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结束谈起

                  ——2024春节漫谈：仁学究竟何所指？

一家国际域名公司最近的怪异行动不免令人忍俊不禁。它一方面趁着约期续签时将我的两个域名“夺走”（其中“新仁学”还另行高价拍卖），另一方面将我已通知

不再续签的旧“符号学”域名（semioticsli）不停地延期保留，几乎每日一催地促我续签。因不耐其扰，我还专门回信责备其选择性地处理续签业务：人家需要的他悄悄给“夺走”，并不预先提醒，人家不再需要的，他则不厌其烦地延留。自从个人网站（仍间接造因于此公司）改名为“伦理符号学”后，一年多来竟收到过百余次国际电话（大多是印度公司打来的）促销广告，声称可将网站如何如何改进以及如何将其安排至互联网前端等等，我均立即挂断电话。其实我根本不关心网站流通情况，根本不期待读者反馈问题，只要有地方发出自己的学术意见即可。上网贴文而不关心交流，乃因所期待的读者群，随着全球化展开而有不可再期望之势。我们似已迈入全球唯物而反智的精神冰冻期。有趣的是，我的十年来甚少受人关注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竟也因这家域名公司之故被“悄悄”关闭了， 没有任何提醒续签或解释。经查问，竟源于论坛名字中 含有“中国”两字。令人大为不解的是，当我们正要努力弘扬中国学术方向之时，竟然有人会将此仅只作为史地标志的名称 “中国的”（Chinese）视为禁忌！这要有何等辩证法智慧才会如此“自对自地”过不去呢？我们当然知道与互联网小青年们是无法理喻的（我们是读书人一代，他们是玩电脑的一代，彼此之间宛如生存于两个国度或世代），那些如今每期节目只能看三十秒的快闪一代之新“新人类”们，还有什么可与之交流的呢？当初建立该符号学论坛网站的初衷，本是继2012南京符号学大会之后延续的一次畅想，与随之举办的贵阳符号学会议及阳明祠茶社夜谈，宁波天一阁-白云观浙东思想雅集，贵阳豫章书院仁学小聚，以及兰州仁学与现象学座谈会，同属“后2012符号学高峰”之“中国符号学运动”之余波。目的在于根据中华传统仁学精神与国际理论前沿，从理论上继续宣表人文学理探讨的新方向。标榜学科的“中国的”性质，主要在暗示新符号学以及新人文科学方法论，都具有中西理论汇通的特色，以此强调其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的职场化大方向，或可有助于抑制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崇洋慕外之势。这正是几十年来本人在促进国内外人文学术交流时所一直警戒在心者，因为素知在此跨域交流之地，总有人深怕国人学者敢于逾越国际标准，不希望有弘扬中华传统精神潜力抱负者出现来发展本民族的独立人文创学事业。为此，最妥当的办法就是坚守国际标准，提倡对准洋学，亦步亦趋。结果当然是舶来学术成为华人世界学界的楷模，而这 正是本人三十年前已然发现的一种学术文化人类学的时代变迁。民初时代，幼年已具有国学修养的留学生之“洋学”，自然只能照搬西学，且必有益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而百年来历经两次西化波冲击和世局的结构性巨变，文科的舶来学术方向遂开始产生了显著的副作用。由于职场文化国际化主宰学界，洋学，洋学历，升迁制度结成统一体系，舶来学术标准以及因而形成的学界权威标准，成为衡量民族人文学理发展的固化指标，造成了极大的“学理程度判断误区”。缘由非常简单：掌握学术外语后所产生的国外思想理论译介与论述，大多不过是文字性“转述”（类似于中国人会文言文后进行的将文言文转译为白话文），其性质相当于“他人思想之传输”，而非什么“独立研究”。而不论翻译的还是论述的外国名人的思想，都是原作者的思想，却因文字性转述之功，而将译述者视为学科专家。于是，第二个现代化时期的大量舶来学术作品促成了新的学术生态：翻译取代了研究！看起来丰富多彩，思想活跃，然而多是“转抄之功”（任何留学生将一篇国外名家的新文章大意讲个一小时，自然会给青年听众带来新知新学思想，获得欢迎，并会将原作者与讲述者的身份混淆不分！）深入思考，这是多么值得国人自我反省与批评的“民族学术生态”？本人几十年来在从事的促进国内外符号学交流事业中，一直关注于如何导正此一跨学科、跨文化新知新学新理的科研方向。将“符号学”前冠以“中国的”，其意指其实还不是相关于史地标志性，而是相关于学科构造性，不仅相关于学科材料的组成性，而且关系到理论搭建的跨文化独创性。二者都在暗示，中国的符号学事业绝对不能简单化地跟随并抄袭国际符号学主流那种如今越走越狭窄的职业化方向。舶来学术主义最需关注的表徵即：凡以外文外语表达的文章思想即可增加其学术值，国内学术生态遂被外语言、外学历、外职称、外名衔的一条龙所捆绑及代表。其本质与当年人们嘲笑洋买办的“洋装洋腔”有何本质区别。外语表达遂可成为学术思想抄袭肤浅的掩饰物。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欠缺了足以对峙世界主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群体时，这个民族还能够在世界上产生精神世界吸引力吗？还能够被尊为精神文明古国吗？

           **                  **                     **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也正相当于中国精神文化事业的第二个现代化时期，因对前所视为严禁的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理论书籍予以全面开放。具有千百年人文传统的知识分子，虽历经磨难，一旦条件初备，其朝向精神文化事业之生命力，竟可迅即勃发，并有从被动吸收到批评创新之大有为态势。这四十多年来最具中国思想创新力度的表现，可反映在对现当代国际人文学理的研学、认知、批评、总结的一种态度演变上。此种态度之发生乃因两类新时期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中解脱，几十年间千万卷海外理论思想性书籍得以为国人所自由研读，另一方面，由于研读的深入与国际交流的扩大，国人对国际主流思想理论也不断增加着独立判断能力。后者的产生则相关于一种历史辩证法作用：我们从“后文革”的一张白纸开始，研学与思考方式大多相当于青年学子们在进行着各自的“独立探索”（因老师宿儒误学甚久，无以为师也）。复因职场学场制度化规模尚无法比肩国际，学术规范与方式均相对宽松，遂给与一些好学深思学人以自由思考发挥的机会。（而在国际主流学界，因职场学场制度化格局早已形成，学人难得越雷池一步）此一现象之所以有可能发生，乃因在精神文化史轨辙内（H2），方向，标准，态度，方法均因存于学者主体，其与H1内的科技工商世界僵固格局迥异。于是一种突显的历史哲学“悖谬”表现出来：时间先后、价值高低、技术进退等均处于不停错位之中。本来在东方传统落后时代隐而未彰的独立思想（仁学），竟然会在全球化现时代，因缘际会，“脱颖而出”。作者正是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论启示下，才发现了中华仁学（在摆脱了儒教专制主义制度之后）所内涵的现时代学术性意义。也就是，我们发现：在现当代国际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和中华精神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观、实践论上的关联性。现代（在方法上）升华着传统，传统（在伦理观上）纠正着现代！然而二者之间的这种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人类人本主义精神史上的伟大关联性，是难以在国际主流学界被认可的。在今日一切向物质主义至上文明大方向看齐的全球化态势中，我们难道可将中华精神文明圈历史上所特具的此一人类普适精神价值弃之不顾吗？其认识论价值上的时代贵重性，实际上还远不止此，仁学正出现于人类文明遭遇千万年空前挑战的危机时刻。当人类正在无比“疯狂地”（此一比喻可以用高科技大亨们争当第一宇宙人的狂热和彼此可为些许意气之争进行决斗的无聊来刻画）进行无休无止技术性竞赛而导致人类及其地球毁灭处于空前危机时刻，此一中华古老伦理学智慧，在其为几千年“万古如长夜”时代提供过人本主义价值观明灯之后，或可在现代全球化危机中提供一更具深度启迪性的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在今日国际通行竞争求利原则下，精神文化方面已被空前系统地排斥或去势化。一方面，将超自然的精神信仰与人本主义的精神建设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千奇百怪的当代通俗文娱活动，取代了人类精神文化上的理性追求。二者均缘于百年来科技工商文化百分之百地主宰着人类文明的大方向，导致人们从幼年起就被塑造成技术人（今日中小学教科书内容全世界已大同小异，职场文明时代比中国儒教时代更加有效地固化了技术人的生存轨迹和工作目标）。上述文明面貌乃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全面技术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在巨大追星场面中看到的群体狂欢，岂非暴露着在场者心灵的深邃空虚？因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时代所高唱的“人”的精神内涵，今已被具体化为、物化为名利权追求者。我在近著中特别批评了高科技宇宙探险家们的“太空虚无主义”。人类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无限发展的技术创新，是否相当于一种“技术虚无主义”呢？那些打算将人类文明的未来投放到无限外太空去的冒险家们，可能未来也将会是人类地球文明的摧毁者。（人本主义的一个要义即在于：要管好地球上人类的事，实现人类幸福的事，而其余均属人类生存的广义“身外之物”）我的置疑理由是：技术崇拜者应认识到：技术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今日创新，明日即过时，百年后看今日，一切高科技成果均属过时之旧物，不再保存其当初价值。而在此无穷无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人类也将热衷于进行“去人化”改造事业。因持唯利是图人生观，把人变成准机器人当然最有利于“物财增加”的方法。有鉴于此，人类文明不是真地到了 需要对几百年下来突飞猛进的“高科技”之伦理性价值进行彻底思考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期待马斯克等创新家们对此由他们导致的文明状态进行评估吗？当然不可能，他们除了自己的高科技外什么也不懂，但他们已成为世界思想的权威领导者。今日的“思想家”已被公认物化为相当于“最具影响力者”，难怪歌星，球星，脱口秀等名人可纷纷占据新人类文明之榜首。但另一方面，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人类人文思想家们对此全球物化大方向可谓毫无应对之力，因为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本来也在应予改造之列，而囿于科技工商制度决定的商业化、职场化、市场化的学术格局，其独立创新思想力早已萎缩，也只能随波逐流，逐利而行。全球职场制度化则在结构上严格限制着他们的理性觉醒，今日风行的或左或右的所谓思想家理论家们，也包括我几十年来积极绍介者在内，其所谓理论创新中都显露出受到市场化制约的非科学理性倾向。原因无他：全球化职场功利主义限制着每个职场学人的思想方向、标准、动力与方式，但他们自己不知，并未觉察到其所以如此思考和发展，实际上是按照固化的学界制度性棋盘规则进行所致。

时代的最新要求，特别是在人类身处千百万年来空前严峻的高科技挑战时代，应该思考如何相应同步地促进人类人文科学的理性化进步。如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今日均属于“人类共享知识库”，人文科学也应如此。对此，不论国内外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局域主义”。我们几十年来的符号学-解释学努力方向都是在破解这类受到职场竞争原则促动的各种国际“派系主义”（其本质必是党同伐异，阻碍他人超越自己为竞争文化中的必有之义），其功利主义本质却被包装以各式各样的理论外衣，并坚拒人文科学沿着人类普适理性的发展方向自我革新改造，也包括最不应该但也完全如是的国际符号学界。如我指出的，在国际，原因在于职场意识高于求真意识；而在认识论上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千百年来混淆于两大平行历史轨道（H1和H2），以为“思想”可以并应该影响“现实”，却不知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高度复杂的，其各自的“实践逻辑”不同，彼此之间更无直线的因果关系。此类人文学理中的基本逻辑性混淆，充斥于国际学界，这是我们不能盲目对外亦步亦趋的理由之一，人文学理思维逻辑的细密性和特殊性，与职场等级制度毫无关系，而如今全球化时代一切精神文化实践均急于向职场-市场机制“归化”（精神向物质还原），均以求其物质性需要满足为足。这表明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生命是如何严重地趋于萎缩，而违反广义政教分离普适原则的现象乃是前述历史轨道上实践逻辑混淆的一种最为常见的低俗形态，其国际范围普遍性却已然无远弗届。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一个鲜明表徵是各类所谓“公知”的出现，其职业性主要代表就是各类媒体人。媒体人群体成为了时代“思想家”的新形态，他们也恰恰成为了人类精神文明深化发展的时代障碍。因为人们会以为，对现实的积极点评就是一种活跃的精神文化现象，加以媒体文化与高科技传播密接，易于成为舆论主流势力，从而可更有力地主宰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                      **                        **

以上所论，恰恰是在当前全球化空前繁荣，也是历史上风险空前高涨时期出现者，尽管泛职业化生态以其程序性固化遮掩住了职场精神视野。更为深刻的潜在意涵尤其被民族学术功利主义的唯财富是求的趋向所隐蔽，以至于看不清二度现代化时期几十年来所隐约喻示出的一种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伦理精神复兴之徵象。此即中华精神文化传统或仁学传统渐可浮现于国际人文科学之边缘，即在当前全世界唯物质主义大潮冲击下所显示的一种普适性伦理性方向启迪（此一现象与作者经常指出的国际汉学处于主流边缘现象不是一回事。汉学属于H1内职场功利之学）。当“四书”被“只识射大雕”的蒙元作为统治工具之时，即精神成为被物质利用之资时，幸赖南宋遗民尚能隐居山野，为体现于文史哲艺中的仁学延续其精神生命。而古代两套历史线路（H1和H2）的张力关系，今已千百倍地复杂于先，而我们的海外新儒家们因其认识论水平尚停留于二战之前，远远未曾update其认知学思维水准。情况之所以如此，尚有另一现代化原因，这就是前述广义的舶来学术观：将H1局面造成的“洋高于中”（其极端竟可演化为洋汉学高于土国学，并以之长期控导着中研院）共识视作H2新局内自我矮化的绊脚石。人文学术国际职场化的“现存结构”，正成为系统地阻碍世界与中华人文科学认识论水平提升的根由。

人类正处于千万年来历史的十字路口：最切近的文明威胁还不是相当于自我毁灭的核子战争（即使这样的不可想象的地球自毁危机，因属H1域，非仁学伦理学所可置喙者，故非属此处论题），而是人类因高科技之赐而决意自我进行本性改造的准机器人化近景，也即，使人不复为正常人的人种大改造计划，比往昔优生学力度大千倍的人类改造工程。此项工程今已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科学名目暗暗启动。科技工商人士惟恐利之不多，力之不增，势之不大，而利，力，势均非精神文化所关注者。而另一方面，具有两三千年仁学精神传统的中华士人如我等，当此人类命运面对特殊挑战时刻，能否无所作为，又如何作为呢？因为，纯粹由于历史和民族条件上的原因，惟国人有语言条件和仁学态度，有传统精神资源，可在高水平上产生对中西精神文明两大传统加以革新性汇通的治学气魄。如欲激发此民族性精神潜力，首先即须摆脱舶来学术势力。反对舶来文化惯习和逃离泥古不化痼疾，这是今日人文科学发展所均须加以克服者。

本文所谈的技术虚无主义，在唯物质主义看来实乃生活常态，何足为虑。但是，如果想到这些是19世纪欧洲伟大浪漫理性主义思想家们即使连做梦时都想象不到者，就该领会到当前精神文明面临的考验之严峻性。毕竟二十世纪以来诸多社会文化巨变都是直接溯源于19世纪时代的。那是一个浪漫主义十足的天真时代，虽然其思想理论大多不切实际，但其伦理精神和生存态度却具有后来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今日国际青年视我们中学时即爱不释手的欧洲“古典文学”为“老古董”而不屑一顾，却不知此一现象正反映出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之贫乏）。古今优劣问题，应该按照态度与方法的不同轴向加以衡量。我们批评海外新儒家的是其“古典方法”，而极为赞同的是其中研读德历史对象中所含的人本主义伦理态度。同理，今日重审十九世纪从实践乌托邦到理论乌托邦，其方法论固然早已远远落后于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科学，但其作为实践主体的真诚的政治道德态度则远非后者今日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所可企及。就人文科学而言，固然我们同时欠缺现代方法与古典态度，而此二者实为相辅相成，没有态度就没有方法论改进，而没有现代方法论改进也恢复不了传统上的正确态度。

仁学的特殊时代性，因此，并非仅只是在伦理学上的（尤其不能通俗地按字面理解为道德说教的），而应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次上理解。按此，仁者之治学动机，即与国际学人在现代社会职场制度格局下形成的动机不同，他们是被动的，是受动于外在条件刺激与受其制约的，而我们则是发自内心的，此所以是“学为己”的，是主体自驱使下不得不为之的，岂论得失成败，惟义是问而已。这 正是国际学界所难以复现而我中华士人所独具者。此种精神文化传承的独特性，并不令我等自傲自满，而是应在人类精神文明面临历史空前生存挑战时期，领会“当仁不让”之历史责任，虽知新人文科学改建事业绝非可期待于当今国际主流学界，甚至有生之年难以见其改弦更张，我等必可为者为：指陈缺漏与启示方向，尽其在我，以待来者，即无来者以待之亦不稍懈心志，此所谓“学为己”。正是中华“仁本精神”（与现代人本主义如此密合）可使我们不必依循国际人文学理主流格局与方略来独立地经营人生态度与学术实践。

如果按照H1内盛行的功利主义，本文所谈可谓申论失义，因当文明的生存基础或将有失之际，“高谈阔论”无乃迂阔至极？论题的适切性是完全相关于“论域”适切性的，在此即指两大历史论域（对此本人以前中英文论述甚多，可参见）。如以H2为基准，则思考主题的判准首先应与其在H1内的间接效应应予区隔。所谓只问其义（在H2内）不问其功（在H1域），在此实具有认识论前提意义。即使现时代H1与H2的互动张力关系已呈空前不平衡之势，即H1的发展前景将越来越不利于H2域内精神文化事业的有效发展，我们（逻辑上）也只能在本域内言所当言，行所当行。

如果错识论域，我们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上，似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此种感觉仍由于混淆了H1与H2分际，H2实践者妄图从H1内取得支持。同样的情境，使作者不免对照于几十年前“反右”后作者独自走进北海旁“北图”大厦的个人历史抉择时刻。尽管毫无今日之觉识，在走上二楼专业阅览室时宛如进入另一个世界，那时何尝会有“孤单”之感，古今中外书海里何处不是精神生命，而馆外大千世界何尝与己相关？观察认识H1域内的事态属于自身认知范围，但此一认知关系不应混同于以H1域内的实践逻辑取代H2内的实践逻辑，后者是直接联系于自我生存之内在需要的（有如他们信仰者常说，“信仰”是自身对超越的独一关系，我们则是：精神实践是自身对仁学义理的关系），因我必生存, 故我必思考。此之谓“素其位而必行”者，此亦谓之为以不变应万变。即，不应将H2内之“常量”混淆于H2内之“变量”：两个历史域（宛如方内与方外）内的方向、对象、方法与实践逻辑不应混同。为什么人会感觉治学的独立态度反致气馁，此亦因掺混了两域的实践方略：如或按照H1内的生态与规则，在不对的领域，与不对的对手，为不对的目的，而产生与之相互竞争/互比高低的心态，并贪恋H1职场内已得的世俗成就（如果我们对西方名家指出其毕生引以为傲的成就之缺失，他会多么觉得受到冒犯，或承认缺失后会多么懊丧。这就是伦理态度上的差异性。）。古良知学，实即一种直观的认识论-实践论划界学：选对本界域内的位置，对象，对手，方法与目标。

简化而言，职业存于H1，思想存于H2；或儒学存于H1，良知学存于H2。此一二分法存在于否，即可透视古良知学及仁学之“划界密语”；顿悟指得是此划界明晰性程度。甚至古代泥古者，如后阳明学弟子欲以良知学运作于现实域，无不暴露其短（耿宁先生未研究符号学所以在此表面上同样失误，但仍然是在阳明后学中把握住阳明学之原始精神。本人将阳明学与宗羲学合议，实乃打算阐明历史域划界思考的必要，惟对此主题尚未有机会继续加以申论）。跨学科学术方向之所以首先受阻于国际学界，即因国际学界根本未曾意会到认识论-实践论上的“划界”问题；欲以思想促进职业及现实，在在暴露其理论局限性。职业功利主义要求学人以获评等级评价自身，而跨学科要求在本域内勇于弃昨日之旧我，以朝向自我不断革新，而结果等于自降职场身价，因仁学要求学人将“量”（知识多少）标准换为“质”标准（方向正误），故反持知错而喜态度（于此可领会“耻学”的认识论含义）。本人暮年最为自喜的一得即，知毕生研读传播的诸学中多存差误，即使余生不再有时间增补缺漏，而知悉素所认知者有误，即为人生一大快事。（“朝闻道”亦应如此理解，“道”者，方向性、态度性正确之意，而非指盲目泥执一种信仰潮流）如守此划界分际，标准就不再是（社会公认的）成绩之多寡，而是自身用思方向之正误；学人不当以自身知识多寡为高低，而转应自期以勇于纠误趋正。此处形容以“勇”字，盖因摆脱俗势的意志力反映着一种态度上之勇决（我称仁学为态度伦理学以此）。这也相当于仁学的“射艺说”。此种早发于两千多年前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伦理态度学，竟然与今日认识论与实践论义理如此合辙，两千年后的我等中华士子何其幸也，何来孤立无援之虑。此所以有孟子“虽千万人”喻，历代至今均将此解为直义，而肤浅地将其作为在H1内参与竞逐奋争时的自我膨胀想象之资，不知此一用战国故事表达者仅为仁学之“能指”（H1内），而其“所指”当在H2内（人们在辨析此处是非时陷于直解，而只有在仁学整体架构中才能够体察其适切的深意）。故《孟子》与《论语》一样，都应在历史与思想史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加以把握。二者与法家对立之旨，不是表现于社会现实层面上（那是当然的常识，何须纠缠字面），而是指向另一精神文化史场域，那才是仁学在现时代具有世界意义的理由所在。

考虑到今日国际人文学术以及高科技文明大方向问题，我们也可持同样的立场。如划清界域，即不会以他域的标准来衡量本域的是非，而当明确国际学术主流如何整体地偏离方向而我们不可能在H1内为其纠偏后，即可安心在本域进行“自我实践”（少年时为之感动的托尔斯泰明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也应摆脱其宗教性牵连而将其俗世道德感转化为精神伦理观），因我在生存，我须生存，自应正确地生存，此种特立独行态度，岂非也可从孟子之“妾妇论”中体会到一种现代解释学转喻？古今前贤沉潜于仁学者千千万，而囿于时代知识论局限，多因混淆H1与H2两域而多直解其义，固然鲜能有效应用于现实，但可折射出一种不明其理却刻实感到的“超越之理”，故感叹于夫子学说的深不可测。现代解释学重解的仁学之真实效用，正是针对于心志态度层次上的“自我磨练”的，一如阳明的良知学。二者无不相关于人类永恒的现世精神文化发展方向问题。（截稿于2024-2-5晚）

                 从“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结束谈起

                  ——2024春节漫谈：仁学究竟何所指？

一家国际域名公司最近的怪异行动不免令人忍俊不禁。它一方面趁着约期续签时将我的两个域名“夺走”（其中“新仁学”还另行高价拍卖），另一方面将我已通知

不再续签的旧“符号学”域名（semioticsli）不停地延期保留，几乎每日一催地促我续签。因不耐其扰，我还专门回信责备其选择性地处理续签业务：人家需要的他悄悄给“夺走”，并不预先提醒，人家不再需要的，他则不厌其烦地延留。自从个人网站（仍间接造因于此公司）改名为“伦理符号学”后，一年多来竟收到过百余次国际电话（大多是印度公司打来的）促销广告，声称可将网站如何如何改进以及如何将其安排至互联网前端等等，我均立即挂断电话。其实我根本不关心网站流通情况，根本不期待读者反馈问题，只要有地方发出自己的学术意见即可。上网贴文而不关心交流，乃因所期待的读者群，随着全球化展开而有不可再期望之势。我们似已迈入全球唯物而反智的精神冰冻期。有趣的是，我的十年来甚少受人关注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竟也因这家域名公司之故被“悄悄”关闭了， 没有任何提醒续签或解释。经查问，竟源于论坛名字中 含有“中国”两字。令人大为不解的是，当我们正要努力弘扬中国学术方向之时，竟然有人会将此仅只作为史地标志的名称 “中国的”（Chinese）视为禁忌！这要有何等辩证法智慧才会如此“自对自地”过不去呢？我们当然知道与互联网小青年们是无法理喻的（我们是读书人一代，他们是玩电脑的一代，彼此之间宛如生存于两个国度或世代），那些如今每期节目只能看三十秒的快闪一代之新“新人类”们，还有什么可与之交流的呢？当初建立该符号学论坛网站的初衷，本是继2012南京符号学大会之后延续的一次畅想，与随之举办的贵阳符号学会议及阳明祠茶社夜谈，宁波天一阁-白云观浙东思想雅集，贵阳豫章书院仁学小聚，以及兰州仁学与现象学座谈会，同属“后2012符号学高峰”之“中国符号学运动”之余波。目的在于根据中华传统仁学精神与国际理论前沿，从理论上继续宣表人文学理探讨的新方向。标榜学科的“中国的”性质，主要在暗示新符号学以及新人文科学方法论，都具有中西理论汇通的特色，以此强调其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的职场化大方向，或可有助于抑制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崇洋慕外之势。这正是几十年来本人在促进国内外人文学术交流时所一直警戒在心者，因为素知在此跨域交流之地，总有人深怕国人学者敢于逾越国际标准，不希望有弘扬中华传统精神潜力抱负者出现来发展本民族的独立人文创学事业。为此，最妥当的办法就是坚守国际标准，提倡对准洋学，亦步亦趋。结果当然是舶来学术成为华人世界学界的楷模，而这 正是本人三十年前已然发现的一种学术文化人类学的时代变迁。民初时代，幼年已具有国学修养的留学生之“洋学”，自然只能照搬西学，且必有益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而百年来历经两次西化波冲击和世局的结构性巨变，文科的舶来学术方向遂开始产生了显著的副作用。由于职场文化国际化主宰学界，洋学，洋学历，升迁制度结成统一体系，舶来学术标准以及因而形成的学界权威标准，成为衡量民族人文学理发展的固化指标，造成了极大的“学理程度判断误区”。缘由非常简单：掌握学术外语后所产生的国外思想理论译介与论述，大多不过是文字性“转述”（类似于中国人会文言文后进行的将文言文转译为白话文），其性质相当于“他人思想之传输”，而非什么“独立研究”。而不论翻译的还是论述的外国名人的思想，都是原作者的思想，却因文字性转述之功，而将译述者视为学科专家。于是，第二个现代化时期的大量舶来学术作品促成了新的学术生态：翻译取代了研究！看起来丰富多彩，思想活跃，然而多是“转抄之功”（任何留学生将一篇国外名家的新文章大意讲个一小时，自然会给青年听众带来新知新学思想，获得欢迎，并会将原作者与讲述者的身份混淆不分！）深入思考，这是多么值得国人自我反省与批评的“民族学术生态”？本人几十年来在从事的促进国内外符号学交流事业中，一直关注于如何导正此一跨学科、跨文化新知新学新理的科研方向。将“符号学”前冠以“中国的”，其意指其实还不是相关于史地标志性，而是相关于学科构造性，不仅相关于学科材料的组成性，而且关系到理论搭建的跨文化独创性。二者都在暗示，中国的符号学事业绝对不能简单化地跟随并抄袭国际符号学主流那种如今越走越狭窄的职业化方向。舶来学术主义最需关注的表徵即：凡以外文外语表达的文章思想即可增加其学术值，国内学术生态遂被外语言、外学历、外职称、外名衔的一条龙所捆绑及代表。其本质与当年人们嘲笑洋买办的“洋装洋腔”有何本质区别。外语表达遂可成为学术思想抄袭肤浅的掩饰物。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欠缺了足以对峙世界主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群体时，这个民族还能够在世界上产生精神世界吸引力吗？还能够被尊为精神文明古国吗？

           **                  **                     **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也正相当于中国精神文化事业的第二个现代化时期，因对前所视为严禁的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理论书籍予以全面开放。具有千百年人文传统的知识分子，虽历经磨难，一旦条件初备，其朝向精神文化事业之生命力，竟可迅即勃发，并有从被动吸收到批评创新之大有为态势。这四十多年来最具中国思想创新力度的表现，可反映在对现当代国际人文学理的研学、认知、批评、总结的一种态度演变上。此种态度之发生乃因两类新时期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中解脱，几十年间千万卷海外理论思想性书籍得以为国人所自由研读，另一方面，由于研读的深入与国际交流的扩大，国人对国际主流思想理论也不断增加着独立判断能力。后者的产生则相关于一种历史辩证法作用：我们从“后文革”的一张白纸开始，研学与思考方式大多相当于青年学子们在进行着各自的“独立探索”（因老师宿儒误学甚久，无以为师也）。复因职场学场制度化规模尚无法比肩国际，学术规范与方式均相对宽松，遂给与一些好学深思学人以自由思考发挥的机会。（而在国际主流学界，因职场学场制度化格局早已形成，学人难得越雷池一步）此一现象之所以有可能发生，乃因在精神文化史轨辙内（H2），方向，标准，态度，方法均因存于学者主体，其与H1内的科技工商世界僵固格局迥异。于是一种突显的历史哲学“悖谬”表现出来：时间先后、价值高低、技术进退等均处于不停错位之中。本来在东方传统落后时代隐而未彰的独立思想（仁学），竟然会在全球化现时代，因缘际会，“脱颖而出”。作者正是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论启示下，才发现了中华仁学（在摆脱了儒教专制主义制度之后）所内涵的现时代学术性意义。也就是，我们发现：在现当代国际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和中华精神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观、实践论上的关联性。现代（在方法上）升华着传统，传统（在伦理观上）纠正着现代！然而二者之间的这种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人类人本主义精神史上的伟大关联性，是难以在国际主流学界被认可的。在今日一切向物质主义至上文明大方向看齐的全球化态势中，我们难道可将中华精神文明圈历史上所特具的此一人类普适精神价值弃之不顾吗？其认识论价值上的时代贵重性，实际上还远不止此，仁学正出现于人类文明遭遇千万年空前挑战的危机时刻。当人类正在无比“疯狂地”（此一比喻可以用高科技大亨们争当第一宇宙人的狂热和彼此可为些许意气之争进行决斗的无聊来刻画）进行无休无止技术性竞赛而导致人类及其地球毁灭处于空前危机时刻，此一中华古老伦理学智慧，在其为几千年“万古如长夜”时代提供过人本主义价值观明灯之后，或可在现代全球化危机中提供一更具深度启迪性的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在今日国际通行竞争求利原则下，精神文化方面已被空前系统地排斥或去势化。一方面，将超自然的精神信仰与人本主义的精神建设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千奇百怪的当代通俗文娱活动，取代了人类精神文化上的理性追求。二者均缘于百年来科技工商文化百分之百地主宰着人类文明的大方向，导致人们从幼年起就被塑造成技术人（今日中小学教科书内容全世界已大同小异，职场文明时代比中国儒教时代更加有效地固化了技术人的生存轨迹和工作目标）。上述文明面貌乃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全面技术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在巨大追星场面中看到的群体狂欢，岂非暴露着在场者心灵的深邃空虚？因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时代所高唱的“人”的精神内涵，今已被具体化为、物化为名利权追求者。我在近著中特别批评了高科技宇宙探险家们的“太空虚无主义”。人类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无限发展的技术创新，是否相当于一种“技术虚无主义”呢？那些打算将人类文明的未来投放到无限外太空去的冒险家们，可能未来也将会是人类地球文明的摧毁者。（人本主义的一个要义即在于：要管好地球上人类的事，实现人类幸福的事，而其余均属人类生存的广义“身外之物”）我的置疑理由是：技术崇拜者应认识到：技术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今日创新，明日即过时，百年后看今日，一切高科技成果均属过时之旧物，不再保存其当初价值。而在此无穷无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人类也将热衷于进行“去人化”改造事业。因持唯利是图人生观，把人变成准机器人当然最有利于“物财增加”的方法。有鉴于此，人类文明不是真地到了 需要对几百年下来突飞猛进的“高科技”之伦理性价值进行彻底思考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期待马斯克等创新家们对此由他们导致的文明状态进行评估吗？当然不可能，他们除了自己的高科技外什么也不懂，但他们已成为世界思想的权威领导者。今日的“思想家”已被公认物化为相当于“最具影响力者”，难怪歌星，球星，脱口秀等名人可纷纷占据新人类文明之榜首。但另一方面，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人类人文思想家们对此全球物化大方向可谓毫无应对之力，因为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本来也在应予改造之列，而囿于科技工商制度决定的商业化、职场化、市场化的学术格局，其独立创新思想力早已萎缩，也只能随波逐流，逐利而行。全球职场制度化则在结构上严格限制着他们的理性觉醒，今日风行的或左或右的所谓思想家理论家们，也包括我几十年来积极绍介者在内，其所谓理论创新中都显露出受到市场化制约的非科学理性倾向。原因无他：全球化职场功利主义限制着每个职场学人的思想方向、标准、动力与方式，但他们自己不知，并未觉察到其所以如此思考和发展，实际上是按照固化的学界制度性棋盘规则进行所致。

时代的最新要求，特别是在人类身处千百万年来空前严峻的高科技挑战时代，应该思考如何相应同步地促进人类人文科学的理性化进步。如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今日均属于“人类共享知识库”，人文科学也应如此。对此，不论国内外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局域主义”。我们几十年来的符号学-解释学努力方向都是在破解这类受到职场竞争原则促动的各种国际“派系主义”（其本质必是党同伐异，阻碍他人超越自己为竞争文化中的必有之义），其功利主义本质却被包装以各式各样的理论外衣，并坚拒人文科学沿着人类普适理性的发展方向自我革新改造，也包括最不应该但也完全如是的国际符号学界。如我指出的，在国际，原因在于职场意识高于求真意识；而在认识论上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千百年来混淆于两大平行历史轨道（H1和H2），以为“思想”可以并应该影响“现实”，却不知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高度复杂的，其各自的“实践逻辑”不同，彼此之间更无直线的因果关系。此类人文学理中的基本逻辑性混淆，充斥于国际学界，这是我们不能盲目对外亦步亦趋的理由之一，人文学理思维逻辑的细密性和特殊性，与职场等级制度毫无关系，而如今全球化时代一切精神文化实践均急于向职场-市场机制“归化”（精神向物质还原），均以求其物质性需要满足为足。这表明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生命是如何严重地趋于萎缩，而违反广义政教分离普适原则的现象乃是前述历史轨道上实践逻辑混淆的一种最为常见的低俗形态，其国际范围普遍性却已然无远弗届。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一个鲜明表徵是各类所谓“公知”的出现，其职业性主要代表就是各类媒体人。媒体人群体成为了时代“思想家”的新形态，他们也恰恰成为了人类精神文明深化发展的时代障碍。因为人们会以为，对现实的积极点评就是一种活跃的精神文化现象，加以媒体文化与高科技传播密接，易于成为舆论主流势力，从而可更有力地主宰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                      **                        **

以上所论，恰恰是在当前全球化空前繁荣，也是历史上风险空前高涨时期出现者，尽管泛职业化生态以其程序性固化遮掩住了职场精神视野。更为深刻的潜在意涵尤其被民族学术功利主义的唯财富是求的趋向所隐蔽，以至于看不清二度现代化时期几十年来所隐约喻示出的一种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伦理精神复兴之徵象。此即中华精神文化传统或仁学传统渐可浮现于国际人文科学之边缘，即在当前全世界唯物质主义大潮冲击下所显示的一种普适性伦理性方向启迪（此一现象与作者经常指出的国际汉学处于主流边缘现象不是一回事。汉学属于H1内职场功利之学）。当“四书”被“只识射大雕”的蒙元作为统治工具之时，即精神成为被物质利用之资时，幸赖南宋遗民尚能隐居山野，为体现于文史哲艺中的仁学延续其精神生命。而古代两套历史线路（H1和H2）的张力关系，今已千百倍地复杂于先，而我们的海外新儒家们因其认识论水平尚停留于二战之前，远远未曾update其认知学思维水准。情况之所以如此，尚有另一现代化原因，这就是前述广义的舶来学术观：将H1局面造成的“洋高于中”（其极端竟可演化为洋汉学高于土国学，并以之长期控导着中研院）共识视作H2新局内自我矮化的绊脚石。人文学术国际职场化的“现存结构”，正成为系统地阻碍世界与中华人文科学认识论水平提升的根由。

人类正处于千万年来历史的十字路口：最切近的文明威胁还不是相当于自我毁灭的核子战争（即使这样的不可想象的地球自毁危机，因属H1域，非仁学伦理学所可置喙者，故非属此处论题），而是人类因高科技之赐而决意自我进行本性改造的准机器人化近景，也即，使人不复为正常人的人种大改造计划，比往昔优生学力度大千倍的人类改造工程。此项工程今已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科学名目暗暗启动。科技工商人士惟恐利之不多，力之不增，势之不大，而利，力，势均非精神文化所关注者。而另一方面，具有两三千年仁学精神传统的中华士人如我等，当此人类命运面对特殊挑战时刻，能否无所作为，又如何作为呢？因为，纯粹由于历史和民族条件上的原因，惟国人有语言条件和仁学态度，有传统精神资源，可在高水平上产生对中西精神文明两大传统加以革新性汇通的治学气魄。如欲激发此民族性精神潜力，首先即须摆脱舶来学术势力。反对舶来文化惯习和逃离泥古不化痼疾，这是今日人文科学发展所均须加以克服者。

本文所谈的技术虚无主义，在唯物质主义看来实乃生活常态，何足为虑。但是，如果想到这些是19世纪欧洲伟大浪漫理性主义思想家们即使连做梦时都想象不到者，就该领会到当前精神文明面临的考验之严峻性。毕竟二十世纪以来诸多社会文化巨变都是直接溯源于19世纪时代的。那是一个浪漫主义十足的天真时代，虽然其思想理论大多不切实际，但其伦理精神和生存态度却具有后来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今日国际青年视我们中学时即爱不释手的欧洲“古典文学”为“老古董”而不屑一顾，却不知此一现象正反映出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之贫乏）。古今优劣问题，应该按照态度与方法的不同轴向加以衡量。我们批评海外新儒家的是其“古典方法”，而极为赞同的是其中研读德历史对象中所含的人本主义伦理态度。同理，今日重审十九世纪从实践乌托邦到理论乌托邦，其方法论固然早已远远落后于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科学，但其作为实践主体的真诚的政治道德态度则远非后者今日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所可企及。就人文科学而言，固然我们同时欠缺现代方法与古典态度，而此二者实为相辅相成，没有态度就没有方法论改进，而没有现代方法论改进也恢复不了传统上的正确态度。

仁学的特殊时代性，因此，并非仅只是在伦理学上的（尤其不能通俗地按字面理解为道德说教的），而应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次上理解。按此，仁者之治学动机，即与国际学人在现代社会职场制度格局下形成的动机不同，他们是被动的，是受动于外在条件刺激与受其制约的，而我们则是发自内心的，此所以是“学为己”的，是主体自驱使下不得不为之的，岂论得失成败，惟义是问而已。这 正是国际学界所难以复现而我中华士人所独具者。此种精神文化传承的独特性，并不令我等自傲自满，而是应在人类精神文明面临历史空前生存挑战时期，领会“当仁不让”之历史责任，虽知新人文科学改建事业绝非可期待于当今国际主流学界，甚至有生之年难以见其改弦更张，我等必可为者为：指陈缺漏与启示方向，尽其在我，以待来者，即无来者以待之亦不稍懈心志，此所谓“学为己”。正是中华“仁本精神”（与现代人本主义如此密合）可使我们不必依循国际人文学理主流格局与方略来独立地经营人生态度与学术实践。

如果按照H1内盛行的功利主义，本文所谈可谓申论失义，因当文明的生存基础或将有失之际，“高谈阔论”无乃迂阔至极？论题的适切性是完全相关于“论域”适切性的，在此即指两大历史论域（对此本人以前中英文论述甚多，可参见）。如以H2为基准，则思考主题的判准首先应与其在H1内的间接效应应予区隔。所谓只问其义（在H2内）不问其功（在H1域），在此实具有认识论前提意义。即使现时代H1与H2的互动张力关系已呈空前不平衡之势，即H1的发展前景将越来越不利于H2域内精神文化事业的有效发展，我们（逻辑上）也只能在本域内言所当言，行所当行。

如果错识论域，我们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上，似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此种感觉仍由于混淆了H1与H2分际，H2实践者妄图从H1内取得支持。同样的情境，使作者不免对照于几十年前“反右”后作者独自走进北海旁“北图”大厦的个人历史抉择时刻。尽管毫无今日之觉识，在走上二楼专业阅览室时宛如进入另一个世界，那时何尝会有“孤单”之感，古今中外书海里何处不是精神生命，而馆外大千世界何尝与己相关？观察认识H1域内的事态属于自身认知范围，但此一认知关系不应混同于以H1域内的实践逻辑取代H2内的实践逻辑，后者是直接联系于自我生存之内在需要的（有如他们信仰者常说，“信仰”是自身对超越的独一关系，我们则是：精神实践是自身对仁学义理的关系），因我必生存, 故我必思考。此之谓“素其位而必行”者，此亦谓之为以不变应万变。即，不应将H2内之“常量”混淆于H2内之“变量”：两个历史域（宛如方内与方外）内的方向、对象、方法与实践逻辑不应混同。为什么人会感觉治学的独立态度反致气馁，此亦因掺混了两域的实践方略：如或按照H1内的生态与规则，在不对的领域，与不对的对手，为不对的目的，而产生与之相互竞争/互比高低的心态，并贪恋H1职场内已得的世俗成就（如果我们对西方名家指出其毕生引以为傲的成就之缺失，他会多么觉得受到冒犯，或承认缺失后会多么懊丧。这就是伦理态度上的差异性。）。古良知学，实即一种直观的认识论-实践论划界学：选对本界域内的位置，对象，对手，方法与目标。

简化而言，职业存于H1，思想存于H2；或儒学存于H1，良知学存于H2。此一二分法存在于否，即可透视古良知学及仁学之“划界密语”；顿悟指得是此划界明晰性程度。甚至古代泥古者，如后阳明学弟子欲以良知学运作于现实域，无不暴露其短（耿宁先生未研究符号学所以在此表面上同样失误，但仍然是在阳明后学中把握住阳明学之原始精神。本人将阳明学与宗羲学合议，实乃打算阐明历史域划界思考的必要，惟对此主题尚未有机会继续加以申论）。跨学科学术方向之所以首先受阻于国际学界，即因国际学界根本未曾意会到认识论-实践论上的“划界”问题；欲以思想促进职业及现实，在在暴露其理论局限性。职业功利主义要求学人以获评等级评价自身，而跨学科要求在本域内勇于弃昨日之旧我，以朝向自我不断革新，而结果等于自降职场身价，因仁学要求学人将“量”（知识多少）标准换为“质”标准（方向正误），故反持知错而喜态度（于此可领会“耻学”的认识论含义）。本人暮年最为自喜的一得即，知毕生研读传播的诸学中多存差误，即使余生不再有时间增补缺漏，而知悉素所认知者有误，即为人生一大快事。（“朝闻道”亦应如此理解，“道”者，方向性、态度性正确之意，而非指盲目泥执一种信仰潮流）如守此划界分际，标准就不再是（社会公认的）成绩之多寡，而是自身用思方向之正误；学人不当以自身知识多寡为高低，而转应自期以勇于纠误趋正。此处形容以“勇”字，盖因摆脱俗势的意志力反映着一种态度上之勇决（我称仁学为态度伦理学以此）。这也相当于仁学的“射艺说”。此种早发于两千多年前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伦理态度学，竟然与今日认识论与实践论义理如此合辙，两千年后的我等中华士子何其幸也，何来孤立无援之虑。此所以有孟子“虽千万人”喻，历代至今均将此解为直义，而肤浅地将其作为在H1内参与竞逐奋争时的自我膨胀想象之资，不知此一用战国故事表达者仅为仁学之“能指”（H1内），而其“所指”当在H2内（人们在辨析此处是非时陷于直解，而只有在仁学整体架构中才能够体察其适切的深意）。故《孟子》与《论语》一样，都应在历史与思想史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加以把握。二者与法家对立之旨，不是表现于社会现实层面上（那是当然的常识，何须纠缠字面），而是指向另一精神文化史场域，那才是仁学在现时代具有世界意义的理由所在。

考虑到今日国际人文学术以及高科技文明大方向问题，我们也可持同样的立场。如划清界域，即不会以他域的标准来衡量本域的是非，而当明确国际学术主流如何整体地偏离方向而我们不可能在H1内为其纠偏后，即可安心在本域进行“自我实践”（少年时为之感动的托尔斯泰明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也应摆脱其宗教性牵连而将其俗世道德感转化为精神伦理观），因我在生存，我须生存，自应正确地生存，此种特立独行态度，岂非也可从孟子之“妾妇论”中体会到一种现代解释学转喻？古今前贤沉潜于仁学者千千万，而囿于时代知识论局限，多因混淆H1与H2两域而多直解其义，固然鲜能有效应用于现实，但可折射出一种不明其理却刻实感到的“超越之理”，故感叹于夫子学说的深不可测。现代解释学重解的仁学之真实效用，正是针对于心志态度层次上的“自我磨练”的，一如阳明的良知学。二者无不相关于人类永恒的现世精神文化发展方向问题。（截稿于2024-2-5晚）

                 从“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结束谈起

                  ——2024春节漫谈：仁学究竟何所指？

一家国际域名公司最近的怪异行动不免令人忍俊不禁。它一方面趁着约期续签时将我的两个域名“夺走”（其中“新仁学”还另行高价拍卖），另一方面将我已通知

不再续签的旧“符号学”域名（semioticsli）不停地延期保留，几乎每日一催地促我续签。因不耐其扰，我还专门回信责备其选择性地处理续签业务：人家需要的他悄悄给“夺走”，并不预先提醒，人家不再需要的，他则不厌其烦地延留。自从个人网站（仍间接造因于此公司）改名为“伦理符号学”后，一年多来竟收到过百余次国际电话（大多是印度公司打来的）促销广告，声称可将网站如何如何改进以及如何将其安排至互联网前端等等，我均立即挂断电话。其实我根本不关心网站流通情况，根本不期待读者反馈问题，只要有地方发出自己的学术意见即可。上网贴文而不关心交流，乃因所期待的读者群，随着全球化展开而有不可再期望之势。我们似已迈入全球唯物而反智的精神冰冻期。有趣的是，我的十年来甚少受人关注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竟也因这家域名公司之故被“悄悄”关闭了， 没有任何提醒续签或解释。经查问，竟源于论坛名字中 含有“中国”两字。令人大为不解的是，当我们正要努力弘扬中国学术方向之时，竟然有人会将此仅只作为史地标志的名称 “中国的”（Chinese）视为禁忌！这要有何等辩证法智慧才会如此“自对自地”过不去呢？我们当然知道与互联网小青年们是无法理喻的（我们是读书人一代，他们是玩电脑的一代，彼此之间宛如生存于两个国度或世代），那些如今每期节目只能看三十秒的快闪一代之新“新人类”们，还有什么可与之交流的呢？当初建立该符号学论坛网站的初衷，本是继2012南京符号学大会之后延续的一次畅想，与随之举办的贵阳符号学会议及阳明祠茶社夜谈，宁波天一阁-白云观浙东思想雅集，贵阳豫章书院仁学小聚，以及兰州仁学与现象学座谈会，同属“后2012符号学高峰”之“中国符号学运动”之余波。目的在于根据中华传统仁学精神与国际理论前沿，从理论上继续宣表人文学理探讨的新方向。标榜学科的“中国的”性质，主要在暗示新符号学以及新人文科学方法论，都具有中西理论汇通的特色，以此强调其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的职场化大方向，或可有助于抑制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崇洋慕外之势。这正是几十年来本人在促进国内外人文学术交流时所一直警戒在心者，因为素知在此跨域交流之地，总有人深怕国人学者敢于逾越国际标准，不希望有弘扬中华传统精神潜力抱负者出现来发展本民族的独立人文创学事业。为此，最妥当的办法就是坚守国际标准，提倡对准洋学，亦步亦趋。结果当然是舶来学术成为华人世界学界的楷模，而这 正是本人三十年前已然发现的一种学术文化人类学的时代变迁。民初时代，幼年已具有国学修养的留学生之“洋学”，自然只能照搬西学，且必有益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而百年来历经两次西化波冲击和世局的结构性巨变，文科的舶来学术方向遂开始产生了显著的副作用。由于职场文化国际化主宰学界，洋学，洋学历，升迁制度结成统一体系，舶来学术标准以及因而形成的学界权威标准，成为衡量民族人文学理发展的固化指标，造成了极大的“学理程度判断误区”。缘由非常简单：掌握学术外语后所产生的国外思想理论译介与论述，大多不过是文字性“转述”（类似于中国人会文言文后进行的将文言文转译为白话文），其性质相当于“他人思想之传输”，而非什么“独立研究”。而不论翻译的还是论述的外国名人的思想，都是原作者的思想，却因文字性转述之功，而将译述者视为学科专家。于是，第二个现代化时期的大量舶来学术作品促成了新的学术生态：翻译取代了研究！看起来丰富多彩，思想活跃，然而多是“转抄之功”（任何留学生将一篇国外名家的新文章大意讲个一小时，自然会给青年听众带来新知新学思想，获得欢迎，并会将原作者与讲述者的身份混淆不分！）深入思考，这是多么值得国人自我反省与批评的“民族学术生态”？本人几十年来在从事的促进国内外符号学交流事业中，一直关注于如何导正此一跨学科、跨文化新知新学新理的科研方向。将“符号学”前冠以“中国的”，其意指其实还不是相关于史地标志性，而是相关于学科构造性，不仅相关于学科材料的组成性，而且关系到理论搭建的跨文化独创性。二者都在暗示，中国的符号学事业绝对不能简单化地跟随并抄袭国际符号学主流那种如今越走越狭窄的职业化方向。舶来学术主义最需关注的表徵即：凡以外文外语表达的文章思想即可增加其学术值，国内学术生态遂被外语言、外学历、外职称、外名衔的一条龙所捆绑及代表。其本质与当年人们嘲笑洋买办的“洋装洋腔”有何本质区别。外语表达遂可成为学术思想抄袭肤浅的掩饰物。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欠缺了足以对峙世界主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群体时，这个民族还能够在世界上产生精神世界吸引力吗？还能够被尊为精神文明古国吗？

           **                  **                     **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也正相当于中国精神文化事业的第二个现代化时期，因对前所视为严禁的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理论书籍予以全面开放。具有千百年人文传统的知识分子，虽历经磨难，一旦条件初备，其朝向精神文化事业之生命力，竟可迅即勃发，并有从被动吸收到批评创新之大有为态势。这四十多年来最具中国思想创新力度的表现，可反映在对现当代国际人文学理的研学、认知、批评、总结的一种态度演变上。此种态度之发生乃因两类新时期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中解脱，几十年间千万卷海外理论思想性书籍得以为国人所自由研读，另一方面，由于研读的深入与国际交流的扩大，国人对国际主流思想理论也不断增加着独立判断能力。后者的产生则相关于一种历史辩证法作用：我们从“后文革”的一张白纸开始，研学与思考方式大多相当于青年学子们在进行着各自的“独立探索”（因老师宿儒误学甚久，无以为师也）。复因职场学场制度化规模尚无法比肩国际，学术规范与方式均相对宽松，遂给与一些好学深思学人以自由思考发挥的机会。（而在国际主流学界，因职场学场制度化格局早已形成，学人难得越雷池一步）此一现象之所以有可能发生，乃因在精神文化史轨辙内（H2），方向，标准，态度，方法均因存于学者主体，其与H1内的科技工商世界僵固格局迥异。于是一种突显的历史哲学“悖谬”表现出来：时间先后、价值高低、技术进退等均处于不停错位之中。本来在东方传统落后时代隐而未彰的独立思想（仁学），竟然会在全球化现时代，因缘际会，“脱颖而出”。作者正是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论启示下，才发现了中华仁学（在摆脱了儒教专制主义制度之后）所内涵的现时代学术性意义。也就是，我们发现：在现当代国际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和中华精神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观、实践论上的关联性。现代（在方法上）升华着传统，传统（在伦理观上）纠正着现代！然而二者之间的这种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人类人本主义精神史上的伟大关联性，是难以在国际主流学界被认可的。在今日一切向物质主义至上文明大方向看齐的全球化态势中，我们难道可将中华精神文明圈历史上所特具的此一人类普适精神价值弃之不顾吗？其认识论价值上的时代贵重性，实际上还远不止此，仁学正出现于人类文明遭遇千万年空前挑战的危机时刻。当人类正在无比“疯狂地”（此一比喻可以用高科技大亨们争当第一宇宙人的狂热和彼此可为些许意气之争进行决斗的无聊来刻画）进行无休无止技术性竞赛而导致人类及其地球毁灭处于空前危机时刻，此一中华古老伦理学智慧，在其为几千年“万古如长夜”时代提供过人本主义价值观明灯之后，或可在现代全球化危机中提供一更具深度启迪性的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在今日国际通行竞争求利原则下，精神文化方面已被空前系统地排斥或去势化。一方面，将超自然的精神信仰与人本主义的精神建设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千奇百怪的当代通俗文娱活动，取代了人类精神文化上的理性追求。二者均缘于百年来科技工商文化百分之百地主宰着人类文明的大方向，导致人们从幼年起就被塑造成技术人（今日中小学教科书内容全世界已大同小异，职场文明时代比中国儒教时代更加有效地固化了技术人的生存轨迹和工作目标）。上述文明面貌乃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全面技术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在巨大追星场面中看到的群体狂欢，岂非暴露着在场者心灵的深邃空虚？因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时代所高唱的“人”的精神内涵，今已被具体化为、物化为名利权追求者。我在近著中特别批评了高科技宇宙探险家们的“太空虚无主义”。人类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无限发展的技术创新，是否相当于一种“技术虚无主义”呢？那些打算将人类文明的未来投放到无限外太空去的冒险家们，可能未来也将会是人类地球文明的摧毁者。（人本主义的一个要义即在于：要管好地球上人类的事，实现人类幸福的事，而其余均属人类生存的广义“身外之物”）我的置疑理由是：技术崇拜者应认识到：技术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今日创新，明日即过时，百年后看今日，一切高科技成果均属过时之旧物，不再保存其当初价值。而在此无穷无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人类也将热衷于进行“去人化”改造事业。因持唯利是图人生观，把人变成准机器人当然最有利于“物财增加”的方法。有鉴于此，人类文明不是真地到了 需要对几百年下来突飞猛进的“高科技”之伦理性价值进行彻底思考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期待马斯克等创新家们对此由他们导致的文明状态进行评估吗？当然不可能，他们除了自己的高科技外什么也不懂，但他们已成为世界思想的权威领导者。今日的“思想家”已被公认物化为相当于“最具影响力者”，难怪歌星，球星，脱口秀等名人可纷纷占据新人类文明之榜首。但另一方面，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人类人文思想家们对此全球物化大方向可谓毫无应对之力，因为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本来也在应予改造之列，而囿于科技工商制度决定的商业化、职场化、市场化的学术格局，其独立创新思想力早已萎缩，也只能随波逐流，逐利而行。全球职场制度化则在结构上严格限制着他们的理性觉醒，今日风行的或左或右的所谓思想家理论家们，也包括我几十年来积极绍介者在内，其所谓理论创新中都显露出受到市场化制约的非科学理性倾向。原因无他：全球化职场功利主义限制着每个职场学人的思想方向、标准、动力与方式，但他们自己不知，并未觉察到其所以如此思考和发展，实际上是按照固化的学界制度性棋盘规则进行所致。

时代的最新要求，特别是在人类身处千百万年来空前严峻的高科技挑战时代，应该思考如何相应同步地促进人类人文科学的理性化进步。如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今日均属于“人类共享知识库”，人文科学也应如此。对此，不论国内外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局域主义”。我们几十年来的符号学-解释学努力方向都是在破解这类受到职场竞争原则促动的各种国际“派系主义”（其本质必是党同伐异，阻碍他人超越自己为竞争文化中的必有之义），其功利主义本质却被包装以各式各样的理论外衣，并坚拒人文科学沿着人类普适理性的发展方向自我革新改造，也包括最不应该但也完全如是的国际符号学界。如我指出的，在国际，原因在于职场意识高于求真意识；而在认识论上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千百年来混淆于两大平行历史轨道（H1和H2），以为“思想”可以并应该影响“现实”，却不知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高度复杂的，其各自的“实践逻辑”不同，彼此之间更无直线的因果关系。此类人文学理中的基本逻辑性混淆，充斥于国际学界，这是我们不能盲目对外亦步亦趋的理由之一，人文学理思维逻辑的细密性和特殊性，与职场等级制度毫无关系，而如今全球化时代一切精神文化实践均急于向职场-市场机制“归化”（精神向物质还原），均以求其物质性需要满足为足。这表明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生命是如何严重地趋于萎缩，而违反广义政教分离普适原则的现象乃是前述历史轨道上实践逻辑混淆的一种最为常见的低俗形态，其国际范围普遍性却已然无远弗届。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一个鲜明表徵是各类所谓“公知”的出现，其职业性主要代表就是各类媒体人。媒体人群体成为了时代“思想家”的新形态，他们也恰恰成为了人类精神文明深化发展的时代障碍。因为人们会以为，对现实的积极点评就是一种活跃的精神文化现象，加以媒体文化与高科技传播密接，易于成为舆论主流势力，从而可更有力地主宰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                      **                        **

以上所论，恰恰是在当前全球化空前繁荣，也是历史上风险空前高涨时期出现者，尽管泛职业化生态以其程序性固化遮掩住了职场精神视野。更为深刻的潜在意涵尤其被民族学术功利主义的唯财富是求的趋向所隐蔽，以至于看不清二度现代化时期几十年来所隐约喻示出的一种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伦理精神复兴之徵象。此即中华精神文化传统或仁学传统渐可浮现于国际人文科学之边缘，即在当前全世界唯物质主义大潮冲击下所显示的一种普适性伦理性方向启迪（此一现象与作者经常指出的国际汉学处于主流边缘现象不是一回事。汉学属于H1内职场功利之学）。当“四书”被“只识射大雕”的蒙元作为统治工具之时，即精神成为被物质利用之资时，幸赖南宋遗民尚能隐居山野，为体现于文史哲艺中的仁学延续其精神生命。而古代两套历史线路（H1和H2）的张力关系，今已千百倍地复杂于先，而我们的海外新儒家们因其认识论水平尚停留于二战之前，远远未曾update其认知学思维水准。情况之所以如此，尚有另一现代化原因，这就是前述广义的舶来学术观：将H1局面造成的“洋高于中”（其极端竟可演化为洋汉学高于土国学，并以之长期控导着中研院）共识视作H2新局内自我矮化的绊脚石。人文学术国际职场化的“现存结构”，正成为系统地阻碍世界与中华人文科学认识论水平提升的根由。

人类正处于千万年来历史的十字路口：最切近的文明威胁还不是相当于自我毁灭的核子战争（即使这样的不可想象的地球自毁危机，因属H1域，非仁学伦理学所可置喙者，故非属此处论题），而是人类因高科技之赐而决意自我进行本性改造的准机器人化近景，也即，使人不复为正常人的人种大改造计划，比往昔优生学力度大千倍的人类改造工程。此项工程今已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科学名目暗暗启动。科技工商人士惟恐利之不多，力之不增，势之不大，而利，力，势均非精神文化所关注者。而另一方面，具有两三千年仁学精神传统的中华士人如我等，当此人类命运面对特殊挑战时刻，能否无所作为，又如何作为呢？因为，纯粹由于历史和民族条件上的原因，惟国人有语言条件和仁学态度，有传统精神资源，可在高水平上产生对中西精神文明两大传统加以革新性汇通的治学气魄。如欲激发此民族性精神潜力，首先即须摆脱舶来学术势力。反对舶来文化惯习和逃离泥古不化痼疾，这是今日人文科学发展所均须加以克服者。

本文所谈的技术虚无主义，在唯物质主义看来实乃生活常态，何足为虑。但是，如果想到这些是19世纪欧洲伟大浪漫理性主义思想家们即使连做梦时都想象不到者，就该领会到当前精神文明面临的考验之严峻性。毕竟二十世纪以来诸多社会文化巨变都是直接溯源于19世纪时代的。那是一个浪漫主义十足的天真时代，虽然其思想理论大多不切实际，但其伦理精神和生存态度却具有后来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今日国际青年视我们中学时即爱不释手的欧洲“古典文学”为“老古董”而不屑一顾，却不知此一现象正反映出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之贫乏）。古今优劣问题，应该按照态度与方法的不同轴向加以衡量。我们批评海外新儒家的是其“古典方法”，而极为赞同的是其中研读德历史对象中所含的人本主义伦理态度。同理，今日重审十九世纪从实践乌托邦到理论乌托邦，其方法论固然早已远远落后于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科学，但其作为实践主体的真诚的政治道德态度则远非后者今日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所可企及。就人文科学而言，固然我们同时欠缺现代方法与古典态度，而此二者实为相辅相成，没有态度就没有方法论改进，而没有现代方法论改进也恢复不了传统上的正确态度。

仁学的特殊时代性，因此，并非仅只是在伦理学上的（尤其不能通俗地按字面理解为道德说教的），而应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次上理解。按此，仁者之治学动机，即与国际学人在现代社会职场制度格局下形成的动机不同，他们是被动的，是受动于外在条件刺激与受其制约的，而我们则是发自内心的，此所以是“学为己”的，是主体自驱使下不得不为之的，岂论得失成败，惟义是问而已。这 正是国际学界所难以复现而我中华士人所独具者。此种精神文化传承的独特性，并不令我等自傲自满，而是应在人类精神文明面临历史空前生存挑战时期，领会“当仁不让”之历史责任，虽知新人文科学改建事业绝非可期待于当今国际主流学界，甚至有生之年难以见其改弦更张，我等必可为者为：指陈缺漏与启示方向，尽其在我，以待来者，即无来者以待之亦不稍懈心志，此所谓“学为己”。正是中华“仁本精神”（与现代人本主义如此密合）可使我们不必依循国际人文学理主流格局与方略来独立地经营人生态度与学术实践。

如果按照H1内盛行的功利主义，本文所谈可谓申论失义，因当文明的生存基础或将有失之际，“高谈阔论”无乃迂阔至极？论题的适切性是完全相关于“论域”适切性的，在此即指两大历史论域（对此本人以前中英文论述甚多，可参见）。如以H2为基准，则思考主题的判准首先应与其在H1内的间接效应应予区隔。所谓只问其义（在H2内）不问其功（在H1域），在此实具有认识论前提意义。即使现时代H1与H2的互动张力关系已呈空前不平衡之势，即H1的发展前景将越来越不利于H2域内精神文化事业的有效发展，我们（逻辑上）也只能在本域内言所当言，行所当行。

如果错识论域，我们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上，似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此种感觉仍由于混淆了H1与H2分际，H2实践者妄图从H1内取得支持。同样的情境，使作者不免对照于几十年前“反右”后作者独自走进北海旁“北图”大厦的个人历史抉择时刻。尽管毫无今日之觉识，在走上二楼专业阅览室时宛如进入另一个世界，那时何尝会有“孤单”之感，古今中外书海里何处不是精神生命，而馆外大千世界何尝与己相关？观察认识H1域内的事态属于自身认知范围，但此一认知关系不应混同于以H1域内的实践逻辑取代H2内的实践逻辑，后者是直接联系于自我生存之内在需要的（有如他们信仰者常说，“信仰”是自身对超越的独一关系，我们则是：精神实践是自身对仁学义理的关系），因我必生存, 故我必思考。此之谓“素其位而必行”者，此亦谓之为以不变应万变。即，不应将H2内之“常量”混淆于H2内之“变量”：两个历史域（宛如方内与方外）内的方向、对象、方法与实践逻辑不应混同。为什么人会感觉治学的独立态度反致气馁，此亦因掺混了两域的实践方略：如或按照H1内的生态与规则，在不对的领域，与不对的对手，为不对的目的，而产生与之相互竞争/互比高低的心态，并贪恋H1职场内已得的世俗成就（如果我们对西方名家指出其毕生引以为傲的成就之缺失，他会多么觉得受到冒犯，或承认缺失后会多么懊丧。这就是伦理态度上的差异性。）。古良知学，实即一种直观的认识论-实践论划界学：选对本界域内的位置，对象，对手，方法与目标。

简化而言，职业存于H1，思想存于H2；或儒学存于H1，良知学存于H2。此一二分法存在于否，即可透视古良知学及仁学之“划界密语”；顿悟指得是此划界明晰性程度。甚至古代泥古者，如后阳明学弟子欲以良知学运作于现实域，无不暴露其短（耿宁先生未研究符号学所以在此表面上同样失误，但仍然是在阳明后学中把握住阳明学之原始精神。本人将阳明学与宗羲学合议，实乃打算阐明历史域划界思考的必要，惟对此主题尚未有机会继续加以申论）。跨学科学术方向之所以首先受阻于国际学界，即因国际学界根本未曾意会到认识论-实践论上的“划界”问题；欲以思想促进职业及现实，在在暴露其理论局限性。职业功利主义要求学人以获评等级评价自身，而跨学科要求在本域内勇于弃昨日之旧我，以朝向自我不断革新，而结果等于自降职场身价，因仁学要求学人将“量”（知识多少）标准换为“质”标准（方向正误），故反持知错而喜态度（于此可领会“耻学”的认识论含义）。本人暮年最为自喜的一得即，知毕生研读传播的诸学中多存差误，即使余生不再有时间增补缺漏，而知悉素所认知者有误，即为人生一大快事。（“朝闻道”亦应如此理解，“道”者，方向性、态度性正确之意，而非指盲目泥执一种信仰潮流）如守此划界分际，标准就不再是（社会公认的）成绩之多寡，而是自身用思方向之正误；学人不当以自身知识多寡为高低，而转应自期以勇于纠误趋正。此处形容以“勇”字，盖因摆脱俗势的意志力反映着一种态度上之勇决（我称仁学为态度伦理学以此）。这也相当于仁学的“射艺说”。此种早发于两千多年前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伦理态度学，竟然与今日认识论与实践论义理如此合辙，两千年后的我等中华士子何其幸也，何来孤立无援之虑。此所以有孟子“虽千万人”喻，历代至今均将此解为直义，而肤浅地将其作为在H1内参与竞逐奋争时的自我膨胀想象之资，不知此一用战国故事表达者仅为仁学之“能指”（H1内），而其“所指”当在H2内（人们在辨析此处是非时陷于直解，而只有在仁学整体架构中才能够体察其适切的深意）。故《孟子》与《论语》一样，都应在历史与思想史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加以把握。二者与法家对立之旨，不是表现于社会现实层面上（那是当然的常识，何须纠缠字面），而是指向另一精神文化史场域，那才是仁学在现时代具有世界意义的理由所在。

考虑到今日国际人文学术以及高科技文明大方向问题，我们也可持同样的立场。如划清界域，即不会以他域的标准来衡量本域的是非，而当明确国际学术主流如何整体地偏离方向而我们不可能在H1内为其纠偏后，即可安心在本域进行“自我实践”（少年时为之感动的托尔斯泰明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也应摆脱其宗教性牵连而将其俗世道德感转化为精神伦理观），因我在生存，我须生存，自应正确地生存，此种特立独行态度，岂非也可从孟子之“妾妇论”中体会到一种现代解释学转喻？古今前贤沉潜于仁学者千千万，而囿于时代知识论局限，多因混淆H1与H2两域而多直解其义，固然鲜能有效应用于现实，但可折射出一种不明其理却刻实感到的“超越之理”，故感叹于夫子学说的深不可测。现代解释学重解的仁学之真实效用，正是针对于心志态度层次上的“自我磨练”的，一如阳明的良知学。二者无不相关于人类永恒的现世精神文化发展方向问题。（截稿于2024-2-5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