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建议组织“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理论”圆桌会议

    —从齐隆壬先生新著谈起

              李幼蒸

关于电影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性无需赘敍。本人在参与筹备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及目前参与筹备贵阳符号学论坛过程中对此多有建言。今收到台湾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齐隆壬老师寄来的赠书《电影符号学：从古典到数位时代》（2013），匆匆翻阅后，对于本人了解两岸电影符号学的情况大有助益（本书不仅系统地谈到电影符号学理论知识，而且作为台湾学者而难得的大量介绍了大陆电影学界的发展），并因此进一步促使我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在7月份的贵阳论坛上组织一个“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理论”圆桌会议的问题。也就是，是否先由有意愿届时前往贵阳参会的电影学者们主动考虑一下是否有条件组织这样一个聚会？

在筹备南京大会时可以说我们几乎差一点就可能独立组织这样一个关于电影理论的国际性会议。因为实际上国内外颇多电影学者有此聚会意愿，但纯粹因为会议资金问题不备，也就搁置下来。我不得不再次提到《电影艺术》主编吴冠平先生其实几年前就曾在通信中积极思考此类聚会问题。除齐隆壬老师表示要参加论坛会议外，不久前我还得到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老师电邮告愿意参加会议。至于该院王志敏老师退休后现任教于重庆，一直继续积极于电影理论研究。上海大学电影系以曲春景主任为首的影视艺术系的理论科研队伍也正在发展中。我认识的一些青年老师、学生中也多有对电影符号学有兴趣者。所以我们并不缺乏对研究电影符号学有兴趣的学人。当然，和其他领域一样，对电影符号学有兴趣和沿此方向做认真研究是两回事。那么为什么特别要提出电影符号学来呢？作为非电影学者，我恰好可趁此机会就此问题举一反三地再谈一下。因为，我个人对此问题“从旁推动”，不是从“业界”角度提出的，而是从“跨业界”角度提出的。正像一切部门符号学领域一样，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符号学”的重要性都是需要在扩大的领域内理解的。否则，这个符号学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今日无论从国内还是在国外，符号学活动都是在“泛职业化大潮”影响下变得或者是过于技术化（国外）或者过于随意化（国内）。我们今日推动符号学，如果就是为了把今日业界的职业化工作加以推广的话，那就恰恰会导致学术的平庸化发展。特别是在职业竞争化冲击下，人们通过拉帮结派（国外也一样）把本派选择的任何一种“符号学学术类型”都加以“正统化”、“权威化”，并刻意加以宣传推广。那么其“真实目标”是什么呢？你以为是学术价值（或“真理”）吗？不是！而是:任何一种学派“知名度量值”的提升！如果我们不能区别这两件事，我们搞什么符号学？我一再说，海外谁要说自己是“符号学家”，人们第一个印象就是：‘万金油家’或“理论忽悠家”。“群众”（广大学生、读者）能够识别吗？当然很难。也因为我们几十年来突然从几千年的传统理论方式突然落入结构主义运动后的“现代理论时期”，理论本身在迅速变动中，青年人虽然知识未备，但与几十年前老一辈相比，普遍比他们更对现代化理论形式有兴趣。但是这个对形式本身的初步兴趣和能够判断理论实体的质量，期间相差还很远。所以今日的理论误导性，正在于此。你如果没有相关学科深入了解而单只模仿什么“理论话语”，就极易形成华而不实的后果和学风。此时，从事新颖理论方向者的实质性学术收获，可能还不如老一辈了。我们今日倡导新知新学时要不要关注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只想着拉帮结派，争名夺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们只想着眼前的“功利主义得失”，能够照顾到未来发展和未来民族学术的真实提升吗？我们如果不注重基础和方向问题，只是一味地用夸张语言‘对上’‘对外’进行“学术宣传”，这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今日我们推动符号学首先就是要关注如何认识符号学的基础和方向的问题！

电影理论之所以是一个恰当的符号学领域，正因为它具有跨学科的典型性。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研究”过电影理论，却会在1977年底开始介绍电影符号学？这只是因为我的“多学科涉猎”提供了一个应时的方便性。可是，就在我进行此工作时，却突然引出其后一系列针对“跨学科”的“拦路虎”，特别是来自电影学界和美学界的权威们。为什么？他们“不服气”，为什么我们这些毕生的专家们搞不了的东西，会由你这个与电影学术毫无关系的人来承担？为了劝说“电影专家”将其所约稿件“放行”，起初我是绝对“谦恭地”解释着：今日电影理论的跨学科性，以及各种“专家”的偏科性，因此要有在同一名目下的跨学科活动中容忍自己不熟悉的其他角度的论述，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以为“电影研究”只有一种（而他会认为自己是此界的“权威”或“专家”）。同理，哲学美学界素来以为自己是人文学术内一切学科艺术理论的“最高水平”表现（那时美国美学界也是这么看的），怎么会突然冒出什么符号学美学？我又是要费尽口舌，在和权威们最后不得不“对抗”之前做足了“先礼”的功夫。直到最后无奈才不得不“摊牌”。为什么各个领域内都这样？我的1977年译完后即由杜先生推荐到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书《结构主义》，也是先交由外文所一位才子专家（既精通英诗又颇知现代数学）审阅。不料他将10万字的稿子压了半年没消息，幸好总编高菘知是杜老推荐所以告诉了我审阅者名字。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客气的信，说“我们是否可以一同商榷一下译文？”他接信后遂马上将稿子退回商务了。这样我们才在1980年看到此书。（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读者们刚从文革走出，他们会怎么读这本我从二三十部结构主义概论书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这本小册子？其实如果不是同时了解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现象学、解释学，就不会把握其启示性含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们更容易接受皮亚杰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的缘故。）不仅是外国文学专家，就是英美派文学理论家也不容易理解文艺符号学（钱钟书先生当然不懂）。可是如果社会上就是喜欢在一个大学术范畴上（哲学，文学，历史）”排交椅”，“定权威“，这就成了阻碍跨学科学术发展的阻力！（所以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大呼“权威可怕”了）。再举一例，拙译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是七十年代末交稿的，后来按照作者的要求从法文原著细校一遍。责编因此非要求由法文专家审校才可。可是这位当时语言学院法语系专家在试校了几十页后送回先看可否。我一看，真是“怒气冲天”！不仅是这位法文专家根本不懂人类学、哲学，不善理论思维，而且“不可原谅的是”竟然出现大量法文词法错误。（我虽欠缺法语训练，但我遇到任何不确定处必定细查词典）我于是立即要求商务终止对此稿的任何复校工作，将一切改动恢复原状，就按照我的原稿发排。当时的伍主任看到我的“驳回文字”后，觉得有理，遂当机立断，终止了对此稿的任何再处理。（尽管如此，此稿足足拖了六、七年才面世）。这个例子说明：外国理论翻译和外国小说翻译不同，根本与是不是外语系毕业没关系。同理，九十年代以来这么多理论翻译都是由外语界人翻译的，其中的问题，更是直接相关于今日我们的符号学译介问题：能不能让会英文或粗通英文的年轻人就这么“硬译”？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是看对广大读者的影响如何，但是主事者主要考虑的是“政绩”问题。（我们人文学术界就没有一个政绩问题？）

那么是不是非得跟外语界“过不去”呢？不，根本也不是外语界问题。南开法语教授张智庭先生新译长达700页的‘符号学分类文选’，要我推荐申请出版津贴。张先生于1988年初就参加过京津符号学讨论会，记得那时他在会上说过“符号学就是指法国符号学”，意思大概是说唯有法国符号学才最重要。此语一定遭到不少与会者反感，但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内行”。此后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文艺理论书。我还邀请他参加了人大出版社编译的《罗兰巴尔特文集》。在此次写推荐信之前我就在信中与他讨论“外语系和理论翻译”问题，他竟明确答复说，他认为人文理论只能来自“自学”！即，没有此自学过程，单是一个专业训练是不行的。今日更是如此。为什么？又是“跨学科”问题。大学主修只是一科两科，而新知新学大多涉及多方面。所以任何搞跨学科理论（符号学是其典型）的人都需要进行“自学”。不仅如此，而且要长期自学。张先生的符号学实践已近三十年，都是“自学”的结果，当初的法语专业训练不过是一个工具性起步，而今日这么多人仅打算凭自己的外语专业资格就搞外国理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你的大学级别多高，打算仅以你的外语专业地位来“充当”外国人文科学理论问题的“权威性基地”（甚至于以此基地设立“理论翻译评比奖”，以同样玩弄什么“不会理论翻译的人”要比会翻译的人在翻译能力上更高一筹！怎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专喜欢“占便宜”？），都是非常外行的说法！不幸今日还是有这么多出版社为了抢快以为凡是会外语的，就能搞翻译。（而这对于不大会外语的其他文科师生来说，还可能真地难以体会其中的区别）凡此种种“抢快行为”、“宣扬政绩”行为，表面上也有助于扩大新知新学知名度，但其长期副作用则远大于眼前的“宣传效果”所带来的蝇头小利。

电影符号学的新颖性和启示性固然体现在跨学科方面，但是它还具有另一种“跨学科的启示性”：同一个“电影理论”和“电影符号学”，你方向正确就朝着正向发展，但如方向不正确，就正好朝着负向发展。我们看重电影理论或电影符号学的，是将其作为“讨论基地”，不是作为推广或宣传“当前不景气的电影理论业的职业性价值”。（这却正是今日国外业界的主要集会目的所在）因此，我希望电影理论界的朋友们也能够在当前“业界关切话题”之外，也关注于相关于“电影理论”、却远不限于“电影理论界话题”的、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领域。正是对于此扩大的电影理论讨论，适合于在我们的符号学论坛上进行。从而可在电影学界和一般理论界及他学科理论界形成有深度意义的双向对话。同理，目的不是通过有限次讨论就提升多少知识，而是大家先提升和扩大相关认知的“认识论水平”或“理论态度”，也就是先在根本性学术理论认知上提升眼界和思维层次。请想一下，这样对专业人士是不是也有好处？我们非得只是“务实地”限于和目前教学有关的问题吗？我们就不能对自己的治学和求知要求再“拔高一级”吗？不说别的，就是对于在具体专业内这也是有助于更适切地为自己的课题定位的。

可是我推荐电影学界师生参加此扩大的跨学科会议还有在初步程度上引生另一层“示范”作用的意思。“电影理论”是一个典型跨学科领域，那么前文提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岂非另一个“历久弥新”的更大跨学科领域？虽然其“跨学科”的意涵和电影学不同。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在相当小的程度上30多年前在电影理论界遇到的“跨学科阻碍”，未来在此“旧知旧学”的跨学科领域，就会遇到大不知道多少倍的跨学科阻力。因为在此领域内的专家和权威可比电影学界多多了，而且势力也大多了。我们却可以在平行比较的水平上，首先了解什么是、以及应如何处理这个领域内的跨学科研究方向的问题。（让我再举实名大不敬一次：如果王元化先生在世，他可能是第一个站出来力呼“不可”者。但是让我们先想一想巴尔特六十年代时与法国文学史权威的论战吧！至于王先生当初在大陆艰困时期勇于向熊十力先生问学的背景，今日看来岂非恰恰是其局限性所在？）

何止这个领域。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等领域内相关问题可能更重要，但它们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广泛，谁叫小说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的“第一学”呢？

就电影理论来说，我竟然在许多文章，特别是英文文章中，提到我对“符号学理论”的新观点，竟然是首先来自欧洲电影理论的启发的。因此，我们岂可小看电影符号学？我心目中的电影理论讨论会的另一个意义也许更深刻，虽然距离国内论域来说还太遥远。这就是：两大理论方向---美国和法国---的认识论对比问题（请读者注意，这其实是我35年来一直在率先提点的问题，特别是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无比的大问题，关系到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前途的大问题，它竟首先在电影理论领域内最引人注目地“爆发”出来。其波及的范围，可以不夸张的说，已然无远弗届！这虽然不是眼前对我们最急迫的课题，却也不是无关紧要。只需提到一个现象：两岸四地百年来的文科留学生大多数来自美国！这就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文科学的未来大方向了。不要忘记：“西方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

电影理论圆桌会议的建议还有一个附带目的。在此短期多元的研讨会间，与会电影学者们当然不可能畅所欲言。我却期盼大家趁此难得的聚会之机，进一步考虑一下，是否可举行一次专门的“中国影视理论问题研讨会”？

不仅是电影学界，在与会的各个学界，我们都希望能够持续举行学科内的跨学科符号学研讨会，以首先推动本学科内最适用的作为新知新学的符号学问题。我们绝对不是说，中国符号学论坛提倡跨学科对话，而反倒不重视个别学科或领域内的符号学聚会。根本不是如此。各国的全国符号学学会都是由各学科内的“跨学科学者”的参与下形成的。必须先在各学科内发展出符号学学术，然后再参加全面性跨学科会议才能更有效果。然而今日中国学界的情况不同。我们由于人文学术长期“浮躁”（这是体制内大家可以接受的批评用词），各科自己的跨学科研究未必到位，因此有必要在扩大的范围内先致力于“务虚”工作。我们的南京大会岂非正是这样一种着眼于思想启示性的国际性聚会？（不是因为我们的符号学学术大有进步，因此要在国际舞台上显露一下实力，而是说我们要将此聚会当做一个朝向人文科学革新的、凝聚共识的机会。为此，本人几年来不知道和多少体制内的人论辩过这个基本立场问题。因为治学首先不是为“求人知”，而是要“求为可知者“。这还不是一个大道理境界，而只是一个开明自利主义原则。因此“公私政绩主义”还并不是开明自利主义，而是其争“利”也未免争的太“小气”了）

我们反对的是个别领域打算利用自己“走前一步”的历史事实来制造未来‘中国符号学领域’的领导地位的意识和步骤准备。这样的“准备”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成功，却可能带坏了一批青年，让他们从进入学界一开始就学会了“以拉帮结派为乐”！只有自己根本不知道为学“乐在何处”的人才会无聊到处心积虑地通过聚众结势以制造本人和本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为人生目标。我们今日提倡的仁学精神就是针对这种商业化时代的“学界时代病”而言的。

傍晚接齐先生书（据告大陆也有简体字版同时问世）有感，遂于贵阳论坛即将到来之际草此议论，落笔匆匆，不及细审，尚祈见谅。

（2013,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