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岁末感言：符号学↔哲学

      ——从南京大会展望未知理论发展

                             李幼蒸

警语：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要件

1。摆脱西学理论中心主义；此非指西学理论本身，而是指中土一些以西学理论为其中土学术实践方针者；中国思想，必须是立足于本土、产生于本土、主导于本土的思想；

2。摆脱港台美华新儒学思想方向；其本质为西方汉学制度内的西学的低理论性含量的科目，因此并无能力理解及处理人类哲学及各科理论性问题；如仅赖其流利英语和西方位阶之“导引”以期便于 “走向国际”，最终将导致西学理论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方向的长期控导，非因其特意为此，而因其本身缺乏现代理论思维能力，复因国内崇洋媚外土壤，于逻辑上必然可能导致如此前景；

 3。摆脱哲学中心论和哲学特权论，将哲学视为学科体系内平等的一员；现代西方哲学史，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错误和偏颇；

4。深入认识今日西学尚未能认识的符号学的眼前重大任务：既将哲学视为自身思想的主要资源，又将哲学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但不再是将其作为指导人文科学各科发展的研究前提或基础；

 5。海德格尔-德里达一系的后现代虚无主义，是最有利于全球商业化时代精神垄断需要的一种意识形态。新儒家哲学不具有任何现代理论影响力，却可成为阻碍中国学术、社会、文化彻底摆脱其封建专制主义过去的落伍意识形态。

要点：因此，新世纪人文科学最重要的、最迫切的认识论-方法论任务，就是要通过“仁学-符号学-解释学”等伦理学前提和方法学手段，来对三千年人类哲学传承进行解剖学式的研究，并首先通过“仁学和符号学”将哲学学科“去神圣化”，使其不得再以众学之王的过时名号来忽悠新世纪人文科学理论的革新大业。哲学既是符号学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又是符号学解剖的主要对象！在面对此全球化时代人文思想全面革新的特大任务时，中国新一代人文理论学者，面对着时代空前艰困的软硬环境，却肩负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世纪重大责任。无他，只因为我们是与秦后儒学儒教对立的、前于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中华“先秦仁学”之精神承继人。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言今日何所指？岂非正是指：面对三千年制度化的人文学术庞然大物时所必须具备的仁者（兼具智仁勇三达德的）之独立探索的孤勇气概！ 仁者大勇的深意在于：虽怀具坚定理念而须面对未定将来时仍能秉持“无入而不自得”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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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符号学的跨学科交流事业，三年前由南师大外院和作为该院符号学研究所顾问的我本人，构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方案，并由我本人趁到各地访学之机加以逐一邀集，不久后初步结成了一个通过互联网联系的、非正规的松散学术组织，其目的在于讲论坛作为安排不同学科有共同兴趣的学人参加符号学对话的平台。2012年10月初，在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议程由我设计及邀请各界相关学人参加。关于此一首届论坛和国际会议举行的情况及遇到的麻烦，本人已经多次加以著文报告，可参见。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为中国百年来学术史上到那时为止最大规模的国际性人文科学理论大会。会议前后，本人曾经撰写多篇文章分析其远程和近期意义，本人在大会发言中发表的演讲，主要宣布三个要点：第一，国际符号学运动到了必须改变其西方传统的“符号学”定义的时候，以符合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综合性整合革新的时代需要；第二，人类超越西方视角的跨文化符号学时代到来；第三，前述两大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目标，均须以重建已被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几近摧毁的主体伦理学为前提，以在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促使学人重新获得独立追求学术真理的主体实践动力，而此一所需的伦理学恰可为中华文明的古典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中华仁学遂与西方符号学在多元、高层、理论的层次上，在全世界首次钩连起来。（参见本人已发表的相关中英文论文）在本人相当于一份“中国符号学”宣言书的大会论文中，在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平台上，将“中华仁学”、“（中外）符号学”、及“（中外）人文科学理论全体”这三大片关乎中国及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全面革新的观念，首次加以阐述，其学术思想根源正在于本人长期以来的自学和独立治学经历所内含的“跨学科性”。此种长期学术经历中形成的、兼跨中国旧时期和新时期的、以及兼跨古今中外的学术跨学科性，正是本人在南京国际大会上得以将其“当仁不让”地宣表出来的特殊学术思想形成的前提。请原谅本人再次违反今日学界“惯习”而要自我宣表个人学术背景的特殊性，因为本人不具备体制内的“师生相互支持”团队。为了有助于读者悟解此一学术事件及相关言论的空前意义，只好于此必要时自我谈及相关事实背景，以助识者参考。

整整36年前，即1977年底，本人在旧时期方逝、新时期方来的中华文明历史上青黄不接的大转折时期，由于此前本人长达二十年的、蓄意超越百年来民国前贤理论性研究规模的、通过多种外语准备而得以进行的、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及人文理论的研习，在新时期伊始当突然获得了自由表达学术思想机会之时，遂可能将理论思维的眼界立即铺伸至世界前沿人文科学理论全域（完全不同与港台美华人文知识份子的眼界和方向）。在七十年代末的几年间，遂一鼓作气地将西方当代主流学界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也恰是最具有跨学科特点的诸主流理论流派介绍到两岸四地华人学界，计含：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所涉及的学科涉及文史哲艺诸科，计有：新实用主义，文化人类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哲学，比较研究，电影理论等。其中以（实际上贯穿于包括前述诸学科在内的各学科的）“符号学”，在我的新时期学术研究中占最大比例，因为它具有着综合处理中外文史哲宗艺各界理论革新的最广泛方法论功能。一个历史的“吊诡”（台湾词）遂表现于：本人在“旧时期”的“体制外”生存方式，最终成为本人在“新时期”的“体制内”进行特殊学术建树之“历史基础”。此一“历史吊诡”还表现在，这样的由体制外准备造成的体制内贡献的事实，是绝对不可能在已经被彻底制度化的西方学界内发生的，而是只能发生于新旧时期之交、制度松散的中国大陆学界。

所谓“体制外的独立性”条件为什么对于体制内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如此重要呢？体制外，就意味着不必受到单学科传统学术思想训练框架的拘束，“体制外思维”就成为跨学科理论思维的相关的行为环境条件；体制外，就意味着不必拘束于学科历史上构建而成的“大师势力”网络，此种并非完全出于科学成就而是出于学科内帮派营建成功取得的学术和精神权势系统（存在于数千年历史上的“以学营帮”积习在商业化、现代化后，“与时俱进”，今已广泛盘根错节于学术市场化框架内），颇可成为压制学术思想创新的“磐石”；体制外，就意味着学人不必将个人学术真理探讨和个人职业追求混为一谈，以免前者受到后者的牵制而难以自由展开；体制外，就意味着同样不必受到百年来中国社会与学界根深蒂固弥漫的崇洋媚外积习所约制，特别是不必受到（百年来因文科留学风而附带产生的唯洋是问的）学界等级制度潜规则的挤压；也就是可以根本不重视、不承认这类因为获得了等级性、物质性支持而形成的学界特权势力；体制外，就意味着，独立学者可以摆脱学界党同伐异、论资排辈、以势压人的学科层级制度的根本性精神生存制约。一句话，体制外，就是独立学者可以不受传统学科框架限制以及学术势力集团的精神禁锢，而可获得真正跨学科的学术思想自由飞扬的条件。不过，“体制外”在此只可在精神性层次上理解，实际上，中外符号学理论创新事业，当然只能够在体制内进行（本人的体制外个别经历不必成为现实中复制的模型，但可起到说明为何本人会具有体制外跨学科学术思想的缘由）。中外符号学理论创新事业看来所需要的是：如何在体制内的生存中解决学术理论上不受体制内学科本位主义限制的问题。

以上所述各种主观条件均为参与跨学科理论实践的基础。由于此种个人特殊学术基础，最终得以在南京大会上做出有关中国和世界符号学观点革新的一次学术方向宣言。本人作为（根源于中国大陆的）有史以来第一位“自由职业者”所担任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其任内最重要的学术构想，就是通过与国内机构合作，而将国际大会首次成功地带至中华六朝古都。于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不仅使西方符号学与东方地域相联结，而且使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史遗存相联结。其结果是进而在中国搭建的国际舞台上宣布跨学科的符号学时代的到来，并进而展望以“中国符号学”标称的学术实践系统（而非指某具体中国学人团体本身），在理念上，未来有可能将成为世界符号学的另一中心。

本人南京大会讲演应该说包含着三个重要意义：1）将来自西方的符号学理论，在此符号学跨文化时代到来后，推展至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作为人文科学理论制度化革新的分析工具；2）在西方符号学历史上首次突出了符号学和哲学之间的辨证互动关系；3）更是在国际符号学历史上以及在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史上，突出了中华仁学和世界现代理论之间的伦理性、逻辑性关联。在此只拟重申第二点：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哲学如果是指人文科学中的一科，哪怕是首要的一科，符号学却是涉及到（主要）哲学及其他人文学术理论的一切学科。今日符号学的潜在理论上的意义不知道比哲学大多少倍（这却是国内外所谓“一般符号学导论”之类的著作所难以看出的。如记者出身的后现代主义者艾柯就完全看不出来）！而今日国际符号学发展面对的众多障碍中最主要的一项，却正是传统哲学仍然在其中占居着的支配性特权地位，此种地位使其表面上享有免受符号学检验的“自主性”，而实际上使其欠缺了可使自身经合理改造后而真实前进的动力和方法。就在本人讲演的一年后，适巧有机会在柏林杜斯曼书店直观到了当前一面德国哲学之“橱窗”，并其后在到雅典和以弗所两大西方信仰起源地游览时于雅典旧书摊巧获月前召开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文摘汇编一册。作为1983年中国大陆新时期第一次中国哲学代表团成员的我本人，于是再一次间接感觉到今日世界哲学（参会者两三千人之众，哲学大会已成为学科职业化经营的世界渠道之一）如何已经成为人文职业制度内的生存物，二十年来渐渐失去了其独立思想创发力，但靠其历史上的“老大哥”身份，仍然“占居”着当代人文科学界的首席地位。一方面，其百年来产生的丰富资源只能够在其自家框架内“内亲繁殖”，其有价值的大量理论资源得不到来自他学科独立理论资源的“对治”，另一方面，其保守的学科性格仍然对于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理论实践产生着主要的限制力。本人在去年南京大会上推荐参加大会的爱尔兰哲学家莫兰，恰恰是雅典大会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曾经预先告我下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可能在中国召开。此一事实固然为一国际人文学术交流上的正向发展，但根本不可能触及我们在南京大会上涉及到的哲学传统的现代化革新问题，因为东西方哲学家们还欠缺着认识论上与时俱进的革新意识。此种真实的哲学革新意识必须在跨学科理论发展的大方向上产生，不可能在根本无法有效相互交流的中西哲学本身之间直接产生，又尤其不可能在新儒家极其落伍的知识理论的指导下发生。对于此种重大的人文科学认识论问题，当然也不是作为持哲学本位主义的哲学家莫兰等所能够领悟的，正如作为标准现象学专家，由于不可能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理论交流立场也不可能对于胡塞尔心学和阳明心学之间的创造性对话的价值加以领悟一样。当然，我们也期待国际哲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可给与从事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化革新的新一代学人一个就近观察和批评当前西方哲学主流得失的机会；以及使我们符号学理论家们可以届时进一步思考哲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家中颇多采取哲学哲学本位主义方向者，而当前西方哲学家者又是大多数拒绝采取符号学视角者。所以要在南京大会上把他们聚拢，以在象征的层面上，促进他们相互的学习、批评、共进（即象征地展现此一互动实践的时代认识论需要）。我们中国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家”今后应该也特别关注一下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相互关系问题；符号学理论是不可能排除哲学思想加以构建的。

为了认真推进中国符号学研究，我们必须正视自身条件。从新时期中国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角度说，我本人一再坦率指出三十年来大家很少愿意关注的与个人教育史有关的个人学术提升的“历史性障碍”：百年来、特别是几十年来多阶段的知识理论迟误性历史。人文学术理论能不能在久经耽误之后就可一蹴而就呢？这一明明不可能的问题，却被80年代不少出身红卫兵、红小兵一代人文学术界青年精英所忽略。那十年几乎人人都争前恐后地以“启蒙者”自居，反足以反映出文革时代的“知识空白”竟然造就了一大批学界“思想无畏”者，他们如今都已功成名就，而开始纷纷利用媒体回溯自身在文革“美好岁月”中自学有成的个人思想成熟经历。但是大家都忽略了，社会历练得到的经验智慧和人文科学理论需要的知识智慧不是一回事。此一当代文教学术发展史的结果是，新时期以来大家在国内外进行的知识追补过程中充满着名实不符、扬长避短的倾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心态倾向及其学术后果，必然导致学术实践中的大量水份的积存。而各种公私“政绩追求”风习又有助于大家共同掩盖此一知识性缺失。随之产生的种种弊端本人已经谈及无数了。这样的人文学术理论生态，包括中国符号学学术生态，是难以面对前述各种与符号学和哲学的发展有关的重大研究任务的。中华文明的人文理论发展，今日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马上“出成绩”，而是有关“何以能出成绩”的问题。后者即有关学风的问题。

我曾经反复暗示过，从我1977年下半年进入体制内学术圈以来，我的一切学术实践都是首先从我自己的进修、发展、前进的需要加以组织的，极少有可能考虑周围环境的学术现实需要问题，更不会考虑与学术思想建设无关的现实社会性问题。当然，任何新知新学新理资料都可为读者带来某种程度上、某一方面上的知识性收益，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附带的目的。这样的方向和方法的选择，并非只是出于一种自我中心态度，而是出于一种合理的人我学术思想交流学需要。首先，我充分认识到（而学界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都是生活于同一集体里，耳边充斥着同一种声音，遂以为“世界即如此这般”），文革结束时，中国高级学界（更不要说一般学界）的理论知识水平多年耽误下来已经低之又低，如我最近不断指出的，这个理论知识滞后的情况还远远不止于是文革十年的文化学术思想之彻底空白（那是一个“三中全会”称之为“浩劫”的民族历史上的灾难期。其最深远的意图是有步骤、有计划、系统地消灭中华文明的文化、思想和理论的存在及其基础），而是再加上民国以来诸阶段性的知识理论滞后期以及中华文明进入世界历史现代期后发生的“社会文化全面转换自然调适期”中的知识性落后，以及几十年来港台学人纷纷移民西方后任教于汉学界却偏要以此西方教养级层次上的普通学术成绩到两岸来极不诚实地忽悠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界的最高成就。在此复杂的局面中我那时应该采取的方向和方式都只能是：一方面对于自己前所未知的新知新学新理进行自我理论补课，一方面将此前个人20年来的独自研习结果与世界新知新学新理结合起来，使其化合为一种有关更有意义的朝向于全中华、全世界的学术思想汇通实践的理念，努力将当代西方重要人文理论“原本”一一译介于国内，而并未顾虑国内学界荒芜已久读者对于接受这些西学理论经典是差着几十年的“距离”呢。此一事实也正是今日大家看了这么多年的西学理论译本却仍然难以真正读解一些理论原典的原因。（因此，一些人满足于阅读“容易懂的”任何符号学著作，却不肯花时间准备必要知识来按部就班地提升自身的读解能力；让我举一个例子：我几年前选择译出的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历险》是西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比较完全的基本教材之一，我怎么很少看见符号学界提及？）

三十年后，在2012的南京大会上短短一篇论文，实际上凝聚着这样的个人综合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后的概括性结论和前瞻。我庆幸南京的学校和南京的刊物将这篇“文献”（并非体制内的什么符号学论文，而是关乎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前途的展望）先后发表，在学界留下了记录。仅此而已。本人没有期待更大的效果，在国内外都如此。三十多年来都如此。因为我自知客观条件使我的任何独立学术努力都难以在现实中产生期待的效果，首先倒还不是完全因为广大读者因为中国学术教育史的原因导致的接受新知新学新理时的知识不足问题，而是新时期虽然在意识形态政策上已经与旧时期有了天壤之别，但仍然受到两种客观的风气限制：旧时期的各种后遗症以及全面开放后来自西方商业化社会的坏的风气：自利竟争和趋炎附势风习。对此，我们只有期待人文学界的制度和学风问题，有朝一日也可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

最后我想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1977年我要面对着国内学界对于现代西学理论的“乏知”来积极引进现代西学理论；2000年我要同样的面对着国内学界对于现代西学理论的“趋之若鹜”，在百年来中国学界组织的高端理论性对话平台上，来重新宣扬中华文明固有伦理学思想的时代性新价值。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面对着以留学生为主的一些西学体制内的学科本位主义者们，另一方面要面对着几十年来与民国时代国学脱节的广大“儒学国学汉学”界学者们，为“新国学”重新“正名”。这两个任务都须建立在对于现代西方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即从技术上说必须超越西学体制内的学术范式窠臼，以在学术标准上和方法上，超越西学体制内的学科本位主义。没有这样的对于西方现行学术范式的超越，就没有人文科学理论的进步；而要达此目的又首先需要深研现行西方学术范式；而要想有足够的魄力为此，又需要有一向被历代误读的中华古典伦理学精神；而要能读出古典伦理学经典的新意，又需要有现当代西方理论提供的各种方法论工具。所以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把握人文理论全局的必要的认识论挑战。为了这样大的学术思想目标，我们才采纳“符号学”这样一个概括性综和方法论系统的名称，进行上述学术思想追求。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术目标价值，所谓符号学，值得探讨吗？如今当“符号学”名号被追逐西学时髦者借助体制内电子媒体炒作加以庸俗化之后，我们当然首先就须进行学术集体活动方式的调整，不可与动机、目标、方法各不相同的各种自称中国“顶尖符号学”之类的大忽悠行为相互混同。因为，只有提升了正向的、严肃的、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才有可能进而以之作为促进中国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以及促进符号学与中外哲学学术相互批评以求共同前进的基础。

2000年我回国开始推动符号学中外交流时已经指出：职场符号学流行和我看重的符号学思想潜力并不相同，实际上只有当代西方少数真正的人文理论先趋们才是重要的符号学创新成就的完成者，而大多数在符号学界“谋营生”的西方学者们，其水平都受到如今职场竟争化人生观的局限而难以提升，他们的学界“地位”都低于（而不是高于）常规学科内学者的地位（我们可以由此借鉴，如果只是按避难就易地赶时髦方式对符号学研习浅尝辄止，到头来也并不可能使人们达到在本领域内提高“地位”的目的）。而这些最重要的当代国外符号学贡献本身，也只是我们必须加以进一步超越的阶段性成就而已；跨学科的中国符号学的“进场”，意味着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从理论上说，从理想上期待着）的新时代或将到来；但此中华文明圈内符号学发展的前景，也只是一个合理的“理想模型”，却还远远不是学界的现实或最近的将来。我们需要有超越眼前急功近利目标的长远的规划，此规划必须在集体努力中逐步接近，而此集体活动的组织方式必须公平合理。我们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不过是在追求着踏入前进过程中的最初几个台阶而已。南京大会后我期待于中国符号学的任务如此重大，这才是为什么我会不能容忍学人按照国内体制内争名夺利惯习企图将追求新知新学新理的志愿者组织，从制度上和风格上，加以预先矮化、庸俗化、和企图加以“垄断”的原因。如果符号学被当成了这样的文化和媒体上的“万金油”和“拉邦结派滚雪球”的工具，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电子媒介和市场广告学技术加以包装宣传，有如今日我们在电视上每时每刻看到的商品“视觉宣传”那样，以图迅速膨胀集团或学派的名势，这样的“符号学运动”会成为什么样的东西呢？这难道不是在搞符号学传销术吗？（据报载，这些搞传销的人他们会在乎传销商品的质量吗？而广大“消费者”中有多少人有能力判断传销商品的真实质量呢？还不是随着自己一时的“感觉”走，而此一“舒适感觉”岂非正是传销者的广告设计已将其纳入程序中的吗？）如果这样，符号学还能够担当任何上述人文科学理论改造的大任吗？我们还能够设想以此华而不实的“中国符号学”积极介入国际符号学事务吗？须知，在国际学界，我们是一定要搞“真东西”才成的。

虽然文学符号学是现代符号学运动的最主要领域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多年来把最成功的巴尔特文学符号学一本本译介到中国来的目的之一，但读懂巴尔特是那么容易的事吗？这要准备多长时间才能够办到的呢？同学们今天的最大问题是避难就易心态，因不耐艰苦读书所以只满足于通过听几次讲座就能够“掌握”文学符号学。结果，自己的符号学知识未见得真正提高了，却一窝蜂地卷入营造“符号学学派”捧星活动中。）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符号学”名称可被赋予的学术功能远大于个别领域的符号学（如语言类和艺术类符号学）。符号学和哲学的互动关系将成为当前理论符号学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大家不要以为哲学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关。大家是不是要研读国内外“符号学导论”之类的一般理论书？这些书大多数是具有较强西方哲学背景的，我们不介入哲学领域能够有效处理符号学理论问题吗？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要积极鼓励中国哲学界和逻辑学界学者参加符号学交流活动，即与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者进行交流。简言之，中国符号学事业，说到底是一个促进文史哲宗艺领域内全面学术交流的任务。请问，这能够主要是由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传媒学等领域师生“低跨学科含量的”单独运作就能够进行的吗？

然而我们当然要注意到，符号学与哲学这一对“学术耦”却又是在两方面均难以促进互动的学界老大难，因为二者均生存于学术制度化框架内，受到各种职业化规范的限制。要想推动体制内学人大力从事体制外的创新工作，将面对着无数困难。我们的人文科学在全世界根本上就处于被市场制度化格局捆绑着的宿命中。此一全世界学术局面当然是来自现代化社会本身的，其技术背景自然首先来自西方。正是在此按照西方传统形成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领域内，中华文明圈内的仁学伦理学传统突然透露出其特殊的现代性、世界性寓意。对峙于现代职场制度化控制力的是什么呢？是同样来自西方的某一学术思想方式吗？根本不可能。正是在此西学主导的、欠缺着伦理方向和渐失其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化人文科学认识论领域内，我们看到了中华原始伦理学的国内外的历史责任。理论符号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全面积极互动，就是摆在国内外哲学界和符号学界的首要任务。而此一任务在西方学界极难实行，因为其职场制度化限制极为严格，而在中国学界，由于我们在呼吁回归中华传统仁学信仰，或许新一代的“读书种子”们能够在仁学精神的激励下，勇于投入此一人类学术理论革新的事业。因为仁学是求义而非求利之理念，因此仁学信仰可能成为一种体制外的精神动力，此一非缘于体制内人际竟争机制的体制外“主观能动性”，或有可能通过强化符号学等方法论研习以及通过深化对西方哲学研究，促使“符号学理论+哲学”学者们相互合作，首先更有效地先对中外哲学以及人文学术的“历史制度”进行彻底的分析研究。（李幼蒸，2013，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