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第二历史阶段的开始

——贵阳论坛随想-6

        李幼蒸

虽然许多新的学术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是逐渐、零散地出现的，而思想的历程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然”明确化。即在主题、特点、范围、目标、表达各个相牵连方面，某日间会突然呈现出一个具有确定名称的、具有更明确思想方向启示性的“观念系列”。今天，我自己在进城办事途中，就获得了这样一种体验：相关的各种思想因素似乎都是原已存在的，却突然一起涌出汇聚为一个专门名词标称，即有关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分阶段论”和“分型态论”。按此，从今年起，以7月贵阳符号学论坛为象徵性标志，我们已将“迈进”“中国符号学学术思想实践”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以介绍性为主的第一个“中国符号学”30年告一段落了；而以逐步深化落实于跨学科实践过程的第二个30年则刚刚开始。一个认识论、方法论的“符号学阶段分界线”已然明显呈现。这个分界线，从历时性轴看，是时间过程上的（称之为不同阶段），而从内容面上看，则是平行性的分工划界之线（称之为不同型态）。

1。第一阶段（2012年南京国际大会以前）

在第一阶段，除个别性努力外，中国符号学学术的传播，主要是由逻辑学会、外语界学会和、比较文学学会、电影理论界等领域内的部分符号学学者们分别在本领域内参与推进的。其主要工作方面是引介现当代国外符号学学术理论和应用的一般性知识，以及试图据此对中国文化学术进行初步性的比较符号学探索。在学术的目标、范围、性质等方面，几乎完全是跟随当代西方符号学运动的方向和方式进行的。研究者，由于中国学术史的特殊条件所限，对于国外符号学知识和理论，一般来说尚乏独立的、批评性的分析检讨意识和实践。而所完成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符号学学术成果，基本上是被动转输型的，其比较文化研究部分（特别是在比较文学领域）大多数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独创性的发展。第一阶段上的中国符号学成果，在数量上的多少，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从发表情况看，理论性学术话语的质量基本上欠缺出版方的学术性把关），而学术水平之所以基本上是介绍性、通俗性的，完全因为在起始时期的20-30年前，中国的人文科学理论以及相应的四级学校教育条件中一般现代化人文理论知识条件之不备。因此，第一阶段的中国符号学成果，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尚未参加国际性交流，尚未受到过国际学术理论标准的检验，包括多数“海归派”学者（别忘了，留学生出国学习的那几年中的西方制式化知识吸收过程，远远不足以弥补在此之前他们在国内时期受到的知识性、教育性条件限制导致的预备性知识的缺欠）。所以，非常自然，他们（特别是外语界和作为外语界分支的比较文学界人士）基本上只能够对于西方学术理论方向和内容亦步亦趋地跟进，还谈不到对其有独立思考和批评的知识性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时期和冷战后的文化学术全球化交流时代的到来，导至历史和思想史发生了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复杂演变。就中国符号学活动而言，随着二十年来中国部分学者对国际符号学学会活动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自新世纪开始后，最终“历史上提前地”出现了国际符号学运动的跨文化新时期之开端。我们的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召开，（如我此前多次说过的）不仅开创了国际符号学的跨文化新纪元，而且开始了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上的“第二阶段”。我们简单说，这就是，从第一阶段的理论介绍性、论述通俗性、文化应用性、以及个别学科领域符号学运作的本位主义学术实践方式，“历史地和逻辑性地”过渡到了中国符号学的第二阶段。后者的主要特点是：南京大会象徵性地表示的“跨学科符号学”阶段，它必须、必然“落实到”真实的跨学科实践过程中。其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1）从第一阶段的“单维性的”国外符号学的单纯绍述性的大方向，过渡到第二阶段的“专科学术理论提升”和“相应符号学知识理论运用”的“双维性的”“中国符号学学术方向”；2）在符号学实践的方式上，符号学活动不仅需要从第一阶段的、以介绍性为主的“临时性出现的”“中国符号学界”过渡到中国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之内。此二特点之所以足以称之为“第二阶段”的标志，因为在学术方向、思考方式（专科和符号学的双维性）和实践方式（符号学进入各个学科，符号学不再是由一个临时性的“符号学家集体”所主导和代表）两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2012南京首届论坛自然也就象徵性地成为中国符号学跨学科实践的、学术历史上第一次的“活动”（虽然部分地依赖于国际大会的召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首届论坛的“实践形式”（我应该坦承：首届论坛会议从基本参加者、跨学科分科聚会的形态和内容确定、各小组会的负责人的邀请，到议程的最后落实，几乎都是我个人作为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筹备会顾问所独立构思并在筹备会青年教师配合下共同完成的〔部分地甚至于是直接由我自己所执行的〕，因此所流露出的各方面的缺欠自然也是难免的），是不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国符号学活动的单领域形式呢（即二十年来由中国逻辑学学会、外语界语言符号学学会、比较文学学会各地的分支机构等所主办的历次单领域本位的符号学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本人作为首届论坛的设计者和推行者要在论坛会议上，不守国内学界“礼仪”地，要在出现状况时公开出面来“保卫”论坛纯洁性的缘故。原来我那时已本能地感觉到了为什么必须及时地当场为“中国符号学论坛”的身份正名；因为中国符号学是否采取各学科平等参与的方式，关系到中国符号学“第二阶段”（那时还没有如此全面性地明确理解其内涵）的正确推进的根本性问题。

不过，符号学发展的分阶段性，不是指全体符号学参与者的全体实践方式的集体性改变或甚至于“全体改弦更张”的问题。根本不是。而是指：在此阶段论中，内含有中国符号学领域的进一步分工的问题或“分流”的问题。也就是，在第一阶段担任符号学学术活动的许多外语界、比较文学界参与者的学术方向分流问题：其中一部分人将按照自身选择的新专科方向，参与学科内或学科间“双维性”符号学实践（不再满足于成为一般“符号学学者”，而是成为“某学科内的符号学学者”。而“外语”本身是不能即称之为一个“学科”的）；而另一部分人，则可以继续留在或选择参与广义“文化符号学”领域。其主要任务是运用符号学分析法分析各种社会、文化、传媒现象，即参与今日仍然作为西方符号学活动的主要形态的“应用符号学”或“文化符号学”领域。当然，作为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初步符号学分析的应用符号学将始终是国际符号学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之一。因此，我们的符号学实践“阶段论”是牵扯到对当前西方符号学实践形态的一种“跨文化符号学革新”的expanded semiotics〔扩大的符号学〕的修正性观念的。我在南京大会上已经告知西方和东方的国际符号学同行们：所谓“跨学科符号学”绝对不仅是将西方理论应用于非西方历史材料之谓，而是包含着对来自西方的“符号学”本身之构成、性质、范围的“调整”和“扩大”的目的。

2。第二阶段（2013年始）

中国符号学的第二历史阶段，不仅是一个时间性分界线，而主要是一个涉及到目标、方式、内容、参与者范围等多方面与第一阶段不同的特定“中国符号学实践形态”。除了前面所谈的学术内容的双维性和学术实践的跨学科性外，还有其他方面关乎国内外人文学术界和符号学界的种种因素。因此，可以说此处所谈的符号学“阶段论和型态论”含有时间性分界和认识论-实践论型态区分的双重性。后者其实正是我本人最近十年来在国内外各个符号学活动场合所一贯地倡导的（参见2008扩大版《理论符号学导论》）：符号学不能成为单学科活动，而应该进入人文科学各传统学科，包括西方人难以参与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内的古典学科。“进入”是什么意思？即前面创造的新名词“双维性”学术所反映的‘专科知识、符号学和其他理论方法的融合性’：同时强化传统学科的各种跨学科理论性提升以及符号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这样，第二阶段中国符号学就同时成为一个“认识论-实践论转向”的代名词。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它包含着两个方面：在人类共同的传统人文学科内（主要是西方主流传统学科内）的跨学科努力和在中国传统人文学术领域内的跨学科努力，以及进而在中西学术比较领域内的“双料跨学科”努力。所以，第二阶段的中国符号学也就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的任务合二为一了。换言之，在此，“中国符号学”的参加者将逐渐来自各个学科的专科学者、师生，而不再是主要来自外语界、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了（而当此二领域内的学者自动参与了专科学术研究后，当然其学术实践形态也就不属于“外语界”、“比较文学界”这两个停留在“一般文化研究”水平上的职场领域了）。我们要鼓励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当然包括外语界的）、有志于本科或整体人文科学理论提升目标的师生们多多介入包括符号学在内的各种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正是也考虑到这个符号学实践推广的实际性问题，我们才需要强调符号学论坛的跨学科构成的必要开放性。我在和西方同行辩论时不断指出：符号学不应该独立存在，而应该“生存于”各个现成学科系统之内。其生命力也需体现于对各个传统学科本身学术水平的提升方面。而在世界上今日任何国家的全国性符号学学会都是由各学科学者共同参与和民主地加以组织的。没有任何国家的全国性符号学组织是以单学科学会为“基础”形成的！为什么南京国际大会后，外国人刚走，我们一些中国学者们就非得搞“学际兼并”活动不可？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个人与集体的学术性努力上，而偏要与各国符号学界方式不同，非得搞‘以己为主’的学术方式不可？

但是，今日突然“闪现”的这个“顿悟”，却在认知上部分地、暂时地解决了我半年来与旧日共同参与符号学活动的合作者之间的争执问题。南京师大外语学院几位朋友最近多次表达了我认为是真诚的愿望：不希望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分裂”。我本来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对符号学朋友们试图澄清：究竟是谁在“搞分裂”？如果没有外语界的该二级语言符号学学会在首届论坛上的片面宣布，将（旨在参与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界跨学科合作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之下一届研讨会，纳入该会年会体制内举行，怎么会有所谓“分裂”之辨呢？如果该会不是在我们宣布了贵阳论坛时间后突然宣布他们的同类会议（况且他们也都是我们论坛的志愿者成员）将在贵阳论坛之前3周召开；如果不是该会进而将该会议（本来是他们自己学会内的“高级学者”间的少数人聚会，如张杰先生对我解释的）突然扩大为欢迎一切人参加（主要是向贵阳论坛参加者补发出新的邀请函〔却特别未向我发出邀请函〕，明显意在“扰乱”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二届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参加，我们会这么急于辩论谁是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及中国符号学的分裂者吗？但是在我今日对“第二阶段”概念有了明确突破性认知后，突然觉得可以不把这类我原先判断为“分裂性”动作的活动看作“恶性分裂性”的了。它可能含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是，在我们符号学以及符号学论坛成员间一些人的确觉得他们自己最具有“符号学资格”，即他们满足于自己二十年来的符号学实践方式，即通俗性、介绍性的学术形态，以及可能进而包括未来准备将此等符号学知识运用于社会、文化、传媒等应用性符号学领域的学术实践。换言之，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符号学活动方式可以在今日文化学术商业化时代，产生并已经产生更大的学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力”（学术‘效果’决定论），因此要以其“量”来掩盖我们所说的的“质”。但是，我们现在是否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诉求的合理性一面呢？因为他们坚持用自己的属于“第一阶段”的符号学定义（加上一些西方符号学、特别是美国符号学界的榜样支持）来从事符号学（他们会说：“我们的符号学类型才是真正的符号学！”）。这就是说，他们打算在此理论通俗化水平上，借助于商业化时代文化市场广告操作术，来进行他们的符号学活动，而没有兴趣参加“第二阶段”的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提升活动，因此也没有兴趣和各学科学者平等合作。（他们当然乐意于从各学科“拉出”也打算在该通俗化水平上参加他们主导的那种文化符号学实践方式的师生们）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公正地调整对这样一类不按照中国符号学论坛精神实行的符号学活动。一个或许应该予以宽谅的理由是：我们社会文化界的确也需要这类通俗“文化符号学”活动；我们没有必要期待一切符号学学者都参加“第二阶段”的、国际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新世纪的人类人文科学革新目标上的“新符号学”实践！在此意义上，以前所谓的“分裂说”就不准确了，而应将其看作是一种“分工”或“分流”的态度和倾向表现。也就是，中国符号学从现在起，逻辑上有必要分为两大分支。前述第一、第二阶段，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第一型”符号学（大致按照西方一般文化符号学流行）和“第二型”符号学（跨学科的、主要是中国人文科学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双维性新符号学实践）。但是，我们说“中国符号学”的或“中国符号学论坛”的第二阶段或“第二期”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创立这个论坛就是为了推进跨学科符号学实践。我们不必特别（像我此前那样）“扣字眼”，指责他们不遵守论坛精神。我们应该允许他们的“行为表达方式”的欠妥当性，以及他们的职业本位主义的特有境界和风格。我们应该看到，在今日学界环境和气氛下，这样的事情（由职业本位利己主义主导的学术方向、方式）并非个别现象，我们不需要特别对他们过于挑剔。特别是在认识到今日国内外符号学正在实现着这样的符号学分工倾向时，我们反而应该欢迎他们继续进行这类通俗性符号学活动。（虽然我们不欢迎他们反过来阻碍第二阶段符号学的发展）。不过，对于他们因不理解我们的革新符号学目标而产生“竟争求胜”心态，是否也应该予以“宽谅”呢？如果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们一些人的精神境界抱过高的期待的话？如果这么多的人都在孜孜于追求本身学术利己主义目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一些符号学界人士一定要有较高的学术行为风格呢？

3。狭义“中国符号学”的意义再澄清

“中国符号学”这个词可以泛指“中国的任何符号学学术”，但也可专指以上“第二型”意义上的“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化提升的方法论工具之一的双维性符号学实践”。在此，让我进一步澄清我本人的一种不妨称之为“解释学偏见”的主张，这个“偏见”是相对于当前西方符号学主流型态而论的。即，我们应该同时也用“符号学”这个标称指示某种更重要的、更复杂的、更困难的学术思想目标：即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理论化提升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首先对立于今日国际上把符号学当作职业化、商业市场化竟争的功利主义工具）之所以称之为首先产生于我个人的“解释学偏见”，因为我本人36年前根本上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而从事符号学研究和推广的，因此并不是被动地跟随当前西方学术思想界流行的结果。（这是我本人在许多方面与两岸四地中国留学生和西方任教者在态度和方向上多有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不是因为在国外环境里、受国外学术体制内的训练和在受国外文化环境气氛影响下而从事西学理论研究的）因此，今天发生的有关范畴性理解“顿悟”其实是几十年来学术思想实践之“水到渠成”的结果；虽然此个人性体悟是显然关系到集体性学术方向、方式的优化选择的根本性问题的。

在此再次简单说明一下此一学术立场的背景，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此一“解释学偏见”的理由何在。我能够于1977年在北图对“新知新学”快速检视中迅速选择出符号学的学术大方向，是因为其前整20年本人在现代西方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在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对比性体验中，已经获得了相关的理论性思考经验。（1959年的起始方向即是分析哲学的实证主义方向）所以本人最初的（1977年开始）的符号学选择是在长期现代西方哲学和中西人文学术研习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今日本人的跨文化的中国符号学观念是五十多年来连贯性学术思想实践的产物）。实际上，1977年开始的七十年代末这最初三两年里，本人同时确立的认识论方向是符号学作为其“一角”的一个“三角形”：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为什么要同时选择三个学术方向？因为本人从来没有经受过中外教育制度以其专科化的规定限制我的求知方向，所以我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论兴趣本身来进行选择的。我当时就知道必须沿此“理论三角形”同时行进（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极少有人持类似的“跨学派”方法论立场），三角形各“角”之内的学术思想才能“辩证地”相得益彰。这是为什么呢？按照今日的说法，这正是出于本人对人文科学理论整体化革新之关切。因此，今日我们说的新符号学应该通过在学科内与其他理论方法互动来加以实行，即可以用此“理论三角形”模型的比喻来简化地表示：人文科学理论内适切的“跨理论实践”之必要性。换言之，符号学应该与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成果和各种理论型态全面“互动”，这样才能获得其重要的学术革新实践过程中的积极成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提升之全体，符号学不过是其认识论、方法论工具之一而已。“符号学”不应该只满足于成为文化研究中的形式化分析，而应该也包括或更加包括（对于中国人文科学各科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参与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的现代化发展。顺便指出，上述“理论三角形”模型的每一“角”，除符号学外，还有现象学和解释学，在过去35年里它们也都有幸分别成为了新时期中国西学理论界的“显学”之一。也许在此符号学的“第二阶段”中，此三学在任何人文学科领域内都也会出现进一步的“视界融合”？即像我自己一直实行的那样，在各人文学科理论领域中，成为“三学统一互动”的“认识论-方法论综合系统”？我想特别在此指出：此“三学系统”，实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革新发展中，来自现代西方主流理论界的最重要、最适切的认识论-方法论工具系统。其重要性和适用性远远超过迄今为止由国际汉学、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哲学所使用的任何其他方法论工具。因此我在此可明确宣称，此一第二阶段的中国符号学努力，比上述西方职业化比较文化学术研究系统的“理论生产力”，至少是‘理论生产潜力’，不知道大多少倍了！

因此，最后让我们说，在中国人文科学通过其现代化提升后可进一步对今日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积极贡献的大视野前，符号学不应该仅只是满足于成为通俗化的、可获得商业化时代学术文化市场内“流通价值” 一时性较大的的某种 “形式化游戏”！它应该同时也勇于承担世界与中国之人文科学科学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革新任务！

（2013，6，4，赴旧金山领馆办签证旅途中有感，返家后决即立草此文，以有助于进一步阐发符号学理念，并拟于今夜发出〔尽管严格来说，本文中运用的一些新概念工具，日后还颇有待于进一步蠡清〕，文词条理方面不及进一步改善，读者祈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