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成立草案的说明

 （The New Forum of China Semiotics. NFCS）

                （2014,4,3/4,22再修订）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1978年以来，由于刚引进的当代欧美符号学运动属于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学界没有相应学术机构来对此新学新知新理组织研究和加以推动。于是中国的符号学志愿者们三十多年来自动组织了各种单学科及跨学科的符号学集体活动，这是非常自然的学术发展史现象。此一中国符号学总体发展趋势，至2012年南京国际大会结束时，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对此我们当时尚未清晰认识。当时为了趁国际大会即将在南京举行之机来推进中国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我和南师大外院曾共同创立和组织了“中国符号学论坛”，并在2012年10月，与南京大会同时，召开了第一届论坛研讨会。不想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突变。时过境迁，回想起来，中国学界最全面的这一次符号学跨学科聚会竟然也成为了此前几十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第一阶段结束期到来之分界线。原因是，十多年来我参与推进的外语界符号学和非外语界符号学的合作努力，最终证明为难以（在职场制度性分划体制内---后加）继续协调合作了，因为彼此的学术背景和宗旨相当不同。不久之后当我发现此一论坛的“构成性矛盾”难以解决之时，曾经打算提出分道扬镳的建议，也就是解散论坛。此时一直与我们非外语界符号学关系较好的南京师大外语学院极力劝解，认为矛盾可以解决。我本人也想到，为了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发展应该继续努力一段时间来设法弥补分歧，以争取双方未来的学术合作。一年多来，这一在彼此冲突中勉强维持的论坛状况，我已在若干网文中加以报导过，读者可参照。但是最新出现的情况，使我不得不再次认真看待此一论坛内部的矛盾问题，并最终认识到中国符号学推动事业的某种“分道扬镳”方式，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甚至也是对于双方有利的。了解过程的同仁们会疑问道：怎么会如此“出尔反尔”呢？我曾经用“进一步退两步，一步一回头”来形容一年多来关于自己投身三十余年的中国符号学事业该如何应对其新局面的难题。我们没有经验，但屡遭新世纪文化商业化大潮席卷全球的冲击，因此不得不经常地想法设法“与时更新”，并须不断重新认识自己面对的变化莫测的环境及自身之新处境。“痛定思痛”之后，我（及我们）终于较透彻认识到：根本的原因应该归之于“客观”：大家的学术背景、宗旨、方向、目的、体制内的教学任务规定等等之间，彼此并不一致。与南师大合作的几年期间，在彼此发生意见分歧甚至于临近合作崩盘之际，院长都会强调一句：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言下之意，彼此方法的不同乃次要之事。此时我多能采纳他的判断，虽然意识到彼此实际上继续不断地在“基本方法”上维持着意见分歧。简言之，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南师大外院能够超脱外语界及外语学会的框架而以“全国符号学事业”推动者的身份定位；即做全国符号学学界的“领袖”，不要只做本学会或学科的符号学“领袖”。这是因为我一直看重他们的领导组织才能和有效的团队力量，所以时时“不忍”放弃合作的期待。这样的意见拉锯战一直延续至最近。而一个偶然事件的到来，让我对此突然产生“顿悟”：我们和一些外语界和传媒界的“思想分歧”不是什么方法层次上的问题，而是制度层面上的客观限制问题！作为“体制外”的“自由身”，我可能始终未深入把握“体制内”人士所无法摆脱的客观性的条件限制。其中根本之根本是：论坛合作事业之所以不断出现各种纠纷，仍然源于彼此身处的学科本身之“构成性分歧”。经此顿悟，遂达至以下“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结论：符号学学术上目前不适于相互合作的不同学科体制，就不必勉强通过按照体制内制度划分格局来建立共同参与的“论坛”而“扭在一起”。另一顿悟则是：此一跨学科运作上的麻烦岂非预示着中国的符号学发展事业现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以作为体制内制度性整体的所谓“外语界”和“传媒界”为核心的诸符号学实践和其他符号学实践应该分头前进，没有必要混在一起了。【后加：这一分划意见是针对学科制度性整体而言，非针对外语界、传媒界内各个师生个人而言，因为在人文学术各界内师生个人都可能偏向于纯粹符号学理论研究兴趣和偏向于结合具体教学需要的实用主义研究兴趣】此前，我已经鲜明感觉到了论坛必须与宗旨和方法与我们非常不同的作为制度整体的传媒符号学分道扬镳，现在则进而认识到我们必须对全体中国符号学发展事业也采取一种“二分法”立场，也就是不能再幻想追求什么全局性的“中国符号学跨学科集体”这样的“符号学大一统”目标了。因为这样的学术“大一统”目标马上就会在中国特色的人文学术环境内被转化为形成某种“以学结党”、“以学垄断”的搞变相学术腐败的手段。

现在，让我首先列举此一论坛构成性矛盾所产生的冲突与不协调的几个主要事件，以说明上述结论的事实性根据为何。我们现在应该排除情绪性干扰而理智地认识到，这些论坛内部的“冲突事件”都最终反映着上述跨学科运作中的不同学科间之构成性差异。

1.    在第一次论坛会议上，一些外语界领导人士忽略论坛其他各界成员的存在，在其内部会议中擅自决定论坛下届会议的举行方式，试图将论坛会议自行纳入次年外语学会年会的框架内举行，以期由此事实性安排来单方面“掌控论坛”。此一违反论坛跨学科民主精神的公开垄断论坛事务的行为表现，曾为我当场予以否定。因为该外语界的几位代表既不是论坛会议筹备会成员，也无关于会议议程编制与组织工作（论坛会议的议程组织和人员约集主要是由我本人完成的），竟然本其“人多势众”如此霸道行事。我本人原本打算在此次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会议后就退出论坛事务，因见外语界一些人如此咄咄逼人气势，加以“沉默大众”惯习的存在，遂意识到我如就此退出论坛事务，外语界符号学以后在论坛内的行为将无人予以牵制了，如此一来，中国符号学事业岂非自此危矣？于是我决定留在论坛继续照料一段时间再说。不意从此就又暂时留在了中国符号学事业之内了。

2.    但是仍然没料到，这些外语界人士早已放弃了参与论坛跨学科合作的诚意，行动上已然采取了分裂论坛合作的一系列措施，并在最初夺取论坛控制权的计划失败后，反而变本加厉地贯彻其业已商定的垄断中国符号学事业的计划。这样我们就经历了2013年夏贵阳第二次论坛会议前后的戏码：一些人，虽然自身名义上属于论坛，不仅集体拒绝参加论坛会议，反而想方设法阻碍和损害论坛会议的召开。结果大家都看到了：a）通过在同时期举行外语界符号学会议时的机会向论坛成员广发邀请信和聘任信，诱使论坛成员参加人多势众的外语界会议而不再参加人少势孤的论坛会议；b)向论坛会议主办方发放邀请信，也意在促其同样去参加外语界会议（相当于暗示其放弃主办贵阳论坛会议），并（由于我们未曾明确了解的复杂内情）成功地导致了贵阳会议主办方最后真地改变了其积极办会的态度，致使论坛会议的到会者仅达至预期的半数而已。仅此一端，我们已有充分理由在当时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3.    然而在此情况下，仍然是在南师大外院的劝说下，贵阳论坛参会者们决定继续维持论坛构成原状，以再一次观察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此后几个月间，这些外语界人士对于改组后的论坛仍然漠不关心，其存在于论坛内徒具名义而已，并继续贯彻其不与改组后的论坛合作的意图，表现出其基本的符号学活动意识就是要在符号学集体活动中坚持外语界符号学在中国符号学界的主导地位。这样的治学意识当然是与跨学科方向的论坛的民主治学精神相反的。

4.    在论坛处境岌岌可危之际，正待宣布解散之时，碰巧出现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愿意举办2015年第三届论坛会议的承诺。同时外语界和非外语界的合作可能性又出现了另一个新机会，这就是西南大学外院同意承担2016年符号学夏令营讲习班计划。不料后者最近又突然出现了变化，该负责人在我最近向其多次核实未来办会意愿是否无变时，（因该人曾经有过对于承诺的会议项目失信的记录，故有此询问）不再答复，可谓再次“摆了我一道”。此事促使我也再次认识到一些外语界人士的学术活动意识及办事习惯与我们的非常不同。如是，我们怎么还能再怀抱与他们合作下去的幻想呢？

5.    在与长期以来合作良好的南师大外院的关系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观点分歧，这就是前面已述的如下情况：当我多次劝告他们超越外语界而勇于承担全体学界的符号学活动组织领导工作时，他们始终告知不能脱离外语符号学学会的框架行事。这一基本态度，今日想来，也许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难以超脱体制内的制度性限制。一方面我对此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注意到这种固定难改的态度最终必将影响其参与跨学科符号学活动的规模和性质；也就是自然会导致南师大外院始终受限于外语界学会的框架而难以承担组织中国学界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的活动。后者正是要逐渐扩及文史哲宗艺各主流学域的。（中国的符号学跨学科研究事业是绝对不能由个别单位、学科、学会本身加以主导的！存在有几十个、几百个不同学科，哪个个人和个别学科、个别单位拥有这样妄自尊大的、进行“大一统”的“资格”呢？）

6.    论坛的符号学精神与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的主要不同在于：所谓“中国符号学”是走自己的路的、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是在南京大会上已向国际学界宣布的不同于西方符号学的符号学，其运作特点首先就是对于西学理论和中国各学科常规业务的“同时兼重”态度，是要建立在传统学科坚实基础上的跨学科-跨文化的高度创新性任务。此一重大的人文科学革新前进的任务，怎么能够企图通过电子化时代的各种商业化包装宣传技术来建立一个什么“符号学速成班”式的、称之为一个“新专业”的“符号学学科”来实现呢？没有这样的长期艰苦努力认真建学的意识，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符号学”（不是“中国人从事的符号学”）的严肃事业呢？如果这样来理解符号学，这岂非不是对于符号学太外行了吗？

7.    由于学科制度性限制，外语界符号学和非外语界符号学，各自在掌握外语和专业的强弱项方面正好相反。我一直期待二者在论坛内可以通过密切合作而互补短长。但是现在终于认识到此一期待纯粹属于幻想，因为并不存在这样互补短长的论坛机制。可能此一差异正是论坛构成性矛盾的核心因素之一。也即，彼此的学术背景和目标客观上差别太大，何必非得扭结在一起工作不可呢？

【后加：以上具体事例当然不能代表外语界、传媒界职场内各个具体学人的治学倾向。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说，一般而论，即使“外语界”受到教学任务规定的限制未能在各个专业领域内有更深的学术理论发展，但是与中文系相比，其学者的平均理论兴趣和理论思维能力还是比一般中文界的“理论爱好者”们略高一筹，因为后者在其专业学习中传统上依然也是欠缺理论性学术内容的，包括那些设置在中文系内的一些“文艺理论科系”。】

以上种种因素，历经一年多的反复体验思考，现在到了必须面对学界现实的时候。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符号学的几十年跨学科学术活动努力自然地出现了“分-合-再分再合”的发展趋向。最初的“分”显然意指众多学科内各自偶然的符号学研习；之后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全面跨学科符号学集体的筹建；再其次是今日在“大分为二”框架内的各自宽窄不一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简称）和“文史哲宗艺“符号学（简称）这两大方向。或者说：外语界以及以外语界为基础的传媒界的符号学，和非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今后应该分道扬镳，应该分头发展各自的符号学事业。论坛的功能主要是进行学术活动组织，二者实际上一直就是在分道扬镳着，却不切实际地在论坛名目下被空洞地绑在一起，其实根本没有此必要性。同时，论坛内的分道扬镳并不妨碍未来彼此参加对方组织的学术活动。但因彼此如果理念不同以及体制内的教学任务不同，二者就没有必要再共同进行筹划同一类论坛项目了。以上的分离必要性如果已经足够清楚，那么是否容易合理安排呢？此一问题的解决自然也须照顾到现实运作背景：论坛本身的非正式性和以往三年来基本上由我个人主导论坛运作的特殊性（因为参与论坛的各单位担任领导的老师们可能感到并不方便“越界”介入跨学科协调事务）。论坛现有九十位左右成员大约分三种情况：外语界成员多数由南师大外院和其他外院自行加入的，非外语界成员大多数由我个人在不同场合直接邀请加入的。这两类成员的学术背景和兴趣其实并不一样。第三类是贵阳会议上与会者以集体方式加入的，他们与论坛的关系几乎仅限于贵阳会议（我们对于他们的个人具体学术理论兴趣的方向还不太清楚）。如所周知，本论坛并非正式民间学术组织，其实仅只相当于临时性的“读书会”一类的松散集体，成员不涉及任何所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没有实质性的“领导”，仅只因为大多数志愿者同仁不愿意主动介入论坛事务运作，遂事实上一直由我本人和我邀请的朋友们共同商议和协助“管理”。即使如此，由于论坛涉及各界不同人士，我们仍然不便任意安排论坛（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存留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想出了一个过渡式的形式上的“分家”办法，以便在学术实质上适应此中国符号学发展事业新阶段中的新局面。

这样，从2014年起，中国符号学事业可以说开始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阶段：由此前第一阶段的“不分学科的符号学跨学科大杂烩”发展形态，进入了“一分为二的符号学跨学科”发展形态。此一中国符号学发展史，当然远非仅只体现在符号学集体形态的存在上。实际上，随着符号学知识的扩展，我相信今日没有加入诸符号学集体的各学科学者的数目，会远远大于参加了符号学集体的人士的数目。归根到底，中国符号学事业的百分之八十要由各学科的诸个人分头进行，并不是都需要、都可能被安排在某种组织形式中进行。所以，任何具有通过符号学的组织活动打算形成某种统治性“符号学势力”的想法都只是在符号学初起时期的个别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我们的新论坛格言将是：学术集体的存在是为了有助于各个学人的学术进步，绝对不是说各个人的参与集体学术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形成某种学术集团的等级化学术势力本身。知识分子老想着通过学术外衣变相“当官”，实际上那是一种封建时代“读书做官论”的遗风）

在本草案正式运行时，我们将重新规定新论坛的宗旨和性质。我们希望，在新论坛组织的符号学跨学科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文史哲宗艺各界符号学学者具有更具针对性的学术方向启示性。现在我们想到了一个似乎“万全“的办法如下。其关键部分是：我们非外语界符号学成员将在现有论坛“之内”和“之外”单独成立一个“新论坛”，以作为适合于外语界-传媒界之外的各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符号学的对话平台。具体办法如下。

1.    我们将通过在“论坛内”以及“论坛外”这两种途径，重新组织一个“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其成员主要特点是大家基本上主要是来自外语界和传媒界职场分划以外的各学科的师生们，【后加】但也包括学术方向与新论坛相同的外语界、传媒界单位与个人。

2.    论坛内的参与方式：凡原先由我本人邀请参加论坛的非外语界人士和非传媒界人士，都可算自动地参与了新论坛。（凡有意继续留在原论坛者可自行存留，凡不打算参加新论坛者，在获得新论坛通知后可来邮通知退出）

3.    我们将通过今后组织的各种符号学相关学术活动，为各学科参会者提供参与新论坛的机会，以逐步扩大联系面。

4.    凡外语界和传媒界人士及单位中对于新论坛宗旨真正加以认同者，也欢迎重新联系加入，包括现已在论坛内者（我们也会根据了解而个别地主动征询他们加入新论坛与否的意见）。我们的态度是将“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集体和其中个别成员加以区分；因为广大外语界-传媒界成员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在学术方向上可能反而与非外语界符号学者在理念上相近。

5.    在此过渡期，成员可以同时为旧论坛成员和新论坛成员（相当于同时参加两个学术集体），原定论坛活动的组织者可暂时自行选择相关符号学集体之名称。如我们的今夏几个专题研讨会将立即改为“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夏季专题研讨会”。实际上我们的专题研讨会就是在外语界和传媒界之外举行的文史哲主流学科学者间的跨学科学术活动。

6.    但是，此一符号学组织性活动的分工，并不会限制学者自愿参加对方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这是两码事：符号学集体活动的设计、组织、筹划事务的集体制度限定性，与各学科诸个别学人的学术参与的个人自由性，是两回事。

7.    新论坛构想和实施将通报国际符号学同行知悉，并顺便向国际同行解释此一中国符号学发展史上“分道扬镳”的必要性和可取性。同时，新论坛的国际交流活动将远不限于国际符号学学会，而是同样要与国际上众多主流学界内的同行进行接触，如哲学、史学、文学、影视、艺术、汉学、宗教学等学界。新论坛的符号学理念包括：我们必须同时研讨国际上人文科学各主流学科的理论革新新趋向。

8.    这是我们必须与偏于文化产业化经营的传媒符号学方向划清界限的学术实践学上的理由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文化学术商业化的大趋势，出现了比较通俗性的所谓传媒符号学。传媒符号学在国外至今仍属于偏实用性、技术性的、尚未在学术上真正成形的学科，并与文化学术产业化活动联系密切，而与文史哲宗艺各主流专业学科在背景和目标上，具有着很大的学术差异性，彼此更没有必要搅在一个学术集体里。简言之：我们的“符号学”和他们的“符号学”根本不是同一种符号学，彼此的基础和目标非常不同！

9.    由本人和某些兰州成员建立的原论坛网站将自动转换为新论坛网站。在旧论坛运作时期记录的资料将作为“论坛”前期历史资料保存。论坛在贵阳会议期间仓促组成的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随着论坛构成的改变就自动停止了其实际上也从未运作过的职能（对于被邀请的人士在此致歉，这是中国符号学事业处境艰难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同时我们在此对于当初同意担任名义的老师们再次表达感谢和敬意。因为我们所据以邀请的“名义”没有任何“体制内价值”，接受者纯粹是为了对人单势孤的论坛事业表达某种个人性的精神支持而已！）。但新论坛也将设法在条件成熟时另外进行相应的运作班子组建。其中“国外顾问小组”因无“外语界-传媒界”因素，自然与新论坛宗旨一致，我将联系他们继续担任新论坛的国际顾问名义。

10.本人将不再以原“论坛”名义组织活动，但对于（我曾参与的以“论坛”名义组织的）与先前计划有关的名义协调问题，必要时，我仍会参与讨论，以合理解决过渡期的活动名义调整问题（例如，我仍旧建议南师大外院的索菲亚圆桌会议延用“论坛”名义或甚至于选用“新论坛”名义。当然也可以放弃论坛名义而只用本单位和本学会名义）。但是我作为论坛创始人之一，将不再参与处理原论坛的存废问题讨论了。而是将原论坛暂交原共同创始人南师大外院，以便他们在未来方便时再考虑如何处置为好吧（希望此一做法不会给南师大外院带来任何不便）。

11.中国符号学的集体活动分头进行后，彼此仍然可以单独交流任何符合彼此需要的单项工作合作议题，我们也会考虑参加（对于新论坛持友好态度的）某些外语界符号学同仁集体的合作项目（例如，继续向南师大外院的英文刊物投稿等）。即使是不同的符号学团体，彼此之间当然仍可以继续维持友好的学术往来。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也在此预祝“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的符号学事业今后不断成功发展。不言而喻，我们与南师大外院曾经合作举办过的两次国际符号学会议，将在中国符号学发展史上（不管一些后来的别有用心人士今后如何企图歪曲此发展史的轨迹），以及在国际符号学发展史上，永远留下记录。

     （本草案实为本人与论坛几位朋友共同商量的产物，但为维持国内学界人际交往方便性起见，本件决定仅由本人署名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