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2000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南师大外院的支持与合作，在此表示感谢。我将三十多年来本人的国内外符号学相关活动积累的经验贡献于国内学界，不仅是我的志趣所在，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在我任职于国际学会的最后一年也适逢我参与创立的、至今中国唯一存在的全国跨学科符号学实验平台----“中国符号学论坛”----处于功能模糊和运作不利之际。人所共知，南京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来，某些符号学集团，借助于其在体制内的权势和关系，开始由明趋暗再由暗趋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破坏本人实乃三十余年来参与的上述符号学推进工作。从而一举将中国符号学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本人几年来期待从南京大会开始促进中国符号学大家庭平等共进的理想今已遭到破坏。他们说：“你批评我们什么，我们就照原样做给你看。我们就这样拉帮结派，而且势力大增，看你怎么办？”我只能对此说：“承教”！谢谢你们給与我了认清你们的机会！此一图穷匕首见的戏剧性发展，更加促使我意识到与其分道扬镳的绝对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论坛是“李某的事业”，却不知论坛只是“李某协助国内学人推进符号学事业”的步骤而已；他们损害的不是我，而是学术界的正方向！我为此惋惜的是中国学术理论事业正能量的损耗，而不是我李某“利益”的任何损失。我什么损失也没有，反而是因此连环出现的教训而认知了目前学界学人的真相！有什么比获得对人与事的真相认知更可贵的吗？现在，本人根据十几年来在国内外从事符号学推动工作的经历，重新思考了有关论坛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前思考的结果发表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和继续提出批评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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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南师大外院共同筹划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过程中，考虑到这将是一个在百年现代化后首次在古都南京面对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界的历史性场合，同时在抗战以来两岸四地现代化学术理论科研本质上停滞了40年和七十年代末起全面恢复了35年之后，我们中国学人该如何应对此一特殊国际人文理论交流机遇，就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之所以说是特殊机遇，因为文教和学术恢复仅30多年的人文学界，在知识的程度上是远远不能和外国先进地区相提并论的，何况两岸都还不存在可代表各界的全域性符号学学会。顺便在此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以及符号学发展问题，我都需要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几乎“对立”的角度来面对同一个对象或计划。也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对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方面：理想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努力“办好事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为办事而办事，即不能够老是满足于“只要能和老外在一起就是风光和成就！”。我们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将现实的作为和未来理想的境界予以初步地“挂钩”，如果根本没有理想的影子在，靠搞符号学来“过日子”，这就如同80年代文化热时靠搞“萨特热”、“三论热”过日子一样，不过是肤浅无聊的凑热闹，谁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在学术风气不佳的环境里干这种事呢！但是，从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把南京国际大会“当一回事”，即把它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看作是未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前进的一种驱动力。在此思考下，我和南师大大会负责人遂设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实验性平台。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此“准组织”来凝聚国内各界学术的力量，形成一个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的“中国符号学集体”的形象，以作为中方的国际学术对话方的象征性“代表”，来“迎接”（迎战？）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家们的到来（我也的确以此论坛的成立作为在和国际同仁进行各种协议时的中方学术背景之显示，借以暗示今日的中国符号学并非仅限于广义外语界人士）。为了使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南京国际学术对话舞台具有较合理的代表性，一方面我们通过“论坛”将“中国符号学”的组成成分扩大，使其超出外语和传媒界，另一方面我又企图超越国际学会的现状，将国际方的组成成分加以扩大，特别是将其扩至西方哲学、史学和电影理论等（可惜后二者均未成功）。因为，按照我的符号学理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其“符号学学者组成”都是过于片面了。我还满怀信心地，（特别在天津王铭玉先生等那时突如其来的支持信的鼓励下）将此一论坛看作是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垒”的象征性基地。

实际上，当时论坛的作用有三：趁国际大会场合凝聚中国各界符号学力量，以“共商国是”，即趁此难得的机会（知道中国学人普遍具有的“势力心态”：觉得到有洋人在的地方去露面才有面子，我们也就“现实地”循此方式来聚集人数，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悲哀，却是难以绕开的悲哀：中国文人为什么总是见了洋人就喜笑颜开的？）共同讨论如何发展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其次，在大会前后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符号学业已（象征性地）“初步成军”；再次，随着论坛活动的推进，也曾一度想到如何更认真地将论坛充实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实验平台。实验什么？实验不同学科间平等的“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派独大”。（本来按照我的个人日程表，南京大会和世界论坛会议后，我在初步协助形成了这个全国性跨学科平台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了，以为论坛可以从此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学会的雏形或实验基地。但当看到论坛甚至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被单方面依仗人多势众加以“掠夺”后，不觉奋起，决意参与抵制此一“知识分子侵夺其他知识分子”的突发事件。而且惊讶于如此多学人，此后一年来，都是习惯性地旁观看热闹，而视此侵犯行为为理所当然，并不在意？对于我，后者比前者更可怕，侵犯的始作俑者毕竟只是少数学界“枭雄”，而“围观大众”才是学术的基本资源所在）固然，在国外，在个人主义膨胀的今日，没有哪家研究所不是“老王卖瓜”的。可是，“国情不同”，在国外学术大国，各种学术、学科、学派单位都是到处林立，各家的自我标榜不足以破坏整体的平等相处。所以各国都有公平的符号学学会组织，即在该组织内，没有谁可以独享“权力的垄断”，有影响的“学术力量”只能是在有水平的学界内经受过验证的学术贡献本身。可是，在中国25年来的符号学事业发展经验中，由于学术复苏不久，符号学主要是因外语方便而首先由外语界人士和外语界出身人士率先推进，一如中国的现象学西学理论界情况一样。随着学术的逐渐发展，新知新学必定会并应该会扩及各个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外语界背景人士是持此同一理解而积极无私地协助符号学推广呢？还是打算趁先走一步的时差方便而企图对初步掌握的符号学加以垄断呢？我曾经以为，论坛的成立可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此信心的一个具体根据是，合作方南师大外院在其两次筹办国际会议过程中表现出了“服务精神”，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们的从事者普遍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特意人为宣传、抬高本院某个人自身的学术形象（如果这样，其他各界学人日后就没有兴趣参加了）。此一事实观察，遂坚固了我对于论坛发展的信心，虽然与此同时，几年来我也不断继续和他们协商如何“超越”隶属于外语学会的意识而勇敢地承担多学科间“公平组织者”的角色。我不属于国内体制内，所以不具有国内学界的习气。可是国内学人却老是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在那里“争权夺利”，我如果要干这类事会采取另类生存观吗？一方面我们赞赏外语学会发展自身的学术，但反对他们（当然许多学会均如此，但我现在只与符号学的外语界打交道）的学会利益本位主义。不是“怕”你们学会张大势力（虽然本人憎恨学人有结党营私意识），而是“怕”你们如果意图“以小吞大”，一是你们只是一厢情愿，必不能得逞，二是你们的企图却将直接损害中国符号学事业全局的健康发展！很简单，外语界，比较文学界，传媒界都非“中国人文科学”主流，从学术上你们就不可能“驾驭”主流学科的主流学者们。你们如果企图将符号学垄断在自己的“自留地”内，那就阻碍了我们按照“理想角度”企图将符号学方法扩及主流学科的长远目标。中国符号学如果不是有朝一日和中国人文科学主流汇通以贡献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大发展事业，我们搞符号学干什么？就是搞些形式主义的“雕虫小技”和“玩物丧志”吗？从2000年回国推动符号学起，我就一手介绍国外符号学理念的重要性，另一手即不断指出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的每况愈下，这就是因为包含如此广泛的“符号学界”也同样是一个易于“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了廉价炫技的职业工具。后者的存在是任何社会中难免的文化学术现象，特为一些不耐艰苦研习而希图几年之间成为“学术土豪”者的温床。而对于知识、理论一切尚在初步阶段的中国人文学界而言，这样的倾向就更易发生了。自南京大会的成功和论坛内迭次发生“冲突”以来的一年多里，我的种种作为都是源于这一思考，尽管一些深植于体制内学术土壤中者老以为我和他们的心思一样，在那里暗中“争权夺利”。试问，我可能因此有什么权？有什么利吗？不正是你们在靠着“符号学名号”在那里拿钱、聚势、增名吗？我如果像你们这样贪图名利早就是另一种生活状态了。可惜，文革后遗症仍然存在，不少学人的结党营私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从今日反腐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哪桩腐败案件不是通过结党营私方式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结党营私之一种。如果学术界未来也开展反腐和反对利益固结运动的话，所谓“官学勾结”的事件也必不在少数吧？），他们总是以己度人，还以为他们的“获利”成果会引起我的“嫉妒”和“气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果不其然！

的确，我的“符号学心思”和许多人并不一样。我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是独立进行的一件事，属于“独善”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九），和上述属于“兼济”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一）的国内外符号学事业关切不是一回事。一年多来的相关“冲突”事件，都属于我的“兼济”工作中的正反经验，二者其实都是我的认知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即进展和挫折，都是认知上的“收益”，这些冲突经验让我对于国内学界的体制内结构和学人的分类和品质都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事件就不可能认识到的“真相”！这使我有机会在人情反复中看到一些学人的里里外外、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和虚情假意。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另一些学人朝向“正能量”的心态和有心无力的实情。按照各种负面的表现，我们继续发觉，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最大阻碍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特别是我从一些人的前后反复和言行不一中看到他们性格的软弱。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这才是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的最大绊脚石！机会主义就是性格软弱。其表现就是急求蝇头小利和趋炎附势，自然也就是文学界早就指出的“墙头草”倾向：没有原则，只有利害取舍。换言之，这就是“贪小”心态，因为贪小，所以随时变换“旗帜”，窥伺投靠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更贴切地领悟为什么孔子要说“我未见刚者”！有刚强才有原则，才有坚守，才有拒诱，才能够“君子不器”而朝向自身学术之“大局”，才可能有对天下“学术大事”的关怀，才可能不去哗众取宠和假仁假义，才可能真地本“致良知”而努力于学术。我们今日不追求此类特深、特广、特大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大元素”，如仅企图通过市场和传媒去“炒作”祖宗文化遗产这类琐细的“中国小元素”，这是在推进中国的真知真学还是要利用西方的东方猎奇情结来到国际上做“文化买卖”以谋利呢？当年的中国“萨特热”早已成为泡沫，今日的中国“符号学热”，如果采取同样的心态和路线，也会同一结局。不，同一结局倒还好，就怕真是坚持下来成为在学术崇洋媚外大环境下蔓延下去的“舶来学术”，其引动青年人追逐肤浅学术时髦的力道自然不可小觑。但这已经不属于我们可以在此关心的范围了。我们只能自己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却不需“卷入”各种学界利害冲突中去。我们哪有这个力量！

南京大会后一年多来的经验促使我进一步反思这个“论坛”的可行性和可取性问题，再结合我三十多年来与国际人文学界和符号学界交流的经验，渐渐地更明确了问题所在。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中国的符号学完全是跟着国际潮流跑（我在南京大会前后多次表达过中国符号学事业应该走独立自主路线的愿望，但其后确知其在两岸四地绝难实行），因此更为根本的问题存在于国际学会和西方符号学界。在本次索菲亚大会上（如果我最后真地参加的话，这取决于我对该会节目的最后判断）我将对西方符号学现状提出根本性批评。（不久前，非常遗憾地和一位昔日好友明言彼此最好中断联系，因为对方竟然误解了我的学术批评和学人批评之意图，竟劝告我“不要想改造别人”，也就是不赞成我的学术批评言论。如果这样，岂非正是“悖孔”之论？如此一来“诤友”何义？的确，西方学术理论界也同样在反对“批评”，因为批评“伤和气”，其实质为：我们都应该在商业化的大时代改行商人的做法：即要暗斗，不要明斗；要讲求策略和计谋，要尔虞我诈。一句话，商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不起，本人不信这个邪，就是要辨析相关学术理论之真假。而且我们中国学人需要信这一套吗？那我们今日倡言孔学又有何意谓？如将孔子的重要原则都排斥掉，根本不予奉行，而只利用其大名来创造文化市场品牌形象，这有意思吗？）这也是我在结束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任期时的临别“谠言”：必须谈出“学术真相”。正因为我无“官守”，无利害纠葛，所以无论在国内外学界（这是我本“素其位而行”之故训的结果）都须言所当言！有人公然讽刺说这只是“一人的声音”，他们却不懂得这一事实岂非正是我的“特权”和“光荣”？我会“怕”孤立吗？那我研读孔孟还管什么用？时人把孔孟当职业，我把孔孟当座右铭。区别即在于此。

那么，读者会又发现我的矛盾：为什么你又要鼓励和动员大家去索菲亚大会呢？一些小肚鸡肠的舶来式学人【这类学人就知道把有名洋人说的任何话加以重复以作为自身学术观点的根据，对此我不知道在批评其他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观点时指出过多少次了。早在1987年就对按此同一立场持论的某一哈佛比较文学博士提出过批评：他的根据只是“我们哈佛权威是这样说的”，而他不知道我批评的正是你这位哈佛权威的立场！他们接下来可能的反驳则是“李某太狂妄了吧？敢批评中外大师？”这正是我对比较文学界出身的学者最不放心的地方，恰恰是这个专业最不“专”，他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学理根据所在，只能够对名人亦步亦趋，还以为别的中国人都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个理论的高低深浅，一以中外体制内等级名势为准。这些人实乃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前进中的最大问题所在！因为他们这样的背景和言论却足以忽悠学官们的眼力，从而在体制内造成制度性的唯洋是从的惯式！这些人因为个人本无理论家素质而又欠缺学历中的理论训练，因此根本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结果只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国内各种西学理论界内这类人比比皆是，而符号学界因为最不严格，所以比起其他各界舶来学术的理论分辨能力也就更差。当然正是这样的学术风格可能最符合本来就只能浅尝辄止者的一些人的需要。这是他们的职场内的学术要求，我们当然无权干涉。我们所需要去做的，就是和他们划清界限。既然论坛不再企图“照料”中国符号学全局，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关心各式各样以符号学标称者的议论之高下深浅，也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什么理论深浅，而只关心什么“理论话语”“好使”，你如劝告他先从事基础补课，他把你的建议视作对他的“轻视”。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大腕们，情况就更复杂了。一些人最初想“利用”你，所以学术上力捧你，等到利用不成，他们就开始立即变脸改为学术上攻击你。此类反复无常伎俩，只能增加大家对于此类人人品的认识，而我们切不可上当卷入和这种学术程度的人进行辩论，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他们就是想“拉住你”进行炒作，他们采取的永远是一个“混在一起搅”的策略，或者是正面混在一起搅，或者是反面混在一起搅，总归要与你“接触”（搅在一起），以便能够有机会“发力”。我们的论坛活动经历虽然在学术上尚未能成功，却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正派学人本来根本想象不到的、今日一些低级学术人士的可能作为！他们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以为我们要到洋人面前去争面子、争风头，彼此的动机和目的真不知要相差几万里之遥！我已说过，在我们从事“兼济”之事时，早知其“有成”的机会不仅不足十分之一，甚至于不足百分之一！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成功”机会，我们也要“尽其在我”，尝试于其万一。此种心态又是今日拜金主义时代必被视为“怪物”者。（正如在世界科技之都“矽谷”把专业职场外读人文理论书者视为“怪物”一样）也是不久前一位友人好意而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明知无法“成功”还要劳这个神呢？“是出于信仰吗？”多么“幼稚到天真可爱的问题”！但这可能是时代风气下的自然提问。在无利不起早的时代里，学人已经完全丧失传统读书人意识。只知道读书为了求个人发达，为此必须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以确保自己成功。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失去传统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学术为公意识”！而我们的民国人文学人不分左中右，大多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才是他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个各文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根源。（我曾多次指出，80年代文化学术青年精英一代都是批判社会与学术的积极分子，但没有一个谈论如何“批评自身”和“个人进德之策”的，他们都忘了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正视自己的真实学养问题）因为“五四学人”维持着“向真”的意志力，所以能够认真进行思考和做学问。今日学人呢？人人只想着怎么去“成功”，而要想成功就必得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以符合学术市场需求。

好，再回到这个为什么还要参加国际大会的问题，如果明明知道今日学术聚会主要成为了职业性交流的场合的话？还是那个理由：在理想的层面上，让我们再尝试一种象征性地民族学术关切努力。半年前，在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我和南师大外院之所以最初曾经商量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索菲亚圆桌会议，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国内学人增加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主流学术场合显示，南京大会之后，一个潜在的、严肃的“中国符号学集体”之仍然存在，以作为未来中西符号学学术对话的人事基础。是的，一方面我已经并不看好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我还想最后一次地“借助该场地”来象征性的表达未来中西符号学理论对话机遇之可能存在。而且我们也要通过国际大会这样一个具体的西学理论“代表性场地”，来表达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整体的批评性意见。同样是在同一种活动中含具理想和现实两种立场和目的。我们总要在最艰难时期，朝向最好的期望！当然，这一设想看来最后仍然难以实现，因为今日中外学人都欠缺符号学集体性存在的意识。

最近事态的发展又进而深化了我对有关符号学的国际学会、国内学会以及我们的“论坛”的组成和功能的反思。有一个结论现在可以明确在此表达一下。四十余年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组成、功能、前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方面和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当初在符号学初起时期大家都不熟悉什么是符号学【六十年代巴尔特在法国文学主流界尚被视为“异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文学符号学才开始影响了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方向，也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的史学理论新潮才被引入不善理论思维的美国史学界；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创新性的人文学界“思想家”理查罗蒂的欧洲学理知识中竟然没有任何“符号学元素”，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人、美学和哲学大家丹托的当代欧洲哲学关注还只到萨特为止】，就是法国本土的学术环境内还要靠来自保加利亚的两位青年率先向西方学人引介苏俄符号学理论；我于1988年到西柏林时，东西德的符号学学术几乎是处于同一层级，出身语言学的德国符号学家还只能以莫里斯这类简易哲学式符号学理论为理论思考基础，德国的电影理论家（当然还有美国电影理论家）那时还不能领悟同时期法国电影符号学的意义何在。而当巴尔特被邀请到意大利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讲演时，还需要把符号学思考看作是一种“历险”。但是那个时期，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都感觉到了跨学科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包括东西欧洲阵营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都需要各国、各界学人跨越学科界限聚集到一起来“共商学术理论突破的大计”。等到198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会大会时，应该说是国际学会维持其学术水平的最后一次。那次艾柯在巴塞罗那大学讲演，另一国际“大腕”格雷马斯临时缺席（我幸而在巴黎咖啡馆见到他一次，记得王论跃和几位学生同在）。【当然，1982年夏在多伦多夏季符号学讲习大会上，尚未加入学会的我看到了西方符号学界仍属欣欣向荣的场面：福柯，艾柯，西比奥克，塞尔，布衣萨克，波斯纳等。就在这两天晚间我在重新翻阅Deleuze 的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那是那次多伦多会上认识的福柯崇拜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Fred在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后送我的书。一本新书今已泛黄，却成为我记忆那次多伦多之行的纪念物。那次与会打开了我其后接触西方符号学的大门。我自己那时对这一切也是极为热心和看好其前途的】在1994年艾柯在伯克利最后一次大会讲演并发表对日本山口昌男卸任副会长的赞赏言论的大会期间，我在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首次提出了符号学必须走跨学科大方向的主张（记得曾遭到一位只懂得符号学理论就是哲学理论的德国青年学者的反驳和我的“反反驳”：在德国人的民族性骄傲意识里，不觉得中国学者能够对西方理论提出批评）。会后中国参会者大家到会议筹备会主要成员张丽华老师家中聚会时，大会主席-德语系教授劳赫夫妇已经开始抱怨说，大会的选举是tricks了。1987年墨西哥大会上西班牙语学者人数众多，争取到西班牙语成为学会“官方语言”的成绩。他们在理事会上意气风发的样子，却导致我和邻座的澳大利亚学者的共同怀疑和不解。我于是进一步想，大家到国际大会来干什么？这个西班牙语的“面子”管什么用？他们兴奋个什么？结果，在2004里昂大会上我们就看到了大批西班牙语到会者关在一间屋子里用西班牙语相互“交流”符号学思想的滑稽场面。这就是西班牙语同仁们争取到官方语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实质的益处?虚荣心，可怕的民族性虚荣心。我多次提到不久前国际同仁对我抱怨西方符号学界的mafia现象，学术黑帮现象。世界人文学者越来越没有出息，不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勇于面对时代根本性思想挑战，而是满足于凭“一技之长”来在职场内循规蹈矩，争取名利。什么名，什么利？蝇头小利而已（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家的气局狭小，这才是人文科学理论危机难以被克服的根本性原因。人文学者们根本上失去了“择善固执”的意志力）。当然，学术组织活动的另一种职业性功能也不可一概抹杀：即商业化职场竞争所需要的自我宣传机会和“拉帮结派”机会。不过，这些对于今日国际学术环境来说也已成为常态了。我们自然也要通情达理地容许学者有“治生”意识并具有实用性地安排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利。但这已不属我们符号学的问题范围了。

从纯学术角度看，跨学科的符号学组织活动的需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符号学学术已为大家所熟悉并吸收到各专业研究中去了。在符号学初起阶段所需要的那种相互激励和启发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小了。人们今日有极为方便的条件接触新知新学新理。这样，当初的符号学学会这样的“大杂烩”式的聚会渐渐减弱或失去作用。首先，很难真地实现跨学科的“随意”交流，跨学科会议期间基本上仍然是分科、分组进行，也就是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和在本学科内一样。不过是各学科都“比邻而坐”而已，互相知道他们也在同一建筑物里讨论各自的符号学话题而已。这和单学科内的跨学科讨论会没有什么区别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没有变，但符号学家们聚会的方式要改变了。这是世界学界共同的趋势，具体说，组织上的跨学科的规模在缩小，以便形成更有效果的跨学科交流。另外专题性符号学方向的讨论会越来越多，甚至于不需要再打出符号学的旗号了，特别当“跨学科”的幅度还会超过常规符号学的规模时。同时，一个不容视而不见的现象是：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小，特别当后者在电脑商务时代正在变成宣传性的技巧和技术时，其作为商业化营销的应用技术性工具的作用越来越远离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了。可以说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所谓“符号学家”根本不是“一路人”。不仅如此，符号学的学术事业还要有意与将符号学名词随意铺伸到媒体文化宣传领域以制造文字炫奇效果的商业化技术性行为“划清界限”。否则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现象将会大量发生。学界不可能再用同一个名词“符号学”来覆盖性质功用互异如此的繁多学术门类了。除非，你根本不关心学术理论虚实，而只想着如何利用新颖学术名号聚众集势，借以在学术市场化时代“吸人眼球”，在知识落后环境里制造影响力大小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学术活动背后的运作机制及其动机和目的所在，同时要切实估量其对于我们在同一名号“符号学”标称下从事的远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革新事业的负面影响问题。当然任何学术资讯传播都是有益的，但不应该使其同时产生另一种副作用：影响了严肃学术理论事业的发展。如果大家都用同一个名号，就难免会如此。这是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健全的规定“跨学科活动”的主要理由。遗憾，一些人注定了只知道借学术谋名利的“真理”，以为人人都是这个心思。学界之大，自然无奇不有，这当然也不是我们需要关注或企图介入的事。岂非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中国符号学事业未来的有效发展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了。参照国际经验，我个人开始改变对于符号学的“战略性方向”的看法，今更明确倾向于认为：各科理论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文化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传媒学，理论电影学等）和各门应用符号学（包括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学）应该分属不同的学术组织；前者的数量必然较小，后者的数量必然较大，而且必然分化越来越仔细，越专业化（音乐符号学，美术符号学，新闻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的独立经营）。由于中国符号学较西方符号学发展晚几十年，可能要部分地重复国际符号学发展当初的路径，即跨学科聚会中专业分化较小而在初级水平上的“大杂烩”聚集较多。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必定在跨学科的框架内，逐渐趋于合理的分工细化。这是后话，暂且不议。除此之外，各学科领域内在符号学初起阶段也许还有需要采取这种“大杂烩”方式，以便开阔眼界。这是另一个问题。自然，这样的未来符号学组织性活动的方式大改组也有一个好处：防止中国符号学变成派系间争权夺利的舞台。也必须与一些只知道抄袭洋人表面言论的所谓“符号学家”们划清界限。不能再让这类人与我们“混”在一起，挑拨离间，设计阴谋，意图从内部“攻破堡垒”！

让我们在索菲亚大会进行深入观察后再来准备明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组织的第三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这是由浙江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组织”本身——“人文学院”承担和主持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让我们把此次聚会设想为一次新的尝试，具体说，（我个人希望）这是一个“文史哲主流”和“外语界理论符号学”的合作大会，是一个对于中国理论符号学的实践方向和方式的实验平台。【每一单位，外语界和文史哲界的每一单位都是双重学术实践者：一方面在自身领域从事一种学术实践方式，在跨学科的合作领域内尝试另一种学术实践。如南师大外院，作为外语界符号学学会的重要成员自然应该按照你们十年来形成的惯例从事符号学研究，但作为跨学科符号学活动的组织者，你们也需要尝试与文史哲学科对话和合作的新方式。这样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哲学界也是一样，一方面当然要专深于常规哲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开辟跨学科理论探讨方向，成为“多面手”有什么不好？】除论坛成员外，我们还将设法动员各界有兴趣的主流学界理论爱好者与会，如果成功，我们就有信心再办下去，如果失败，我们就可考虑解散此一其实并未成形的“准组织”了。论坛成立两年多来，我曾经多次试图宣布实验不成功、干脆解散的主张。而每次都获得若干积极人士的“挽留”（当然也多次见识到某次表态积极挽留论坛而不久后就自行离去者。我于是也从中见识到一些学人表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五分钟热度”特点，的确名不虚传。我常诧异怎么读书人可以“变脸”如此迅速！稍有利诱即可改旗易帜，学界如此，遑论其他真正存有利益争夺的领域。这些变脸行为遂也成为我们认识人性虚实的难得机会。何处不是“获知”的场合？）。这样，这个基本上由我临时“组配”起来的实验性学术平台，其本身今后将肯定朝向理论符号学方向发展，也就是将缩小其关注范围（一些或许以为“论坛”要企图扩大“地盘”者，你们想错了，我们要做的是：缩小地盘）。具体说，它将朝向于符号学和“文史哲”理论主流的合作方向，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史哲的理论化发展。只有这样合理的“精兵简政”之后，才可能各得其所，应用符号学各域也不必耗费时间关注与己关系不大的他科的理论性问题。如果这样进行多方面调整，可能“论坛”名称日后也需要改变。让我们暂时还用这个名称来标志今年国内外的一些相关学术活动。等到索菲亚大会后，我们会约集相关积极人士重新思考论坛的适当的新名称和其重组后的存在形式（组成和活动）等问题。

我们也要从另一个积极角度来看待今日中国符号学学界的多元化状态：这是35年来中国符号学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于任何方面的符号学活动进展都应看作是可能继续前进的基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多元化必然逐年扩大。改组后的“论坛”无意于再成为一个作为体制内职场功能性的全国性组织的雏形，而是将其学术实践主力用于国内外学术理论“攻坚”目标，特别是古今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化革新的艰难目标。因此“论坛”（还不确知其未来的名称）将不涉及日趋大众文化化的各种应用符号学领域，而将集中于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史哲理论革新的大目标。至于再往后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两种实践是不是还有全面“对话合作”的需要，就要看未来世界与中国的人文学术文化的演变如何了。

（20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