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符号学朋友的学术问卷谈起:再谈今日国际人文学理困境
李幼蒸
前几天收到爱沙尼亚生物符号学家Kull和瑞士俄裔艺术理论家Velmezova 寄来的有关什么是未来符号学关键问题的“问卷”,这是10年前他们提出过的同一性质问卷后的更新问卷。此一10年前在索菲亚大会上提出的问卷我曾经作答,遂再次简复如下:
Question: What are the main (one or two) problems that semiotics should address in the near future? (Please limit to 200 words.)
Reply from Li Youzheng: Semiotics is only a name that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any chosen subjects. So the semiotic spirit and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named as Semiotics are separate matters. Semiotic spirit should be performed in theoretical interdisciplinary operations in human sciences while the current academic ecology is formed in a variety of disciplinary specialties. This self-contradiction at both operative and epistemological levels implies the basic dilemma of semiotics today. The fact is: the current humanities are dominated by the professional utility that is contrary to the free mind for searching truths. The title semiotics, because of its historical reputation (as a trade mark), is employed merely to benefit the job benefits. The semiotics practitioners would perhaps gain a collective vain satisfaction owing to the academic establishment. {please improve language-style, if necessary}
相关问题也是多年来我在继续思考和多次讨论的。其实早自1994年伯克利大会上,德国符号学界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课题,我曾在理论组专题会上予以回应,这算是我在西方学界,从绍介中国的人文学术情况向批评西方主流理论方向转移的开始。由于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此后遂更多地就符号学理论问题表达批评意见。三十年来谈论甚多,不赘述。我借由此次问卷事由,再次申言个人的治学立场, 虽然道理明确,却绝无践行空间!然而,一方面,仍然需要在逻辑理性较强的西方学界进行个人的意见表达,另一方面又确知此类表达不可能在西方学界产生任何效用。虽然如此,之所以要继续这样做,至少可将今日如此深刻的学术理论课题何以难以解决之困境予以客观陈示,以期促进人文理论共识之些许提升(古代仁人志士何人不是在践行着其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观的?)。换言之,与国内学界一样,国际学界同样存在着学术交流何以变得欠缺意义的问题?今日学者都是专业家,训练于专业,工作于专业,专业用于在学界谋事业成功,这就是回答。人文学术已完全被文教学术全盘职业制度化所捆绑,彻底改变了“治学”之意义与目的。于是,全球科技商业化时代,不再存在有传统历史环境,社会学上虽千疮百孔,而于前高制度化时代,学者思想家仍可于其中以追求学术真理为职志(方法上虽落后,但态度上仍端正)。换言之,今日学术生态已然转化为以学术技术作为职场行为之工具时期,大家最终的目的不是追求共同的真理提升,而是追求业内各自职场的成功,而使用的方法纯粹是功利主义导向的,或就业市场导向的。由于专业各异,各自在本专业内想方设法追求最大个人利益化,这就是今日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生态之本质。所以,两位北欧符号学家代表国际符号学界提出的“问卷”,可谓毫无意义,甚至于极其幼稚(他们以为“符号学”是一固定真理实体之称呼,问题是如何认知此一真理实体!)。但我有必要即此机会揭橥真相,以讥刺其自尊心,并伤及今日在符号学界“混生活”的广大职业家们吗?然而反讽地是,恰恰在制度化尚未严密如国际主流的国内学界,容有个人心理空间可不受职业虚荣心拘束而乐于一瞥深层道理之轮廓。
就两位学者的背景看,一方面他们依赖东北欧 劳特曼的大名作为今日竞争商标,另一方面则挂靠于英美符号学哲学反而暴露原东欧地区理论资源之不足,其学理竞争战略则是将名人商标与理论时髦生硬结合,以显示“学术公司”(中心)资本之规模;竞争的资格名号则是通过世界统一的学术升迁等级制获得,而具体的竞争策略则是采行今日后现代理论界最为流行的“理论与艺术”相结合的学术商业化思潮。因艺术和理论都可因应环境变迁而随意(无客观检视标准地)创制,于职场内颇为运行方便,个人与团体职业生命遂可顺此延续无虞。凡此种种,却正是我最近以来特别加以怀疑和检讨的方面:艺术化理论,今日正成为国际学界以伪乱真的不二法门。当今的后现代哲学理论则为理论与艺术(及文学)的结合提供着所谓理论基础;根源于德法两国反理性的理论流派,则为此提供着英美学界所不擅长的“抽象弯弯绕技巧”。这是人类精神世界上多么令人惊悚的负面发展(因此理论思维异化之固化倾向已如此坚实,难以摇动,因其正受到其表面上所批评的物质主义权势之牢控),并被高科技物质建设一日万里发展的威势所引发的认知性误导:人类物质文明似乎正在大踏步飞跃前进,却不知这正是导致精神文明萎靡之根本所在。一切的一切均淹没于人类追求无限物质性欲望成功的热情中。不仅是纯粹意在颠覆理性的海德格,德里达,而且是 貌似理性的福柯和利科,都不同程度上(或主动或受动地)表现出反经验理性思维倾向。本文不拟对此申论,但请注意,他们共同的的学术思想实践方略是:思考对象是他人的文本,而不是各类现实。即以本人最看重的后两位来说,利科的最后一部巨著(已有中译本)仍然是其博学多识生涯中的读书评论之汇集,而福柯生前的逐年法兰西学院讲演的主题,均是其对西方哲学史文典的陆续解读。他们都是“读书人”,以读他人之书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却自动地与各类直接现实保持着距离,并乐于在古人他人“肩膀上”继续营建其可被制度化权威认可的“创造性想象”。试想,今日国际人文理论培养程序岂非均系如此?其深刻的文化社会学原因,我曾多有中英文论述此处不重复。但是,可以断言,大多数(可能是全体)西方人文理论家,岂非都是生存于,思考于,朝向于此一学术生态中的?此即:以在学术市场内取得持久性个人成功为治学目的?他们貌似进行着自由的思考,实际上是在被高科技物质主义环境加以限定的轨道内进行着合乎程序性的操作,并验证于,激发于,朝向于日益统一化的国际人文学术“管辖区”。
本人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学探讨,其实正是针对于当前国际人文学术理论生态而另行拟定的,故必然与国内国学与国际汉学的各类实用主义“用古学”不同。历史古典本身的话语内容并非含蕴着什么永恒不变道理,但它们作为历史上自然产生的思想作品均承载着、曲折反映着人类历史真实态势及其所含内在冲突与矛盾,遂可为我们提供有关历史现实和人性现实的珍贵历史资料,以供我们在全新历史环境下并借助科学时代产生的新研究工具,对其进行重新审读、判断,并将其纳入当前人类前沿知识系统进行再检验,以促进古今中外思想全方位地交流互通。在此跨学科-跨文化实践格局中,结合古今知识与智慧,通过突破今日国际科技商业化垄断格局,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前途进行真实的思考。为什么要重提“心学”或“良知学”?当然不是迂腐地提倡返归古代帝王时代的愚忠精神及采行早已被现代科学抛诸脑后的儒家残羹剩饭,而是依照一种“中西辩证法”(比喻而言),以期超越现代国际学术制度化藩篱,探索人类精神文明是如何被无限成功的物质文明予以有力压制着的。几千年在儒教生态中强力延存其精神生命基因的仁学之现代后继人,不必在AI无限风光的当口自惭形秽,自废武功,自暴自弃,更不可因而自我欺骗,自我麻木,自我异化。不过,创发过无数宝贵作品的西方思想史上却没有出现过相当于仁学伦理学类型的精神实践,此因中西历史结构不同之故。同理,我们难以期待在今日国际人文学界(包括汉学,比较学术界)会自动出现得以摆脱环境制约而自动返归“本心”的个体精神意志(这就是我们不再需要以国际标准规划自身学养的理由。互联网时代,资讯已然开放,国内外学者具有同等条件进行学术实践,此与文革前时代已然根本不同。)。须知,科学与逻辑,都是集体思维场上的产物,因此胡塞尔的逻辑中心主义恰是其学难以进入伦理学深处的“历史学术社会学原因”。但也不要误会,以为仁学和阳明学产自中国就只属于东方文明。我们在两学之名目前加一“新”字,正是喻示其本质上的“人类性”即“人本主义共性”,只不过由于语言和民族人文惯习的方便,使得受过现代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土读书人,在语言上,气质上,更易于切入此一跨时空、跨地域的精神文明课题领域罢了。90年代末,在我的英文版《中国伦理学原型及学术意识形态解释学》出版后,我曾寄赠保罗利科一套(因不久前我们刚在巴黎现象学会议上见过面,[那时比我现在还要年轻些的这位]老人家,亲自来我所在人文之家“学者寓所”,并与我在巷口餐馆餐叙,畅谈种种,包括德里达)。后来在电话中我请其对拙著予以指教时,他仅淡淡说,我的东方伦理论述的旨意他并非不熟悉云云。(而我在95年参加泰米尼茨卡在巴黎组织的现象学会议上,是专门冲着主讲人利科去的。他于前一年在《精神》刊物上论述伦理学与形上学关系的论文颇引起我的批评兴趣,我欲向其暗示:此一西方思想史上惯有的“认识论联接”, 恰可成为今日跨文化伦理学重建的认识论障碍)。我当然认为,作为西方哲学家,他们不可能摆脱此一逻辑中心主义,尽管利科是哲学家中少有的关注经验实证思想价值的博学者。我在此重提旧事,是要提醒:何以不可能在现今国际人文学术渠道内进行突破性的学术讨论,更不要说理论背景单薄的波罗的海地区了。但他们是自信的,自以为真诚的,正如我们大多数学者都是在职场内安身立命时获得的那种自信与真诚,然而主观真诚状态并非就是有效思维资格之凭证。只有中华特有的本真“良知学”,才可能激发人性深层本能以超越环境制约而返趋意志力深处的。顺便一提,耿宁先生将宗教学与阳明学混为一谈的认识论误区,同样源于其西方哲学教育背景;禅宗顿悟与致良知不是一回事,宗教与伦理学(而不是哲学)也不是一回事;形上学与伦理学自然也需分治。
与前科学时代的古典东方学术不同,新仁学与新阳明学的论述必须在表述上是现代科学式的(我曾倡言:若想有效陈述佛学理论的现代性,首先需要改述其在中国思想史环境内形成的“不中不西语言”;不可反而将古代不恰当的梵中翻译词语的历史语言特殊性,作为现代学界理论争辩的修辞学尊贵性。)为此,符号学作为语义通分工具的属性,遂具有着普遍性的语义学通分功能(而如今被一些美国符号学理论界带歪了的符号学派别则正反其道而行之)。此一立场哪里是“功利主义的”国际符号学理论家们能够把握的。虽然,按照历史常规,一切有助于本民族精神力量的努力首先要被本民族加以遏制。这就是今日仁学复兴伟业的内在困境所在,革新学者不得不只能在非本民族文化圈内追求有“不合身的”变异表达的些许机会。此乃人类发展史上的常规,古今中外无不如是(本土惯势自然倾向于阻碍任何革新思念);近代以来遂有笛卡尔,斯宾诺莎,伏尔泰等,现代以来更有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毫克海姆等无数人文思想家,须在异域继续其革新性学术耕耘。然而今日情境复又遽变: 除了各地域制度及规矩的差异外,全球化以来商业化文明的统一性遂为独立思考设置了加倍的障碍并使人不自知:今日学界要求的所谓个人思想的独创性,难道不是均须经过统一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市场机制的系统性检验与认定吗?(一切都取决于具外在权威性的“证件”之核准!)个人独创性不过是指既定棋盘内的“棋法变异性”而已,一切都绕不过高科技时代物质主义文化全盘制度化的垄断态势。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领悟所谓“新仁学”之深意;也才可以认知中华仁学今日实含有着人类精神文明层面上进行反省的内在价值!
以上“老生常谈”,自然须在本人提出的H1H2历史模型中把握,否则会被视为危言耸听,夸大其词,因两个历史渠道规则判准被混为一谈后,自然是以H1标准统一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被纳入统一文明世界。按照H1,自然是只有一体现象,一套标准,用以衡量一切,如此则世上百态之轻重缓急自然亦趋于俗世之共识。现于文尾补注此一史学理论前提,以有助于形成学术思考中的认识论一致性。
于旧金山湾区,2024,7.30 从国际符号学朋友的学术问卷谈起:再谈今日国际人文学理困境
李幼蒸
前几天收到爱沙尼亚生物符号学家Kull和瑞士俄裔艺术理论家Velmezova 寄来的有关什么是未来符号学关键问题的“问卷”,这是10年前他们提出过的同一性质问卷后的更新问卷。此一10年前在索菲亚大会上提出的问卷我曾经作答,遂再次简复如下:
Question: What are the main (one or two) problems that semiotics should address in the near future? (Please limit to 200 words.)
Reply from Li Youzheng: Semiotics is only a name that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any chosen subjects. So the semiotic spirit and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named as Semiotics are separate matters. Semiotic spirit should be performed in theoretical interdisciplinary operations in human sciences while the current academic ecology is formed in a variety of disciplinary specialties. This self-contradiction at both operative and epistemological levels implies the basic dilemma of semiotics today. The fact is: the current humanities are dominated by the professional utility that is contrary to the free mind for searching truths. The title semiotics, because of its historical reputation (as a trade mark), is employed merely to benefit the job benefits. The semiotics practitioners would perhaps gain a collective vain satisfaction owing to the academic establishment. {please improve language-style, if necessary}
相关问题也是多年来我在继续思考和多次讨论的。其实早自1994年伯克利大会上,德国符号学界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课题,我曾在理论组专题会上予以回应,这算是我在西方学界,从绍介中国的人文学术情况向批评西方主流理论方向转移的开始。由于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此后遂更多地就符号学理论问题表达批评意见。三十年来谈论甚多,不赘述。我借由此次问卷事由,再次申言个人的治学立场, 虽然道理明确,却绝无践行空间!然而,一方面,仍然需要在逻辑理性较强的西方学界进行个人的意见表达,另一方面又确知此类表达不可能在西方学界产生任何效用。虽然如此,之所以要继续这样做,至少可将今日如此深刻的学术理论课题何以难以解决之困境予以客观陈示,以期促进人文理论共识之些许提升(古代仁人志士何人不是在践行着其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观的?)。换言之,与国内学界一样,国际学界同样存在着学术交流何以变得欠缺意义的问题?今日学者都是专业家,训练于专业,工作于专业,专业用于在学界谋事业成功,这就是回答。人文学术已完全被文教学术全盘职业制度化所捆绑,彻底改变了“治学”之意义与目的。于是,全球科技商业化时代,不再存在有传统历史环境,社会学上虽千疮百孔,而于前高制度化时代,学者思想家仍可于其中以追求学术真理为职志(方法上虽落后,但态度上仍端正)。换言之,今日学术生态已然转化为以学术技术作为职场行为之工具时期,大家最终的目的不是追求共同的真理提升,而是追求业内各自职场的成功,而使用的方法纯粹是功利主义导向的,或就业市场导向的。由于专业各异,各自在本专业内想方设法追求最大个人利益化,这就是今日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生态之本质。所以,两位北欧符号学家代表国际符号学界提出的“问卷”,可谓毫无意义,甚至于极其幼稚(他们以为“符号学”是一固定真理实体之称呼,问题是如何认知此一真理实体!)。但我有必要即此机会揭橥真相,以讥刺其自尊心,并伤及今日在符号学界“混生活”的广大职业家们吗?然而反讽地是,恰恰在制度化尚未严密如国际主流的国内学界,容有个人心理空间可不受职业虚荣心拘束而乐于一瞥深层道理之轮廓。
就两位学者的背景看,一方面他们依赖东北欧 劳特曼的大名作为今日竞争商标,另一方面则挂靠于英美符号学哲学反而暴露原东欧地区理论资源之不足,其学理竞争战略则是将名人商标与理论时髦生硬结合,以显示“学术公司”(中心)资本之规模;竞争的资格名号则是通过世界统一的学术升迁等级制获得,而具体的竞争策略则是采行今日后现代理论界最为流行的“理论与艺术”相结合的学术商业化思潮。因艺术和理论都可因应环境变迁而随意(无客观检视标准地)创制,于职场内颇为运行方便,个人与团体职业生命遂可顺此延续无虞。凡此种种,却正是我最近以来特别加以怀疑和检讨的方面:艺术化理论,今日正成为国际学界以伪乱真的不二法门。当今的后现代哲学理论则为理论与艺术(及文学)的结合提供着所谓理论基础;根源于德法两国反理性的理论流派,则为此提供着英美学界所不擅长的“抽象弯弯绕技巧”。这是人类精神世界上多么令人惊悚的负面发展(因此理论思维异化之固化倾向已如此坚实,难以摇动,因其正受到其表面上所批评的物质主义权势之牢控),并被高科技物质建设一日万里发展的威势所引发的认知性误导:人类物质文明似乎正在大踏步飞跃前进,却不知这正是导致精神文明萎靡之根本所在。一切的一切均淹没于人类追求无限物质性欲望成功的热情中。不仅是纯粹意在颠覆理性的海德格,德里达,而且是 貌似理性的福柯和利科,都不同程度上(或主动或受动地)表现出反经验理性思维倾向。本文不拟对此申论,但请注意,他们共同的的学术思想实践方略是:思考对象是他人的文本,而不是各类现实。即以本人最看重的后两位来说,利科的最后一部巨著(已有中译本)仍然是其博学多识生涯中的读书评论之汇集,而福柯生前的逐年法兰西学院讲演的主题,均是其对西方哲学史文典的陆续解读。他们都是“读书人”,以读他人之书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却自动地与各类直接现实保持着距离,并乐于在古人他人“肩膀上”继续营建其可被制度化权威认可的“创造性想象”。试想,今日国际人文理论培养程序岂非均系如此?其深刻的文化社会学原因,我曾多有中英文论述此处不重复。但是,可以断言,大多数(可能是全体)西方人文理论家,岂非都是生存于,思考于,朝向于此一学术生态中的?此即:以在学术市场内取得持久性个人成功为治学目的?他们貌似进行着自由的思考,实际上是在被高科技物质主义环境加以限定的轨道内进行着合乎程序性的操作,并验证于,激发于,朝向于日益统一化的国际人文学术“管辖区”。
本人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学探讨,其实正是针对于当前国际人文学术理论生态而另行拟定的,故必然与国内国学与国际汉学的各类实用主义“用古学”不同。历史古典本身的话语内容并非含蕴着什么永恒不变道理,但它们作为历史上自然产生的思想作品均承载着、曲折反映着人类历史真实态势及其所含内在冲突与矛盾,遂可为我们提供有关历史现实和人性现实的珍贵历史资料,以供我们在全新历史环境下并借助科学时代产生的新研究工具,对其进行重新审读、判断,并将其纳入当前人类前沿知识系统进行再检验,以促进古今中外思想全方位地交流互通。在此跨学科-跨文化实践格局中,结合古今知识与智慧,通过突破今日国际科技商业化垄断格局,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前途进行真实的思考。为什么要重提“心学”或“良知学”?当然不是迂腐地提倡返归古代帝王时代的愚忠精神及采行早已被现代科学抛诸脑后的儒家残羹剩饭,而是依照一种“中西辩证法”(比喻而言),以期超越现代国际学术制度化藩篱,探索人类精神文明是如何被无限成功的物质文明予以有力压制着的。几千年在儒教生态中强力延存其精神生命基因的仁学之现代后继人,不必在AI无限风光的当口自惭形秽,自废武功,自暴自弃,更不可因而自我欺骗,自我麻木,自我异化。不过,创发过无数宝贵作品的西方思想史上却没有出现过相当于仁学伦理学类型的精神实践,此因中西历史结构不同之故。同理,我们难以期待在今日国际人文学界(包括汉学,比较学术界)会自动出现得以摆脱环境制约而自动返归“本心”的个体精神意志(这就是我们不再需要以国际标准规划自身学养的理由。互联网时代,资讯已然开放,国内外学者具有同等条件进行学术实践,此与文革前时代已然根本不同。)。须知,科学与逻辑,都是集体思维场上的产物,因此胡塞尔的逻辑中心主义恰是其学难以进入伦理学深处的“历史学术社会学原因”。但也不要误会,以为仁学和阳明学产自中国就只属于东方文明。我们在两学之名目前加一“新”字,正是喻示其本质上的“人类性”即“人本主义共性”,只不过由于语言和民族人文惯习的方便,使得受过现代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土读书人,在语言上,气质上,更易于切入此一跨时空、跨地域的精神文明课题领域罢了。90年代末,在我的英文版《中国伦理学原型及学术意识形态解释学》出版后,我曾寄赠保罗利科一套(因不久前我们刚在巴黎现象学会议上见过面,[那时比我现在还要年轻些的这位]老人家,亲自来我所在人文之家“学者寓所”,并与我在巷口餐馆餐叙,畅谈种种,包括德里达)。后来在电话中我请其对拙著予以指教时,他仅淡淡说,我的东方伦理论述的旨意他并非不熟悉云云。(而我在95年参加泰米尼茨卡在巴黎组织的现象学会议上,是专门冲着主讲人利科去的。他于前一年在《精神》刊物上论述伦理学与形上学关系的论文颇引起我的批评兴趣,我欲向其暗示:此一西方思想史上惯有的“认识论联接”, 恰可成为今日跨文化伦理学重建的认识论障碍)。我当然认为,作为西方哲学家,他们不可能摆脱此一逻辑中心主义,尽管利科是哲学家中少有的关注经验实证思想价值的博学者。我在此重提旧事,是要提醒:何以不可能在现今国际人文学术渠道内进行突破性的学术讨论,更不要说理论背景单薄的波罗的海地区了。但他们是自信的,自以为真诚的,正如我们大多数学者都是在职场内安身立命时获得的那种自信与真诚,然而主观真诚状态并非就是有效思维资格之凭证。只有中华特有的本真“良知学”,才可能激发人性深层本能以超越环境制约而返趋意志力深处的。顺便一提,耿宁先生将宗教学与阳明学混为一谈的认识论误区,同样源于其西方哲学教育背景;禅宗顿悟与致良知不是一回事,宗教与伦理学(而不是哲学)也不是一回事;形上学与伦理学自然也需分治。
与前科学时代的古典东方学术不同,新仁学与新阳明学的论述必须在表述上是现代科学式的(我曾倡言:若想有效陈述佛学理论的现代性,首先需要改述其在中国思想史环境内形成的“不中不西语言”;不可反而将古代不恰当的梵中翻译词语的历史语言特殊性,作为现代学界理论争辩的修辞学尊贵性。)为此,符号学作为语义通分工具的属性,遂具有着普遍性的语义学通分功能(而如今被一些美国符号学理论界带歪了的符号学派别则正反其道而行之)。此一立场哪里是“功利主义的”国际符号学理论家们能够把握的。虽然,按照历史常规,一切有助于本民族精神力量的努力首先要被本民族加以遏制。这就是今日仁学复兴伟业的内在困境所在,革新学者不得不只能在非本民族文化圈内追求有“不合身的”变异表达的些许机会。此乃人类发展史上的常规,古今中外无不如是(本土惯势自然倾向于阻碍任何革新思念);近代以来遂有笛卡尔,斯宾诺莎,伏尔泰等,现代以来更有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毫克海姆等无数人文思想家,须在异域继续其革新性学术耕耘。然而今日情境复又遽变: 除了各地域制度及规矩的差异外,全球化以来商业化文明的统一性遂为独立思考设置了加倍的障碍并使人不自知:今日学界要求的所谓个人思想的独创性,难道不是均须经过统一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市场机制的系统性检验与认定吗?(一切都取决于具外在权威性的“证件”之核准!)个人独创性不过是指既定棋盘内的“棋法变异性”而已,一切都绕不过高科技时代物质主义文化全盘制度化的垄断态势。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领悟所谓“新仁学”之深意;也才可以认知中华仁学今日实含有着人类精神文明层面上进行反省的内在价值!
以上“老生常谈”,自然须在本人提出的H1H2历史模型中把握,否则会被视为危言耸听,夸大其词,因两个历史渠道规则判准被混为一谈后,自然是以H1标准统一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被纳入统一文明世界。按照H1,自然是只有一体现象,一套标准,用以衡量一切,如此则世上百态之轻重缓急自然亦趋于俗世之共识。现于文尾补注此一史学理论前提,以有助于形成学术思考中的认识论一致性。
于旧金山湾区,2024,7.30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