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般符号学”？

                李幼蒸

【前言】为了准备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大会发言稿，我曾于今年7月份返美后开始陆续拟就了若干相关“感言”，以作为发言稿定稿的“热身”准备，无非是将若干可能的相关思考陆续落笔，以预先记录下围绕此一总主题进行的各分题阶段性思考之内容。这些感言中具有可独立成篇者，亦可先于国内发表，以求证于学界。文后附作者对索菲亚大会“会前设问”（“今日符号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何？”）的答复

（本短论拟稿于7月中旬，发稿于9月中旬动身赴欧前夕）

从莫里斯开始我们就错误地以为二十世纪被一般称作“符号学”学术者，需要并可能具有一种对现代符号学实践进行统一的、基本的总结和引导的一般性理论体系，用以更为有效地“指导”内容繁杂的世界符号学活动的理论原则。在此错误观念下，几十年来出现过众多这类“原理”，“基础”和“导论”，彼此莫衷一是却可各行不悖。这类“一般符号学”理论构想虽然大多无助于甚至无关于各种越来越丰富的具体符号学实践，特别是应用符号学实践，却也可成为符号学教学系统内的适用教材。即为广大不熟悉符号学的学生们提供一种有关符号学学术常识的“简介”。后者的功用当然类似于各行各业的“科普读物”或“入门书”之类，却根本不能称之为“基础”或“原理”，后者暗示着符号学是一种具有系统的、逻辑的建构的统一性知识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误解（把概要式的学术介绍和原理式的理论性导论混为一谈）自然也是部分地缘于现代符号学实践内部的构成复杂性，即其中的确存在着传统哲学性的符号学学术，而哲学当然被视作可以并应该具有逻辑统一性的。一般所说的现代符号学由两大部分组成——哲学背景的和语言学背景的，应该说来，这两大部分应该是：哲学-逻辑-准自然科学式的与语言学-社会人类学-文学式的。后者正是今日作为符号学运动主流的“应用符号学”领域，前者不仅影响力甚小而且徒因其依赖传统观念——学术理论应该具有逻辑系统的外貌——和教学的方便（易于提供系统性概观）。而且实际情况是，正如当代符号学运动总是由这两支不同的潮流混杂存在一样（为了在职业竞争中结合为同盟），教学中也往往可由哲学性的伪理论体系和应用性的符号学实践合成。这就是我们今日符号学世界的生态。

我们没有认识到符号学现象根本上就是跨学科理论展开的现象，也就是摆脱传统的文科内哲学中心论的方向。在此情况下，如果人们误以为今日符号学理论的发展迟滞（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乃因欠缺有效而统一的某种符号学哲学体系，就根本上误解了符号学的本质。我们不仅不需要这样的哲学化了的伪“一般符号学”体系，而且这样做时恰因为我们在克服、抗拒符号学哲学回归趋向时软弱无力。表面上这是因为上述教学实用主义的关系：教师们打算一方面传授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应用符号学实践成果，而另一方面仍然打算为“符号学课程”提供一个“哲学性的门面”或统一理论性装饰。本质上，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家们普遍地脱离了对人文科学整体处境的思考，特别是忽略了人文科学和现实的对应关系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因各自具有明确、坚实、对应的“现实性对象”（包括逻辑性现实）而称其为“科学”，人文科学却打算排除科学的第一本质——现实对应性——来凭空制造其学术实践生存方式。如果学者能够始终持守第一科学性本分，即探索、分析和对准自己的适当对象，就会像六七十年代的符号学家们那样积极地、创造性地首先关注于探测和勾勒新时代的人文科学诸对象域，为此就会在前人类似成就和方向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是，80年代以后，符号学运动的理论性和应用性成就都逐渐衰弱，原因有二。首先，当然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形成了客观的研究阻力；但是更根本的外在性原因为：全球化世界呈现为科技工商主导的对于文化、学术的绝对性支配力势。后者主要体现在文教、文化、科研的全面严格制度化发展方面，此一制度性力势场的强化和扩大化进而导致学者人生观迅速朝向个人物质性实惠关切方面转化，结果在学者动机层面上，追求职业制度内、竞争游戏规则规定明确的各领域内的“成功”，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行之有效的学术动机和奋斗目标。此一商业化时代被彻底宰执的学者人生观模式，有力地“从内部”颠覆了人文学者传统上“求真至上”的冲动。求真，就是求得各类现实界域的真相；放弃求真，就是将学者的关注点从探索外界现实真相转为追随职场内游戏规则的运作技巧。只有合乎外在游戏规则的技巧层次的成功，才能导致职业性的成就。后者于是成为全球化时代人文学者的最高人生境界！

全球商业化时代，物欲追求成为普世价值，因为商业化人生观的实现有效地触及心灵内与精神追求对峙的另一极：名利权欲求。求真这样的传统欲念遂与求名利权的欲念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立关系。其结果就是从进行人文学术实践的学者“内部”（心灵构造）消弱或去除了其“求真至上”的意识和追求意志。学术实践的准商业化成功，不仅从精神内部瓦解了学者的向真心态，而且以学术职场普适的游戏规则（“国际标准”）的“运作普适性”有力地瓦解了学者的独立意志。在此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发展的总趋势下，本来关注于人文科学的科学化朝向（准实证化、现实化朝向）的当代符号学运动自然首先遭受到时代风潮的有利打击，而纷纷开始偏离人文符号学理论探索的科学化、实证化、现实化目标，而改为采取顺从时代潮流的“游戏规则”方向。后者可直接联系到职场内的竞争生存中的“成败”问题。学者的“真理意识”于是从根本上被“成败意识”所替换，后者的蔓延表明了“主体”彻底向“客体”的屈服，即其学术生命中的主体选择性，遂从基本性层级（真伪选择）上降落到技术性层级（成败选择）上。

六十年代符号学运动的成就，代表着时代人文学者面对真实精神与文化世界时产生和推行的一种价值观独立的、认识论上批评性的学术实践观。学者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顺应后者的客观规则，而是反思和批评这些与精神需求不一致的（如在求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世界的真相方面）客观力势。然而仅只昙花一现，此一精神冲动即首先从学界内部被冒起的相反思想潮流所压制。所谓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以及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等，貌似为独立的新思想运动，而其实质却正是与商业化时代物欲追求第一的大方向一致的：二者均公然反对精神世界、伦理世界、文化世界的“科学观”或“真理观”。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反客观真理的态度正是要为“共识观”及“游戏观”这样的实用主义价值观鸣锣开道。其本质正是在全球化商业化时代积极参与“游戏规则正当论”。所谓“游戏规则”观念的出现正是企图为社会现行有效的任何实用主义的生存规则和学术规则张本，其必要前提即排除“客观真理”这样的科学性概念，而后者岂非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必需尊奉者？这就等于说：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当遵循科学观、真理观、理性观，而人文科学则否。而另一方面，能够对价值、信仰、理性、历史、社会、文化、认识论、实践论、人生观提出反思和批评者，又端赖人文科学的理性化能力之存在。当人文科学失去了这类理性的、科学的反思能力后，人类也就失去了对于物欲至上的新世纪人类文明方式的检讨可能性。这人们不妨视之为一种朝向于遏制、瓦解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的时代“精神暴力”，而默默参与此暴力者的恰恰是高唱人文学术反理性化有理的各式虚无主义哲学。它们均一致地也朝向于反对或瓦解当代符号学运动的科学化、理性化朝向的态度，这其中难道没有其深层次的因素吗？这类人文虚无主义哲学岂非正是科技工商时代主导的“唯物质主义”时代之典型哲学？我在2012年南京符号学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此一论点，如今，将在此一西方文明原始地地中海滨举行的符号学大会上，再次提出此一观点。其结论就是：我们的符号学实践的理性化、科学化发展并不需要什么准哲学性理论化努力，而是需要学者勇于朝向人文科学各域的真正理论现实。为此，学者就必须虽不得不生存于职场体制内，却必须勇敢地将思考方向朝向由游戏规则控导的人为学术制度之外的学术真理问题。但是，人们如果否定着、消弱着主体伦理性独立意志力的存在，学者也就没有所必需具备的此一主观能力来首先摆脱职场客观游戏规则加于你的思想方向之禁锢力了。

于是，“去科学化”首先就是指“去现实朝向性”，其目的在于使人文思想及其理论话语摆脱任何主客观、内外在的现实相关性和关切性，结果，人文理论话语成为一种新写作形态，即使之达到排除“指涉性”后的“纯粹文本自足性”。此一现实性或科学性的排斥当然同时也就排斥了话语的推理之科学逻辑性，甚至于可以排除正常的语法性，以获得理论话语的彻底“解放”。排除逻各斯主义就是排除任何逻辑实在论或推理科学性。这类后现代主义理论观也就把“理论化”与指涉性和逻辑性分离，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修辞学或“艺术化的抽象话语”。理论话语中的“抽象”不再起源于或相关于逻辑性表达的需要，而是朝向了某种“语言式抽象观念艺术”。

而人文科学的“去科学化”还具有另一种表面上难以看出的形式，即以简单化或教条化的科学性话语来取代人文思想所对应的和要求的远比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复杂的理性化形态或科学化形态。理性化和科学化并非只有一种唯一的自然科学式形态，而是应该有多元化的理性形态。因此，简单化的及教条主义的科学化人文话语理论形态，因其在处理人文理论话语方面的同样非恰当性及非现实准确指涉性，同样不能完成人文科学理论的建构。因为，现实性，逻辑性，指涉性，都需要根据对象本身的构成差异而加以对应的调准和变异。

以上两种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构建中的偏差或误导，却仍然均可在学术文教的职业化制度内行之有效，而且也不至于暴露其非科学性的本质。因为职场内的功利主义制度化程式非相关于人文话语的科学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关于人为操纵的游戏规则的可运作性问题，以及此类操作方式的最终效果对哪些支配性社会集团有利的问题。

科学话语的标准就是实证性和逻辑性的标准，后现代主义理论排出了此二科学性标准，却并非代之以另外某种可操作的“主观的标准”，而是使之成为根本不再需要有标准，即不再有衡量话语“正误真伪”的客观性标准。人文理论话语从“衡量标准”中解放出来，其性质与功能自然就发生了基本的改变，即其学术目的变成了通过语言艺术性技巧的“吸引”以获得被受众接受的“成功”可能性。原先的“真伪”标准变成了现在的“得失”标准，而后者取决于市场性价值的占有程度。此一占有的条件，既相关于理论话语推销的修辞学技巧（艺术学），也取决于话语在市场化机制内的操作方式（广告学），如同时装美学一样，其成败衡量的标准成为完全非理性的或非科学性的，其目的和功用不是为了认知现实的真伪而是为了取得市场化价值。简言之，人文理论话语成为了准商品，或者成为了文化市场化机制内的产物或某种文化消费品，一如其他消费品一样。所不同者在于，其他文化消费品仅只是消费者趣味的自然变迁，而人文学术类文化消费品则直接造成了人类的社会认知能力的瓦解和精神独立意志力的衰退。其最终结果是：有助于消费者成为顺从学术市场化机制支配力的被动性受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导致此种受众理性能力和选择意志力的全面弱化。人文理论话语遂具有了蜕化为艺术类修辞学的一种“理性麻醉剂”。

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商业化时代产生的学术游戏规则格局来组织一种更可发挥认识论、实践论科学革新作用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此种在体制内之外的界域中构想的理论应该是具有强大学术批判力的理论。正如现代各种文化品、文艺品一样，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理论话语本身也可以成为学术外、文化、文教世界外各种支配性力量加以“歪曲性”操作的对象。后者并不会因为人文理论话语含有思想性而不至于被学术外力量所操控。固然人文话语由思想内容组成，但在特定控制力格局内这些思想内容不会再按照其直意发挥作用，而是在被进行特殊商业化操弄的“媒介”机制加以“利用”后而被歪曲，正如任何文艺品都可在某种社会与意识形态控导场内被加以定向操弄一样。换言之，正如人文话语的“直接意指”和“涵蓄意指”之间的“差距”可被商业化意识形态力场加以随意操弄一样。此一意识形态操弄机制很难依靠人文理论话语内容加以辨析和摆脱，却可以被有效重组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或批判性符号学理论）加以解剖和分析，以显示出在现行人文理论话语的表面的、直接的内容和其在意识形态场内实际发挥的内容之间存在的区别。此一批评性的分析策略可施用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从而有助于澄清诸人文理论话语的现实功能和科学功能，并进而将后者扩展和强化，以促进人文科学话语成为名符其实的科学性体系。

【附录】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符号学大会“大会杰出学者讲演系列”问答录：

“对当代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李幼蒸回答：

1.    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学术制度将“成功”而不是“真理”转变成了学者学术实践的真实最终目的

2.    虚无主义本体论修辞学被运用来弱化符号学的跨学科人文学的科学化倾向

3.     在全球语境内，西方学术远非熟悉非西方传统思想，而当代非西方学者研究自身传统的学术也远不熟悉当代西方理论

4.    商业化的文化学术环境导致符号学的内容、方向和实践风格趋于庸俗化，结果“符号学”名称可能经常被误用作一种“通俗文化商标”，以期通过操弄文教市场内的互联网媒介来追求任何一种宣传、推销和派系影响力之增长。

(李幼蒸回答，2014-9-2)

What is the main challenge for the contemporary semiotics?

Answers by Youzheng Li, 2014-9-2

1.    Commercialized utilitarian academic systems turn “success” rather than “truth” to be the genuine final aim of scholar’s practice.

2.      Nihilist ontological rhetoric is used to weak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human-scientific tendency of semiotics.

3.      In global academic context western scholarship is far from being familiar with non-western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non-western scholarship about their own traditional studies is far from being familiar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human-scientific theories.

4.      Commercialized cultural and academic circumstances lead to a general vulgarization of content, direction, practicing style of semiotic activities with a result that the term “semiotics” could be frequently misused as a “pop-cultural brand” to search for increasing any kind of propaganda, advertising effect and factional influence through manipulating internet media in academic-educational mark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