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国际次级人文理论之负面影响

——2016新春断想

      李幼蒸

古今人生观对比语录

“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后汉书》）

“会友以收摄身心，此学人第一切务。前代理学诸儒，莫不立会联友，以资丽泽之益。…总图打點身心，非是求通声气。…先儒会约虽多，唯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醇正儆切，吾有取焉。每一晤对，不觉心形具肃。会友者酌夺古人之宜，儆而行之可也。”（《反身录》）

“人于居室，足以蔽身足矣。乃轮奂其居，甲第连云，以鸣得意，噫！以此为得意，其人可知。…千古如斯，良足慨矣。古今来，往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反身录》）

“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墨子》）

“士人有廉耻，斯天下有风俗。风俗之所以日趋日下，其原起于士人之寡廉鲜耻。．．．若耻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反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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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原则之深义，今可完全显示于现代，至于人文学界，更无论矣，尤其是“符号学”和“哲学”等既重要又深受名实含混之害者。一方面，我们仍须将称之为“哲学”者置于人文科学之首，由此可见其“至高”、“领先”之位置，而另一方面，今又须以跨学科理论新方向对其“重组”之，也即对其先“瓦解”之、复重构之。何意？即分析者须兼顾历史长河中哲学之作用以及今日与其历史作用相符之 “功能改造”。在此，正名论的今日施作，一方面要正向地坚守其“古义”中致根本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反向地“解构”其历史实体；即既要“正”其精神思想的古典引领作用，又要在对其重组后充实以新立场、新方法。此之谓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当然与今日体制内已将哲学学科职业化、制度化的立场不同。而如何将对待哲学的“既坚持其传统精神又改造其思考方式的”立场为中外职场内生存于“哲学学术制度化轨道”里的“哲学专家们”所理解和接受，自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障碍，尤其是来自西方学界惯习的障碍。而对此正确理解之途又须从新人文科学理论观点、超越哲学学科本位对其进行整体化把握始成，然而此一理想化期盼显然又直接对立于职场内借学科制度化运作以谋学人利得的现代文教环境。此一见解，本人断定为当前西方哲学界所绝难容受者，因战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与战前不同的本质性变化，该变化首先表现于哲学家的普遍功利主义人生观的空前树立。该人生观实已内嵌于职场制度化框架之内，互成一体，由此可见其惰性之深固。而本人同样断定：人文科学理论以及人类思想生活已不可能再以“哲学”为引导或以之为基础。也就是，以传统哲学史话语资料为实体的哲学学科，已于现代认识论上失去其传统上拥有的“思想权威”作用。然而，西方哲学职业家们以为熟悉了哲学史话语就自然具有了思维“深度”和“可信度”，这种“泥于权威文本的自信”与海外新儒家哲学的“依古哲自重”的倾向，可谓同受现代功利主义之拘束而尚不自知。】

●为什么一方面要急于研习西方理论、一方面又要深戒盲从跟风？道理很明显：当前世界人文理论正在全面停滞甚或倒退之中。两岸因为有着百年、五十年、乃至八十年的人文理论知识的时代误差，如仅在留学生文化的人文理论教育水平上，则除了对于洋导师所言亦步亦趋之外，可谓别无方策。如今，在全球化或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金钱成为了统一人类价值观的唯一标准。在此等惟钱势是求的人生观、世界观引领下，人文学者非钱势的生产者，却成为钱势的寄生者。但是风气所趋，钱势人生观已无远弗届。在此等人生观的支配下，世界人文学者遂历史上空前地呈现出同一逐“名、钱、势”而行的治学风格，其中尤以治理论者为著。无他，人文理论间因颇多为无根无据之论（不如文献学者尚有相对客观标准为据），相互之间反因缺乏共识和共同标准而可方便于自说自话，自以为是；故仅据其编配选择的话语文辞活跃性而产生学界 “广告式吸引力”效果即可。其学术论说的最后“基础”，不是难以判定的理论正误本身，而是“运作话语”的“吸睛技巧学”和“市场宣传学”。于是，人文理论家，在全球市场化时代，亦看准商机在此，而大规模地（通过跨国级出版、学会、会议、媒体宣传、打款资助等）经营此等“学术市场化经营学”事务。（学术合作与交流遂类似于商家间的合纵连横）随之必然是发展党同伐异、结党营私、行业垄断、“我说是就是”等等的“学术谋私聚势技术学”。媒体技术与文化越发展，此等趋势就越强烈和成功。以上概括之言，乃今日全球化世界之人文大环境与大背景。这些外在条件的时代性大变化（可泛称之为文化学术商业化趋势）才是影响着或阻碍着人文理论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

●当然，此一学术文化趋势对于各国的效果深浅互有不同。中国为传统人文历史古国，经此全球化、现代化、商业化、全面技术化的百年洗礼，中华古意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其过程竟然进而导致古代文明遗存被加以全面现代商品化（所谓“文物化者”，即使其具有世界文物市场价值化是也），以至于古典虚实文化产物最终徒具体形而失却其传统精神之效（试问今日玩赏文物者或以之为业者中间有几人是具有古代文人气质者？同样的问题也可问之于书法爱好者）。今日世界为唯物质主义时代，而文物之精神部分难以变现为金钱，惟其“体形”可成为文物商品。其实古典人文学者亦渐渐多成为文物式学者，孔孟老庄等文字仅因其“古朴性”本身而可成为参与交易的现代化商品，一如古代器物。因此，其精神思想部分不必真实传承，重在其具有的“古远性”之物理特质。（重视所谓版本学，非实相关于学理研究也，而是因时间性因素而上下其“价值”。我们常听到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某古墓开掘文物的“价值”，此价值表面上指其学术性，实则相关于其经济价值性）同理，现代西学理论何其不然？其准商品化后的“价值”不再诉诸于学者无法判定之精神性价值高低，而必诉之于理论生产者之海外名气、地位、影响力等“外在因素”——即诸学术市场化参量。（今日我们出版界的选题标准即依此而定）扪心自问，几十年来的再现代化期间的国人西学理论追随者间，有多少不是根据此等外在参量判决自身的学术对象选择的呢？那些今日言必提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哈贝马斯（倒是多属欧洲人，极少美洲人，虽然两岸留学生百分之90都是来自美洲）者，你们是如何选择这些话题的？

●谈到百年来文科留学生文化的得失时，当然有一个历史时段的区隔性评价的必要。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认识的分歧首先相关于学科分划的标准不同。我们现在原则上将社会科学（政经法商等偏实用者）和人文科学（文史哲宗艺等）加以明确区分（虽然二者之间存在交叉部分），因为二者性格与功能完全不同。就社会科学言，正像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一样，随着西方相关学术的连续不断进步，留学生的知识技能自然水涨船高，后来者平均必较在前者提高。这也是中国留学生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的留学生文化的积极贡献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当然也是中国现代化和协助导向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力）。我们谈及的永远只是人文理论部分（还不是应用性人文学科，而是文史哲等学科中的理论部分。这一部分最为关键，也最成问题）。就此而言，战前的留学效果大体俱佳，因为上世纪头三四十年，国内确实对外一无所知，留学带来的初步现代化知识自然均可发挥着重要的民智启迪效用。加以当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中西优质结合”：传统人文精神素质+初步现代化思想。个人品德操守与现代化知识的结合成为“黄金10年”的两大基本要件。当今齐叹的“大师不再”，首先即因“大师操守”的不再，而非仅指大师的学问不再【时人同类惋叹往往舍本逐末，以为今昔的差别仅只是知识量上的差别，故颇不乏强学自励以期超越大师的抱负者，却极少有效法其为人处世操守风范者；也即，今人所羡慕于大师者往往为其享有的名利权，而非钦慕其君子人风度。俗雅之分即在于此】。知识再多也必因操守不再而纷纷被市场化势力吸附而成为各种各样的致名利工具。学术理论也就难免堕落为运作名利的手段和材料而已。【最近以来自己才意识到进入另一误区：以为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因此发现了少年才俊后遂以为未来可期。但很快察觉此类“优异表现”几无不透露出时代唯利是图的“人造基因”色彩。此种甚至于不为当事人自意识到的时代基因——其主要表露中之最不可取者为：油滑。此种自幼稚园起就耳濡目染的“油滑”被视为与时俱进的“才智”——必成为日后进入名利场后进一步歪曲其心志的因子。学人一堕入油滑，其余免谈可也。因，自此之后，愈聪明有成即可能愈有害于学术之正向发展】但是，所谓黄金十年，其成绩主要指“国故学”方面的成就，即对本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整理工作，而并非在西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当时的梁启超、胡适、鲁迅、林语堂、陈独秀、顾颉刚、钱钟书等的“理论知识”，常识而已【后人特意将其煽发为永远的思想导师，岂非意在使国人的知识思维水平永远停留在那个实属风气初开阶段而已？今日所应效法昔贤者，主要指其志向、气度、风范，非仅指其学术成就本身；甚至于，效法之意反在于：必应努力在知识理论上超越前贤以弥补几十年的知识耽误】。他们的学术性成就中百分之80靠的是出国前的旧学修养，那百分之一二十“现代化因素”不过是“触发剂”而已，因此我们今日从中获取的教益是：中国传统精神因素的伟大现代性潜能。（我统一称之为“仁学精神“）并非是什么“学贯中西”的产物？其中的西学因素本身的常识级水平，今日如被“专门以煽发故人以谋今利者”加以媒体化夸示，将造成学术理论方向的误导。简言之，战前文科留学生的“贡献”在其开各界风气之先方面，并非在其西学成就本身。而其真正的精神遗产，主要在其人格、方向、操守、经验之谈等等的品德方面，而非在其“理论性认知”本身。其理论性知识部分自然应该作为今人之自进来源之一，但非可作为今日学理之“理论基础”。虽然当时的西学理论发展尚多含积极因素，但远远尚未被首批留学生阶段学者所可充分掌握。自然，当时所引进的西学理论必为当时之所需，却远非后世可长期视为典范者。可叹，对于民国大师们，后世应该效法的主要是其精神、操守、风度、品德，而非限于其学术理论知识方面。后人利用大师名号以作为当代拉帮结派之用的工具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学其道德风范，而偏泥执其过时的知识理论遗存以作为今日学术商业化时代彼此间争强斗胜之工具（化大师的话语为“棍棒”而互殴）。其效果是：一则阻碍今日帮派弟子学习往昔贤士的风骨以免其敢于有背师之念、之勇，另一则为阻碍今日弟子获得真知真学真理，以免其有可能超越乃师。总之，今日“学霸”（非用于今日流行意，而用于其在先之通常意），在商业化时代的鼓吹布置下，其学术方面，与昔日学霸以学力称霸者不同，反多因具有外缘性支柱故：一为其“商”缘（指其学术事业运作必贯彻商业化风格与技巧），一为“官”缘。无此二缘，今日可免学界称霸之梦想。

● 然而西学理论的引介，其效果在百年来第二个现代化时期可谓忧喜兼半。本来，在长期锁国封闭之后，开放西学理论自为当务之急，其正面效用不言而喻。而到了新世纪后，其副作用方面才愈形突显，竟有以副驱正之隐忧。我们面临着一个高度辩证性“受学局面”：既需要全面深入掌握西学理论以期在掌握人类全局知识后进而积极参加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学术交流，但此种客观需要却突然发现被钱势化集团大肆操纵使其发生了全面误导、歪曲的作用。其触媒剂首先就来自“半生不熟”的西学理论留学生效果。战前，留学生的国内效用是表现在理论常识推广方面，学界一切仍处于自由开放状态，并可期待于日后调整和改进。而今日之势是全球化带来的人文理论寄生化和准商品化，后现代主义和各种理论方式“修辞学化”的大发展【完全可比喻于柏拉图时代的“智者派”的修辞学化伎俩，而该古代的反柏拉图思潮可起到怀疑主义的匡正逻辑教条主义的作用，而今日的新理论修辞学化思潮的效用则是：配合逻辑教条主义和配合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方向】正起着配合科技工商惟物质主义全球化的大方向，使得人文学术理论不得成其为有科学性品质与力度的语言游戏。

● 国际“符号学运动”的今日全面下滑并相继为二三流及以下西方学人掌控后，必将进一步系统性地瓦解符号学运动的最初元气：该运动正在瓦解“符号学精神”本身，使其成为广大师生借廉价理论装饰话语以进行聚众谋势之工具。一个五十年前本来作为战后人文科学真实进步后之结晶的符号学运动，曾经由世界各界顶尖学术带头人集体展露了新人文实证主义科学化大方向的学术运动，历经6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学界骚乱和机会主义趁机全面介入，其后在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精神的掩盖下，逐渐受到全面商业化风气的沾染，其合力效果就是各种变相非理性主义渐渐控制了国际符号学舞台。中国学界恰于此时进入新时期，我本人并有幸不久后即有机会直接介入国际符号学运动。但从一开始起我就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我所重视的正宗符号学事业，完全反映在欧洲战后一流思想家们的经典著作中，而我此后直接联系的众多西方、日本符号学学者中，却发现多的是二三流、三四流的“博士”和“教授”们。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了当代西方人文教育的靠不住，但还没有想到，一些人除了学术平庸、专靠头衔唬人外，连个人作风都与我一向想象中的大不相同。甚至于什么手段都耍得出来。但是，面对着中西学术关系的全新局面，为了促进中西人文理论的交流，不得不厕身于此矛盾国际情境内：存于经典书籍中的符号学理想为一事，交往的当下大批西学投机分子为另一事。如何在此两大极端之间“周旋”，遂成为此后三十多年来的基本体验。长期与国际“符号学小人”的各种“合作关系”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科班出身的留学生们难以了解的实情。不久之后，又得面对此一国际人文学术堕落趋向的两岸“衍生体”。此一负面国际学界潮流与国内新兴西学投机主义渐渐结合后，在崇洋媚外的大趋势下，遂形成了潜在的在中土“合流”的趋势。我的任务（将来我会把三四十年的经历详细写出，以供学界了解所谓人文学术国际交流的真相）则进一步繁重起来。即：一方面要继续引介重要西学理论，另一方面要独立面对国内崇洋媚外大潮的扑面而来。每当组织国内聚会时，主持方不免要“警惕”境外人士的“用心何在”，孰料正是我这个筹划和参与组织的境外人士要首先“警惕”主办方可能流露的崇洋媚外企图心。简言之，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中的策略性思考竟然成为一种新型实践辩证法：既要促进双方合作以完成学术聚会的目的，又要防止双方不当企图心及其背后势力集团的“国际合流”。越来越发现国内一些学界主事者表现出来的双重人格后（口头上的虚华宣教和心头上的惟洋是重），我这方面的“辩证法警惕心”（本来应该是他们“警惕”我，到头来反成为我必须时时“警惕”他们的各种可能“里通外国”行径），遂成为常态，而自己定下的可能“终止点”为：绝对要防止老外的学术意志主导会议方向，为此先须警惕中方主事者的“迎合意图”的滋生。因为后者根本不具备判断学术理论高低的条件，而如一心企图借机依洋自重，以至于立即让老外的肤浅学术主导会议方向，那就等于“白干一场”。双方都是各自体制内的有势者，因此都可能依势挟持学术名号以误导学界青年。当时难以启齿的心态是：既要借“洋人实体”来显示“理想洋学问”的到来，又要防止这些名实不符的洋学者们，趁大陆因长期误学而欠缺学术判断力之时侵入，并与国内一些不学无术者在体制上“合流”，以造成次等西学理论家霸占中土学界的野心。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此；还不是这些在国际符号学界内惯常见到的次级学者的低水平问题，而是：即使是值得我们认真研习的一流西学理论（这些一流理论往往是二三流西学者们未必充分掌握的：千万别以为会洋文的就懂得高端西学理论！），也不能被动地沉陷其中。因为自身尚无足够学养准备之时，只因对象是“高大上”就努力于字面上跟踪和抄袭并以为学问不过如此，其最后负面效果还不是指中方学者的浅学而已，而是导致这些被“崇拜”的西学理论家们自以为在发挥一种思想势力拓广的前锋作用。厕身其后的则是三四流洋学者们，挟持该本国学术权威名号在中土学界，和中土合作者一起，建立仅以该西学权威名号为标志的学术势力集团。并以其为基础和号召来招兵买马。学术理论交流的最后结果，可能就变成了协助唯利是图的洋学者们，借助中土学术掮客的操作，在中土学界建立起其学术势力集团。中外双方机会主义者可能根本不管什么学术不学术（很多中外学界主事者都是根本不读书或少读书的一批人），而是把学术理论当成了扩展势力范围的工具。

不仅是新时期以来，而且是百十年来，中西学术思想交流中的老问题是，主事者对同袍学者颐指气使，而对老外则颇多卑躬屈膝之态。此种满大人心态属于鲁迅讽刺的国民性自不待言，而我担心是中西人文理论交流事业将会因此被彻底歪曲。于是，请注意，我的几次参与筹划的国际交流活动，都是与较少具备直接与国外直接“沟通”条件者之间形成的。不仅如此，我还须在三方（我，中方，西方）合作过程中随时观察二合作者直接“沟通”的可能性。不要误会，之所以如此警惕，根本的顾虑是担心国外次级学术理论投机分子试图用其本人的低端理论忽悠中方人士。这样，中西学术理论交流的意义将变质，活动可能成为双方主事者“互利互惠”的过程（所以永远是：一手要防止国际投机分子之侵夺，另一手要防止国内投机分子之迎合。可行路径之窄小，不言而喻也）。有一次，当合作已经接近完成时我曾发现过程有被投机主义者“渗入”的可能性时，还曾立即表达退出合作之意。（如不能实现交流中的“正能量”，至少不要伦为双方谋求私利的工具）说到头，中方的主要问题是欠缺学术理论的判断力而已。那么国际呢？则是导致国际三、四流理论家长驱直入的问题。孰大孰小，始终在掂量中。有一事实越来越明显：崇洋媚外环境导致的中西人文学术交流的直接效果是：必定使得国际学术投机分子【惟此等人最积极于参与交流，也惟此等人最积极于担任学会领导，[试看，哪有西方一流学者乐于担任学会领导的？我遇到过的各种“领导”多属好事而无实学之辈；最新的发现是，时代商业化的发展导致不少“学术领导”还须擅长勾心斗角和合纵连横之术]，并最善于投机取巧、阿谀奉承、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方崇洋媚外环境带来的最大利多因素】逐渐通过学界“腐败势力”将个人肤浅学术塞入中土学界，在不当学术权势的护佑下，误导中土广大学界青年。我的最终结论是：学术理论为一事，学术理论的“运作组织”为另一事。后者往往歪曲性地利用前者【一方面抄袭利用他人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对此事实加以掩饰而且还要进一步压制前者的影响力，以便示人以自身的理论创始性。这就是人文学术商业化之后的必然现象，一如商界相互偷窃和打击作风一样。一个最生动易解的例子是以前提到过的，可作为普遍性比喻：抄袭原译——买断版权——使得原译不得再版从而使新译长期取代原译。此一运作链中隐含的“心术”可以坏到这个地步意味着什么？学者可以如此损人利己而毫无羞耻之感的事实意味着什么？哪里是因此获得的蝇头小利问题，而是其如此“心术”渗透入学界后的惑乱学风的严重性问题。如干这种勾当的竟然包含具有国外博士头衔者，这又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导致这些新时期人士可不知耻到如此地步？】。另外，国际学界有识者正在思考如何选择替代性学术方向标志以与之加以区隔。本人在英文著作中暂以“符号学-解释学”作为“一般符号学”的代用词，当然仅只是临时代用而已，以便立即先区隔于那些西方学界内不学无术的“理论投机分子”。积极瞄准中土崇洋媚外学界土壤和大批西学掮客正待迎领的“学术中介人力资源”的正是这类国际人文理论投机分子。如果我们如今已经明了，根本不可能将萨特、福柯、德里达之类的确属一流的西方理论家当做是学术真理的传播者，我们还可能把那些因没有资格挤入西方哲学界而躲进符号学领域冒充哲学家的理论家们看作符号学理论的洋导师吗？中国新一代的人文学者就那么容易被国际投机分子忽悠吗？【我这个在旧时期研读西学理论者的未来最大功用竟然是在中土防止老外人文理论及其背后体制内势力的侵入。这是不是一种人生最大的喜剧效果呢？奥妙是：要防止那些满口反崇洋媚外者暗地里实行的最大崇洋媚外！那么，与国际学人在合作间的冲突要点为何？我的原则：参与者不得借机谋求个人及本派的私利特权；双方以切磋学艺的态度交流（求学术真理），而非协助贯彻当事人的职业性利得（求双方名利权利益）；因此，国际学术交流绝对不是要为老外参与者本人的利益服务的。而其中的国际方组织者个人又都是怀此自私心愿的。我于是作为“中间人”，往往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对付洋人的觊觎之心，另一方面对付中方企图满足此类觊觎之心以便好办事的惯习。我的此类经验，使我获得了直接感受到洋人心态实际的机会，看出了他们内心的小九九。当然，我也理解，这也是商业化大环境的今日，国际学界难免的以学求利心态，不宜深究，但要想办法不让他们过分得逞，以免影响了国内学风。一方面要给他们展现自身“才艺”的机会，鼓励他们和国内对口方进行正向合作，另一方面有责任将他们的学术实情让国内了解，以免将高低深浅水准混杂。终于他们最后认识到：进入中土学界的最好办法是寻找与其价值观类似的互利互惠者。】再者，由于后冷战时期的学术制度全面商业化的飞速演变，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变。这些人文学科人际交流关系场已经成为“合作谋利”的平台，即进行相互品牌宣传、查看行情、关系拉拢、谋职就业、学术势力垄断计划商议等的“交易场”。基本上与学术品质的提高没有关系。学术聚会成了“变相谈生意”的场合。但另一方面，这类人文学术活动却起着一种活跃学术、提升学术的装饰作用，积极掩盖着相关学术理论水平的下降事实：用开学术大party的方式制造国际热闹气氛，用以取代各自独立认真的研究。

● 孔子正名论的现代应用：正名论的俗意就是警惕和纠正“以假乱真”或干脆就是“旧瓶装新酒”！为什么不用新瓶装新酒？因为酒瓶本身成为了原好酒的价值性符号，投机者要借用那个价值符号，却要撤销原好酒而代之以自身的新劣酒。这就成了推广劣酒的不二法门；即相当于：利用那些创出了自身学术价值品牌的“符号”来装载自身的廉价劣酒而可立即增加自身劣酒的价格！（用真茅台瓶子装假酒卖。懂吗？学界也一样！）三十多年来不知不觉地一直在为辨别真假酒而与海内外学界争辩，于今才发觉道理如此简单。最早是辩解“解释学”的使用问题，后来是辨析“现象学”的问题，最近竟然是在国外与洋人庞大符号学大军辨析如何使用“符号学”名号的问题；自然也涉及一个更复杂的区别性问题：在古代适切的名号和其现代应有的“改意”之间的辨析（如“儒学”，“仁学”）。还有干脆可能涉及整个西方学科的现代应有意义变迁的问题：如“哲学”，以及最突显的“历史学”。后一类学科、学派用法的与时俱进的调节内容，属于学术自然现象，当然不同于前面所谈的“以伪乱真”的旧瓶装新酒现象。索菲亚大会后，当发现国际学会的性质和人员都已大幅度地继续变质后，必须暂时先提出符号学1和符号学2加以区分。（至于今日“符号学”一词已被纯粹学术商人盗用为纯粹商业化炒作一事，更促使我们必须尽快想出放弃此学派名称的办法来。否则在未来视频网路的运作下，“符号学”这个名词必将遭人彻底鄙视。如今日已有人用什么“符号学嘉年华”来标新立异！）。为什么这个学术名号上的投机现象愈演愈烈？因为商业化大潮已经席卷全世界人文学术领域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跟随商人的脚步，有样学样。“窃用商标”岂非无本生意？哪个商标价格高，就拉帮结派一起哄入，并借助体制内势力加以黑社会手法，强行占领商标使用权。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绝对不是毫无实效地设法“夺回”商标正当使用权，而是尽快摆脱之，公开与之断绝关系，澄清彼此的异同。特别是要看到，哪里只是一家一派的名号使用权问题，而是以多番变形方式表现在学界的方方面面。谁叫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商业化时代和人文科学全面落后的时代呢？然而岂非正是此时才是我等真读书人用功之时，练心之时？如果西方没有这种练心文化，那么我们有，已经有几千年了。

● 为了更深一步了解商业化的侵蚀是如何发生的，又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心术学的“肌理”。如果人心不变，外力无从侵入。国外资本主义研究者均指出，“资本主义”之原型古已有之，其“根源”是人心之“贪婪”。此一好贪之心会随着环境和诱因的改变而随变。（今日互联网商业现象不就是在玩弄通过互联网技巧制造人心促变机制吗？欲望的原始是内在的，但其功能形态是随境而异的）学生学者以追求名利权为心，学术本身立即从此前的“目的”维降低到“手段”维。人们不再是因为学术内容本身的诱力而治学，而是将其视为追求真正目的（名利权）的手段。看学术，是看穿它通向目的地的潜在效能。正如今日商业媒体娱乐广告业的经纪人等，他们观察、勘验艺人、作品、团体等的眼光都是直接挂钩到消费市场的价值实现估计上的。完全同理，人文学术界亦渐趋于此：看其市场谋利效果，而非看其内容真理度大小。什么真理不真理的，一切都看是否有学界市场经营价值？如有此价值潜力，就再想办法来“玩弄”它，即操作它、炒作它！为此须首先“依势-聚势-造势”，而如今时代，什么都要挂上一个“洋”字好使，接着自然是要走向国际。谈何容易？那就再瞄准国外“商机”，即寻求国外学术投机家集团，彼此虽然“各有其主”，但可首先在互利互惠造势阶段形成“合作共赢体”。方法是首先利用学界狡黠者进行上下理论忽悠，重点是宣导着：该学术目标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即可投资的潜力。而这种种商业化伎俩都是打着纯学术的名义进行的，而广大跟随者不知就里，只能看其表面阵仗以为评估。此时大环境又来帮忙：崇洋媚外，惟洋是瞻。（不用再辩解了，今日小、中、大、研各阶段上都是人人朝向海外镀金。此为百年来仅有的奇观。）眼光短小，蝇头小利，逐之不疲，人们仅因廉价网购获一名包而有“幸福感”，此是何等时代精神肤浅与堕落之征兆？（古人有知必惋叹其后人可能普遍俗化如此！）何止两岸同此趣味，完全是全球同此爱好。世界就这样被金钱及其商品效果加以彻底统一了。学术理论，不过被当成了另一种趋利手段。此种文化精神大变局，也是人类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

●此种国际性人文理论衰退趋势之所以对于中国学界最为有害，乃因百年来形成的崇洋媚外大趋势难以逆转【试看今日凡是西方有的时髦玩意我们都要尽速得之而后快：彩卷赌博，娱乐性大片，昂贵的迪斯尼乐园，名牌名包名车，欧式建筑，西方小留潮流，国内建立国际学校，以及一口流利洋文等。总之：西方看重的也正是我们看重的，彼此价值观的等同性，真是出乎想象之外】。在此态势下，西学理论不过成为另一种时髦，而且是最易掌握的时髦之一。从前“好洋者”乃真爱好，故必一本本读小说、历史、诗歌，今日“好洋者”中不乏趋附时髦仅只欲借洋以取其利势者。故只要通过一两年“概论”速成，熟悉了一批术语，以达到有能力进行原典语段抄袭、使之联缀成文，再辅以所谓合乎国际规范地于文后罗列书目即可。（今日最成问题的教育学原则就是胡乱鼓励学生写论文，甚至于听说今日中学生间亦有此类安排以成就“少年天才班”会写论文的政绩。）人文理论教育的实质就变成了“合格抄袭术”。甚至于惟有“抄袭”才是合乎了论文要求（即参照了权威论述方式）。如此一来，什么博士答辩通不过？因为：没有客观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抄袭功夫是否到家而已。

● 更可怕的是，此种崇洋媚外的民族性现状一旦为国际学术投机分子察觉后，遂进一步知悉该如何善用此种局面以谋其私利。因为途经很简单：大鼻子和流利本国语就足以进行招摇，特别是当知道原来台下听众多属仅为“集体作聆听状”而已，其接待方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吸收学术，而是借助洋面孔、洋语言、洋头衔、有洋人参加的聚会，在国内耸人听闻、忽悠上下而已！【因上下均以崇洋媚外为最高标准，故崇洋媚外策术可成为一种“公共流通语言”。这也就是几年前朋友告我的：有学校领导认为惟人到国外参加会议才叫做国际交流，如把洋人安排来国内参会，此类“国际会议”则要降级一等。至于你参会后有何学术收获，则绝非上下所关切者。】这样一本万利的事情，洋人何乐而不为？再当进一步了解了当地国情后，遂更为聪明地知悉：找好“中外学术掮客”（台湾人今日爱说的现代化“学术买办”）为第一要务。（如同今日国外旅行找好旅行社）这个合作伙伴须具有这样的理想条件：流利外语，不通学术却喜欢装作精通中西，即多能以其外语对洋人谈述中学ABC。这样，他遂采取在此交流中鼓励各自发挥所长的策略。于是就成为：你谈你的大理论，我谈我的独特专长。【越假大空越好，反正我们也并不真稀罕你的什么“理论”，不过是借“高来高去”，演名堂而已。当年罗蒂告我他二次中国行的风光，如处处讲堂可满座。我则未敢告他，当哈贝马斯访华讲演时，网上消息透露，主持者须强行动源单位科室职工前往充数，以免冷场，因彼方为国际大师也。】如果我们的民族性文化与国际接轨的方法是“国际拳击+太极拳”，以此形成中外“异质性对峙”方式，以可不受挑战地，显示出我方的永远博大精深，即可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当洋人洞见到你的真实兴趣就在于“面子主义”和“虚荣第一”后，于是决定：只要不吝于虚夸对方就可获得免费招待，这样的无本买卖岂非天下掉下的馅饼！问题当然不仅是中外人文学术交流中的占小便宜问题，而是在发现了你的人文理论方面的虚实境况后而大肆将此等次级洋人理论话语廉价输入（通过国内学术买办组织的粗糙翻译体系。中外双方对此翻译品的粗糙性均不以为意，因谁也不在乎其“接受的准确性”，一来此种翻译品仅只是学术伪交流中的“道具”而已，用以进行上下忽悠的器具。“哪个领导敢质疑准确性？否则你自己翻译试试？”）。就这样最终造成了系统性劣币驱良币的效果。在此新时期开启的第二现代化阶段，新旧交替反复之间本即复杂曲折，如经此国际理论投机家看准其“文化商机”所在而介入中土参与搅局，其阻碍中土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力道自然大过本土投机势力。此种国际投机客的策略，在找好中土适任“合伙人”后，必为：一方面与中土合作方共同排挤中土真实西学理论者以免拆穿彼辈低质的次级理论，另一方面必参与大肆吹捧中方合作者的肤浅学术以支持后者在中土的学术权威性地位，以此等低劣“国际认可”姿态忽悠双方领导。彼辈在本国亦可对其领导传达其学受到中方高级学界重视以提升自身的本国学界地位。为此，彼辈逻辑上必然也要不吝对中方合作者加以吹捧，如此合作事业才可增加分量。在此过程中，双方通过相互吹捧制造国际交流成效的虚假形象，其实质结果即是：通过“以低充高、以假乱真”之术，一方面向中土学界输入了低劣西方理论，另一方面“协助”中方合作者维持其华而不实的低端学术。双方遂可通过此类国际合作运作技术而各得其利。

●那么为什么对于当代文科留学生文化的副作用要加以“挑剔”呢？因为时代环境大变了。一方面，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加以百年来的现代化结果，今日国内外的人文理论知识吸取的条件已然相差无几。从梁启超到胡适时代，国内的西学知识极其有限，他们那时带来的初步新知新学就是唯一的西学知识来源，因那时惟有到了国外才有接触学术信息的条件。现在则完全不是这样一种情况，而是身在国内者可以与在国外者几乎具有相同的吸收西学理论的办法。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办到。进入和提升人文科学的唯一途径是直接研读书籍，此一过程可能是在国内比在国外要更方便。唯一的条件就是能够读通学术外语。此等条件极其容易达到。49年前的名校的高中程度即可。今人急功近利，不肯从基本做起，而是眼光老凝聚于如何快出成果。学界风气的肤浅才是唯一的障碍：一切都是利字当头在作祟！中外均如此。所以仅就掌握西学理论的程度言，国内无留学背景的西学理论学者的知识程度未必低于留学生的程度。这是一个本质性的时代求知条件的变迁！此一事实如果尚为被充分认知，乃因国内崇洋媚外气氛特意要拔高留学生的地位之故。实际上，崇洋媚外者所在意的主要是：洋学历，洋关系和洋口语等外在的、代表其势力背景大小的资格。于是在此情况下，中外双方合作者的目的趋于一致：共同利用此气氛和条件经营此国际形象工程。新“学术洋场”中的老外投机主义者，于是选定那些外语口语流利而喜高唱本国“太极拳式特殊学术方向”者为最佳合作伙伴，其中自然包括低阶洋学理论掮客的所谓“知西派”。所谓人文理论的国际交流就成为中外双方利用中方资金和中方“知西派”的流利口语将国际学术权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修辞学以及英美肤浅科学主义派理论加以展示的面子工程场合。在此交流局面上，洋方合作者颇知如何对中方太极拳派学术大加赞扬，一方面满足中方出资者的集体虚荣心（=获得了国际认可），另一方面事实上达到了阻止中方人文理论获得实质提升的机会。【最深的计谋是：协助瓦解中方学人的独立治学意志力，使其难以自强不息而是只能随（洋）波逐（大）流】双方利用崇洋媚外条件以垄断学术私利事小，按此方式达到将西方三流人文理论家及其理论引入中土并通过进行以译代研式研习以导致中国人文学术理论事业长期处于世界二三流地位事大。如此而达到从根本上瓦解中华文化人文精神传统的势能，其结果对于中华文明之伤害是不可再加以复原的。更不要说阻碍着中华精神文明有朝一日参与全球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的机会了。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中国学人的西方理论研究的条件，在国内和在国外几乎完全一样，甚至于在国内反而更有利。为什么？我前已指出今昔主客观条件均已不同于战前。此类研习的基本要求就是掌握外语理论阅读能力！而不是花时间搞外语四会。那种老想着学会口语以便“与老外交流”却不清楚此交流的目的在哪里？研学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学养，并非在于：要和老外在一起共聚一堂为荣，要把外语口语门面学好以获得老外夸赞为傲，要获得洋学位以便为人上人等等。这类本末倒置、以假为真、以虚为实的、以洋为高的民族性时代惯习再不纠正，万千后学将循此歧途集体地毁损中华精神文明的元气。

●一切的一切在于“心术”。要在心术上回归古人求真意识。读古书不是为了用“东方异国情调”招徕洋人以获取洋人的“伪尊重”，不是为了现代化时期因古典文物奇货可居，可据以作为国际文物式学术商品买卖的资本，也不是选择了古典行业作为谋职手段而借古代名人名气邀利于今日，也不是为了阿Q式地滞留于古文文本精神自淫自欺。而是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至少要有一个自我革新意识和要求，以避免被全球化商业化大潮中的商人式文人习气所吞没。

●为此，今日人文学者急需具有理论大局层次上的“理智好奇心”，要具有面对理论认知的古今中外大环境的“知觉力”。不能像今日台湾媒体文人那样只把眼光局限于周围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小非上。今日台湾海外文科留学生回来后看不出其在大局气势上有任何拓展，而是一头钻进了本地的是非圈内。就其气度和眼光而言，比起五四时代的“民国士人”的精神状态真是差太多了。但他们自己没有这种差距意识，反而集体地以为均较前辈知识更为充实。而不知自己所得在小处，自己所失在大处。我们于此，即使不考虑时代环境变迁也可知，老民国时代“大师们”之得，哪里是其西洋留学时期获得的基本西学知识？而是他们的旧学精神修养（注意：不是指今人达到于古文字面上的“理解”即足），此种修养在遇到海外新风气和理性标准后的“旧学知识的自动现代化发扬”。其原因在于其旧学产生的精神气质本身，既非仅在于古文的文字表面之意涵内容，也非在其初级性的西学常识。今人留学生在西学理论知识上与前虽有所增进，但因自幼所学为数理化等故在传统伦理精神气度上大本已失。所以那时留学回来可为大师，今日无传统精神修养的留学生回来只剩下位属七、八级的西学人文理论知识，自然难有作为。再加上今日两大变局：变本加厉的国内崇洋媚外和全球化学术商业化条件以及西学理论本身后冷战以来的江河日下。深入看，留学生所失在精神信仰，表面看，其失在失去思想理论大局意识：即对于思想学术理论等“大义”近乎流于“无感”。看了相关文字有知而无感，这是多么可怕的心理习惯？古人十二三岁熟读四书五经的天才少年，历代多有，均指当时标准下的“有感、有悟、有振奋、有大作为抱负的读书效果”。今人呢？专门关心所学所知者有多大名气，多大用处，是否有利于自身职场前进。古今人文学子之别，首先就是心胸和气质之别。无此精神与气质，知识就是死知识，就仅成为谋职的工具而已。

●我曾经多次援引一个比喻：为什么大众会对篮球足球等与己无关的国家体育事业状态如此关心，却对与自身学术相关的学术理论大局难以关心？我于是一直以为用此比喻可产生激发学者心态转换的说服效果。但是近日在看本地电视节目时某次突然醒悟：“原来我的比喻似是而非！还是大众有理我无理”。为什么？此地超级杯年度赛为什么每年造成“万人空巷”效果？为什么黄牛票可达万元美钞？为什么明明与己无关的游戏输赢会对常人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力，而我们的人文理论就不成？原来奥秘就在于体育竞技象征性代表着“胜负”媒介。群众通过他人的体育博弈竞争以投射自身的胜负欲望，即将自身的“胜人欲望”借助他人的“典型化”的行为表现加以心理释放，从而获得一种间接的心理欲望的满足感。这个欲望就是：“我要压服他人”！我要成为胜者！为什么要获得权势？为了“胜过他人”。（自我先是向所属“群体”认同，然后该群体之荣光自然也包括我之荣光）在动物世界，此种欲望可以直接简单方式进行：臂力大小已足判定。而在人群社会则只能采取复杂方式进行。而社会的进步阻绝了此等人际间全面争强斗胜的本能之野蛮展开，于是升华为文化象征式的“取胜感”方式。在体育竞技中此种欲望表现仍属直接流露，自然也是经过文化化过滤后的安全方式。但此种人性负面本能欲望——胜过他人，即出人头地——可贯彻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学术领域也为其一。自从商业化时代到来后，商人文化将“出人头地”加以金钱量化，易于计算（“身价”就代表着“胜出”的程度，即自身权力拥有的程度，即自身高于他人的程度，满足者正在于此）。当人文学术也相对地商人化之后，“出人头地”的争强斗胜方式也就在操作上渐趋“商场如战场”般的竞争程序化。于是治学愿望大幅度地以治学方式是否有助于争强斗胜为标准，学者心理也就于此被定式化。个人的兴趣和人生选择都是依利而为，好奇心亦如是被定式化。这样，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原先比喻之不伦。听众的学术关切不在于学术思想的纯学术性意涵之深广方面的关联，而在于其相关于职场求利的可能性之关联！也就是“取胜策略”的高低性问题才是今日学子们根深蒂固的关切所在。无他！自由就被训练成“爱拼才会赢”（加上：用计才会胜）！我于是犯了标准判定上的irrelevance 。为什么明明听不懂老外说什么也乐于与其相聚一室？（集体性的虚荣方式：仅因共聚一室就有荣誉感，就对主办方崇敬有加：能够攀附老外，厉害！）甚至于如果听懂了才知道原来此老外理论那么无聊（如当初北大翻译德里达的伟大理论后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也仍然乐于行礼如仪？就是因为其中“似乎”暗示着此种“靠近洋人的姿态”本身就含蕴着什么“利益”在其中。那当然不可放过！被求利之欲望糊住了心灵的后现代主义商业化一代的人文学人所失去的，正是五四民国时代士人尚存有的心灵正能量。（这样就可以了悟为什么新时期以来青年人文道德理论家们都没有一个自身道德性的自我要求。他们只有一种要求：什么最有利，我就追什么！目的解决之后，剩下所需要的就是如何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以实现之了！）

●全球化就是全球商业化，全球商业化也就是全体人类求私利合法化，也就是此种人生观的全面贯彻，人文学术亦不可幸免，否则无以生存。金钱作为利与权之全球有效的统一化媒介，使得人类今日获得了一个地球村全体借金钱媒介而获得统一化（什么是“欧盟统一化实体”？其唯一代表性象征岂非就是“欧元”）。金钱统一了我们全体人类。这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君不见，今日已然处处以实打实的“身价”数字化作为“成功”（=取胜=出人头地程度的数量化标志）之标志了？

●尽管本文论及中国人文学术面临的种种问题，其分析背景反而主要是相关于全球化时代西方人文学术或明或暗全面商业化发展的态势。防止理论上的“全盘西化”（以及国学界变相地同样“全盘西化——汉学化”）的第一考虑正在于此。同时，历史的辩证法表明，人类文明全面物质化发展中唯一残存的人文复兴希望尚在中华精神文明之故地。因为，今日中华文明的大变迁全因物质上的百年来全盘西化之发展，但中华精神文明之元气尚潜存于文本世界中有待其精神之激活。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是，西方社会文化学术世界已然全面系统地制度化、规范化，没有了主体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其几千年来的各种超越性信仰传统（逻辑性超越，宇宙论超越，生死性超越）树立的对外在精神权威绝对信奉的惯性逻辑，使其在精神思想史上欠缺独立主体伦理学意志力的存在理由。所以，即使客观条件上的种种欠缺之存在，此一一线尚存的主体理性之光仍可在中土偶尔闪现，以昭示其后世子孙之苏醒机会，并可因此未来创造性地的中西精神汇通之可能性，而有朝一日引领世界精神文明进行自我方向之调整。精神与物质必须并行不悖，方可使人类不致成为马克思本人所力诫的那种惟钱是求的物质性奴隶。“生产力”概念蕴涵着“惟物质主义”，这正是《资本论》今日仍为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界所重视的缘故。该经典的今日价值，完全无关于其直接的经济学理论技术性方面，而在于其间接蕴含的伦理价值学方面。

● 那么，虽然大量涌入中土的将是二三流西学理论，那究竟该如何看待一流西方人文理论呢？我于是想到顾颉刚先生关于整理中学古典时的明言：“古典材料不经现代科学化的整理是不能立即使用的”（大意）。同理，即使是一流的西方人文理论，不经现代“新科学化”的整理，也是不能用的。意思是说，优秀西方人文理论也必须经过全面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分析与重组，才能够成为有用的理论滋养。因此，如果只是按照以译代研式或被动抄袭式的研究法，其效果至多亦仅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已。中华精神文明传统绝对不应该在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下演变为这样一种虽然在物质上积极提升、但在人文上全面萎缩的、只知被动模仿国际次级学术思想的二流世界文明体。为什么中华精神文明的后人有此机会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支持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义利之辨”精神癖好。既然中华的士精神传统可于任何情况下不为利屈，自然即有其良知复萌的机会，就会有朝一日从国际人文学界的花里胡哨中看穿其华而不实的本质，就会有意志力和明辨力不为其用洋文表达法装饰的花言巧语所惑。孔子所倡的“乡愿辨伪学”正待运用于世局空前巨变之今日也。

【2016年2月21日，元宵节前，旧历新年年初缀成于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