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符号学研究方式问题

——贵阳论坛随想-1

李幼蒸

从前几天偶然写出电影符号学随感后，我才意识到是不是也应在7月贵阳论坛之前写些类似的“随感”？正像我在去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前预先所写的一系列相关文章那样？当然，时间有限，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详细论述，但写些短小篇幅的“杂谈”及回忆或许仍然是有意义的。不仅对于阐发什么叫“昆曲符号学”有所助益，而且考虑到不可能在论坛本身进行详细交流的事实，也是一种预先的“意见补充”。从主观角度说，预先写作的冲动和事后写作的冲动也是不一样的。南京大会之后，一个长达6年（不，也许是长达8年，即应该从2004年北京社科院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算起，我和南师大外院的关系正是开始于那次北京会议的）准备的“精神担子”立即卸下，一段时期的努力即此结束了。我甚至于预先就明确意识到大会结束，我的主要工作就要完全脱离这个圈子了。又偏偏会前伤足不能成行，岂非正是告别“中国符号学界”之时？最后决定成行的几日中，激烈摇摆于二种对立选择之间：此地西医警告的“如不静养，可能遗患终生”和国内友人转告中医观点：如果注意，不一定不能旅行。本来这对于一向只信西医的我，合理选择应该是明确的。但我却最后突然做了“不合理的”选择。而更加不合理的是，在仓促订票后准备动身的最后几天，不是继续卧床，而是似乎“毫无必要地”和南京大会主持人卷入关于一个细微末节的争执中：大会演出招待应该是昆曲，而不是民乐。此意虽然已提出了好几年，但既然主持人已定，必有其适当的考虑，反正只是一次演出，老外又确实不会多么欣赏，为什么非得这么坚持呢？

如前文所述，最后安排昆曲演出了，我也到会了。由于到会，我才知道自己的“符号学责任”还没有结束；也完全因为到会，我才得以突然再逢贵阳“又一村”。一个真正多元的、多学科共举的中国符号学论坛才得以独立延存于另一年。即让我们再有一年的实验期，看看能不能在中国学界摆脱业界分隔意识，再向前迈出一步？

好，现在进入本题。那么，我就那么爱好昆曲，对昆曲就有那么大的“关切”吗？自然，正像在电影学界一样，就职业界别来说，什么关系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应该再继续谈谈所谓昆曲符号学的意义和方向问题。对此我已经写过简单的相关论述（除网刊外，可见西北师大《丝绸之路》）。现在主要从昆曲和符号学的“可能关联性”来再补谈一二。

南京大会后，我突然收到苏州科技大学院影视动画系主任邵斌老师来信，告知他自己正是研究昆曲理论和昆曲符号学的。接信后真是十分欣喜。而且重要的是了解到邵先生正是先注意到电影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后才将其结合到自己的专业上来的（也才知道其夫人正随同苏州大学昆曲艺术老师研习）。等到进一步通信还得悉邵先生还是从苏州地区学术文化史的广度来看待此一具开创性的学术工作的。我们通信中还提到共同敬佩的苏州地区大学者顾颉刚先生。邵先生随后发我一套昆曲录像资料。我并向他介绍了我的有关昆曲的结构研究的旧文。

在我就南京大会昆曲演出所写的随感上贴后，曾收到台湾前清华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宋文理老师的一封长信。宋先生对我文主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态度认真恳切，不仅主题涉及相关方面的认知问题，也与两岸不同的“学术语境”有关系。尽管这样复杂的课题不是通信能谈清楚的，我还是做了暂时性答复。本文也是我与宋先生继续交流的一部分。顺便指出，宋先生的夫人、我们的论坛前成员刘纪蕙教授，正是我于1996年访台时的名义邀请人（该次访问据悉由若干私人出资，为使得邀请较比正规，故商请时任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刘老师出具邀请函，以方便于台湾入境处批准。同时我那一年也恰是担任辅仁大学国际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一年期满之时，遂也趁便将承担研究课题成果呈报中心）。在我离台前曾和刘主任谈到未来可能来系短期任教的可能性。在谈到可能的题目时，我也提到过昆曲。她很感兴趣，并顺便问我是否也研究昆曲音乐。我坦告对此几无所知。实际上对于任何乐理都一窍不通。那你又研究什么昆曲呢？的确，我并非真有资格“研究昆曲”。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涉及到什么叫“符号学角度”的昆曲研究问题了，它相关于“研究的层次和类别”，“艺术人类学”，“比较艺术类型”，“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等一系列相关的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问题。所有这些方面也都与宋先生对我的昆曲研究观点质疑方面有联系。

宋先生的长信中尤其对昆曲艺术的时代性抱相当乐观的态度，告知我大陆昆剧团来台演出的盛况。自然，我们没有谈起却都会意识到的是白先勇先生的“改良牡丹亭”在两岸四地大获成功的情况。如是，怎么能够对昆曲持“杞人忧天”的态度呢？殊不知，问题正在这里。我和宋先生的差异，很多方面是观察、议论的角度和方面上的差异。这个观察思考的差异性应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80年代中在应邀为波裔美籍泰米尼茨卡编辑的《英加登现象学美学》专辑写文时，最后选定的题目就是文学现象学和昆曲结构的比较分析。为什么？这是否表明我是多么重视昆曲呢？（如果提一下我曾于80年代购买到10卷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以及众多现代学者的研究作品，读者会至少相信我的确是重视此一研究的。虽然此生绝对不可能实现相关研究愿望了）。我想通过该文把昆曲的结构美学方面提示一二。但此一选题还有一个实际方面的关切：昆曲今日之命运问题？。昆曲能不能“改革”？我作为“戏曲学界”之外行（正如作为电影学界之外行）提出和昆曲专家们相反的看法：不能改革！一改就是昆曲的末日到来。这首先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可是戏曲界，昆曲界，谁又从这个角度谈问题呢？一方面他们更“懂得”怎么唱作念打，而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懂得如何从现代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东西艺术文化关系、艺术心理学等等角度进行“跨学科地”科学思考。结果呢？他们都是实用主义地处理着这个问题：如何通过一定的宣传达到一时的轰动效应，如何增加一些票房价值，如何引发老外的“异国情调”兴趣，如何对两岸四地青年宣传民族历史认同感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急功近利于一时的作为和态度。难道昆曲艺术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提高票房价值”的问题吗？“如何引起人们重视和提高昆曲社会地位”的问题吗？80年代时我就知道不仅我这样的圈外人对此毫无发言权，就是文艺界的大老们要表达什么不同的意见也是没人听的。大家关心的都是实践性方面。可是却另有一个严重的现实性迫切问题存在着：昆曲不同于物质性文物可以长期保存，而是其“存在”完全依附于“合格演员”的存在。昆曲的当务之急还不是什么票房价值问题，而是能否保全的问题？不是有专门机构处理吗？现在，古典戏曲学者们仍然在坚持传统和现代化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延存着。如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昆曲就有进一步失去其“含金量”的可能性。容我在此试言：正是符号学一类现代化的精细思维方式才能够“观察到”昆曲艺术的肌理（用显微镜才能看清蝴蝶翅膀的肌理）。不仅昆曲，中国古典文艺都是如此。中国文艺思想学术界的大问题是一个比西方复杂得多的“辩证法问题”：一手要全力保持古典作品的“原貌”，一手要积极准备现代化的研究工具；换言之，“作品”对象要越“原始”越好，研究古典作品的现代工具则要越“科学”越好（注意：有时对于特定领域反而是古典的比现代的“更适合于现代”，甚至于更“科学”，而反过来一些“现代的”则可能并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文学界、史学界内一些学者始终搞不清这二者间的区别。（如我早先指出过的：易经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研究易经的方法则必须是现代科学的。然而海内外大批易经学者终生都把二者搞在一起：用易经本身研究易经本身！以至于现代易经学专家们会告诉我们：早在二十年代人们就在西学初入之时大谈国粹，易经更成了国宝以至于被说成有万能之效，卒至于达到“满嘴跑火车”地步。这个调侃语是某位易经学者讲的，我一直觉得很风趣。如果用今日得口头语说就是“大忽悠”了。我们符号学研究界，也要警惕“易经大忽悠”！）

如果一般古典文艺如此，昆曲就更加如此。因为其存在的“载体是人”。不是任何人，是掌握唱做念打技术的人。不是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表演艺术，而必须是忠实于传承的。为什么？今人再有天赋也不可能在同一艺术标准上“超过过去”。这不是一个胡乱争强斗胜的问题，而是一个典型人类文化学问题：演员的技艺是相对于文化环境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古典文艺环境已逝，不可能再凭个人天分“自然地”发明创造了！如果你们硬是只在业界圈子里按照自定标准改革传统技法，品评得失，这是靠得住的吗？一个今日同样误导人的似是而非观念是：群众接守受就证明改得好。电脑时代的群众有这个感受力和判断力吗？演员的艺术创造力只能在一定的技术性范围内起作用，对于相关而扩大的美学性、社会性、文化性问题，他们能够处理吗？

这就到了我们说的“昆曲符号学”概念的核心问题了。昆曲的“神髓”就是它的多元化技巧的静态和动态结构本身。其数百年的传承历史就是其形成的土壤（而别忘了：这片历史土壤已然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技巧集合不是任意发明的结果，而是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历史自然产物。同理，今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宋明文人画的“传承者”，因为文人画不仅是一个所谓造型美术的问题，而是古典文人精神的自然表现。今天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当然不可能使古典精神凭空再生。画家只能临摩和发展（因为“绘画”是一个大分类范畴，古画为其一类而已，故“创新”就是古今元素的再组编。“昆曲”是一个特定艺术品类别，自身构成一个高度完整的“多元时空构成艺术品”，不容分拆。如将其个别元素抽离并与其他戏曲戏剧因素组编在一起，当然就不再是“昆曲型态”了）。但是古画可以保存！这就是区别。昆曲不能自然地保存。这才是我们要提醒特殊关注的一个理由所在。不是任意技艺性拼合，而是具高度内在统一性的“文化人类学艺术品”。我称之为中国文艺史上最伟大的品类之一。为什么？这应该在整个中国文艺史全体内部来考察。因为中国文艺是抒情性文艺，抒情诗类文艺，其形态的“小品性”（诗歌，散文，绘画，书法，园林），凝聚为昆曲的“折子戏”（情境小品）。此一定义首先就“降低”了来自西方的“戏剧性”的刻板价值。即不能用西方的戏剧性观念来衡量昆曲的价值。因此昆曲这个泛称不宜于划归为戏剧类（“昆剧”是昆曲艺术的一个重要发展，而其发展价值并不在于其剧情的复杂化，而在于通过剧情复杂化而带来的抒情情境的丰富化：清唱因“进化”为昆剧而强化了与“舞蹈”〔作〕和“诗歌”的相关性，而最后“落实”在简单化的主要“折子”单元上：即表演艺术类的“小品化”）。我希望南京大会上的西方与会者见识昆曲，就是首先让他们辨析昆曲的“本质”并非戏剧性（老一辈人，以及苏州人会记得五十年代当初苏联专家对《十五贯》的肯定，大家如获圣旨般雀跃：连苏联戏剧专家都对昆曲予以肯定了。其实他们哪里有资格判断昆曲的美学问题。同理，今日联合国教科文呢？）

什么叫“研究”昆曲美学？我们不谈表演性、音乐性等纯粹技艺性研习，那是演员们的专长。我们要把昆曲作为综合性艺术形态以及其他“抒情小品”艺术间的美感元素间的“多元因果和作用关系”先搞清楚。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抒情性”与“戏剧性”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因此首先就不应着眼于通俗化地以为可以通过改变古典剧情，以使其可容易被青年欣赏为目的）谁还会去通过看昆曲去感悟“故事情节”呢？（昆曲史研究者要深刻体会当初深好南曲的“士大夫”们之所以视清唱为高雅、视多有动作情结的北曲为通俗的看法中含有的“积极意涵”：声乐部分的压倒一切的至高性，这也就是戏剧因素具次要地位的同义语。至于昆曲的确是在南北曲结合后才进一步丰富发展的事实，则须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和判断）今人研究昆曲美学，就如研究电影美学一样，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相当地扩大比较范围，要相当地“跨学科”。研究了昆曲艺术的肌理，就须同时研究其他相关门类文艺。之所以说此类纯粹古典艺术类型反而特别适合于用现代方法论加以处理，正因为古典文艺，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结构主义表现，其“存在论形态”即是“技艺系统”本身。而技艺系统的结构关系和功能关系如此复杂，正须以现代化方法作为显微镜和解剖刀来加以更有效地处理。

虽然可以用矿源材料和矿山机械和矿石冶炼在此做譬，但是东方古典文艺和西方现代方法之间的关系却要远为复杂了。单方面掌握了开矿科技知识，到哪里都可“照用无误”，何况材料本身就是矿石科学的一部分。二者是统一的。中国古典文艺的现代化研究则远非如此简单。基本上每个研究人员都得有两套工夫,而且得先用两套不同的方法来掌握两方面知识和修养，然后才能考虑“有机汇通”（东方vs西方；古典vs现代；直观vs分析；艺术vs科学）问题。对于古典文艺符号学研究尤其如此。

到此，我可以再强调一次，为什么反对宣传“符号学万事通”。因为这会严重影响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基础和方向！基础扎实和方向正确，比一时性的影响力要重要的太多了。任何以为只要掌握一本“什么是符号学”小册子就可以“包吃包用”的心态等于完全误解了“符号学”。我在南京大会以后对此问题进一步思考后，在最近给semiotica的新文中更进一步提到，我们最好把“符号学”当作一个思维大方向的泛称，不能再像六十年代那样将符号学当作《几何学入门》一类方法论手册。（因此也就绝对不是什么“记号思想史”这类简单化的观念）的确，我经常推荐人们把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当作“入门书”。但是，为什么我这么重视他的非理论化的符号学思想？正因为在他那是文学思考的自然演变结果。在那本几万字小册子的背后是百倍不止的对传统文艺思想的修养和体认！今日谈到某某部门符号学，意思是围绕着这两个类别范畴（如“昆曲”和“符号学”）聚集的大量历史和理论的知识储备。提出这样一个“学科”名称，无非是提示你如何为一个有重大思想激发力的“跨学科方法论组合系统”而兴奋，从而建立一个包含有“战备”、“战役”、“战略”诸层面的长远性系统的大计划。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以为掌握一些新颖名词就算是搞这门那门符号学了，这不是夸夸其谈是什么？

但是符号学能够让你在研习古典时选择与古人有同有异的方面。首先要明确“角色”身份：你不再是“作者”，而是“研究者”了。但你必须努力像古人一样（甚至于在某层次上“一模一样”）“进入”作品（在此阶段不可用分析态度了；要学习“originally”原汁原味地赏阅古典作品）。如果你忽略这些不同的阶段和步骤，就会如今日国外文艺理论界那种唯理论化偏向一样，导至“以空谈空”的流弊。昆曲符号学学科要求研究者从古典作品和现代方法两个角度分别切入。此一科研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实用性问题：如何使其继续繁荣昌盛？而是首先要认识其多方面的意涵、作用和价值。并可在有余力时再扩及旁科。

60年代初虽然时值“三年”及其后，北京西单剧场作为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地，还不时有折子戏演出，白云生等老一辈也不时出场。因家居不远我偶尔也会作为场内极少数观众之一去观赏。特别是在有舍妹演出节目时。记得一次在场观众中竟然有一对法国男女留学生在座。散场往外走时，正在自学外语的我，对两位外国青年用生涩英文练习着说：“台上某女主角是舍妹。”他们听到后表示惊讶和祝贺。我看到自己说的英文人家能够听懂（那次很可能是我平生第一次与老外直接对的一句话），并因与老外对此一古典艺术有一段共同“分享”时刻而感到高兴，但对方正准备再谈些什么关于昆曲的事时，我却匆匆快行一步离去。那时的我如再多谈，接下来自然是“难以为继”，而直接“快闪”的理由却并非在此，而是怕在公共场合和外国人交谈会“惹麻烦”，这是大家那时都知道的“自律”。家兄也雅好昆曲，“自学成才”，唱小生，会吹笛，是俞平伯先生的“昆曲研习社”成员。兄妹两人长在家中吹唱。我在居德时也分别介绍过他们到国外参加了昆曲学术活动，并曾企图为他们联系较正规的合作研习项目，却最终惜未成功。

1988年到德不久在预定去瑞士访问的计划中，增加了参加当年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想法。那时虽然每月有两千马克，但夫妻两人在国外（还须节约以便在美读书女ㄦ来德探亲之用）花用自然非常紧张，所以任何“外出”学术活动都须先申请主办方资助才能与会。为此我曾寄去前述“现象学文学结构和昆曲结构的比较研究”一文（此文后发表于前述英加登专辑集和semiotica，后自译为中文，收入《结构与意义》），不想慕尼黑大学主办方看后决定支持我的在地全额资助（就如1982年刚到普林斯顿两三周知悉多伦多国际结构主义符号学夏季研讨会后以快递寄出的《结构主义》译书，从而获得全额在地招待一样。那次与会开始了我其后与国际符号学长达30年的交往关系）。那时也正是我有兴趣提倡中国文史传统和西方现代理论对话时期，自然把这类交流看得较比重要。

虽然我主张每个比较学者都应该从两个侧面进行任何跨学科的“部门符号学”研究准备，但此类研究最好同时争取不同专业人士的合作。特别是昆曲符号学研究。例如，如果我还有可能（当然不可能）选择这个题目，我会把相关乐理部分和表演技巧部分，列出专题请专家或演员回答（算是合作研究）。而作为“符号学分析者”则特别注意“广义介面”内的肌理和机制分析问题。我在读前述《集成》时所侧重的就是一切关于唱作技巧方面的经验谈（可惜该文集中这方面值得一读的材料还并不多），而并不关心任何剧情和名家逸事部分。所有这些相关于技巧描述部分，其实都是和其他门类文艺彼此相通的，特别是与最大的、也是最伟大的抒情性类别“诗词传统”的美学肌理问题。

在前述比较英加登（Ingarden）的“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昆曲的结构异同时，对于昆曲，我自认为属于本人的一个独立观察之处（完全可能个人孤陋寡闻而不知已有类似主张，希读者不吝指出）：降低其戏剧性、故事性重要性（这样才突显了抒情性并有助于纠正改良昆曲意念人的误解）。对于英加登的哲学和美学看法，我和西方人不同的观点是：他前期的作品结构分析非常富有启发性，但晚期的泛美学质素论则堕入机械主义。一方面这是因为他留居波兰，脱离了战后西欧结构主义运动思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西方形上学本位主义禁锢，使其晚年并无创造性地（在当时的波兰当然算是最具有思想性的学者了。正如捷克的帕托奇卡的位置一样）企图将质素结构主义和本体论探讨结合，等于是两失之。我在近年来研究胡塞尔晚年思想时不时遇到二三十年代英加登和胡塞尔的密切交往、交谈的材料。对于作为胡塞尔哥廷根时期少数杰出弟子之一，他也属于“不解”或“反”胡塞尔唯心主义的早期现象学派。他一直认为胡塞尔陷入了“唯我论”是一个错误。我于此更加意识到“中期”胡塞尔是多么出类拔萃，学生中无一可与相提并论者。英加登的美学认识论错误，却不妨碍他在结构分析方法论方面的技术性成就。我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把两种不同的“结构主义”倾向加以对比的，并认识到中国古典文艺的现代化研究，首先应该深化、细化对作品的构成和功能的描述性研究。但是研究者永远不要忘记“两条腿走路”：即前述应该按照两套不同的进径切入作品。

记得是在1987年译完《纯粹现象学通论》后才有时间承担英加登专辑约稿的，也才有时间集中看了一批与古典文艺理论有关的研究作品（同时也以此次集中研读作为即将赴德担任“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料分类概述”研究的准备之一。该英文稿见《符号学手册》和国内网文）。之后不久，于1988年初在京津符号学座谈会上我遂对“中国古典符号学”观念丰富了其轮廓认知。那时还在会上散发了我译波斯纳为他与西比奥克主编的3卷本《符号学手册》写的总序，向与会人士（包括时在贝克莱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生部读书的赵毅衡先生所邀集的杨周翰、乐黛云等北大外语系、中文系名流，以及周礼全、倪鼎夫等逻辑学界领导，还有语言所赵世开和文学所副所长等各界专家和领导等约百人）展示了当代符号学的工作领域。不想半年后又在慕尼黑会上再遇杨周翰等国内代表团。我曾在会间与杨周翰先生谈到国际符号学学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兴趣，记得他马上对我说：“他们应该找我们来呀！”一派专家口吻！什么专家呢？老一代西学者是基本上属于“前理论化时期”的。什么是符号学意识？相关于在具体和抽象之间介面上运思者！这就是新思维！而认知科学等与此毫无关系。整个80年代及去国前两次参会经历（1987深圳大学的“首次”解释学研讨会和1988的“首次”符号学聚会）使我深切认知到国内人文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文革之前的水平上，而学人中却多的是缓于追补而急于奔竞者。如是，他们能够面对强大西方人文学界特别是其理论界吗？1988年初，那时我们离开“文革”刚10年。我们的老教授们，自我1978年进哲学所后不久就知道他们的学业耽误何止是文革十年。新知新学理论和他们那一代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关系了。

2013，4，21

（后记：在前天有意写此随感系列后，却突然发现长久未用的个人网站英文部后台被不知来源的木马程式侵入，数百条文件充塞进栏目里。作为电脑盲的我只有到处电邮电话求救，生活程序大乱，直到今晨委托的技术人员还未修复。然而想到前日想到的试写贵阳论坛随感系列的计划，还是应该照旧进行。今日遂草成此文，不及修饰，记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