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关系

------从索菲亚大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意义谈起

       李幼蒸

【小引：鄙译胡塞尔《观念2》（“现象学的构成研究”。中译本附保罗-利科的长篇导论。因在国外购赠不易，请有兴趣者注意网购），出版社告，将可于年底前出版。本书稿的主要部分是在《观念1》完成后作者立即着手继续撰写而大体就绪的，也属一气呵成之作（今天西方哲学界绝无此事。为什么？很简单，全球唯物质主义商业化时代人类的哲学思维能力已经全面下降）。但因本书的主题较“观念1”更为复杂，胡塞尔对于当时的结论不能满意，所以迟迟未能复印。这却是他倾尽全力完成的另一部力作，也始终含有于生前将其付印出版的意图，并多次在不同助手的帮助下企图使其达至满意程度加以付印，却始终未能如愿（此种严肃治学作风表现出何等“学为己”的仁学态度？我们作为仁学祖国的读书人能无愧乎？）。书稿是在战后才由比麦尔编辑加工出版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趣的是，二次大战期间梅洛-庞蒂曾到卢汶档案馆短期停留，阅读了此书稿。结果大为震动，回到沦陷区巴黎遂据其稿加以“创造性发挥”完成了自己的现象学专著，从此进一步推进了法国现象学运动。在此之前，萨特也曾于战前到柏林图书馆自修，（不知道他的德文到底什么程度）也在胡塞尔思想激发下立即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法国现象学思想。两人均在巴黎沦陷时期潜心于治学（而到了战后和平时代则纷纷出山成了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急于为人类提供他们在沦陷期间完成的关于人生真理之思考），完成了自己的法国现象学经典，此后据此（并辅以海德格尔思想理论）奠定了战后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运动。当代法国这一重要哲学的兴起就是在德国原创哲学基础上经如此创造性发挥仓促而成的，这和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作风是多么不同！而且，两人均匆忙将现象学术语带入文学、戏剧、媒体、政治，（这样的治学风格不应当引起我们对那些打算将符号学术语胡乱散播于文化界的企图加以严肃警惕吗？）最终形成了“巴黎咖啡馆哲学”这样的国际时髦（国际笑话？）。保罗-利科有鉴于法国现象学欠缺严格理论基础，遂从翻译入手，曾在法国提倡“细读”胡塞尔（他一定知道萨特等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胡塞尔）。但四、五十年前风行于西方世界的“伟大存在主义哲学”尔今影响力安在？那么为什么那时却可以产生“发现了终极真理”般的影响力呢？答案之一是“高级炒作”之效（通过《现代》杂志，这些思想理论炒家将自己的所谓“哲学理论”，利用时人信仰缺失、不求甚解而趋附时髦的心理，传播到了世界文化学术界的各个角落）。别忘了那时真正的全球商业化时代还没有到来。等到二、三十年后全球商业化时代到来，再加上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的媒介革命所提供的“新宣传技术”，学术思想“炒作”就可从“高级”变为“中级”乃至于“低级”了。为什么人文学界，特别是其理论界，今日到处是“低级炒作”现象？文化学术商业化的必然效果！学人以学术思想为其职业求利手段，故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符号学界也每况愈下的同一原因。今日依靠其“伪跨学科”身份和依靠跨学科的“三不管”地盘，符号学的理论话语本身就可大幅度地变成了“广告宣传术”！为什么“符号学广告术”或劣质“传媒符号学”今日可以以其如此轻浮的面貌照行于世？【他们将“利用符号学术语来服务于媒体运作”和“对媒体现象进行科学理论性研究”二者混为一谈，以此方式来混淆真伪，甚至于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以期制造文化市场上的更多的追随者和更大利得】因为：全球人文学界职业化炒作中的唯利是图动机使然，加以今日电子广告术和商业化宣传所提供的最新“战术”经验（商场如战场，符号学的商业化也就必然导致此辈将符号学视作争名夺利的手段。其因此而导致的粗劣学术影响事小，其因此而带坏青年人的心术才是事大！）。于是，今日无论是中国符号学还是国际符号学，都面临着一个为符号学“正名”或“正本清源”的大任务。如果我们不为符号学正名而听任符号学广告术派利用“上下左右”并不清楚符号学为何物之学界混乱局面加以随意忽悠，符号学的正能量危矣！当然，魔可高一尺，道可高一丈。我们的符号学正名的理论发展需要，或许迟早要迫使我们采取长痛不如短痛的“切割术”。对！必须采取‘切割术’，国内外均应如此。让这些利用符号学名号进行国内外忽悠者们自成其一类吧。遗憾，我们虽然一再企图团结大多数，但是世间道理毕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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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索菲亚大会筹备会的注册机制迟迟未能最后完成。但是大会的论题分类已经列出，而且筹备会主席告知，如有愿意先申报论文摘要者可以马上发与大会网站。同时，好消息是，新索菲亚大学可提供廉价住宿费（学生可低至15美元一夜）。我作为国际学会委员会成员固然希望能够有较多的中国学人参加大会，但也确知此类国际大会参与的实际学术价值其实非常有限，可以说其象征性价值远高过实际价值。可是，一方面我们曾经积极在中国国内举办国际大会，现在又张罗参加国外国际大会，究竟为了什么？关于中国符号学发展和维持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合作的意义问题，我在围绕着南京大会举行前后已经作过很多阐释。简言之，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符号学初起时期要关注和介入这类主要是象征层面上的重要性呢？这是从中国符号学发展前景思考的结果。我们搞符号学主要是着眼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而不仅是出于我们这些当前参与符号学活动者的实际职业需要考虑。因此，一来我们要不断回顾南京大会的历史性意义（在中国大陆实现一次中华文明和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面对面”历史交汇镜头），以激发我们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大方向问题何在？二来，特别是在南京大会之后，我们要乘热打铁，通过象征性地（因人数少）“走出去”以继续提醒国际学界注意到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具有三千年人文思想传承的中华文明今日也必须登上世界人文思想理论舞台。要想完成此历经百年现代化后才到来的新人文学术构想，中国人文学术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恕我今日坦告诸位）让西方人意识到：所谓今日中华人文学术思想，绝非简单地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或现代通俗文化作品，而是兼含古今中外高端学术理论成果的“现代化中华文化”。这个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将既包含中华人文传统也包括西方人文学术传统在内的全世界人文学术传统。遗憾，一些西方人希望我们一方面做他们的理论“小学生”，并以此初级能力来为他们自己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学界的传播担任“学术买办”的职能，另一方面，他们愿意鼓励中国当前人文学术主流局限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范围以便永远“难登”世界人文理论的“大雅之堂”。（因此他们通过西方汉学系统企图间接辖制中国未来人文学术理论的发展方向：促进你们的学术民族主义；即促进你们因为集体虚荣心而热衷于的“学术义和团主义”：在国学界拒绝来自西方的“学术洋枪洋炮”！1992年我访问台大哲学系讲演时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无奈，国内学界崇洋媚外风气深重，在西学上满足于浅尝辄止（正如今日趋附符号学时髦者，但他们在此浅学基地上进行广告炒作术，以争取仅由一两人管理的网站之“点击率”促销，用以制造已占据了中国符号学“半边天”的假相！），在国学上，跟随于国际汉学系统。两种倾向均足以阻碍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的进行。而我们通过南京大会表达的却是这样一种高瞻远瞩、深切关系于民族思想理论发展大方向的问题。一方面，在国内，我们不得不在得不到体制内支持的条件下对峙于“钻进”符号学学界的、处心积虑要瓦解中国符号学健康发展机制的学术帮派（只有瓦解了CSF的有效运作，他们才易于大张旗鼓地占据符号学市场）；另一方面，在国外，我们又不得不对峙于一些国际学人处心积虑要利用中国国内崇洋媚外者以在中国推广其程度实在不高的符号学理论的企图（唯其致力于符号学庸俗化，其学才易于滚雪球般扩展，也才易于为不懂符号学为何物的高高在上者所青睐）。但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借其向世界传达中国符号学正能量的窗口。一方面我们不仅不是要减少对西方理论的研习，而是正相反，我们要积极学习西方有用的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此积极研习的基础上对于西方同行寄予学术理论改进的期待。具体说，这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理论，另一方面要批评西方理论。此一批评性研习的态度不仅为了我们有效吸收确有价值的西方理论，而且也是为了在方向性问题上“帮助”西方理论家朝向科学化发展的契机。这两种目的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看重中国符号学学者自身首先须端正研习态度的原因。我们既有义务研习西方理论，也有义务要批评（帮助）西方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要坚持自我矮化、崇洋媚外的态度，甘心于当洋理论买办，二者就都办不到了。

现在回到本题：这次为什么要参加索菲亚大会。简言之：第一，在象征的层面上表示中国符号学是世界符号学的一部分，故不缺席；观察IASS在改选后的新局面，以决定中国符号学未来对IASS持何态度，如果国际符号学学会新局面不容乐观，就得在战略的层面上与其切割；第三，如果气氛适当，对于今日国际符号学每况愈下的疲软局面进行分析指出改革方向。本人将在发言中明确宣表：无论是中国符号学还是世界符号学都应该避免把“符号学”误当成某种单一学科加以逆向运作，而应将其发展联系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革新事业。为此，符号学当然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共同的方法论财产，而不是所谓职业（空头）“符号学家”的专利。如若不然，符号学必将死路一条。我们不能让任何符号学投机家通过制造虚假符号学身份来上下忽悠并以此来败坏符号学的集体学术建设事业。

2002年由汝信和黄华新共同主持的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跨学科研讨会，以及2004年由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和国际符号学学会共同举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研讨会（张杰、蔡曙山等均参加），都是走的这个路线。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设计和担任顾问，我这样强调其跨学科特点时都是与国内外“符号学单学科主义者”对着干的。单学科主义者就是要通过人为制造有名无实的“符号学学科”来追求职场功利主义。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学科主义者本身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生存于体制内不得不采取单学科本位主义以方便于体制内运作。另外一类则是纯粹采取“抢滩”和“夺权”的文革伎俩来扰乱初生的中国符号学事业，他们到处挑拨离间，借乱取利。经过南京大会后一年的反反复复，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凡真正关注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者都应当以团结为重，最先参与中国符号学事业的逻辑学界和外语界今日应该都认识到我们必须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打成一片，追求明智、平等、互利地学术共进。相信外语界大多数师生是赞同此一原则的。我们切望明夏外语符号学学会年会在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共同的符号学方法论建设事业表示参与、合作和支持的态度。在此情况下，你们当然仍然是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带头人之一，但不必采取扬己贬他的本位主义政策。如今我们CSF的工作计划中已有两项仍然是由外语界单位进行组织的，他们都采取了跨学科的集体共进办会方针。这是外语符号学界和CSF的跨学科事业能够真诚合作的显例。我们对此颇感欣慰，并希望大家在2015年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真正跨学科符号学会议上，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来：今日中国学者能够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共同积极参与民族学术发展之大业。

我在本人《忆往叙实》的文章中谈过我和一位美国独立现象学家的分分合合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该例子颇有相关启示性。这位以自己家庭住宅为一“国际学会”基地并雇用四分之一时间小时工打字和处理文书，以此简陋方式来进行其个人的现象学学派之建设。那时没有电子网路，但仅依此极少数人员（加上其夫婿的资助）就可有效组织国际会议、丛书、刊物、活动报导等出版物，并为各大学校所收藏。她所做的一切，表面上是要在西方学界派系林立、垄断横行局面下为广大非加入学术帮派的、位阶较低的现象学爱好者提供自由发表机会。我本人也有若干篇文章在该丛书和刊物发表过，可以说也曾得利于此种个体特殊运作带来的方便性。但是在此系统的学术活动和出版的布局下，这位现象学家长期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自己的学术理论插入此‘出版系统’内，以渐渐造成了“众叶扶花”的总效果。她利用生僻学术论文出版不易的局面拉拢了各国（多是青年辈）学者参加此出版系统，让大家不知不觉间充当了共捧这朵“红花”的“绿叶”，此一实质上的“出版家”日久天长后竟然也被自然地被看作是一位‘现象学大家’了。这位本身根本不深研胡塞尔原著并对胡塞尔根本没有兴趣者，却偏偏要炒作胡塞尔现象学名号，以让胡塞尔大名为他这朵自认为是美国第一现象学家的“红花”之绽放计划“鸣锣开道”。我本人后来觉察到这一倾向后遂逐渐断绝来往。其中一个导火线是她要我参加为其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申请书签名为我所拒。今日回想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仅只通过出版与聚会工作来拉拢会众，以形成某现象学学派（通过经营长期大量出版工作这样的学术‘人海战术’）而趁机将此“出版业绩”自然而然转化成出版系统主持人本人的“学术性业绩”！！！一种市场运作的“身份转换学”戏法就这样制作出来了：把不过是个人的出版主持工作硬是变成了“学术成就表现”，结果把所出版的会众集体作品都充作了扶持自己这朵“红花”的工具，并因为此种出版聚众行为为自己增附的学术性知名度，使其再“倒过来”将原本作为其“助者”的会众们，“转化成”了（由红花倒赐予的）“受助者”！。（多么聪明的海派学术炒家！）

我在以前文章中曾经举过八十年代“世界与中国”青年出版集团的例子。这些在文革期间全部失学的一代，七十年代末考上大学后，据某人告，其所知道的哲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然而等到大家又继而都当成了研究生后就纷纷成为了时代精英。其集体自我完成“升级版”的办法也是通过出版事业。他们获得了有背景者的出版业支持后开始集体经营该事业。最后也是将“出版成就”（先不谈其质量究竟如何）通过宣传运作轻而易举地转化成了个人以及集体的“学术思想上的成就”！八十年代学术精英们就是“这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文化热”。这是什么现象？文革后遗症！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科学人能够这样干事吗？当然，事务是有前因后果的。二三十年代不可能允许其出现的学界畸形现象却可以在后文革的文化学术“空档期”“脱颖而出”。政治上有所谓乱世出英雄，学术上就会有“乱局”出“精英”！

好，今日进入了电子文化时代。电子出版技术遂为各式文化及学术炒家提供了比前两例方便到无数倍的“将出版活动转化为学术成绩”的机会。我们知道今日大陆有多少家办的有声有色的学术网站都是一个人、至多两个人在具体操作吗？正如今日电影的大量制作均可由电子技术家个人取代而效果可无处不在一样，学术出版技术及出版学也就完全改变了面貌。须知，在今日电子技术条件下，仅一、两个年轻人就可以把网刊办的花里胡哨、甚至于有声有色，足以产生市场化效果。在此新出版技术条件下，上述80 年代将出版工作转化成学术成绩的伎俩，岂非可无比容易地复现于今日？不仅如此，其另一个附带成果是，和前两例一样，借机拉拢经验未足、没有深入判断能力、却受到环境求利逻辑之压力而急于“投靠大腕”的青年群众们之欢迎！当然，我们非常感谢那些以一己力量为大家提供出版机会的网络编辑出版者们！他们的确都是在默默奉献着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文科学的集体发展事业而长期做着义工志愿者。我不知道参加此类具有特殊“转化性炒作”隐蔽任务的符号学网上刊物工作者，你们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你们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你们的行为动机和目的吗？你们究竟是什么学术程度自己不知道吗？你们的“老板”是个什么真实程度你们真不知道吗？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网上出版工作而已！大陆不知道有多少家这样的网刊出版，只不过少有符号学网刊，而任何外语学院要想利用学生耽误学业办同样的事，谁又办不到呢？但符号学炒家就是要趁此青黄不接的空挡时机抓紧炒作：把个高等教育单位办成个出版炒作单位，用以制造高知名度效果及泡沫学术。

我们的CSF大方向绝不能被这类利用电子传媒进行忽悠的符号学炒家所干扰。必要时与其再次切割看来是不可避免了。特别当这类炒家企图利用国内崇洋媚外大环境，通过与海外“下几流”的（正经学界无人理睬的）所谓符号学集团或刊物沟通，企图共同经营互利性国际炒作时，其主要负面效果就是要最终达到忽悠学界领导的目的。大家还以为任何高鼻子的学者都是高于中国学界的学者呢。不知道海外不学无术、弄虚作假、玩弄媒体的学界、文化界人士比比皆是。如今正逢国内反腐和打假之时，我们人文学界就能够免于此弊吗？人文学界的腐败就只是指招生办贪污和教授利用权势胁迫女学生就范吗？不，那是属于刑事案件一类的。学术界的腐败主要是学术上各式各样隐蔽的弄虚作假现象。我们的符号学作为新生事物岂能免今日之“俗”？此类现象不仅阻碍着中国人文学术的正向发展，而且其最大的恶果尤其表现在通过拉帮结派、挑拨离间来制造沽名钓誉之学风方面。他们是学术市场化时代的弄潮儿，我们应该让他们到自己的学术商业化大海中去自由翱翔，但不能够再听任他们从内部来败坏我们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所从事的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2013,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