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贵阳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

                       -----兼与外语符号学界恳谈

李幼蒸

【本文要点】

1。“跨学科”的意思：（a）第一步：在一个学术文教领域的内部推行（准）跨学科研究；（b）第二步：在诸不同学术文教领域间推行（真）跨学科研究。为什么叫“准”，因为单领域内基本不具有对他领域学术内容的高级知识。我们在南京大会之后现在的任务是：强调平行发展a和b，但应首先关注于b。即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面临着全面转型的时代任务。因此，中国符号学正在呼吁着真正的符号学精神（真跨学科）的出现。

2。“符号学实践”：具体来说就是，从个人角度（在本人态度上）和从集体角度（在组织方式上）创造性地摸索在体制内组织“体制外的”（即在现行学科分划格局外的）活动。因此上述a方式仍然是在体制内安排的活动，其各方面的学术性效力都仍然受到体制内的结构性限制（参加者仍然受制于体制内的功利主义动机、结构、程序和目标的限制：如借助于“符号学活动”来谋求个人和单位的任何一种“利得”）。单位内符号学活动的组织者如果不了解 这一点，就难以参与真正的符号学事业。

3。“符号学研究”：指的是每个参与者在个人学术上或者在跨学科活动组织上，开展切实的学术实践，而不是采取面子工程、形像工程、政绩工程路线。学习和研究靠得是个人一本书一本书地研读（今日可读的翻译书比二十年前已经多太多了），而不是只靠国内外开会、请外教、出国参访、论文数量和发表级别等外在“成绩形像”。这些学术活动形像中都充斥着水份，都会好事变坏事，即反倒可能会误导本单位师生，以为有这些“外在性安排”自己和单位的“学术水平”就自然地（可向单位领导证明）提升了。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些措施都没有多大用，如果它们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动机和目标之上的话！不能主要依靠这些基本上属于形像工程的“自我欺瞒”的方式来治学。没有正确的治学心态，什么外表漂亮的安排都没有用。

4。“中国符号学论坛”：是一个促进跨学科（b型）的临时性架构，它靠的是参加者每个人的自觉性，如果参加者没有这样的自觉性和真实兴趣，它当然不可能成功。那样的话，这是谁的失败？不要搞错（我请可能的幸哉乐祸者注意）；这将不是主办方的失败，而是我们每一个志愿者的失败，也即“中国符号学”的集体性失败。老外会因此说：“你们中国学界不配搞高级学术，因为你们不能学术合作，因此根本不关心真实学术，而是只关心如何通过符号学搞名堂”。贵阳会议如果失败，我们的论坛当然就自动解散，而不必等待个别企图对其“下绊者”的运作了。但这不是下绊者的胜利，而是我们志愿者全体的失败：因为，“我们大家不想实行跨学科合作！”“我们不关心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

 5。跨学科活动组织者：中国符号学论坛活动组织者当然是某领域内的某具体单位，但承办者此时的“工作任务”是超越其体制内的工作范围的，是代表着各领域、各学科的，而不是只代表承办者本领域或本学科的（在筹办南京大会的几年中我不知道为此写过多少此次“说明书”，以协助扭转体制内根深蒂固的“本位功利主义”意识）。组织者尤其不能企图通过此跨学科活动将其他领域师生的学术活动纳入本学科学术领域内，对其进行学术组织方面的“收编”。承办者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扩大”或“身份转换”的事实。如果老是跳不出这个本位主义圈子，就根本没有条件承担b型的跨学科活动。我的另外一个比喻是：学术组织者要做“蔡元培”。蔡元培的全局性贡献远大于“陈寅恪”。你也可以同时做“蔡元培”和“陈寅恪”，但你不能利用你的“蔡元培”的职能去悄悄地不当增加“陈寅恪”的声誉。这就叫公私分明。对于“集体”来说也有此同一公私分明的问题，不是说“集体性谋私”就不算“私”了。如果组织者有“蔡元培式的”觉悟和担当，那就会成为一个其“抱负”不仅不嫌其过广（跨学科、跨文化）、反而是期盼其越广阔越好了。中国学界今日最欠缺的还不是什么专业“大师”，而是欠缺真心实意的、非意在拉邦结派的“学术组织”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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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任务的转型和学者所需的相应态度提升

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作为35年来中国符号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国际意义可以说是表现在跨文化时代的到来上，或者说是表现于：中国符号学今后势将走自己的路，而不会盲目追随国外潮流。其国内学术实践论方面的意义则是：中国符号学必须走跨学科之路，并将符号学方法论有机地纳入人文科学大家庭内，或者说，必须摸索出一条中华文明圈内的人文科学符号学发展之路。为此，各学科同仁都需要提升自己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认知层次，学会彼此相互尊重、探索积极共处之道。具体而言，任何学科、专业、单学科、单领域的学会和研究所，也都应当一方面在本领域内继续发展跨学科学术活动，另一方面关心和参加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互动对话。应当说，这是南京国际大会和南京首届论坛之后，中国符号学界的共同精神要求。

对于符号学学者来说，其任务一方面是个人追求跨学科学术知识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关心符号学跨学科集体平台的营建。为什么？各国符号学发展都是如此。哪个国家学界内各学科间不能团结合作，就一定不能发展符号学的集体活动。团结合作就是要排除本位主义以及关心本民族学术集体荣誉，这样才能“克己复理”，不为狭隘的“集体个人主义”所制。为此，跨学科合作活动中首先应该提倡相互尊重。其具体表现是：不要企图以自己的组织力的一时优势，来企图变相地（利用自己的各种“势力”）将其他学科参与者“收编”于自己派系之下。这是我们今天搭建跨学科符号学平台的首要心态：平等对待彼此。对于跨学科活动来说，尤其需要排除论资排辈，因为不同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等级关系”系统。这个等级性仅适用于本领域。一旦参加了跨学科活动，各领域都有自己的等级系统，彼此在跨学科学术活动中是“平级”的。一个领域内业界所“公认的权威”，在跨学科场合自然就失去了或弱化了这种“权威性”。单学科权威也需要向他学科学习。因此，符号学界人士如果以追求在跨学科活动中突显本领域权威“高出他学科人士”为目的，那就直接违反了跨学科符号学精神。这也或许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参加跨学科活动的理由之一：因为“专业权威”可能在会间失去其“权威”形像。然而，学术活动的目的是每个人自身学术的提高，不是聚集在一起于游山逛水之余去“捧角”。（如今日群众聚会捧歌星般，这是商业化时代人文精神普遍衰颓的最典型表徵：浮薄！）如果谁不愿意参加搭建跨学科对话平台，当然谁也不会勉强谁；如果愿意参加（也就是愿意向他学科同仁学习并帮助他学科同仁学习），就得放下“架子”。如果领域内权威们放不下架子，一般师生完全可以“自行其是”，独立地去参加跨学科的符号学活动。符号学论坛目前完全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不是以学会、学科集体名义参加的。“志愿者”就是独立性学术人格拥有者。国内 学者学生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参加 学术活动的“目的”究竟何在？不能够习惯性地（被动地、一窝蜂地）以为跨学科活动是为了彰显“本派”（本单位，本学会）的“集体荣誉”（风头）！而这个所谓 集体荣誉则主要体现在本系统的公认“权威”在跨学科场合也保持着可同样高人一等的“尊严形像”上，似乎这样一来该派成员大家就都有了“面子”似的。殊不知，这是实足地“学术幼稚病”！ 每个成员的“面子”，首先是在你自己，而不是在于你夸张式地所“拥戴”的本派“权威”上面。其次，这表明你根本不知道做学问是干什么的。你以为这是聚众打擂台或拔河比赛吗？你就是你！你的参加学术聚会的目的是你自身学术的提升和经验的丰富化，这与你派系内的“权威”没有任何关系（你不需要有本派权威或集体力量的同时出现自己才觉得参与跨学科活动才是可承受的），还不要说今日无人不知人文学术界名实不符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即使是“崇拜有理”，你也有一个崇拜标准问题：是真才实学还是知名度？如果我们的学术界只关注“名人效应”，开会的目的不是自己学术的提升而是去“看名人”，那是多么无聊的动机和行为呢？如果以自己的真实学术提升为目的，就不仅不会去依靠本派“人马”去参与集体性“争强斗胜”，而且也不会为了与他人比高比低。真正的学人应该是只“和自己比高比低”，务求今日之我超越昨日之我。这才叫作“好学”。

2）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符号学身份”的扩大规定

我们今年7月份的贵阳论坛，实际上是中国符号学发展史上“第一次”的独立的全国性的符号学研讨会。因为首届论坛是依附于国际大会召开的。因此，贵阳中国符号学论坛担负着重要的学术革新使命：在今后不再盲目跟随国际学术潮流的新学术形势下，我们大家走在一起“共商〔人文学术之〕国是”。“符号学”本身不再是一个学科专业的名称，而是一个关于人文科学思考与工作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大方向的概称，是关于人文科学如何科学化、理论化的“思想系统工程”核心部分之代称。这将是一个比今日西方流行的符号学观念更深刻、更重要、更加贴切于学术实情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符号学理念；是中国人文科学百年来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革新契机”。我们不可能再盲目延续国外狭义“符号学”老路亦步亦趋，而是要在跨文化大环境的新局下，思考如何创造性地利用国外百年来形成的跨学科符号学成果、以及如何将其有效吸收入中国“文史哲宗艺”研究领域的大问题。因此我们的“符号学志愿者”一定是具有深切人文科学关怀和“文化大局意识者”。所以，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在本专业的符号学应用研究之外，也关注于人文科学整体的大局问题。为此，我甚至于希望，我们的为时两天半的讨论时间，可以分出一半时间来用于集体讨论。这些讨论的结果一定有利于每一位参加者丰富、甚至于提升个人对于自己身处的人文科学之国内外整体环境的认识，以及增加各不同学科内共同应用的各种符号学方法论的理解。

贵阳论坛的另一个可能更为具体的作用是，人文科学各学科关心符号学的学者们借此探索相互积极合作的可行方式，（在间接地意义上）为未来可能的“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建立，试探有效的跨学科合作对话的途径（如果未来有人利用势力背景将此全国性学会建立在某单学科或单领域之内，那么该学会就根本不是真的“中国符号学学会”，而是“中国符号学”名号被不当垄断了。那时严肃的符号学学者就不根本不屑于再参加该种学会的活动了。因为那样的所谓学会，特别是再与国际功利主义挂钩之后，就会堕落成为安排各种“伪学术权威”出风头的舞台了）。这就是为什么希望各学科符号学研究者积极参加到此跨学科对话实践中来的理由之一。未来的中国符号学学会“领导”集体，必须是各学科公平选举后产生的、肯于承担学会服务工作的人士。（如果外语界人士当选了领导层成员，也就不再是“代表”外语界，而是代表整个中国符号学界工作的了）。中国符号学的未来全国性组织的所谓“领导”一定是服务者，而不是“享受头衔者”。对此，我不知道二十年来和多少国内符号学活动带头人谈过，特别是这几年与南师大外院领导反复谈过。正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愿意为全国学界而不只是为本学会服务的工作态度，使我多次对其公开表示肯定和赞赏，此一共识也成为我们长期成功合作 的基础。

关于今日“符号学身份”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应该虚构什么独立的“符号学学科”。存在的只是各个学科专业内部的各种不同符号学方法的应用。“部门符号学”是我们今日最需要推广的（文学，影视，传媒，绘画，建筑，音乐，歌剧戏曲，史学，宗教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等等）。至于“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而且一些流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系统，反而可能因为其制造的不当教条规范而会产生副作用）。并不是其课题内容不重要，而是说这样的思考方式和著作成功的极少。还可以说：凡是致力于建立什么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多有“华而不实”的毛病。趁此解释一下：我当初写的《理论符号学导论》（该书特意排除了有关极其丰富的各部门符号学知识的部分），不是要创造什么体系，而是要将西方符号学领域内与“一般思想理论性”有重要关系的知识加以系统的“汇总”而已。其重要性体现在搜集的（由海外各专家创造的）“理论相关性知识”本身上，其目的在于和新认识论沟通，也特别是和传统哲学沟通，或企图影响哲学学科的现代化革新任务。但是莫理斯、本斯、艾柯等（他们共同的弱点是欠缺全面深入的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知识。结果其理论构建难免以偏概全，有时甚至于成为僵化的教条规范。所谓皮尔士符号学，今日也是非常“不定的”符号学部分，弄不好就成为肤浅空谈。其学术有效性仍然在于其今日对部门符号学的某些技术性应用方面，而不在于其连自身都还没整理清楚的理论体系方面），都是企图建构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的，所以那些“符号学理论书”其实并没有多大永久性价值，尤其不能当作是任何部门符号学的理论性基础看待。语言学，逻辑学，系统论，认知科学等当然都是独立而重要的成熟学科，它们的知识内容是我们各种符号学研究中可从中选择性吸取知识的重要理论来源，但相关研究者最好被视为各常规学科的专家，而不是“符号学家”。 简言之，实际上，符号学就是：“相关跨学科方法理论因素+各传统学科的专业性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外语界对于前者掌握较多，但其他领域学者对后者掌握知识较多，二者正好相互补强。如果各自拒绝往来，均持“本领域独尊”观念，那就根本违反了“符号学规律”。符号学，根本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学科，而是贯穿于人文科学各学科之内的人文科学内有关认识论、方法论的有机构成部分。符号学和人文科学整体是不可分的，因此二者可以说是“共生体”，是有待于相互促进的（国外符号学界因为违背了这一“符号学本质”，所以二十年来理论成就有限）。脱离了人文科学大家庭，符号学就必然“死路一条”。今日西方符号学界正面临着这样的危机，我在南京大会的发言对到会西方学者再次指出这一危机和克服之道。但是他们囿于职业化竟争 环境，很难摆脱功利主义思维。当此之时，我们中国符号学更加需要站的比他们高，看的比他们远，岂能被动地唯国际马首是瞻呢？再补充一项观察：二十年来西方符号学学会内学术成绩不佳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自六十年代以来，各种符号学知识已经广泛地被吸收入各人文科学学科之内，成为其各自理论、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了。因此在各学科早期大多数学者不熟悉符号学方法的时代（请回想一下当初几乎是属于“在野的”巴尔特和法国文学史权威之间的方法论冲突），各学科内的青年一代勇于革新的人文学者们，觉得有必要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符号学知识和相互激励。二十年后学界情况已经大变，各学科内对于符号学的知识的掌握都较前大为普及和加深，因此最初形成一个“符号学领域”的学术必要性就逐年降低了。结果在国际学会内部就“剩下了”一些空头符号学理论家，他们由于学术成绩不佳自然无助于整体声誉的提升。此一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思想史上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吸取其经验。有朝一日，也许我们也会觉得维持一个独立的“符号学领域”不再必要了，但那是几十年后的事了。我们今天岂非大体上正相当于处在六十年代西方符号学运动起飞之时呢？

3）论“外语界符号学”面临的问题：应以何种态度参加跨学科活动？

外语界符号学今日应该认识到：你们由于外语方便而获得的各门类符号学知识还只是初步性的，不能因为你们（在“文革”期间文化学术一穷二白之后）先走一步就以为你们最懂“符号学专业”，如果那样你们将永远前进不了，就会一直停留在和目前差不多的水平上了。（80年代一些外语界出身的人赶时髦参加了电影理论界，并趁势获得不小声名和位置，而后来二十年间的个人学术竟然乏善可陈。为什么？就是当初仅以外语和初步兴趣抢快而领先于一时，但因没有什么专业理论的基础，所以其学术日后无从真正提升。此一现象我们大家应该引以为诫）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急功近利态度会影响你们的广大师生的真实进步，反而可能错误地鼓荡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真地会以为本领域的符号学知识高于其他学科，并可能以此为满足，而不再积极努力进取了。我想再一次对外语界关心符号学的广大师生提出建言：请认真思考你们自己的学术利益究竟何在？当然应该是追求个人及中国学术集体的真实学术提升，而非借助“符号学”名号追求个人和集体的一时性“虚荣”。

外语界符号学的最大问题是：对于相关西学理论知识，难免会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弱点（尽管他们中间存在着大批极其优秀的青年学者，不仅外语条件好，而且对于新知新学理论非常敏锐。然而由于职业限制，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深化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复因单位工作中的各种硬性竞争性压力的存在，一些人不得不同样采取急功近利方式，被迫以量代质，只能追求成效以解决个人的各种实际问题）。我是从理念的角度这样说的。如果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当然没有这个问题，而是只要编写一本“符号学教科书”式的作品，使之言之成理（或使当前水平的学生们感觉到言之成理）、行之有效，就被认为完成了某种符号学学术工作了。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学生读者普遍水平不足时，编写出“令大家可接受、可称赞的”教科书式读物，应该说并不困难，但读者学生怎么能够判断其真正学术价值呢（80年代我们一些后文革时代的人文理论学者们就是这样“一举成名”的）？如果有人企图用一两本成功的教科书式作品作为“统一普及符号学知识”的手段并取得这样的效果：让读者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符号学！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这样的符号学知识用处其实十分有限（其本身的程度深浅问题倒尚在其次，而因此导致读者学生们容易自我满足，这才是更严重的后果。）。这样开头的概念化符号学知识，学人只能跟着照猫画虎而已（这很容易造成一时间的时髦，但远不足以成为继续提升的基础。如日本池上嘉言的符号学小册子就有这样的问题）。当然如果其真正的用意只在于借此廉价方式“收编”广大青年跟随者，自然效果显著。但就怕像80年代“系统论风潮”一样很快变得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了（自然一时参与炒作者则可从此 过程中积累个人声名；学术可以过时，而其“声名”会永远保留下来。思想史上充斥着这类名实不符记录！当今中国人文学术界可以说也深受此“传统”之害）。

对于外语界相关学者来说，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必须首先克服“外语界”本身的知识结构方面的缺欠，迅速选择人文社会科学内有兴趣的专业，争取个人“专业化转型”。因此，在参与今后跨学科对话时，你们将是以各种自己选择的专业之学者身份加入的，而不再是以“外语界”工作者身份加入了。这是外语界师生参加中国符号学及中国符号学论坛活动时首先应该完成的“身份调整”。简言之，“外语界”是特殊知识领域（实用性外语语言教学知识）的名称，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系统内的专业名称。这是我们今日大家都应该明确的新认识，更是外语界师生应该勇于承认的事实。你们只有设法在“外语专业”（其本身并不属于任何科学专业）外另行选择个人爱好的“科学〔学科〕专业”，平行地发展自己今后的专业学术计划，才能够在学术上谋求切实的进取。实际上，外语院校 今日都开设有各种专业课程，如文学理论、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学等（恕我不熟悉细节），但由于外语界的主要任务是外语语言本身的学习，因此各门专业课只可能是在通识性水平上设计的。关心符号学的师生们自然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喜好的专业深入下去，日后成为该学科的专长学人。这样，当你参加跨学科活动时，你将不再是以什么“外语界专业”工作者的身份、而是以该相关学科的专业工作者的身份参加活动了。换言之，此时来自外语界的师生们将根据自身所选择的真正（科学性）学科专业，在学术实践层次上，向该学科专业 “归队”，而不是向“外语界”归队。外语界是你的职业单位（外语教学），而你的第二学科，如文学理论、艺术理论、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才是你在参加跨学科符号学活动时的真正“归属学科”。换言之，在参加符号学活动时，“外语界”作为职业行政单位不能再和学科单位混为一谈，所以外语界人士实践跨学科时，就是首先要跨出“外语界”这个由教育行政定位的职业圈子。在你们自己的符号学实践中，你们不再“属于”外语界，而是“属于”（就个人学术方向在学科范畴的归属上而言）其他各专业了（如哲学、文学、人类学、绘画理论、音乐理论等等）。

因此，在参加跨学科（表面上是“跨单位、跨行业”）活动时，必须重新选定自己的具体学科身份。这也是我们主张外语界应该在本领域内的符号学活动外，主动参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内的符号学对话的理由之一。再强调一下：外语界师生应该以个人名义及个人选择的专业名义参加活动。如果这样，就不再有什么“外语界”和各学科之间符号学对话的问题，而是外语界师生个人以各自选定的新学科专业参加跨学科活动的问题。希望外语界的领导能够分清这一点。你们外语界当然是一个庞大的外语教学职业领域（其知识结构性特点是基于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历史上的外语语言需要和几十年前来自苏联的外语教育体制的。在我看来，这一体制目前实际上面临着全面改组的必要性），但是随着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你们原来的各种通识级的课程也都面临着进行“升级版”的问题。因此，未来的外语界可能是这样一个“大院”：它包含着各专业人士，甚至于成为一个小型的“人文科学界”。但是即使如此，由于职业性限制，你们的各种专业的平均水平（个别人当然例外）也不可能超越人文社会科学界主体的相关学科的水平，他们才是各学科的“主体”。如果师生们有学术上的较高抱负，那是指你要在“该〔外语界以外的〕学科范围”内（而不是在“外语界内”）争取前进的问题。而我们今日初步的跨学科事业，正是要帮助你走向这个目标。如果你们只愿在自己的诸专业的通识级的水平上“近亲繁殖”，就等于在阻碍着外语界在学术上有真正抱负的师生们的前进之路了。这在我们学界今日如此开放之时，坚持此类“本位主义限制”的政策，恐怕也是行不通的。这种政策只能造就单位“政绩形像”，而无助于师生个人学术的真实提升。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了：所谓外语界（外语本身只是实用性技能）参加符号学跨学科活动，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学术实践论”阶段：首先是指“外语界学人各自以其第二专业”（文学理论、传媒学、哲学、认知科学等等）融入于诸专业学科之内，（在个人学术类别选择上）“作为”他们的“专业成员”（而不再是作为其“外语界”内的职业性成员）；其次才是是指与所归属的专业一道参加跨学科对话（而就不会是以“外语学科”成员身份参加跨学科对话了）。

最后，我想趁此机会对与我友好交往多年的南师大外院提供建言如下。本人在参与筹办南京大会和首届符号学论坛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着国内外两方面不同的“沟通障碍”：首先即是国内外不同形态的“职业本位主义”。最后大体成功。这当然离不开南师大和南师大外院当时几乎是unique的支持态度和外院领导人具有的智慧。在此过程中，南师大外院建立了符号学研究所和网站，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英文专业刊物，在会议筹办过程中（或许）首次开创了“自由与会”的民主办会方式，没有对他学科参加者加以不合理的资格限制，可以说在国内学界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最主要的是，外院师生们充满了开拓中国符号学事业的热情。作为迄今为止唯一有效的中国符号学对外窗口，我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增加自信和眼光，勇于超越“学会本位主义”，承担起继续为促进全中国符号学事业工作的意识和抱负，而不要自限于本学会的范围（我几年来不断对外院领导建言：你们是代表本学会办会更有价值呢，还是代表全国符号学学界办会更有价值呢？）同时不论他们受到什么国内学界“潜规则”压力而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将“与此次两会筹办实际上毫无关系的”“语言符号学学会”的名号生硬地“挂上”，我只承认他们是作为南京师大和师大外院这样的文教行政单位在承担办会责任的，而绝对不是作为“语言符号学学会”的下属部门来承办会议的（这不是“争名誉”的问题，而是直接相关于未来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问题）。因此每当我看到南师大外院以外的该学会的某些负责人士，虽然连两会筹备工作的“边”都没沾过、竞可“坦然地”自行承接下两次会议的承办方荣誉和企图接管论坛的职权时就不免惊异：今天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怎么了？如何会有这样的心态和表现呢？

作为促进全国性符号学事业的组织者，一定要超越本学会狭窄的学术范围。你们“语言符号学学会”只是一个二级学会，在中国人文科学内的各一、二级学会中可能只是几百分之一，就学科而言，也只是几十分之一。如果你们要以这样的学术基础来在学术上“独自领导”全国符号学，这合乎实际吗？这样的政策只会使你们的符号学之路越走越窄。跨学科活动明显地是一个各学科人士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过程，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效运作。即使在今日中国符号学活动较少的情况下，也难以真正以你们一个二级学会的学术力量去“领导”数十倍、上百倍大于你们的其他学科人士。如果你们以“蔡元培式”精神参与大公无私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大家只会对你们表示敬佩和支持。但是如果受到本学会其他院校个别人士的误导、听任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本来给南师大外院带来的美好成绩和优良形像被不当损耗的话，这到头来究竟对谁有利呢？我们之间几年来讨论不断，也争论不断，而最终还是合作成功了，今以诤友之言及此，谅不为怪也。

李幼蒸， 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贵阳中国符号学论坛筹备会顾问

（2013，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