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科学：放眼世界全局（非偏局），参与主流理论（非偏流）

  ——贵阳论坛随想-9（结束篇）

              李幼蒸

      简  目

A。认识论层次辨析

B。职业化和科学化的矛盾

C。三十年前故事的寓意

D。中国人文学术应朝向世界理论主流

E。学术发展中偏颇倾向的形成背景

F。区分和协调体制内规范和体制外理想的仁学实践学

                         ～～～～～～～～～～

A。认识论层次的辨析

对于同一学术现象，可以并应该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目的，并按照不同方法，进行不同的分析，然后将各种分析方式及其结果交相比对，形成对同一现象的一种“伸缩式的”多元把握系列（“伸缩式”意味着随语境不同而在系列中相应“换档”）。按此理解，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和评价百年现代化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的成绩以及百年来各时期学者们的工作成绩呢？有一点没有疑问，杰出者中人人都有同样程度的努力，其成果都在某方面为学界所需要和承认，因此在后世学术评比中都各有千秋。此种学术积累的背景是“社会实用学层次上的”：是通过历史社会的需要和承认而存立的，却并不是直接根据于“科学性标准”加以判定的，因此，其形成机制不同于（非常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形成机制。因此，历史上人文学术积累成为后世可不断据以并对其进行反思、批评、再认定、再批评、再传承的人文学术实践学的永世循还性的操作材料。“被批评者”和其拥护者对各种批评都有能力拒绝并继续延存其一时所得社会承认成果。因为人文学术没有统一标准，学术评价的标准不同。符号学今日应该研究“不同标准组成的系列”本身之结构，以便进一步“自觉”我们深陷其中的“人文学术行为”方式的构成和功能究竟如何。我们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也应该关注人文学术行为模式本身的认识论构成。当我们说，我们的人文学术，百年来，从“努力”和“有用”两个判准来看时，学术评价是很容易进行的。因为首先，“有用”可以针对于很多不同方面的需求，对于一定的文化品人们总能找到某种“用处”【甚至于日久天长之后还可因“学术品演变成古董品”而平添了另一种学术外的支持其存活的（商业化）势力（传统学术是可能与现代文化商业化趋势相结合的）。而相关学派学者则可利用此“准古董性价值”来维护其学术性地位于不衰。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海外新儒家辈所言的“数典忘宗”说。人文学术的科学化遂无望矣！】。这样一来，我们的人文学术也就变成永远没有问题了，就可相互吹捧、相互维护、永远共享学术垄断的大饼。然而当选用其他判断标准时，某种“成就”或“用处”就会显示出其“欠缺”或“无用”了。在上述“标准系列”中，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最为相关的部分，就是我们今日称作“认识论”的层次或“理论性”层次。此认识论理论性的存在和掌握，直接影响着学术内容的科学性价值。据此再回顾开始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说，百年来，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在科学性程度上相去甚远。对于中国人文学术来说此种差距性是双倍的：与国际前沿学术相比，以及此国际前沿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相比。也就是，一方面我们和现当代西方理论相比，在分析的精密度方面差距颇大【所以才会有新时期大家趋之若鹜的慕西之风；为什么会有当初的“文化热”、“萨特热”？因为无知！那么为什么今天又换成了“XXX热”、“XXXX热”？岂非同样出于浅尝辄止的民族性惯习！】；而同时我们又看到，西方现当代人文学术本身的严重问题之存在。这些所谓“问题”，换一个角度（对于专门意在与人争比者看来）都不是问题，因此，“我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学术有问题，有缺欠呢？为什么要灭自家威风呢？”但是如果从“爱智”和“求真”角度来看，就会处处发现问题。这个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的共同具有的“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百年来各领域内普遍存在的理论性探索的不足【试看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界百年来的诸“大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没有理论探索的兴趣，大多是文献学家或准文献学家类型”！当然，你也可以说（像海外新儒家那样），为什么要采用你们的标准？在国际竞技场上我们可以用“太极拳”这样的民族性项目来保证“世界第一”。这叫什么呢？“阿Q”是也。】。这个断言本身也不容易让人接受，如果人们把任何选择的“推理性话语”都叫做“理论”，我们就一下子把这个问题也“消解”了。“什么理论不是理论呀？”在此，认识论辨析的要点就在于，人们对不同的“理论性路径”之间高低深浅、真实虚假的“感觉”或“识悟”的不同。这个“理论上的悟性”就远远不是单纯博学强记能够办到的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的原由：对理论性话语性质的“辨析”也是需要在多方面的、大量长期的各种理论话语的研读基础上才能够逐渐形成的。可是百年来，我们较少在各种理论性层次上进行实践。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是两岸学界百年来全面关注现代西学理论的新阶段，积累的知识数量和层次都是空前丰富的，也表明新一代学人对于理论性话语的敏感性成倍地高于前两代学人（相当于90后青年的电脑领悟和操作能力自然地大大高于前辈人）。可是，在此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新时期所积累的理论性识悟是普遍地在欠缺广泛深入进行理论话语“比对”状况下形成的，是“理论上直线式前进的”，是在偶然个别性选择的“单维理论系统”（一家之言）的框架内推进的（其根本性原因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心态使然：急于标新立异以取得学界承认，所以不柰长期积学求真），是欠缺比较性研究的。而同样出于功利主义，不同学者们根据各人不同的单维理论框架内形成的标准和方法，互争短长，一门心思多快好省地通过新颖理论话语在学术市场上“抢占高地”。各人偶然遵奉的理论框架，则实用主义地成为各人占领各自高地的工具，学术成为市场“成功”的手段，其质量只需衡量以“市场有效性”即可。这样仓促间形成的五花八门理论系统，由于欠缺足够广泛深入的“融会贯通”，所以反而欠缺着真正理论说明性、解释性和应用性。而表面上看起来，学界社会充斥着迅速直接到来的理论舶来品，而因未曾加以充分消化不仅难以发挥有效的学术提升作用，而且也难以成为今后借以提升的基础。可能的负面效果基于这样的教育学逻辑：在前的思维混乱性逐代产生着在后的思维混乱性（如果人们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科学性标准为标准而一味地以权威性个人〔所谓大师〕为标准的话）。但因大家都存在于同样的学术话语修辞学语境内，反而形成了职业性的、具可行性的共识和集体判断标准（所以很多人参见学术活动，不是寻找可以质证本身学术、促进本身学术提升的对话环境，而是寻找便于“承认”自己一隅之见的环境，以期尽早获得“成功”）。而这样的学术界的“共识”正是像罗蒂所主张的那样“以共识为共识”：即我们都说“对”就是对！

B。职业化和科学化的矛盾

今日全球人文学界面临着一种动机与目的方面的普遍混淆，即“职业化”和“科学化”之间的混淆。西方60年代以来文教事业膨胀，就人文领域言，大学教育成为青年未来就业的重要途径，于是大多数以“求职为目的”者和少数以“为学而学”者遂混杂难分。二者研习之对象----经典名著----为一，而学人在内在动机与最终目标上则相互迥异。80-90年代起，随着商业化、技术化和学术市场化的全球飞速扩展，人文学术的技术标准化亦铺伸于文教和科研各领域。此技术标准化实为人文学术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及文教遂亦进一步被制式化，以适应竟争化时代的职业化扩展需要。不言而喻，此一人文学术领域的职业化发展，遂严重压制了传统人文学术实践所遵奉的立场独立性和思想创造性原则，也就是显著地导致了人文学术的职业化趋向压盖了其思想性趋向。甚至于，连学术的思想性外表也被加以技术性标准化，以使之有助于人文学术在社会职业竟争关系中的立足及取胜的机会。自然，在此趋向中，随着文教事业的普及化发展，大众平均知识水平也自然获得了提升，而人文学术的价值标准则越来越按照其“技术性层面上的成功”，也就是按照其学术市场上的成功率（学者知名度及学术品牌化效应），来加以衡量了，学术的“思想性”价值标准，遂日益受到贬低而渐渐失去了其传统的独立能动性：也就是，商业化驱赶了思想性！此一全球无处不在的文化学术商品化现象，又“吊诡地”和民主化发展相配合，在“多数人说了算”（也即按学术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大小定成败）的原则下，“民主选秀式”的及其（商业化下形成的）“权威集团决定论”的学术评比范式，则进一步使得职业技术化原则成为文教社会中几乎唯一的“学术价值标尺”。人文学术的发展也就从制度上被纳入了统一的“职业化决定论”的大方向来。在此无远弗届的学术市场化的制御下，“市场成功”（自然辅以各种现代化商品竟争包装术与广告宣传术，似均可纳入商业化“传媒学”领域。甚至于所谓“应用传媒学”者，广义文化商品竟争术是也）。

对于上述全球商业化时代人文学术领域内“职业技术性”压倒“学术思想性”的趋向，西方理论“有以对之”否？否！这就是本人要在2012南京大会上形成的“洋人audience context”内，特意要将3千年中华思想史上的仁学伦理学，在西方近代“英德法理性传统的context”内，加以“戏剧性”呈现的理由所在（有效地留下一个直接朝向今日陷于混乱的西方理论主流质证的历史性记录）。

尽管本人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现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为什么始终在“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固然，“只计其义不计其功”，古训如此，但并非没有一种实际性的理由。这就是：大陆学界虽历经沧桑，“文革后遗症”影响至今，但却因地广人稠，传统精神积存仍然时有流露。这就是我们不时看到的部分学界知识分子自发进取心志的存在，而海外学术虽然制度性更加完善，所欠缺的正是这种青年人间在职业性关怀之外的、强烈的思想和精神的追求冲动。不过，也要看到这样的民族精神进取志向，不时会因为后天研习条件的欠备而后续发展乏力的情况。一个“不幸”而无可怀疑的、却因功利主义风气而人人不敢承认或故意不承认的事实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80年代最后一批“老教授们”，不仅不知新知新学，而且其原有旧学也多长年荒疏！如此，谈何承前启后？【当然，就文献学基本功而言，较之文革间完全荒废学业的年轻人来说，足以在各类文献性、历史性学术方面给与有用的启迪，而所难以进一步贡献余热者，则为“理论”部分】尽管如此，人文青年一代中的有志者仍然流露出一种不断向前突进的生命力（大多来自因资料不足而不免各有疏漏的变相自学方式）。此种生命力在个人开发其思想觉识后（致良知），必会首先承认此种逐代积存的理论性知识之历史滞后性（千年来、百年来、数十年来的民族性的“人文理论忽略”），并据此清醒认知而能奋起直追，个人及民族的人文精神复兴之前景，遂亦赫然可期于无形间。

C。三十年前故事的寓意

我曾经多次指出，百年现代化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地，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在本来几乎一无所有的西方科技文明领域内，一跃而臻于世界一流地位，并于“文革巨难”之后奇迹般地在三十年间，成为全球科技工商领先大国之一。“科技工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今全部为中华文明所吸收，并呈现后来居上之势，此足以印证中国这个大民族的历史生命力和创造性智慧底蕴之丰厚。可是，在中华文明自身历史存在中的最强项——人文精神领域内情形如何呢？遗憾，岂只一个“乏善可陈”得以形容？本人相关意见似乎最早发表于1983年，那时中国的科技工商事业尚未显著起飞，而本人的该言论（今日青年看来似已无“精义”可言）也只是发表于极其有限的国外哲学大会的小组会上而已。现在，我想先讲几段1983年（距今整30年）时的小故事，以从个人角度呈现当时的相关背景。

～1983年我和兰州大学中文系徐清辉女士（原中西女中毕业生，英文流利，爱好哲学和美学，长期与朱光潜、贺麟等前辈私人问学，曾为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后转至旧金山继续访学）受邀参加春季美西哲学大会年会的分组会“中西哲学交流问题”。该次年会据说精思想方向主要由时在斯坦福访学的罗蒂所定(哲学的衰亡)，我们的小组会也由罗蒂建议所设定，并邀请杜维明担任分组会主持人。到会者除罗蒂夫妇外，还有理查-泰勒、  汉学家倪文森 等多位西方学者。我从东部飞至湾区机场，罗蒂接我后驱车沿海湾公路穿过跨湾大桥（我哪里想的到20年后我自己也会定居于湾区）至斯坦福寓所。我注意到他特意带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初见他时所赠领带。次日罗蒂夫人（德国哲学博士，因钦慕老师罗蒂而为夫婿事业奉献了一生）驱车带我进山看硕大无比的红木林，而罗蒂留在家中主动提出要替我修改英文发言稿。可见中美哲学交流恢复初期国外学者对中国学界的好奇心之强烈。【有趣的是，罗蒂的哲学家前妻也曾经先一年率团至中国商议中美哲学交流之事，我亦随时任哲学所副所长的汝信前往宾馆交谈。后来我适巧选择普林斯顿大学作为访问地，而罗蒂前妻也住在普林斯顿小镇，我还在她家作客时一同到房后乘小船泛舟，并交换有关今后中美哲学交流可能方式的看法】罗蒂看过我的文章后（中译文见《结构与意义》和我的英文文集）说，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一种观点。其主旨无非是（三十年来学术思想开放性已今非昔比）：中国学界应该与世界各国人文学术交流以及中国“在自身原不擅长的科技领域进步迅速，今后也应该在原本“擅长”的人文领域”全面深入发展。那时国内正在开展“清污运动”，在海外者谁也不知道真实背景为何，但由于有以前几十年的运动经验，当然会关注运动的发展方向。我遂亦仔细检查文章中有无“明显犯忌”言词，但同时亦要想尽量保持个人基本观点。

～在此次居留湾区几天内首次参观伯克莱大学，适遇在东亚系访问的乐黛云女士。（我们在1982年的多伦多符号学夏季营的“中国文学和符号学”分组会上相识）她请我在食堂用餐。我遂向见多识广的这位北平解放前曾参加地下工作而后被误划右派的乐女士请教：在当前国内清污运动中我们在国外的学术性言论该如何把握分寸的问题。记得她曾坦告，学术性观点但言无妨，可实事求是表达意见。

～几个月后汝信、邢贲思为首的中国哲学首届代表团先抵达纽约。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那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曾到他们下榻的领事馆报到。令我惊讶的是，两位领导对于我“违规”私自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和柏林工大语言所访问三个月一事，竟然并无一字提及。时汝信已升任副院长，故住高层套间。我在其居室见到他时曾问讯国内情况和此次国际大会上我们的任务。记得汝信那时说了一句颇为“灵活的话”：“在国际大会上我们是不好说什么了，你则可以谈自己的学术观点”。王浩夫妇后驱车亲自将我们三人由纽约带到蒙特利尔。现象学家泰米尼茨卡安排大会主席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酒会。台湾也首次派了冯沪详为首的代表团参会，香港中大刘述先和夏威夷大学成中英等极力敦促两岸代表团聚谈一次，大陆代表团的周礼全以其在哲学所的老资历也公开赞成聚会，但实际掌握代表团政策方向的邢贲思所长则坚决反对。那时国内“清污运动”甚嚣尘上，代表团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当我知道代表团诸人均未准备发言时，我也就没有按计划参加由泰米尼茨卡主持的分组会（记得高宣扬参加了该分组会），而与代表团全体改为到魁北克 游玩去了。

～在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法国电视台访问时，邢贲思预先关照大家只须由他们两位领导对记者发言即可。高宣扬 担任翻译。但是法国采访人临场要求代表团5个人中每个人都回答其不同的问题。等到最后临到我时，邢贲思马上“紧张地”补充一句“他是在哥大访问学习的”，意思是我似乎是一“非正规代表”。事后想到，他大概对于我会说什么话有所担心，故意预先声名（以至于忘记了在领事馆见我时对于我能够〔和其他文科访问学者不同〕参加多次国外学术活动表示赞许时所表现的友善态度），以预作铺垫（可见1983年时学界领导的态度多么谨慎）。采访人问我：认为中国哲学未来对于世界哲学界会有什么贡献？我则趁此机会，在千言万语“资料库”中（今日学界不懂，那时的每次国际交流都可视之为个人可能参与的一生“最后一次”），选出一句话来：在伦理学领域！（我那时指的大概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国人本主义伦理学；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对于西方伦理学传统的批评性解读）。同时我补充以个人观点：此中国传统伦理学必须与现当代西方理论汇通之后获得其学理解释学的基础始可达至其现代科学性的呈现方式，我并借机简要列举了我对当代法国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诸家理论的看法，以暗示：我们改革开放5年来已经在人文科学领域飞速追赶了（在那时，我这样的表达也是明显不合国内当时对外言行规范的。难怪邢贲思要紧张起来，怕我有出格言论）。电视台接下去是向同时应邀参加电视采访会的汤一介提出问题（汤那时刚被“解放”不久，“身份”不明，以至于引起一些海外华裔哲学家们的“不满”，他们更为代表团中无李泽厚而大感不平。海外学界华人一贯都是按照大陆学人在大陆的知名度进行“高低甄别”的，因为他们作为汉学家水平的哲学家，并无高端理论知识能力进行深入学术高低辨析）。只记得汤一介的第一句话是：我赞成刚才李先生的说法，中国将在伦理学思想方面贡献于世界。

～大会后成中英到纽约哥大来找我，我招待他在学校旁中式小餐馆午餐。那时秦家懿，刘述先，成中英等都还摸不准我是个什么“路数”，但有一点他们注意到了：我属于社科院，而且被选择参加了代表团。（普大刘子健1982年夏时因见我引领汝信副院长一同参观东亚图书馆，遂邀我择日单独约见，并突然告我慕尼黑科学院和DAAD基金会当时正在组织邀请大陆人文学者访德的计划。从此开启了我的日后长期访德的机缘）谈话间，成中英同意与我互换译书（我的《结构主义》），后来没有寄我该书，却同意在其英文版《中国哲学》上刊载我三月在西部大会上发言的英文稿。等到寄我校样时，我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还是先不发表，因为1983年下半年清污运动似乎越演越烈。【此气氛直到1985年夏我陪同罗蒂夫妇访问沪杭时依然存在，以至于自费访中的罗蒂到当时复旦大学哲学系讲演都感觉到些“别扭”。我们被安置在远郊县宾馆，大概为避免有和学生接触机会。而再过几年后，国内反反复复来回变化之后，等到罗蒂夫妇90年代初下次访问中国时（在六四之后），他已成为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各地高校争相邀请的贵宾了。而我这个最初的罗蒂哲学和其访问的引介人（及其名著译者），反成为后来批评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最坚定的人之一。从中外人文学术交流来看，今日比80年代不知道开放了多少倍，而竞仍可不时听到有人在怀念80年代的“自由气氛”和那时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不知其究竟何所指？所谓“启蒙时代”能够由文革全面失学者群体组成么？那些在当时海外炒作的80年代西学理论青年集团，也同样误导着港台学界，足证当时港台那些在欧美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理判断力之薄弱〔事后他们一概以“不了解背景”应之，而问题在于本来不必知道背景就可以判定虚实的〕〔罗蒂专门寄我一刊物，其中报导了青年西学精英们在中国是如何开创了现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引介思潮的，从而全面误导着海外观众有关80年代学术界的实情〕。海外人士颇为惊讶地发现：中国青年人怎么那么“聪明”，文革上山下乡多年，什么中学数理化都没学过，什么中外经典都没看过，而一当时机到来，他们就不几年间纷纷成了高深西学理论之精英！而这些“西学理论精英们”各个的实际背景，本人其实都一清二楚！我常想，为什么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应对的如此有效，而在人文科学方面就这么漏洞百出呢？还不是我开头所说的那种“理论思维能力”之传统性忽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瞎子对瘸子”的学术思想情境：为什么年轻人能唬住那些欧美博士及讲座教授？半斤八两！如果所读是“死书”，什么都是“某大师说”不离口，也就自然成了不知“思想”究为何物？年轻人通过字面上的直接翻译（当然，可怜，我们的老教授们那时连这个能力也没有了）就足可以以原作者大师的“代言人”或自封的大师的“中国代表”自居了。这样的舶来式翻译品就成为一种令人立即“望而敬畏”的金牌（殊不知此翻译经中的猫儿腻多了去了！）等到彼此“学术过招”时，开口闭口“大师怎么说”（即复述翻译品言词）即可，如此即可产生震摄对方的法力！〔大师语言，如不以正确态度读解之，恰可成为使人不会思想的东西，或成为进行学界忽悠的工具！〕而港台几十年颇以大陆没有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而自傲者，在欧美游学获得资历回来后，竟然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翻译现当代西方理论作品的。也难怪像大陆老教授一样会被这些“文革青年”忽悠住了。但是这是什么现象呢？文明，文化，学术是这样一哄而上制造出来的吗？那么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将成了什么了？我常想，符号学要是有朝一日也成了这类哗众取宠之工具而流行起来，我一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符号学”！传媒时代，炒作的方便性数十倍地大于从前，我们要对此高度警惕！符号学可以正向发展，但也完全可以负面发展！】

以上个人回忆片段拟再次回顾当初提出的一个命题：中华文明应该在其源于西方文明的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蓬勃发展之同时，对于中华文明自身的人文本位传统，也应促其现代化提升及全面深入展开。此一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方向又必定应该是伦理性主导的，用以促使中华文明优秀思想传统部分（而非其封建主义糟粕部分）积极有效地介入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生态的改革事业中去。

同样的，个人的这一段小小经历还透露了另一层意思：虽然在精神大方向上彼此似乎一致，本人提出的伦理学方向，却并不同于海内外大汉学系统半个世纪来所倡导的、导致新世纪中华文化学术甘居“世界偏流”地位的那种学术方向；反之，我的主张是我们应该积极介入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的活动。为此我们的人文学术性努力，就不可能限制于学术境界和思想眼光均属狭窄的大汉学主义之内。后者的学术保守主义，归根结蒂，隐蔽地源于同一世界商业化功利主义潮流。

所谓西学本位和中学本位，本不在于其材料的史地归属性，而在于其伦理学和知识论方向的“仁学求真性”。西学可以运作中学材料，中学也可以运作西学材料，重要的不是“被运作的”材料性质，而是运作者的操作方法、动机和目标，为此学者当然要深入掌握双方，而不能仅以一方为基底和准则，幻想着简单化地、心理自慰式地对另一方“隔空论战”。当然，不懂得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保守主义学派，永远搞不明白此一明显的学术操作学的肌理分析问题。正像我这样的电脑盲永远搞不清电脑操作肌理一样。我与“仁学盲”不同的则是，我自知自己不懂电脑肌理，故不会对不懂的东西随意议论，而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既不能深入西学理论也不能深入自以为甚熟悉的（包藏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的）中国伦理学的精深层义理。因为时当科学时代的今日，后者仍然需待来自西方适当的高端科学方法论，在现代理论化层次上，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开发本民族学术思想的工具。【百年来中国科技工商现代化的成功，哪个不是取自西方最先发明的“方法论”的？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只适合科技工商而不适合文史哲宗艺的？其实正是西学与中学两不能深入的一些华裔汉学家们！别忘了，他们在西方的工作是教授那些进大学后才开始学中文“ABC”的西方学生。在这种职业环境内，他们有什么资历、背景、经验、作品方面的可能性来证明他们能够朝向人文科学高端呢？还不是因为在今日“与国际接轨”时潮下，一些两岸同样不辨学术理论高低者，误把任何在西方担任教职者均看作高国人一等的惯习吗？文化学术上误国之大者，可谓莫过于此了？】

D。中国人文学术应朝向世界理论主流

在我为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德哲学研讨会”的论文（参见《结构与意义》与本人英文论文集）中，我即（估计）可能是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未来中国和世界人文科学前瞻中的一个重要而必要的认识论革新途径：中国传统历史学术和现代西方理论之间的“异质性对话”，必须列入人类人文科学发展的任务之中。我的论文并对什么是“解释学”提出了自己不同于西方学界的看法。会议主席刘述先曾商请周英雄对我文进行批评性评论，指出所谈解释学与西方主流理论主张不同。【周英雄于1988年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对我〔解释学地〕解释说，是刘述先安排他如是评论我文的。当然，刘君正是在读过我83年关于迦达默尔和利科的两篇关于当代西方解释学创始者思想的文章后〔他专门要我寄他此书，我遂托国内友人将该书寄到中大〕决定邀请我与会的】，他应该说是海外新儒家中对我一向最友善的一位。1987年时在哈佛读比较文学博士的（日后证明是大陆赴海外读博的比较文学家中少数真正能够进入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界者之一）并兼任纽约华刊《九州学刊》编委的张隆溪（现任教于香港），也曾对我于该年深圳大学“首届中国解释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参见《结构与意义》）提出批评，认为我的看法不合他所知的哈佛等西方专家的意见。我又向该刊约搞责编李耀宗【李氏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院高才生，为中国英语学界极少数精研现代西方理论者之一，其四壁置顶书架装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书，曾令我称羡不已。李博士并与王浩为忘年交，尔后退出学界，十年前知已隐居于普林斯顿镇。我曾鼓励其“在野之际，岂非人生大用功自进之时？”。而李氏似未能采取我信奉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仁学人生观，以为不在体制内即只能“遗世而独立”了。可惜！彼此自此之后遂亦不再相互问学】提出不同意见，大意即：吾辈是否只能依照西学成说定是非呢？故请其安排原文照刊。其后十年，本人大部分时间在德法两地，其间与西学家和汉学家在相关学术交流中磨擦不断，对此已多有论述，兹不赘（参见《忆往叙实》）。旧事重提的意思是再次指出：今日古今中外学术思想大交流中究竟该如何“定是非”的问题？中国和世界的相关回答大多不出一个共同点：根据各国各界体制内的权威和主流意见定是非（一些研究生的论著无非是援引各相关名家的见解，交相比对，此种“论述”相当于一种编辑技术性的行为）。我意则大不以为然。倒是由此学界倾向可先（作为“副产品”）提出一个事实性推论：我们今日推动跨学科学术交流之所以如此困难，其根本性原因正在于此。各领域如划地为界，如中世纪商品难以自由流通的“封建割据”般，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思想交流必定受到阻碍，而结果哪一方都最终都得不到好处。（或者：学人因护今日之小利而反失日后得大利之机会）。不过其中的奥妙是：一些权威们的志向本不在于学术思想之进步，而只在于维持其个人在学界之权势地位。民族和公众视之为“小利”者可能正是彼辈必欲保之的“私利”。然而，并不分享此“私利”之大众，也因缺乏个人学术上积极进取意志，宁肯随权威主导的学界主流方向顺势而为，以获职场内之“小利”为足【此一习惯中最让人遗憾的是，我近来反省时发现，很多学生们喜欢听“名家讲谈”，不只是出于与“执营火棒者”同一的“追星心理”，而是以为“听讲”可以取代独立研读。不耐读书自强，岂非正是今日学校文科青年最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理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程度问题：避难求易！因为听觉渠道比视觉渠道更具直接性，更不需动大脑！因此，学校组织的讲演会多，是不是就真地代表那里的学生思想活跃呢？】。自60年代西方文教职业化趋势成倍扩展后，学界间的职业化兴趣逐年高于学术性兴趣。人文学术遂愈益成为特定职业化生存之实行手段。求真与求成之间也就更难有所区分。如果中国人文学界按此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前途如何呢？我意（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此警言者）中国人文科学系统，至少是其理论性部分，必长期趋向于世界人文学术等级系统内的次级地位。结果，随着炎黄子孙的科技工商文化蒸蒸日上，炎黄子孙的文史哲宗艺文化将日益成为世界思想主流之附庸。而正在积极促成此趋势者：大汉学是也！

如果人文学界今日并不这样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为，此趋向亦正符合于今日无处不在的“与世界接轨”风习。在此，他们既误会了何谓“世界”，也误会了何谓“接轨”。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量级”上对应的世界学术，即前述之“世界”，不应该是指作为西方学界偏流的汉学或大汉学，而应该是作为西方学界的文史哲宗艺主流。而上句中的所谓“接轨”，既不应该是在大汉学系统内的“华汉交流”【几十年来我们经常见此怪事：诸华人之间，或者“在洋地界”进行学术交流，或者彼此“用英语”交流，以为不如此就不叫“与世界接轨”，而采取此种形式化安排即完成了中国学人向世界水准看齐的目的！不论是语言还是地界，只要沾一“洋”字即可自动提升身价一等！（同理，现在花样翻新，把这个洋学干脆办到中国地界来，但仍然有效地维持其“洋招牌”，而那些有钱进入此中国洋校者真以为自此即可高人一等。我可断言：正相反！）这是多么可怕的民族精神之趋于肤浅化表现？在此，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洋或土的问题，而是一个透露出知识分子赤裸裸趋炎附势心态的问题！】，也不应该是在西学另一偏流“比较研究”界的“华西交流”；而应该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高端理论层次上的认真交流；即：此“接轨”应指中西主流理论间的交流，而“世界”应该是指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领域。堂堂三千年中华学术思想主流不与西方三千年学术思想主流对话，反而满足于主要与属于西学界之偏流的汉学对话，这不仅是在领域范围与方式级次两方面的“不对口”，而且是进入了这样一条发展轨道：使得中华人文学术在此全球化高科技时代渐渐被并入西方人文学术偏流框架内。这是一个多么重大而深刻的、事关民族文化、思想、学术之历史命运的特大问题呢？

作为台湾国学最高代表的中研院国学，几十年来已然完全被纳入了大汉学轨道。其培育、就业、科研、范围、功能，已然全盘受制于大汉学框架。如今，随着两岸留学制度和学术交流的文化发展，此一长期影响着台湾的世界文化风潮也已渐渐浸入大陆学界。该文化势力之所以无远弗届，固然因为学界崇洋媚外态势之存在，而与此趋势相关的一般历史性背景（兼含技术性的和思想性的因素）尤为关键之所在。

E。学术发展中偏颇倾向的形成背景

以下将中西人文学术今日处境及其背景简述于此，以为理解上述问题之参考。

1。外国学历和西语能力逐年提高和普及，遂增加了在国人国外参获得任何职业的工作条件；即适应西学界的职业性规范条件和语言条件。（即学习西方学术的技术性条件之逐渐齐备）

2。应该看到，普遍地在西学主流理论方面增加了常识级别上的、或“比较学术”这一较低理论级别上的人文理论知识，因此普遍增加了参与西方学术主流组织的比较学术活动的工作条件（因懂得如何更好地将非西方学术思想形态转换成西方熟悉的表达方式，以在初级程度上为西学主流理解“异文化”提供方便，从而促进异文化在西方主流学界的被关注度）。（适应西学界的思想交流使用的表达方式条件，以方便于西学主流理解非西学内容，从而更有助于中学向西学“接轨”）

3。和五四时代人文学者最大的不同是，当代国学家和华裔汉学家大多是于大学进入专业后才开始系统学习国学的，而学习方式和其后的职业方式已经是经过现代化制度上改良过的了。其总体效果是学人的国学本身程度显著落后于五四时代学人，而在职场中其后的研习方向更多表现在适应当今国学市场结构（降低了对国学的要求）方面，而非表现在深化国学修养本身方面。【长期误导台湾人文学术方向的一些美华史、哲权威为其典型〔他们正是既欠缺五四学人国学学养又欠缺深入西方理论者〕，今又以其明显次级学术资格卷入大陆学界，企图干扰大陆人文科学现代化的正向发展。他们以其外藉华人自由表达方便性所带来的“文风异常性”、看准大陆学人因“文革”等造成的一时知识滞后性、以及自身为适应西方就业而获得的语言与资历等实用性条件等，来首先掩饰其本身国学修养的薄弱性】。（国学修养弱化）

4。外语界和准外语界成为两岸西学界和国学界成员的主要来源，更是比较文学界的主要成员来源。实际上今日西方汉学界和华裔汉学界的新成员，不少出身于外语界和比较文学界，而非出身于“地道的”国学界。此一教育学事实对于两岸当代和未来“国学界”的构成将起着时代决定性的“国学成分稀释”作用。【用西方学术偏流的“西方性”误导性地代表“学术的高级性”，此一误导性的可行性，源于两岸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的文教崇洋媚外风气（掩藏在制度性的与国际接轨政策中）。其直接的误导性表现在：所经常引进的海外学术，往往是二三流的。国人不辨，以为任何洋教授都是学术理论值得跟随的，而我们严肃学者三十年来所专攻的都是西方一流学者的著述，并努力辨析其正负价值。而主事者何能辨此，受影响的则自然是广大青年学子了。】

5。更为重要的是，今日中国西学界因国际学术交流需要，也纷纷涉入国学，以作为和西人交流时表现其具有本国传统学术知识的证明。此种国学水平当然比中国职业性国学家更差一等，却可“弥补以”或“掩盖以”较前者为高的西学知识。因此双方在西学和国学两方面均必然不同比例上，不同程度上，均居于次级地位，而反可联合起来以助长广义的中国学术全盘西化主义的势头（他们的根本利益也基于此势头的存在：各自依附于西学主流和西学偏流以托洋固势）。

6。但是，真正重要的相关因素是，在商业化功利主义主导下的西方主流理论对于自身学术影响力的世界扩展，其最深目的在于其“名势”本身的扩展，而非真地在于要将其专深知识和理论传授于非西方弟子和追随者（有如传统上的“师傅必留一手”，因师傅的真实目的是“利用”徒弟扩大或传承其个人名势）。在此背景下，总体而言，维持西学理论主流的无可企及的支配性地位和非西方学术思想的理论上的从属地位，正为其所需。因此和我们的想像相反：他们希望你理解其理论到足以被动性地为其传播的程度即可，而并不希望你有质疑和挑战其理论的真实能力（而恰可与此隐蔽动机相配合的是，中方学者也正无此类进入西学理论高端的“野心”，其眼界一向瞄准于学术上较其本身为弱的国内学界）。因此，大汉学的深层“双抑制性”结构之效果（国学和西学理论两方面的“较低”水平导致的受其影响的两岸学术界的“更低”水平），正好符合西学主流理论的深层目标。因为，汉学是制度上属于西学界而非属于中学界的。所以，在西学主流和汉学偏流各自“精打细算”之后，西学主流可能反而支持汉学偏流，以通过后者达到战略性地长期压抑他地区人文学术理论现代化可能提升 “过高”之可能性。此倾向无他，源于商业化时代的个人主义唯利是图是也。

7。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的精神方向也正好适合于推广上述西学主流和汉学偏流的共同学术目的。其结果是，中国人文学术因此“与世界接轨”趋势而可得其小利，而在发展自身人文学术文化的大方向上则失其大利。在人人对物利趋之若鹜的今日，极易因此局势而“利令智昏”，学人所求只在得任何名利于一时。有如近代初期手工业者行会惧怕新兴工业夺其商品垄断地位而极力反对后起的新兴技术（新知新学），今日人文学界内的所谓“大腕”们也可能怀具类似的心态，此所以我们劝其将其熟读的致良知学首先施与自身。而重要的问题反而是，一些选择追随大腕及由其控导的学术势力集团以望获得“蔭庇”的一些自进乏力而急于成就者，遂成为学术集团的次级骨干，并甘愿效力于马前。人文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职业化时代这么多人只是想借助学术工具得名获利，为此，拉邦结派岂非不二法门？学术帮派者，不求学术真理，而专门筹划如何占领学界“话语权”的技巧性问题（颇有商业化之虞的“传媒符号学”遂可成为今日抢手货！）。

8。此一世界人文学术趋势，在今日全球化商业功利主义环境下，于是可使西方人文学术主流和汉学偏流各自得其职业化本位内的“大利”，而在百年来西学冲击下已然忘记中国传统仁学精神志向的两岸西学和国学，则只能得其 “小利”。而就人类人文学术整体来看，上述所谓“大利”实为“小利”，而上述“小利”实为“小小利”。所谓见利忘义者，往往指急于功、近于利者，也即指由职业化动机驱使的学人实为贪图易得之小利者。而今日人类人文科学中有其真实的（正向的）大利目标在：此即一切人类人文科学的进一步科学化，以及（世界上唯一有实践论潜力来制衡人文学术商业化趋向的）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理论化。只有当中西学术有能力在高端理论层次上相互交流、相互质证、取长补短之时，彼此才可均获各自之“大利”：此即人类人文科学理论朝向于真正科学化、理性化发展的人本主义学术之总目标。中国符号学的最高目标也正在于此！而跨学科学术合作问题的真切性，正在于此。中国符号学岂能仅被当作是（盲目跟随海外庸俗实用主义理论潮流）经营学术商品营销的某种“广告技术学”？

 F。区分和协调体制内规范和体制外理想的实践学

如果怀此治学志向，又该怎么做呢？先得诚实认清自身的、环境的和时代的真实知识条件。如果不认清自身相关的各种知识基础而一味自我夸张，争强斗胜，固位自雄，那就决不可能期待个人和民族在人文学术上日后可达至人文学术真实进步的目标。自以为是，揠苗助长，今日可谓比比皆是。而为了认识自身的学术环境，首先就要注意其中最主要的来自历史背景的一项：这就是广义的学术“文革”后遗症，它至今影响着我们方方面面的内容和风格。其次，应该注意的是，有志于个人和参与团体学术理论革新者，一定要维持一种积极的“双重学术规划”（个人和集体的学术实践“双轨制”）：体制内的职业性工作（A）和按照学术理念设计的附加的学术实践（B）。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真正创造性的学术理论提升。如果老是用A眼光来衡量B目标，自然相互冲突。不能让A制和B制相互混淆，虽然长远来看，B制必有利于A制，但二者的实践方式及程序不一样。即：要将现实和理想分开来，所谓“现实要与理想协调”，是指二者在实务安排上互不干扰的意思，而不是令其相互混同的意思。“符号学家”就是双轨制的学术实践者，如果老是想简单化地将B纳入A以作为在A域直接取利的工具，则有违符号学的学术革新精神了，并必使符号学庸俗化为职业轨道内通过标新立异以取小利的手段，此有志者所不为也。而所谓发扬古人为学志向，就是指要勇于在个人整体学术实践中容纳B制（理想主义），即在A制的职业化轨道外另行“铺设”新轨之意。如果怀抱仁学理念，就绝对不至于为个人的或集体的所谓“政绩”诱惑所制。如果学者仅能以获人称赞的政绩为最高学术实践目的来邀名取利，则必不能安于学术理想。而同仁知否：你我常常被此属于A制的标准所惑而放弃了B制的目标？A制与B制，不仅是内容不同，更重要的是，在眼界范围、实践立场、认识论-方法论高度、目标深远度以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均大不相同。A制是关注于职业化平均水平提升的，B制是朝向于思想性、理论性创发的。

就人文科学而言，海内外体制内学术今已高度职业化、规范化、市场化，而与科学性标准关系则越来越疏远，可谓受制于一种“学术话语市场势力分布图”。人们不根据科学性判准衡量人文学术理论中的真伪得失，而往往以在“分布图”内的势力大小衡量之。不要说广大群众只能够根据此类学术势力分布图来估量学术高低，业界人士大多数也只能如此来评价学术上的是非正误。我们如要倡导人文科学的“科学化、理性化改革”，则首先须彻底摆脱此类历史上（在偶然人际力势关系作用下形成的）学术势力分布图之成见。因此绝非容易推行的工作（以理对势）！我们也可于此理解，为什么真正的符号学理念，以及任何严肃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理念，均须与仁学相连通始可被深入理解、始可发挥效力的原由。因为学人多习于把A制标准与B制标准混同，习于把个人功利主义动机与学术求真动机混同。今日见报载六安毛坦镇学生“疯狂用功”以实现“男儿凌云志”的怪异现象。此类“愤发图强”之“志”与我们说的人文学术求真之“志”，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今日考博、读博之“志”，亦多为职业化功利主义动机所驱使，而时人自欺，往往自以为任何“愤发图强”都表明在朝向于正确治学目标。其实，参与学业竟争者最终均为求“为人知”而已（与古代儒士求功名传统一脉相承：此生要人“瞧得起”！这是一种儒教“光宗耀祖”意识形态的精神遗存）。凡此种种均无助于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革新目标之推行，因二者之“驱动力”完全不同。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推进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学术为什么如此困难？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将A制与B制内的不同规范相互混淆，意图用跨学科的B制内的学术内容增利于单学科A制内的职业化功利主义目标。首先就是在对跨学科前提本身的态度上发生的分歧。最初，学者未识“学术真际”，盲目投机，等到了解到B制学术实践并非可直接“助利于”A制内的目的时，也即如其本身并无在A制外安排B制学术理想之意愿时，自然会不久即弃学术理想而去。此一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之通理，早已无远弗届了。今日有志于学者，必须首先认清此一全球“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术商业化庞然大物之存在。而吾中华仁学向真之志，岂非正是一种历久而弥新的、足堪新世纪思想大任的人类伦理学？亦唯有此仁学精神力量可应对今日国际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商业化学术思潮。仁学者，逆势而进者是也。

【贵阳论坛两日匆匆，恐无充分时间就教于同仁，遂陆续撰就9+1篇随想文，以期以此十文（预先及其后）质证于各界同好，并在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境下留存此学术实践学记录。作者于起程参加西北学术精神追忆之旅前夕。2013，6，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