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符号学的前景 ——贵阳论坛随想-8 李幼蒸
1。中国符号学将成为世界符号学的第二大舞台,成为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世界新中心。国际符号学学会对此前景一直存在矛盾心理:希望中国符号学成为国际符号学的重要新成员,但不希望日后会“喧宾夺主”。在最初确定南京第11届大会总标题时,他们反对“西方vs 东方”这样的对比表达法,其中就隐含着此一学术商业竟争化时代易于滋生的顾虑。为了减少筹办的阻力,我们最后对此表达法也做了相应变通。但本人在个人的发言中仍然明确表达了中西思想对比这样的的历史性认知。
2。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为西方文明圈之外的世界最大文明圈和学术思想史巨库。我曾问瑞士耿宁,在他同时研习的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之间如何比较二者,他回答二者一样重要。因为他主要的兴趣在佛学思想类方面。如果从文史哲宗艺全面来看,印度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我为表达此历史性事实,不得不得罪了印度符号学学者)但是,中国符号学的内涵就显然不同于西方符号学了,它必定是在常规学科理论专深的基础上与符号学理论结合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在对常规学科专业不深入的条件下,通过标新立异广告术形成的空头符号学妆饰品。所以,中国符号学学术的建设,绝对不等于片面地学习某种西方符号学理论就可顺利推进的。那样的理论话语转述工作,只是从理论方向开始治学的第一步,其后必须根基于常规学科专业加以有效汇通。同理,常规学科理论的自然发展也必然会结合到符号学。西方符号学同行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中国符号学前景与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小,而中国符号学同行会发现,其中中国的独立学术分量将会越来越增加。(可参见本人1988年为英文《符号学百科手册》撰写的条目“中国符号学的历史资源概观”〔英文〕。该文虽然只是列举纲目,却可见符号学与中国的国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具有极其广泛而密切的关联性。可参见南京师大外院网站)
3。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学术理念的“静态”和学术实践的“动态”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发展的张力关系。二者之间的“距离”最初会非常突显。我们在南京大会后遭遇的中国符号学史上的变故,其实就是此种张力的一次“崩发”。南师大张杰先生说的并不错,按照此前经验判断,他认为目前只有外语界才能形成符号学的气候。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符号学理念和目标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如何从现在起就关注基础性建设的问题,而是经验主义地只想到如何凑集到足够多的参加者的问题。却忽略了,重要的问题不是参加者人数有多少,而是发言者的“学术背景”所具有的“建设性潜力”有多大。
4。中国符号学论坛是为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有意义的(因此就不是单纯为制造社会文化声势的)发展而努力的,其实践是一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我们现在只是第一步。这个南京大会后的“第一步”,不应该是意在以学术活动来扩张学会的规模,而是为了以后建设性的发展而“夯实基础”。其实,目前也还谈不到真地在夯实基础,而是尝试性地、象徵性地初步仗量“地盘”而已。在此阶段,我们的“实践符号学的relevant focus”是大方向的正确性,而不是各种irrelevant的因素,如人数,学界承认度,国外关注度,大腕有无参加,经费是否充裕等等。这些因素在实用性层面上当然是相关的,重要的,但在“符号学发展认识论”上则不具有相关性。当然,我们的处境因此也就更加困难,在迈出这一步时,既要克服各种阻力,又要团结住“勇于”(因为此类参与的即时性效益有限,并难以为体制内所承认)参加这块“实验田”的志愿者们。当然,我们要不断提醒,虽然此一跨学科合作的第一步“成绩”可能不够显赫,但其“实践逻辑性”的指向是十分清晰的。因为中国符号学的可能参与者或合作者,不仅可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可来自“三百六十行”。因为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属于全体参加者的志愿者团体,其学术功能的清晰性,将永远保证着它可以提供民主、开放的讨论平台,而不会像某些常规学会那样最后总是沦为少数“学术权贵”的特权场地。
5。不过,我们要认清此理念(未来)与实践(当前)之间张力的存在。希望论坛参加者都能“共体时艰”,心怀理想,朝向未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对此学术革新的探索式活动多一份理解,多一份爱护,多一份投入。参会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常规学术会议不同,自己不仅是论文宣读者,而且是论坛事业的参与推动者,都应该在集体讨论的时段内积极发表意见。并积极关注论坛“协调小组”的遴选工作。非常令人鼓舞的是,在如此没有资源和背景的支持下,单凭参与者的热情,我们已经有了第三届论坛研讨会的设定。我们更欢迎参加者中有勇于承担以后论坛研讨会的学者,能够在贵阳论坛上提出新的建议。
6。“中国符号学”的身份和构成,完全是出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创造,可以说与国际符号学学会没有多大关系。(虽然,我本人适巧同时参与两个学术组织,可以顺便进行必要的沟通。)我们要再次意识到中国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不同的的特点是:1)中国符号学是通向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是为后者服务的,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某学科的专业人士;2)中国符号学论坛的规模只能是逐步扩大的,不只是随着中国的符号学知识的扩展而扩大,而且(尤其是)随着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总体发展而自然扩增的。因此,“中国符号学”就是中国人文科学本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之一,二者必然会越来越认识到彼此其实是“一家亲”。如果这样,还有哪一个学科或领域“好意思”妄图领导数十个其他与之平行的学科吗?
7。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在促进中国符号学的跨学科发展方面,迈出了领先的一步。2008年,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上,(也许是?)首次实行了不限资格、自由参加的办会政策。此一政策为日后承办国际符号学大会提出了可靠的保证。2012年,南师大外院再次坚持了欢迎各界人士自由参加大会的政策。这是中国的跨学科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当然,这样的进展是实质上在单领域学会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其方便性和跨学科组织上的欠完全性。此次贵阳论坛研讨会的举办则是跨学科事业向前迈出的新的一步:而且是一次按照真正的跨学科组织程序进行的论坛研讨会。筹备会方是以论坛承办方身份平等面对一切学科人士的,而不是人为地企图将他学科人士聚集到本学会“麾下”的。这样的研讨会的规模,在此初次尝试阶段,自然可能会小于长期进行符号学活动的单领域学会所组织的符号学活动,但它在组织的方向上“纯粹化”了,因此肯定有助于日后跨学科合作的扩展。就此符号学活动组织方式而言,我们当然应该像各国的全国性符号学学会学习:“全国符号学协会或联合会”是由各领域、各学科平等组成的,绝对不能是以某特定学科或领域“为主”的(2004年我们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就是寄希望于社科院能够以中立的立场组织不同学科人士的参与,借以推进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但遗憾的是,他们后来表示没有兴趣承担什么推进新知新学发展的工作。)。为了将国际符号学大会引进中国学区来进行,我们只得依靠任何“有实力”的单位。大家知道,在我和南师大外院的长期合作中一直存在着这种“双方心照不宣的相互容忍态度”。他们听任我在个人宣传上表明南京大会和论坛与他们学会无关,而他们自己却直接将自己的学会作为组织者之一纳入大会宣传框架。幸好,直到大会召开之前,他们都是能够实质上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议程构思的,而在会间出现磨擦后也能适当“让步”,总算把那场“大戏”唱完。
不过,此中国符号学的分头进行不仅是好事,而且还是不可避免地由现实处境所决定的。相关的因素包括:国际符号学本身的学术发展困境,中国符号学当前的程度和相应的学术内容需要,学界体制内组织方式的格局,学界群众目前的关注点,物质条件的差异,如此等等。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外语界不是企图“占领”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图控制未来参加进来的其他学科的人士,而是在扩大的规模上延续其“在本领域内”组织跨学科符号学活动,那当然是非常积极的正面发展。我们还正期待着其他各不同领域(如中国文学,电影学,美术学,戏曲学,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等)也能逐步组织这样的以单学科(领域)为基础的跨学科活动。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而且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发展正是需要以各个单学科符号学组织活动的展开为基础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存在并非是与“外语界-比较文学界”的符号学活动“相互对立存在着”的(二者的“关系”只能由彼此遵行的理念来衡量,而不能依靠“会众”的多少来衡量,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学会组织,自然有较多的参会者,由固定单领域学会组织的活动)。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后应该是“相互补强”的关系。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外语界符号学组织不能“自说自话地”企图以自身单领域学会来“侵夺”全国跨学科的中国符号学事业。质言之,此一问题,根本上是“身份正名学”的问题!符号学有一个危险(在国际上也如此,所以国际符号学越来越不成气候):把作为科学认知的活动与借助技术性方法的市场操弄活动(一个“严肃”的早期例子是电影符号学:早期电影“理论”中把技巧性探索称作一种符号学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寻找标新立异的手法来达到通过制造‘特效’以“哗众取宠”而已。今日的所谓传媒符号学也在企图实行类似的混淆技法,把科学认知和“影响力制造”混为一谈)混为一谈。以此混淆方式来“混符号学的”大有人在。这样一种治学方向自然会迅速聚集大批“年轻跟随者”,而此类符号学通俗化现象却并非有助于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发展。
然而,随着青年一代的知识越来越充实,相信关注真实学术的人会越来越多。在此意义上,让我们再次重复,任何以单领域为本位来组织的跨学科活动都是中国符号学总体发展的重要部分。今后中国符号学事业甚至于主要是通过各行业内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来加以推进的。而我们的‘中国符号学论坛’则是为各行业的符号学实践在扩大追求多行业间的跨学科交流时提供合适的对话平台。因此论坛的发展反而是以各行业符号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外语界的符号学活动自然也如是。如果这样, 让我在此顺便也预祝兰州西北师大外院主办的此次符号学会议取得成功。我本人作为该院符号学中心成立的原倡议人和原顾问,当然希望该会议有助于兰州和西北地区符号学知识的扩展。而未获参加此次会议邀请的我本人,适巧也将于该研讨会结束一周后重访西北师大,参加该校另一学术活动。同时还将趁此次西北行机会访问其他单位。促进西北地区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事业的发展,是我在两年前第一次重访幼年故地兰州十里店和华家岭时就确立了的心愿。
(2013,6,22,在与贵阳筹备会讨论议程节目后,略述感言于此)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