异质性综合互动”的产物。苏联早期实验派电影的偏技术性的理论革新思考之所以在西方业界流行，乃因当时西方的电影理论范畴尚未成熟。所谓“电影哲学”或美学的称谓，正反映着那时专业理论意识尚未出现。而苏联实验派电影实践技术与应用理论的的“比翼齐飞”，主要是艺术实践的技术性成就，而当被官方赋以意识形态功用后，又被西方左翼文艺理论家加以定向发挥。凡此种种，其意涵和理论价值今日都须重新估量。】
3.需要在理论范畴和课题分类上首先进行恰当划分，不可为类别名称和派别名称的“同一性”所误。因此，符号学，电影理论，电影符号学，文艺符号学等等，其内容所涵括者极为广泛、杂多，根本不是什么严格的派别称号，而是一批内容近似、风格类似而主题各异的“大杂烩”。但我们在不得不使用这些类别词时 自己要清楚个人选限定的主题范围。因此，不必就现有材料和课题名称（以及知名度）对其加以机械性归纳。【国内文科理论研究生的一个偏向是：大家就现有材料范围进行努力综合分析，以为其认真操作的结果，就是该领域内的主要成就表述了。而资料的不全根本上限制了概括的准确性。】
4.苏俄东欧电影理论与麦茨以后的西欧电影符号学，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史阶段和认识论上不同的科研方向（如穆卡洛夫斯基等仍以哲学为基础，巴尔特，麦茨则绝不谈及哲学话题），虽然都被纳入“电影符号学或电影理论”类别。其差异性有如“法国符号学”和“美国符号学”，但彼此均“抢用”“符号学”一词为标称。（此一混淆导致许多人毕生浪费时间在企图将二者“统一”的研究上）。就你目前课题目的看，似不宜设置这样的扩大研究方向。（为此还须了解雅克布森的“结构主义”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之显著不同）。在博士论文后的未来研究规划上，当然可以以“电影理论思想史”为框架进行综合研究，也就自然包括进60年代后的法意方向和麦茨理论【用“现代电影理论史”标称比“电影符号学史”标称，更为适当，因后者马上涉及什么是“符号学”的问题；不能说什么“凡关于符号的研究就是符号学”，这样就等于是“凡用语言进行的研究就是语言学”。客体，对象，概念，方法等各个理论思考侧面，各家各派都不相同。我之所以将早先著作称作《电影美学思想》，也是为了放宽范围，侧重于显示各类研究的相关性。但那不是专门性论述。博士论文当然以课题专深为好，但相关方面可以作为“背景”略加论及。但今日如将战前或苏俄东欧电影学泛称作“电影符号学”专题予以研究时，则也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此意为：从今日符号学角度重新审视早期偏形式主义的电影理论思考中的“符号学意涵”；这就相当于我常常提到顾颉刚史学是一种“理论”或“中国历史符号学先驱”。严格说，仅是一种比喻性提法而已。】但为此目的，须准备更为广泛深入的文艺理论与现代派作品的知识。简言之，打算在“电影符号学”范畴内来对二者进行理论上的严格统一论述，反而只能限于名词上的异同之见了。因这样须先界定“什么是电影符号学”？“影像声光系统”只是对象之材料，有如文学对象的材料是“语言”，但它们不足以作为界定理论概念的恰当性。大致来说，战前欧美的电影理论思考均处于概念含混阶段。不过，从理论思想史上看，该早期具尝试性的电影理论思考，可反映人类对文艺现象进行现代化思考的初起阶段，其经验仍然十分可贵。但不可因为这些人均在思想史上被公认为“大家”，就以为他们的著述可相当于某种理论上的定论，足以作为理论建设的基础。其实今日对他们的研究态度，应该根据于对其研究成果的重新体察和解释，以便为未来学术理论的发展做出准备。不要以为仅具国内极其有限资料即可完成什么成熟的总结。（外语资质甚差的我本人，早年自修时之所以决定首先攻习外语，就是意识到国内资料欠缺，无法据以进行深入研究。为什么今日青年反而无此意识呢？大家不是关注于相关对象的真实范围问题，而是关注于如何在现有资料范围内完成业务考核问题。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应该是未来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5.一般而言，研究生应该限制课题范围，以专题深入为主进行为宜。就理论层次言，旧俄、战前苏联、战后苏联、战后东欧，各有不同的内容重点和方向方法，也并不宜于“统一”处置（这样的想法也是受到“类别词”的误导：以为其中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也可参见我对“现象学”用法的论述）苏俄系统虽然是“大宗”，巴赫金，劳特曼甚至于受到西方盛赞，但总体言，该地该时的学术理论是显著受到环境加予的资讯局限的【劳特曼几乎接触不到现代西方哲学资料，除了语言学和人类学外。其现代理论知识相当片面。而且其名望及其中心的“国际性”是部分地由当时苏联文艺政策及其国际文化统战政策决定的。简言之，其偏于形式性的人文理论是官方特许发展和允许走向西方以显示思想开放的。一般来说，60年代的“符号学”之所以“东西通吃”，成为国际学界跨阵营交流的显学，其学术上的“含金量”，怕是要除去此一人为操作部分的。绝对不要轻信什么“理论流派”本身的自动衍生力】。而保加利亚裔两位法国学者向西方引介的苏东符号学本身也是具有理论局限性的。其中隐含着 大量外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宣传背景。此处不论。总的来说，战前的所谓电影符号学属于初起阶段，其理论性或美学性价值并不高，不必因为他们在其他符号学领域内名气大，就以为其电影学研究也重要。我之所以说，战前阶段的电影理论探讨自成一体，是指其在进行有关文学、语言学、哲学、美术学、影像学的互动关系中的体验与思考经验。战后电影理论思考过于抽象化、概念化，有其自身局限，所以到了麦茨告一段落（不是电影学本身问题，是文艺学及其理论的整体问题）。劳特曼的电影理论几乎没有任何重要性（该地区将其作为“招牌”加以炒作，就是利用“符号学”名号的歧义性）。电影理论绝对不能从什么理论系统中“推演”出来。必须扣紧电影实践本身和思想观念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思考。（穆卡洛夫斯基的电影理论是其早年文艺美学的衍生物，而其美学源于其哲学，其理论基础是不够的。其人后来的发展则完全受制于环境限制而乏善可陈了。简言之，现代东欧系统的战前战后人文理论造诣虽然颇足称道，但比起西欧毕竟稍逊一筹。如哲学、史学理论、文学理论等均如此。但他们移民美国后都纷纷成为欧洲思想理论先驱，那是因为美国学界本身长期轻忽人文理论思考之故。据此推论：两岸百分之90才俊均源自该地，可以理解为什么胡适、林语堂等在理论思维上乏善可陈。文化启蒙和社会活动方向为一事，学术理论建设为另一事。国人总是把二者混为一谈）
6.我本人将巴尔特符号学和麦茨符号学作为“部门符号学”（文艺符号学）思想史上的一个统一阶段看待，他们在纯理论层面上比战前文艺理论和美学上了一个台阶。这只是指文艺理论思考的一个侧面。这些都是人类文艺实践和理论思想史上的阶段性的重要成就，却绝对不是什么已然完成了的理论基础。国内青年学者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完成博士课业为一事，独立思考和学术创新为另一事。二者应该予以分开。学术认真态度，自然不会局限于完成博士论文的成绩上，而应表现为毕生爱好和事业的持久性上。“电影”作为最丰富的“七艺综合体”，涉及到文艺工作的方方面面，也关涉到社会人生各个领域。电影理论研究不仅是本专业问题，而且是文艺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哲学理论以及跨学科文化理论的相关性领域。学者完成一项具体课业为一事，对此进行创造性探讨则是另一事。后者是毕生的规划内容，自然不必急于一次完成。何况，如果资讯不充分，研究根本无法深入，这只能等待未来资料充备后才可继续经营。
7.最后（必须马上结束此文了，原谅文字草率），还可补述一点。自从马克思首先创造了“理论意识形态”范畴后，意识形态理论就逐渐成为人文科学以及特别是现当代电影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文艺理论之所以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正是因为它是思想观念、美学感受、社会关系、人际冲突、表现技术等等异质性综合互动的精神表现，具有超出专业本身的广泛思想启示力。当代 电影理论和电影符号学的三十年兴盛，即是此一特点的反映。当代法意英电影理论领域远不限于麦茨的纯粹形式主义叙事学和深层心理符号学，尤其是麦茨不感兴趣的电影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据说，列宁是第一位想到电影可成为意识形态宣传最佳工具者，于是早期苏联实验电影受到官方鼓励，甚至于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意识形态理论”。但其中“理论”一词不过相当于“实验方法”之概括。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等当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之后的电影分析，已然跃升至综合电影意识形态分析学科。此一研究却与西欧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左翼人文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其中的国际社会学背景，更是牵扯到战后西方社会及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法国派与美国派的分歧相关。文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关系问题历史上空前地成为当代国际文艺理论的中心课题。现代派作品，现代派文艺理论，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现代人类学，现代社会学，乃至现代政治经济学等等，都已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学科。六七十年代首屈一指的法国电影理论，其在立场上的主要批判对象即好莱坞方向。足见现当代西方电影理论与西方现代左翼理论思想之间的关联密不可分。但是几十年后的今日回顾，文艺形式，文艺思想，理论方向，社会效应，道德情境等等范畴之间的关系，自然不会再如西欧左翼理论家所处理地那样简单。而当后现代主义取代结构主义兴起后，文艺理论反而愈趋主题混乱和目的失焦。当今日影视作品（大片）完全为金融资本、商业模式、消费主义、娱乐主义、高端科技、西方新左翼思潮等加以合作掌控后，麦茨及其前的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时代的遗产，其意义与价值，也须重新估量了。
 
麦茨在巴黎三大最后一讲结束后，我们相约在地铁站见面餐叙。那天也是我作为短期高等社科院访问学者一个月后即将返德之时。为了感谢他的参选推荐，我约请他到附近中餐馆餐叙。没想到这即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天当提到他提前退休后的计划时，他说将花时间多读些史书。在电影理论界，那时其实已是麦茨开创的电影符号学渐渐失去吸引力之时；德鲁兹企图以哲学美学方向攻击符号学方向，而麦茨作为理论家在其他思想领域内尚乏建树，心境难免失衡。今日回顾，德鲁兹哲学，麦茨符号学，以及今日美国的反宏大叙事的实用主义理论方向等等之间的关系；再联想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与其推崇的现代派文学新潮的失势，处处都喻示着人类人文科学理论整体革新---我向西人所说的“新启蒙时代到来”---的时代迫切性（中国学者当然不能缺席）。恰于此时，两岸学者开始在人文科学领域走向世界，而两岸均以外语界领先的人文理论实践，也都有在抗战以来失去过40年现代理论研究实践的历史（仅只引述性介绍西方理论还谈不上认真研究）。一切都须重新做起。中国学界的复杂处境在于：一方面须在知识上朝向国际水准，另一方面须深固本身的追求学术真理态度，不可趋时逐势，人云亦云。所谓热爱学术理论，不是仅指由于职业所需和工作习惯而表现为对学术技术性吸引力方面，而应特指爱好学术话语背后代表的思想、价值和精神本身。后三者是与职场“知识爱好”不同的东西。知识往往只是职业工具，思想才是精神世界的目的。
 
以上匆匆回复，仅供参考。当然，为了完成论文，将一切相关课题进行时间序列上的系统概述，自然也是可以的。为此只须做到忠实于原作，叙述清晰即可，不必花时间企图将相关理论问题“思考透彻”。这是国内文科理论研究生普遍面临的困境：资讯不够，却企图达及理论认知的充分性，这在技术上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还不要谈，搞理论的人也怕作品赏鉴经验不够，却喜好空谈理论（这也是今日国际人文学界普遍倾向），而后者直接取决于自由支配时间多少。如像今日自幼至长处于“考试机器式的”中小学教学环境中，怕是没有时间广泛接触中外名著的机会了。加以外语知识的不足，不能自由研读国际一流论述，要想在理论上提升自己，谈何容易。因此，这是一个在毕业、工作后，继续长期酝酿准备的问题，不是在研究生阶段即可“一次搞定”的事。完成毕业论文，是一件实用性的“工作”；投身于思想理论建设，则是毕生朝向的“事业”。二者不必是一回事。前者的完成取决于客观标准，后者的进行取决于自身的意志。我借此复信机会，将此一般性看法和感想也寄语于青年人文学者们（内容当然不限于、甚至并不相关于你的个别情况。如有指陈不当，不必介意）。因时间所限，行文草率，尚希见谅。
 
李幼蒸  即日匆复  202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