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属于中国人文科学全体

             ——贵阳论坛随想-7

                      李幼蒸

【前言】在南京国际大会和首届论坛前，本人错以为在南京两会基础上会趋于团结一致的中国符号学学者们，在两会之后将可在国际符号学跨文化方向的新时代，面对着国内外传统人文学术主流，将可共同进入学术合作的新时期。不意中国符号学分裂主义派系竟然在我几年来高唱中国符号学“团结曲”之时，已然在预谋着分裂与结帮的计划了。于是，就在论坛会议开幕的前一夜，此一计划即在理事会“密室”计议中进入了其实施倒计时。次日首届论坛开幕式上，在各界参会者粹不及防间，突然将其“唯我独尊”意图宣布。当时及其后的故事均已陆续披露出来，兹不赘述。半年下来，外语界符号学派的“以学谋权”活动一节高似一节，并最终造成了中国符号学学术圈的大分裂事实。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者要记住这段颇富戏剧性的学术生态颠覆史，它反映的不仅是符号学的问题，而且还是整个今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界的问题。即，为什么在此中国人文科学界的大环境中会突然出现这类不思促进自身真知真学而一味关注于如何将他科学者纳入自己麾下的时机。如果知识分子者流均如此行事，当初大家被叫作“老九”也还并非完全属于冤枉了。似乎，只有当被放在老九的位置上时，才能老老实实地规矩行事，而如一旦给其增加了自由度，就可突然间换一副面孔，开始想着如何拉邦结势，巧取横夺了（贫农变成地主后则可比原地主还地主）！我们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只能够这样来规划自己一生的行为方式吗？

可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祸福相依的，没想到“痛定思痛”之后我竞又感悟到，此一“分裂”岂非好事？岂非大好事？道不同不相为谋，岂非正应划界于此时？正像我在两年前辞谢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刊物“首席顾问”名衔时答复赵所提“为什么要谢绝？”问题时所答：“因为我们的‘路子’不同！”，而那时所说的“路子”就是“道”。道不同是也。中国符号学也有中国符号学的不同之道，而这个“道”（路线）的差异还反映着中国人文科学整体发展观上的特大问题：中国人文科学能否独立向前发展的问题？原来南京大会已悄然成为对此问题回答的一个分水岭：是盲目跟随国际学术时髦，还是在全球化时代独立地、创造性地发展中华学术？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却正反映在这样一种现象上：35年来，由外语界和外语界出身者所主导的现代西方理论的广义“以译代研”学术方式，不再能主导中国人文科学界的方向和风格了。在中国符号学领域内此一率先谋划的分裂行为也部分地反映着：他们意图坚持那类被动的、变相抄袭式的（因此容易多快好省获利的）“转输”西方现成时髦理论的势头，此一势头今已遭到了在新世纪全球跨文化时代倡导中华文化学术精神独立自主发展的力量之抵制。由南京大会标志的国际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到来，是以这样的学术口号对峙于广义以译代研派的舶来学术方向的：独立自主的中华文化学术圈，将一方面在西学领域参与西方学术世界的全面跨学科革新运动（因此对峙于西方主流理论界所固守的传统分科化本位主义部分），另一方面在中国学术区倡导跨文化的多元理论化方向（以对峙于中国学区的西学中心论和国学保守论）。二者均首先要求参与学者在治学态度上的自我革新（致良知）：即以“求真”的治学态度取代“求利”的治学态度；其次要求参与学者不能盲目跟随西方理论时髦，以占领本国西学学术市场为目的（这正是以译代研派学术风格得以奏效的文化心理土壤）；就符号学而言，则要首先贯彻“跨学科实践学”，即将各符号学和各专业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专业与符号学双提升的学术目标！这样的新世纪的、后南京大会的“双跨方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必然要超越以译代研派或海派符号学的空头符号学大方向。新符号学是生存于古今中外文史哲宗艺的各个主、偏专业学科之内的，是由关注新方法论的各个专科学者们共同参与的，而不再是由“准职业化的所谓符号学家”们主导的了。这一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突然到来的学术方向上的变化问题，非本文主题，兹不论。

不过，整体而言，中国人文科学当然应该对于广义外语界相关学者各种有关现代西方理论的初级知识性介绍工作表示感谢。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新时期最初这三十年的学术工作任务！中国符号学内同属此方向的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当然也在大家感谢之列。与此同时，一些人的今日主动的分裂行为，却也戏剧性地、象徵性地表达了一个符号学学术思想发展阶段之“结束”：广义外语派符号学的学术群体，一方面必定合乎历史逻辑地要逐渐退出中国符号学的主导地位（有人最近广为免费散发的电子客座研究员聘书，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在此仓皇退守中的无力姿态而已；同时也因此，并加上此前不久向贵阳会议参加者广发邀请函的破坏行动，而可进一步坐实其长于〔25年前即已领教过的〕挑拨离间和拉邦结派之本性）。另一方面人们也应理解他们愿意停留在适合他们知识条件的领域：即一般介绍和通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领域。可是中国符号学的主流职能必将陆续转移向中国人文科学的主流领域，即文史哲宗艺诸科之理论部分。中国符号学将成为中国的中西人文科学各学科的常态方法论之一，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封的空头单学科或单流派。此外，随着中国人文学界学术水准的逐年提升，单靠空头舶来外国成说（参杂中国古今学界大师名号点缀）以炫示于不熟悉国外文献师生者的时期亦将成为过去，中国新一代青年学者们不会永远这么容易被一些既无实学根底也无理论训练的“符号学大腕”们控导下去了吧？

由于文化语言问题，中国的外语界当然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文学界和语言学界。两岸外语教学文化都须花费大量时间于实用外语教学上，这就必然导至他们在最佳青春年华的4-5年间耽误了研习各种专业学科的宝贵时间。而一旦毕业以后又只能忙于利用自己的外语技能作为参与职业竟争手段，实学专科知识修养的不足自然成为外语界的当然现象。但是一些外语界人士出于实用主义的职业自保意识就是不肯承认自身的“职业先天性”的知识性欠缺。我在受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符号学研究所顾问和两次担任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备会顾问期间，不知道和张杰院长“恳谈”过多少次，希望他们一定要首先认识自身的普遍知识教育性欠缺，然后规划如何急于补课问题，以期后来者居上，并进而使得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乃至整个师大文科，可最终升级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我那时还真把那个“顾问衔”当回事了，因为我发现该院尚未被“比较文学界势力”所侵入，因此该院即使是出身英语系者也都作风朴实，和我所见的其他西语界出身的比较文学学者的轻狂风格不同，所以还抱着一种如何积极建言以有助于他们的真实学术提升的想法。（不肯承认自身缺欠者就根本谈不到自身的进步。“致良知”口号就是干这个用的，可惜今日大谈“致良知”学者们本身也是普遍地只将此座右铭‘对人而不对己’）但是在无数次的劝导中，张先生就是“不理解”这个在我看来明显不过的教育学道理，他永远要把本院说成是处处学术领先，以及如何因其符号学学术的前沿地位而已获得了大量资金奖励和表扬等，并以此作为所言之“证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院长受到一种体制内“逻辑”的制约：他只能本位主义地呈现“自夸姿态”。一直到南京大会后的分裂态势形成后，我还不时对曾经两度合作办大会成功的南师大外院“一步三回头”地试探其“觉醒”的可能性。但最后终于确证：他们只能那样“合乎体制内逻辑地”来言行举止。在南京大会会间，因为筹备会不和我这个顾问商量就自行安排了完全与大会筹备工作无关的学会会长取代我来担任大会级节目之事，出于礼貌我当然也只得默认，但也同样出于为大会总体良性效果的考虑，我也不得不主动提出要求安排我参加闭幕式总结发言。由于此一软性“碰撞”，筹备会秘书长曾当着张杰先生面对我表示：“我们永远会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做的工作的！”可是秘书长却不知道，这句话本来应该是我对他们说的。此时这个“我们”就是中国人文科学全体，所感谢者何事？为中国学术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所应感谢者，是主办方的公益性奉献活动，而不是感谢谁帮助主办方本身获得了什么荣誉之类。否则就等于他们在“假公济私”了。当然，我岂不知人们会对我之“不明事理”感到惊讶：哪能这样要求人家办会呢？却不知道此一表达出来的“态度学”含有着多方面重要意义，其中最主要者为：以学术谋个人及团体私利的动机学，将严重阻碍当事人本身的真实学术性提升！（有什么样的动机就有什么样的相应结果）

那么再简单地看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界急功近利的事多发生在广义外语界（含当下外语界和本科生阶段为外语界者）？公平说一句，并不是因为此类人士多自动聚集到了外语界，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比他界人士更多的“客观诱惑”：借其实用外语方便而“捷足先登”。先登者何？“舶来文化品”是也。难道仅因如此他们才最易犯“舶来式学术”的偏差吗？不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欠缺各类实学训练的“本钱”，所以本身并无能力对学术舶来品进行深入的科学性判断及据以促进个人学术提升（大家注意一个“危险的”事实：凡是只能翻来复去或直接或变相‘转输’国外理论名著话语者，其自身极难因此而逐步提升个人学术思考水平。而在中国的学术环境里这类舶来学术品制造行为却是很快可以为其带来体制内的学术承认和地位的。因此他们就有了充分“自卫”和“掩盖”的条件，甚至于可在学术高级地位上安全地延存下去（以至于可一生均以最初以译代研学术方式挂靠上的西方大师名号，作为自己“吃穿不尽”的职业化资源，而“时人莫之辨也”！这就是今日不少西学理论家的智慧学之所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将因此而以自己获得的名实不符大名广泛地影响着新一代学术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而问题并非在于我们非得斤斤计较于他们自身不公获利问题不可。），甚至于也因此而欠缺着基本的“科学家”的品格培育（这是个人学术得以不断努力有效提升的心理学保障）。

幸好，在外语界的确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决心独立治学，日后也的确已成为或可成为各种实学专家。如此就自然不属于我上面所描述的那种以译代研派类型了。我希望外语界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能够首先摆脱外语界的功利主义积习，拒绝各种拉邦结派诱惑，通过自学而成为各种专科学者。外语界的正派符号学学者们，更应该谦虚地平等对待其他学科学者，不要自以为比其他学科学者更懂得西学理论，而应该主动参加中国符号学的跨学科对话平台，与各科学者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20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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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主要文化发达国家都有全国性符号学学会。但是这个“全国性”的意思是包括各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并非如一般各种“全国性”学会主要指各种单独学科或领域内的学会。因此全国性符号学学会的主旨不在于其地域的全国性，而在于其学科的多样性。这样的学会的组成当然不可能被纳入某个别学会之内。固然任何符号学研究都涉及到跨学科学术，但是在单学科或单领域内的“跨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并不相同。前者指学术研究涉及的跨学科特点，后者除前义之外还涉及到所谓实体性的跨学科，即学术活动本身的跨学科性（也就是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工作之性质）。只有后者才是完全的跨学科学术活动。本人参加推动中国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以来，其实不断遇到参与者中因“全国性”和“跨学科”含义模糊而争论不休的情况。各界不少符号学活动组织者都在此问题上不清不楚，原因在于都想利用这两个词的两义性来追求本位主义的学术影响之优势。因此我需要不时地向各界合作者解释区分二词意涵之必要。实际上是企图澄清：搞符号学究竟是要提升个人及单位的学术水平，还是要借符号学名目追求个人及本派的额外学术名势？为了促进各方面的合作，也不得不尽量宽谅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学会组织运作癖”（通过运作学会活动以扩张本派声名和地位），以便推进真正的符号学事业。直到南京大会上，才觉得到了不得不直面此关键问题的时候了。有关问题前此诸文业已详述。

这个跨学科合作的关键性问题关系到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根本。现在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两个截然不同的符号学活动方向，它们又可反映在两个不同的学人关切点上。我们试举两个基本的问题如下：

1。初级问题：符号学学术和符号学组织，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

2。高级问题：符号学的目的是通过学术标新立异以最后得以增加个人名利，还是说符号学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提升本人及本单位专业的水平？

搞学会是为了促进学术，还是搞学术是为了制造另一个准学术官僚机制：学会？这个区别比较容易看出来。因为无论国内外到处都有一批人对于运作“学会游戏”的兴趣远比真实推进学术的兴趣要大。如果是以经营学会名势为最高目的，其影响最终必导至符号学事业的衰落。中国符号学新起，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国内外经验教训，不要把符号学弄成一个为了追求学会或准学会的官僚机构建设之纯手段。至于搞学术是为了争名夺利，此现象不始自符号学。有人会说，为学术和为名利二者其实不易分辨。对于自然科学和科技工商来说，根本不必分辨，二者本质上即已合二为一。但是对于人文学术来说则大有辨析的必要。对此我也屡次申言，此处不必赘叙。在此只须指出一点：人文学术的追名逐利行为是不容易察觉的（虽然网上关于学者腐败的批评性消息无日无之。我则特别关注于那些人文科学界尤其“合法”经营有术而不易被发觉的“精明学者”。他们的损害学术生态的作用其实远远大过学术界非法的“小偷小模”）。看似是个人学风问题，然而我们是否知道大家公认的今日人文学术水平不佳的根本性原因正在于此呢？现在，阻碍我们前进的原因并不是客观条件问题，而是学人心术问题。当然，就我们目前的任务而言，倒还谈不到考虑这么“深远”课题的时候。我们目前的主要“论坛课题”应该首先在于如何理解、维持论坛的正常运作上，以便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再共同前进一段时间，看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最终还能不能为了中华学术继往开来的大局而“克己复理”或“同舟共济”，而不是老想着如何背地里相互拆台。

有人会问：都是搞符号学活动，为什么要在乎名义问题，何况今日之事哪里是“无利可图”口号能够办到的呢？我的简单回答是：对其他领域来说学术活动的名义正当性问题如果尚不严重，对于跨学科的符号学领域来说“正名”则属绝对必要。符号学的跨学科活动如果不是真的跨学科，则跨学科学术实践的目标不可能完成。因为今日大家有兴趣参加符号学聚会（得悉贵阳论坛报名者中颇有一些从来未曾与我们联系过的老师们，此一现象非常具有正面鼓舞性，因为这些新参加者一定是纯粹为了学术性目的参会的，而不是为了参与任何集团性聚势活动而与会的），一定得是感觉到了跨学科交流的学术必要性。我们的论坛宗旨本来就含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丰富个人符号学的知识和见闻，而另一方面应该（至少对部分参加者来说）是怀有对于民族学术提升的集体性关切的。作为中国人文科学历史上的全新事物，如何促进跨学科合作，是我们很多人都意识到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保持这样的论坛聚会的“学术纯洁性”，就成了保证尚在初始阶段的中国符号学健康成长的首要前提。只有论坛组织及其活动的纯洁性，才能有望导至未来符号学合作事业的良性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不能容许任何派系专权意识在论坛内作祟！在此意义上，我现在真地感觉到非正规的“论坛”形式，比正规的“学会”形式，可能反而会对我们更适宜。学会形式，有着今日各种学会准衙门的榜样，难保不会把符号学搞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跨学科的官僚体制，即成为若干学界“大腕”联手扩增其学界权势的平台（谁叫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们的眼睛老是朝着名利权转着呢？）。我们人文学者应该唾弃这类老是想通过学术制度性运作以拉邦结派、争名夺利、压人一头、本质上属于“霸凌”心态的行为惯习。

我们的论坛形式，其团体性质的松散性和志愿性以及非属体制内性质，首先就排除了“夺利”和“争势”的可能性。这里没有理事长，会长，秘书长，理事等名衔，有的只是作为临时召集人的服务者。其聚会目的纯粹为了交流学术、互通有无，以及商讨论坛聚会的实务性问题，而不是为了构建学会内学术地位的等级结构，之后向“权威”致敬，并为权威认定的“优秀者”评奖（以表彰其对权威规定标尺表现出的较高顺从度；奖评制度遂最容易蜕化为权威经营派系霸权的手段之一）。如是，就不是学会在为学术服务，而成了学术在为学会及其领导人服务了。参与学者则成为等级结构仪式中的龙套，后者还以为自己因可与权威（特别是洋权威或准洋权威）共聚一室而自动增加了个人的学界分量呢。未来的中国人文科学如果不能科学化地转移到以科学理念作为唯一“权威”的理性文化层次上，以放弃各类 “权威个体崇拜”，则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绝无实质前进的希望！（一些伪学术权威能够往往忽悠得逞，就是因为永远存在着这么多不耐苦学而惰性地等待着权威出现以对之行礼如仪的学界大众们）

我们的论坛不仅不是朝向这样的旧式学会型态前进之雏型（最早我自己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时仍然以为一个学会形式会更有效地促进全国各界符号学学术的提升），而且其目的根本不应在于形成某种内容固定的“亚学会”组织。论坛将是一个志愿者组织，甚至于维持参加者随意自由进入和退出。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符号学学术本身，而根本不是借助于“符号学名目”而眼睛“瞄向”未来可能的学会之出现（让我在此对那些梦想着未来在中国符号学学会分个一官半职的人泼一盆冷水：未来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生态只会日益衰颓下去，这是国际人文学术发展之必然，所以你们打算依洋自重者怕要没有什么机会了）。论坛的目的不是为了逐步形成一个“成员固定的符号学大家庭”（类似于学术帮会式组织），否则容易滋生一种“为论坛而论坛”的心理意识。论坛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替中华民族人文学术的发展试探各种不同学科间学者“诚心合作”和相互适应的可能方式。只有认识到跨学科的符号学聚会的真实目的是在尝试形成具可行性的跨学科合作机制，我们的符号学聚会才是有意义的。

当我在“随想-6”文中提到中国符号学发展的第二历史阶段时，意在超越当前国内外将“符号学”单学科化的片面倾向。这样一类借助于人为制造和商业化操弄的“符号学学科”来追求学术职场内利得的倾向，其运作学的第一步就是反对实体性的跨学科。因为这样就分散了这些符号学炒家借符号学形式游戏来占领学术市场的学术包装学之效能。有鉴于此，我才觉得到了必须促请我们的中青年一代符号学学者们提高一种“为符号学正名”的意识。符号学实践应该在你们各个常规专业领域内展开，而不是脱离开本学科去共同经营一个“符号学学科”或“符号学学派”。必须看到，其实上述符号学发展偏向也严重地存在于国际符号学学界。因此本人的意见首先就须对峙于国际符号学主流内的一种成见。这正是我去秋在南京国际大会上所发表的观点，并已蒙《江海学刊》及时予以刊出了。现在，我将此独立性意见进而提出于中国符号学论坛，并力申此一有关符号学发展方向性的主张，关系到我们人文科学学者的最优化学术实践方式选择的问题。

如果说，上述主张已经使得中国符号学的身份和任务大大不同于当前（建基于前跨文化时代的）国际符号学的方向了（前已指出，本人的独立观点已然获得国际学会内少数有识者的支持），从而加重了中国符号学参与国际符号学革新发展的任务，那么所谓“中国符号学”的创造性发展重任，则必定双倍地大于此。国际符号学跨文化时代的到来显示，历史上丰富无比的中华人文学术（文史哲宗艺）的现代化发展（只有先完成了现代化的发展，中华文明的精神遗产才有可能在新世纪全球化世界上有效地发挥其重要的潜能，才能形成最深的“精神软实力”），正有待于中国符号学本身方法论的创造性革新，而此革新重任绝对不可能仅只由外语界、比较文学界等欠缺专业化知识和理论思维训练者所承担。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理解，跨学科的合作可行性探索，为什么是我们跨学科论坛的真正目的之所在。在此过程中，我们每个志愿者都被传统伦理学精神呼唤着要超越自身之小我，而关注于人类、民族、文明、国家等集体性层次上的学术之大我。何况，只有大我前进了，小我才可能随之前进。后者要求符号学者，除了追求个人学术方法论的革新外，也需要首先追求个人人生观方向的革新。

我们的论坛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在中国学界领先的跨学科合作试验平台，希望此平台尽量存在下去，而具体人员则不妨陆续有进有出。论坛活动的平时联系者和会议组织者，都是服务性质，无关乎从事者的学界地位。大家也不应该按照论资排辈观点看待组织者的领导和管理资格，而应该关注和感激其热心公益的服务精神和作为。今日学术文教界到处所缺少的正是此种为大家学术提升事业服务的精神。根据学术活动组织者的地位名势来决定个人参加活动与否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种变相的趋炎附势习气和源于一种因无聊而“捧星”的心态。也表示着参与者其实根本并不关心自身真正的学术提升问题。如前所述，个人的学术提升依赖于集体水平的提升，而集体水平的提升又有待于每个人的积极参与。符号学集体学术提升则直接相关于集体跨学科活动的良性展开。这难道会取决于几个所谓大腕参会与否吗？今日学界又有多少所谓符号学“大腕”的学问是可信靠的呢？我们大家都还处于初始治学的阶段。

古语曰：德不孤，必有邻。在南京两会后中国符号学论坛陷入“存续危机”时，我们竞可有幸接遇王阳明证道地贵阳“地气”而得以脱困于先，继而在遭遇多次“阻截”时又复有幸接遇（作为近代中国人文学术精神主要代表者）顾颉刚故乡苏州“地气”于后，论坛在命运多舛的三年历程中遂得以沿着正确方向再前行一程。我们论坛志愿者们应该首先感谢这些参与新兴学术组织活动老师们投身公益事业的精神！让我们本仁学“学为己”原则，在中华仁学学术传承线上的“古今两伟哲”之精神鼓舞下，也勇于投入论坛平台创造性构建的努力中。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宗旨，何止于直接相关于中国的符号学学术事业，而是也间接地相关于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事业。而后者又间接复间接地关乎全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世界人文科学有待于现代化提升后的中国人文科学之积极参与，而后者又有待于严肃的中国符号学学术事业的顺利发展。吾等责任之重大岂可小觑也！

（2013，6，8。今日妻子生日，在一同观览其月前（因参加1960届杭大中文系同学会而）在宁波、杭州、苏州所摄照片时，偶见其中黄宗羲讲学旧址白云庄，兴起之余再悟，中华精神“守先待后”伦理传统仍存续于兹土兹乡。吾中华士人于三百年后岂能任其于全球商业化时代流逝无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