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元旦寄语：中国符号学的危机和转机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注】这些天来，除撰写、发布“岁末感言”和“新年献文”外，本来还打算加写一篇“2014新年寄语：和青年理论爱好者漫谈”。这是因为在今日国内外“万千障碍”中独有一事的积极存在，令人不得不坚守对未来的期望，这就是：一些大陆好学而深思的中青年的向学热情，似乎令人仍可据以寄望于将来。之所以称之为“独有”，因为这样的纯洁心智热情今日已很难在海外青年中看到。海外社会和青年的强制度化存在，已经将任何心智热情都预先“编程”于既定功利主义渠道内了。我们须区分开此种心智热情本身和与其相关的个人实用性生活安排，这样就可以透视其中切实存在着的“心智热情”本身。这个真纯学术热情“本身”遂可成为“良知未泯”之迹象，也即可成为激励人们对民族学术前途怀抱期望的根据。因此，我多年来一直想写又一直难以起笔的“寄语青年”的文稿这些天似乎终于快要酝酿完成了。本来我想从方方面面和青年人谈理论思维追求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含混不清的问题。特别是还因为，本人近日来收到的几位本科生颇具学养并极具见解的信、文后，益觉和青年人的“谈心”正应在此时。我在下最后决心动手写文而习惯性地不停地在室内来回踱步时，妻子感到诧异而问“又出何事？”我答称：难以落笔也！原因在于，须将几十个不同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都考虑“到位”才知道该如何有效组织此文。就在此即将起笔的最后时刻，我还打了几个电话徵询国内友人意见，却不免又再次意识到，此一必要的“对话”的“组织方式”，似乎仍然不应该是一篇文章的形式，而应该是一次或几次面对面的“对谈”，因为此类题目涉及到千头万绪，只宜于即问即答，具体分疏，却难以预先统一论述。于是眼看要最后完成心愿的“致青年书”，就这样又“功亏一匮”。接着，我在电脑上浏览今日网上新闻后，非常偶然随意地又敲击了百度上的“文科腐败”标题（这竟然是我这个常写学术批评文字的人第一次有意系统查阅此类消息，以往了解的此类消息都是在一般网站中见到的个别披露事件，而且大多属于行为“违法”一类。昨日敲击到此栏，也部分地因为看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学生们的抗议信），在一篇篇看过相关揭露文章后，真觉触目惊心。这就是我们文科的今日“生存环境”！此一进一步的了解自然也成为我原拟“为青年谋”的文稿难以继续的一个补充性参照因素。不能不先问一下，他们在此环境内该如何选择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呢？在此种错纵复杂的情况下，我又有何能力和资格对其进行学术人生观的开导呢？我刚上发的新年仁学献文对他们有何意义？我遂突然将近年来缠绕于胸的有关中国符号学事业推进问题的方方面面迅即“钩串”到了一起，竟突出了一个早已抽象地认知却还未曾将问题系列“最后聚焦”的核心问题：这就是，所谓“中国符号学”的“现象”到底其性质和功能如何？问题之所以这样提出，因为几十年来我都是坚持把有关于符号学理念的“最强音”先予发出，然后才按照现实条件企图设计“最佳接近理念”方案，至于二者之间的“时空距离”问题则一向任其“自由浮动”，视之为学术实践中可予暂时忽略的部分。如若不然，我们将无可作为。我所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大概也是此意。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学术实践抉择。但是就在此正欲“寄语青年”又接遇“现实”的之际，今日凌晨（我们的本年最后一日晨，你们的夜）又突然觉识到必须于此“时空距离”中更为明确地插叙一个可成为认知焦点的事实：从现实看，一年前的南京大会也许并不是中国符号学大发展的新“起点”，反而是提前暴露出了中国符号学其实正处于危机之中。此一危机感并非仅因为一年来本人卷入的各种是是非非，而是牵扯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背景。如果青年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纵深”部之存在，而随意在学海里随波荡漾，将会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然而，我自知也并不可能因此就可以告知青年们该如何选择，因为那将取决于当事人的主客观条件，此非我所能代为思虑者。我的责任只在于：作为中国符号学最早的推动者以及作为十年来积极推动中国符号学国际交流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应该将此“问题焦点”再进一步明晰地指点出来，以增加大家对中国符号学对象和环境的准确认知。中国符号学在危机中！但希望在此危机的刺激下反会进一步产生转机！这样，原拟的题目又放弃了，最后还是又回到了符号学问题。不过，总算还是在写完了“岁末感言”之后再完成此一“新年寄语”。一日之隔，已是告别2013“论坛危机年”后的新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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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现代西学理论（特别是哲学）引入中国以来出现的各种弊端问题，本人一直有所批评，而所批评者主要为相关学人的“学风”和“作风”问题。其中表现最突显者也恰是相对来说当事人学术条件较他人为高者，就相关最后“产品”而言，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其出台不尽“体面”的西哲著译之效果大体上是正面的。因为大家都从西方最著名的作品和著者入手，其中译品和论述较好的（不管其中是否涉及不道德因素）产物，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其不利性出现在更高的创造性层次上以及出现于学术风气问题上）；其中出版品质量较差的（如曾大批出现的哲学滥译情况），也并不缺乏日后被淘汰和由更好作品取代的可能性。毕竟这些工作都是在常规学科内完成的，国外各相应学科内存在着较好的传统学科规范，不难有机会借以作为中国学术进行调节校正的机会。可是，符号学就不同了。

“符号学”作为当代新兴“学科”非常不成熟，如果国外哪个大学出现了这样的科系，多半可能是该校文科科系中水份较大的；如果作为我多年来提出的（与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家意见不同的）比较灵活的、涉及各个学科的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其内涵就更加难以准确规定。对于后者，那岂非属于更“不靠谱”一类的符号学构想吗？非也！因为它虽然不“生存”于各个学科“内”，却生存于各个学科“间”，所谓“间”是指它的许多“成分”本身都兼跨“诸科”，故不可定于一科；还因为这些成分都是游移性的、指示性的，意指着自身可能的未来变迁。这是什么意思呢？“符号学”本质上是朝向于各学科内的“含混因素”的，此新知新学新理企图将这些含混因素加以“澄清”却还未必都能够马上有能力加以澄清。那么如何能够意识到这些“复杂”现象呢？你必须首先“生存”于那些学科一段时间里，“感觉”到了对象模糊性问题的存在，才会据此把握相应符号学检验法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行为主义、自然科学主义方向的美国符号学派系，其实距离“符号学本义”最远，它们也是最积极地将“符号学”定位为新学科的鼓吹者，也是今日按照思想史全域企图设定一个无处不在的“符号”、用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符号学新学科”的经营者，从而暴露出西方人文理论资历最浅的美式符号学的内在缺欠。此一问题当然也是美国人文科学总体的固有问题，也是我36年来始终将之与欧陆思想加以对比讨论的原因之一；例如，也是我不断指出过的连自认为走欧陆路线的理查罗蒂都难以在人文理论上持续前进的根本性原因；自然也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抱怨的：不管什么欧陆重要人文理论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的校园内都要被“本土化”、“通俗化”，因此可能淡化了或失去了原作的“精神”。而我们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留学生和西学者又都是或来自美国留学背景或持有美式人文学术方向观点的。

以上是说中外一般学术背景。至于“中国符号学”，如我于“人文科学危机15题”中指出的，我们的“认知环境”内涵着百年来的层累性的迟滞性。但我今日要更进一步指出，由于“符号学”本身在国外学界的杂乱性特点，加上中国的新旧时期的特殊国情，这样产生的“中国符号学”现象就也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从学理上，中国符号学本来就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要把西方符号学运动中的一切重要成就都引进外，还需要使其逐步“渗入”中国古典学术，从而必然增加其构成的复杂性和含混性。当然，还有来自外部环境的“特色”，这就是新时期日益增长的急功近利社会风气和利己主义人生观。在此情况下，与我们早先曾担心因符号学的复杂性可能使其很难在中国学界展开的估计“相反”，它竟然（正因为其复杂性和含混性）一二十年来的发展使其竟有成为横跨各域的一门“显学”的可能性。更加出乎我个人意料的是，自十几年前本人再次回国推动符号学事业以来，随着国内外活动的推进，竟然不断遭遇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意外：这个急功近利环境正在有效地将任何本来正面的学术进展“扭曲”成与环境趋同的一种肤浅的“符号学时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符号学风潮因为看准了符号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本质，反而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将其进行“三道简化”（先通过美式简化法，再通过中式简化法，最后再通过中美合作式简化法）使其扩展至社会、文化、学术、媒体的方方面面。而这个“符号学扩展”却与中国符号学的学术理论的真实提升并非一事。甚至于可以说，一些相当活跃的符号学活动却与严肃符号学学术甚少关联！

那么，为什么正是符号学在今日人文学术不景气年代反可以在中国日趋热络呢？除了人人皆知的外部原因外，当然主要缘于国际符号学的构成复杂性和含混性本身给予国内学术投机者带来了最佳机会。这个跨国际的奥妙原来来自关于“什么是符号学”问题的复杂性本身。当把符号学定义为最空泛的“关于符号的研究”后，试想这一顶大帽字岂非可以“戴”到任何人头上？这就给觊觎者的想像力带来了无限“商机”：学术消费对象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说不定不久之后还可以上“淘宝网”了！本来最复杂高端的符号学学理问题如今即可因此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符号学的运作方式而变为一种学界最容易操作的学术实践了。其如此扩大推行的奥妙何在呢？其实非常简单！本文试图通过以下比喻性说明进一步分析其“运作学结构”。

“符号学”由于上述固有的对象域普遍性、构成复杂性与含混性和功能的多元性与变动性，我们不妨将其比喻为可下分为100个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小方块”，每个“小方块”都首先戴着一顶自身为其组成部分的“大方块”的“符号学帽子”。在我们的国内外符号学界，每个小方块都可因此首先自报家门说：“我的学术就是标准符号学”（或：我属于符号学界）。各个小方块自身之构成繁简不一，而各自均在学界有其“平等发言权”。各个小方块之间固然必定有业界的大致学术水准区分，但由于是“跨学科学术”，在整体学术制度内各不相属，无从像单学科那样被加以统一管辖和有序评价。这样，作为“中国符号学”的大方块内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似乎具有了一样的“资格”来“以偏概全”或“以局部代全体”。其根源在于：一是缘于“对象”的空洞广泛性，二是缘于符号学的跨学科特点可以被负向运用之，使其不受各学科学术规范制约的“自由度”可无限扩大，三是缘于中国文科学界制度不健全带来的空前“炒作商机”。三者之间，最根本的倒真是在“符号学”的定义含混性本身。这样，我们就发现一个最“好使”的窍门：不管哪一派、哪一家，只要在仅为“大方块”内百分之一的某个小方块里站住脚，或者仅运作这百分之一小方块，就有权利、有资格自称为代表着“符号学大家庭”。重要的还有这第二步策略：就全力炒作这百分之一小方块。小方块的“身价”将在此学术商业化、市场化时代不再主要取决于其本身固有的学术价值，而可大幅度地转而取决于“炒作技术”本身，只要此炒作技术足以产生“市场效果”和学界附加价值。其次，一个专属于中国特色的步骤则是，学界风气不佳环境内师生本来不耐苦学而又人人面临职场竟争压力，因此亟思寻觅个人学术获利捷径，一当发现某“符号学”非常“好使”（比较容易“懂”）后自然可以带动比较严肃符号学学术多很多的“信众”。这样一个本来需要多年苦读才能加以掌握的此一中国前沿人文学理开发事业，就被宣传为可通过几个小时、几天、一学期、几学期的“口述概论”来获知其大意。再接着的一个步骤是：当参加者在个人可通过捷径分沾到自己在“进行高端理论研究”的名号时，自然又增加了学派向心力。为什么？奥妙又回到“核心本质”，既然成为符号学大家庭一员，遂可以首先分沾“大家庭”名号固有的总体“知名度”。虽然人人都知道真正创造了符号学真实价值的只是少数杰出学者，此一大家庭的“身份”或“价值”因此才能够显著提高。而其后却有各种“趋炎附势”学派均纷纷向其“靠拢”【如六七十年代北美符号学在西比奥克的率领下纷纷向欧陆符号学“靠拢”。〔不是指学术方向上靠拢，而是指学术活动和组织上“混入”〕西氏当时靠的就是他的“组织运作术”，而他本人的所谓“理论”大概只有最欠缺人文素养者才可能欣赏。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策略：西氏一方面尖锐批评他理解不了的法国符号学，一方面在组织上不忘记要拉住法国符号学。】。此种实用主义“学术派系混淆术”实际上乃是过去几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内最主要的导致其学理不得积极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成为那些只关注“搞学术活动”而不关注自身学理真实提升的例证之一）。即，例如学术低端的小方块A，一方面要坚持关于其学术质量的自识和宣传（贬他扬己生存术），一方面不忘记暗中“分沾”其他学术上实较自身为高的小方块B，C等独立创造的学术价值，因为后者同样“存储于”大家共享的“大家庭帽子”内，故不须声张即可自动分享其“符号学总体”所增附的声誉（还不忘了在暗中分沾了〔包括袭取其知识〕小方块B，C的声誉后，再反过来排挤或打击这些自己曾经从其获益者）。再下一个特色是，学界官场生态导致学术帮派（山头）存在的必要性。成为学术山头“凝固剂”的到头来是什么呢？“人海战术”加“媒体炒作”。等到其后当初受业者或许知道自己所学真相后，虽有遗憾却马上不得不由于利害关系而继续参与此学术山头市场价值的维持任务，即 “学术山头形象维持”的共利关系。此一学界生态特点岂非像极今日商业品牌炒作？实际上，商界的一切伎俩都可通过“学商两栖”的广告学和部分传媒学的兴起而被吸收到符号学活动来。“符号学”就可这样被一些人干脆当作生意经来经办了。既然今日社会文化各界都在向商业文化靠拢，符号学这样做又有什么奇怪呢？所不同者，其他文科领域还欠缺着符号学具有的上述“炒作优越性”，即其他常规学科各自的“炒作自由度”要少的多，毕竟各个学科还是有自己的较明确规范限制的，而且在对象范围方面“符号学”得天独厚，这又是其他学科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我们今日不断呼吁各界进行跨学科学术理论合作时，此一方向却可被急功近利者视为另一种商机的存在：“我们干脆通过此一符号学的跨学科主张来一个反向操作！”即通过符号学本身的概念空泛性和经过多重通俗化处理获得的“更易理解”的、作为普适教程加以文教界宣传而获得知名度的《概论》，将本派“符号学理论”更为容易地伸入其他学科（人家要花一二十年才能掌握的学术理论，此类符号学投机份子宣布只须几周就可办到）。此一“传销学策略”包括：一是务必使其易懂而根本不管其“符号学含金量”多少，二是通过本派独立市场运作获得的市场知名度，三是“借光”于符号学“大方块”本身提供的共享符号学学术价值。的确，在此大环境和大趋势下，严肃符号学学者的任何努力效果都可被致力于学术集团经营的符号学势力所“吸收”（“你们研究难的，然后我们通过现成吸收你们的成果而将其加以通俗化后，遂可获得比你们更大的学界知名度收益！”）。于是，这样的所谓“中国符号学”将可能成为学界结党营私的最佳手段之一！我们在新时期独立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新知新学新理，就可被这些深黯大环境特点和精于在此大环境内经营学术权势集团建设的明暗策略操作术所吞并！

可是，以上所论还并非属于本文的主旨。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倾向值得我们重视者，不仅在于其制造的学界避难就易思想的传播方面，而尤其在于其制造的浮薄理论性思维习惯的方面。大家遂以为通过这类新颖名词堆积的任何话语就算是理论思维的成就了，只要该理论派别能够借助电子媒体和派系关系运作不断增加其知名度即可，也就是商业化时代学术商品的造势活动可把商品的市场化价值的提升（社会知名度）看作是自身参与的学术理论成就。其次，参与者会按照商业化的普遍积习把团体享有的学界“权势”和“声势”进而当作自身分享的社会成就。后者更因为符号学材料来自西方而可在崇洋媚外环境内自动分享此来自西方思想的荣耀性。如果此种符号学流行在深度上不能相比于其他常规领域内的西学理论的话，那么其经过中国通俗化的“跨学科”运作的不断滚雪球炒作，却可肯定地在学术和文化市场占有率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这正是刺激某些符号学投机家看准了符号学的“商机”而加以细心经营的一个原因。

尽管本文再次指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中此一负面发展，却并非要在新年伊始挫伤关注中国符号学发展的严肃学者的“志气”，而是要大家认清相关情境的真实性、隐蔽性和危险性。要深入认识中国符号学实践环境的复杂性；简言之，要认清我们的对象和环境之“复合性”构造！它不是如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是一种平面现象，而是有其纵深的立体的现象。对于任何有志于人文理论化研究的人，都意味着一个漫长的学术实践过程。此一今日为急功近利世界所欠缺的学术实践观，却是中国的仁学、良知学所特别要加以伸张的。因为对于所谓良知学就是促使学者皈依于“学为己”的人生观，我们是首先为自己一生中不断提升自身认知而学者，其目标和步骤当然不能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而演变为“曲学阿世”及“见利忘义”。幸好，今日人文学界仍然存在有认真向学的师生学人。促使我写此文的动机却还因为近日因卷入事端而意外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的良知流露：我切实感觉到“学术良知”仍然存在于一些年轻人内心！正当大家都在感叹今日文科青年师生日趋功利与安逸之时，不意竟突遇一些心向学术真理的纯洁心志之存在。此种独立存在的精神素质只能说是来自天然，来自中华文明史地环境内之天然！我得遗憾地对大家说，在海外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纯洁心志”现象，不是海外反倒没有才智青年，而是他们，在西方功利主义法制化文明圈中，从一开始就把任何精神性理想和该理想的有效“实行方案”绑在在一起，以至于反而容易尽早使自己的学术心志融入到社会制度与规范中去了。让我再扩大比喻一下：西方伦理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成为日后西方伦理学的永恒典范，该伦理学的品德学是与随后在实践上相关的社会、政治、教育问题逻辑上相连的。大家会说，中国的孔孟何尝不是学以致用的？但深入分析原始文本会发现，《论语》等文本的相当于“品德学”的部分具有极明显的独立性或分离性，其社会性外实践的实施部分，大多仅具有象徵性特点，这些外在的社会性部分在文本内主要起着“烘托”君子学“内实践”的语境作用。其实践学认识论的结果是，品德学可以在隔离于社会的“心域”内形成独立的“内域小世界”。“智仁勇”三达德可以脱离具体历史、社会而成为君子人的内生命的自主存在成分。至于此心志成分的外实践扩展当然须取决于不同的外在环境，但那是另一层次上的问题了。于是请注意，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此种独立于社会现实的伦理性心志表现的学界青年（他们不同于一心想着成为“大老板”或“公务员”者），主要出现在中国大陆（中华文明历史区）的缘故。这里还真存在着一种并非属于传统迷信式“风水”的实证性“史地风水因果关系网”：史地环境与其中生存者之间的微妙互动的文化机制存在。特别是当我发现新时期内追求新知新学新理的青年人会出现于穷乡僻壤之地时，惊讶之余，岂能不对仁学精神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发扬继续怀具期待呢？当然，这些良知初萌的青年心志一当进入职场接遇各种挑战时或许就不再可能继续生存于自主心境内了，此后他们要不断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参与着“选择学淘汰”过程，有些人会逐渐改变初衷而选择最小阻力方向顺势而为，有些人或许反可以愈挫愈勇，最终历炼出仁者性格而成为中华文明人文学术革新的承前启后者。两种选择的性格发展区别各自表现在：是趋炎附势，还是择善固执？这个看似简单的青年良知初萌状态，其于世界社会文化圈内的特殊性，如果确实反映着中华文明圈内暗存的仁学精神灵动的话，此一“析真伪、辨是非、分善恶”的民族性伦理精神本能，岂非正是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所必需的主观要素？以上提到的青年人的学术良知表现的特点是在其进入职场前所具有的“纯洁性存在形态”。对于青年人的学术思想研习来说，应该倍加珍惜自身良知种子，不必使其过早融入现实学术轨道（如写作、翻译、辩论等），在正向进学实际过程中一方面独立强化自身良知本能，一方面在深入广泛研读中厚积薄发，不为眼前琐屑名利机会所诱，以便从主客两方面分线推进自身学养。如此严肃化自身的学术准备，以便迎接未来中华文明学术思想复兴所要求的巨大实践主体能量。而对于大多数已在职场内的学人来说，我们所说的“在体制内从事体制外的符号学实践”，其“动力学”根据也间接相关于学者良知因素的存在，虽然此良知存在是混合于各自现实实践轨道中的，正如古代具良知者其良知是混合于其“儒学实践轨道”中一样。这些混杂在不可知历史上造成的客观现实轨道中的良知存在，如果能够与其现实轨道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也就是将良知本身与其存于其中的职场轨道予以相对分离，以有助于使其良知力更自由地发挥独立的作用，也就是将治学的正向意志力本身与现实轨道加以合理并可行的“分离”，以便可更自由地组织其后各种更可取的实践轨道格式。这也是本人提出儒学与仁学加以区分的学术观点的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副产品”。这当然也是本人提出的促进仁学和符号学相互激荡以产生学术思想创造性发展的目的所在。。

（起稿于2013年12月31日清晨，中经多次迟疑停顿，却因晚间接获年轻人来信的继续鼓励而又决定将此文校阅后完成。虽然主题不同于最初构想的“新年寄语”，却仍然是以年轻一代学人为假想读者对象的，也算是一次与青年人的“笔谈”吧。截稿于北美元旦前夕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