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的应有方向

 （——会前两则相关感言和分析）

                                    李幼蒸

【网刊前注】

本文由10月南京大会前写出的两篇短文组成（分别写出于7月和8月）。本来打算在会前发表，但考虑到可能的实际效果，不仅放弃了即时发表的念头，而且也未充分展开主题。现在大会过后，相关意涵正有待陆续分析，应该可以先将此二文发表了。需要再次重复指出：“符号学”在我应该指两种不同的对象，一种是今日国内外流通的各部门符号学实践，其学术有效性不容置疑；另一种是以前纳入“一般符号学”范畴的相关认识论思考。后者在我的学术实践中较西方学界大为扩展。我的多数讨论都相关于后者。因此这类“理论符号学话题”直接相关于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前途本身，其主题范围大大超出了部门符号学，在此应该指出，以免造成误解。（2012-12-8补注）

A。2012夏预估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意义：背景因素分析

【本节补注】经过多年国内外的筹备终于看到大会学术框架和可行性基本确立。在大会举办前，作者作为大会设计者和推动者之一，却不断产生对此国际学术事件复杂背景和意涵的反思，因此不时留下感言和预测，却又在写完感言片段后意识到不宜于将其即刻发表。其中涉及到一个“推动”和“反思”交相矛盾互动的问题。现在大会举行过后，正有待于进一步检讨其得失，遂可将大会前撰写的各种批评性感言陆续披露，已反映作者在参与筹办大会时的真实心态，以供世人参考。

（作者，2012，11，1，于北京返加州寓所一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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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历史上，中国学术界将头一次在中国地区主办全球性人文科学理论大会。南京大会将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期全面登临世界人文科学主流舞台的开始。大会精神标志着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理论眼光的空前扩展，其内涵的基本人文精神抱负，具体地、实质性地体现了两大人类精神传统的全人类大方向上：中国仁学人本主义伦理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内涵。这两大伦理思想传统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类整体现世命运的关切。所谓“炎黄精神”只可能是炎黄关心天下的精神，而不可能是指炎黄只关心自己血缘子孙的精神；所谓马克思精神，自然是指对人类集体现世命运的关切，此一伦理性关切与其学在其他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并非一回事。这两大精神传统的共同性是指其现世人本理性主义的大方向。人本理性主义是与科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因为科学必然是人类普适的（因此就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如海外60年的新儒学运动所倡导者那样），又必然是合乎理性的（因此就不是任何类型的“怪力乱神”），同时必定是以现世人类福祗作为伦理学最终关切的（因此就不是超越现世而玄思来世的）。

百年以来，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由于器局所限和曲解孔孟，纷纷以所谓发扬国粹为中华文化未来“复兴”的最高目标，可谓大悖孔教精神。将孔孟天下之学狭窄化为各种准国故学，从而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以致不能与时俱进，不敢与时俱进，卒至畏惧艰难，贪图简易。结果使得中华文化自行退出世界思想理论主流，而满足于地缘性的精神寄生主义：一是寄生于古人（国粹派），一是寄生于洋人（西化派）；总归是亦步亦趋，甘居“老二”（对古人和对洋人），因而大失真实的孔孟和马克思的伦理精神抱负。今日的孔孟学和今日的马克思学，本质上都是人本主义伦理学。而体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精神实践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精神和学术虽相同却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层次：原理方向和知识方法二者之间，其实是普遍地和而不同的。前者可具时空普适性，后者则必得与时更新。把握此中异同关系，才称得上是对伦理经典的真实“思想把握”，否则不过是泥古和曲解而已。

“符号学”有非常不同的类别，其狭义指各家各派的具体学说（不下数十家），其广义指“跨学科理论探讨”本身。最近30年来的世界人文学术经验，越来越显示出人文科学的发展要求全面整合。所谓整合就是要在各专科的基础上促进学际沟通。百年来本身具有各种跨学科特点的各符号学学派，遂与当代人文科学整体跨学科事业间，发生了广泛的叠合关系。深入的研究会发现，此广狭两种“符号学关系”的存在已经成为人文学界不得不关注的大问题。而不论是符号学界还是人文科学理论界（特别是属于“老大难”的哲学界），对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动态的学术情势还欠缺感觉（特别当学者的思想基本上囿于学科分划轨道时）。

本人九十年代的德法独立游学经历，使我得以逐步摆脱各种显隐学科的藩篱与偏见，发现了人类人文科学整体所内涵的“非科学性因素”之普遍存在，以及广义符号学作为改造人文科学结构之门径的重要意义。同时，历经多次努力失败而深切体会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积累的“技术性知识”之丰富性虽然前所未有，却普遍受到学科分划和市场制约的制度性限制，因而决难成为人文科学全面革新的现成场地。其最始源的限制性因素则是纯心理的：失去独立伦理思想心志的广大西方理论家的唯一从业动机，越来越蜕化为个人名声之追求。而此名声高低的判准则被归结为：社会大众或学界权威之共识。而此所谓共识，根本上可溯源于全球商业化时代的市场决定论。学者的个人动机结构完全为唯物质主义追求的市场机制所操纵。因此，当代人文科学，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遂成为一种寄生学术，包括其对商业化时代本身的批评亦仍然难免于商业化机制本身对其给与的制约，从而难以开拓其认知和批判的深度。原因很简单：现代人文科学仍然没有有效的理论武器；也就是人文科学还不能成其为“科学”。因此人类还没有形成对自身生存方式具有科学认知的能力，更谈不到对其加以正向改造了。因此，知难行易的老格言，今日仍然适用！而试看当今西方人文理论家中有几人能有此自反心态呢？他们仅生存于自己的学科技术性操作的惯式里和市场接受可能性的预测中，“教练兼裁判”地满足于“技术性定式操作”的快感和社会承认带来的“实惠”。人文学者成为虚荣实惠的追求者，人文学者的聚会成为他们经营各种小团体利益的职业生活方式。这就是当他们最初得悉我们南京大会企图把符号学和人文科学整体相结合的主张时会“惊呼”：“这一主张会损害我们的事业”！因为他们的所谓符号学事业就是特定符号学团体追求自身影响力（名声）的扩大而已！不少人以为“符号学聚会”就是为自称为符号学家者们筹划和提升其职业界利得的途径和机会。

现在，当我们将“符号学”称呼扩大使用，也就是在广义符号学“理念”与具体符号学利益之间划出了界限。同时，也相当于在世界符号学主流内部促进其学术的“身份分裂”：在符号学的科学理念和现行符号学的实用主义职业方式之间。符号学活动，竟然如此紧密地与所谓符号学家自身的职业利益性追求发生了冲突。在学术思想上，他们大多“见树不见林”；他们早就按类划分了集体合作地盘，以作为个人事业在竟争中生存的手段之一。学会，中心，会议，刊物都是集团间或合作、或竟争的工具，目标无非是利益追求，其中哪里还有追求客观真理之意念！

那么，所谓在中国某地召开国际会议，是否就相当于协助老外学派集团来东方异国扩大其利益追求呢？中国人在中国办此类国际学术活动，除了试图“依附”该国际学术集团外，还有什么其他目标收益呢？此时故事还出现了“另一面”：中国学者如果仅以在中国地区能够为老外办“学术party”为满足，仅以能够和老外“共聚一堂”为荣耀，我们中国学者是不是也太可怜了？一方面我们并不非真地努力学习西方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又以能在表面上与洋人在理论讨论中“平起平坐”为满足，这是中国人（以及任何一国人）应该有的心态吗？我个人当然更不会有这个特殊的癖好：在故乡招待老外，使他们交口称誉，而以此为荣。我们的目的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任何活动都得是对于国内国外学术发展具有实质性贡献的可能性。至于我们的符号学事业，其目的就更加广远了：不仅要促进中华文明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而且要进而促进全世界的人文科学的革新事业。国人甚至于应该认识到，时当全球化时代，不认识世界，就不认识中国；不认识世界的人文学术，也就无从有效判断中华学术事业的得失。

一方面，我们要诚实面对人文科学的真实现状，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思取改进之道。前者使我们必须首先诚实面对自身的学术水平。既然人文科学的整体如此问题重重，我们个人的“成就”也就必然受其局限。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商业化竟争策略采取党同伐异、拉邦结派、谋求私利的目标，就必然首先会以“宣扬”本派和本人学术的水平为目的，并鼓动欠缺经验的广大青年跟随于后，以形成集团声名和势力。这样的策略必然导致领头人夸大本派的洋学洋师根源（将极其普通的海外学位当作国内占取高位的资格凭证，此一百年来的风气必将（结构性地）使中国人文学术永远处于二流地位。对此本人已多次揭示之）。老外何尝不是在较高层次上操作此同一策略的：夸大、夸耀自身、本派学术的优点。结果，几十年来符号学也有全面蜕化成这样一种竟争工具之虞，今日西方不少符号学学者几乎丧失了60时代符号学运动初起时所具有的“远大眼光”和分析能力。符号学仅成为职业工具，只要宣传得当，有学生跟随（我在波鸿大学参加过那里一个符号学研究班，教授的所谓符号学思想肤浅不堪，但他“笼络”学生有术，甚至于每课备有咖啡糕点，营造师生融恰氛围），著作能够以任何变通方式出版，职业就可继续维持。近二十年来，也是我直接参加国际符号学学会活动的时期，问题变为十分明显：符号学，通过多年来的职业性运作，已演变为一个新的专门“学科”：即“符号学学科”。此学科正在努力成为学界竟争的新工具，即使谈不到取旧学科而代之，也至少起到了可躲避主流常规学科“学术压力”的作用。其策略恰恰是表面上利用着“跨学科”方式，即摆脱有势力的主流学科的千百专业“复杂内容”的限制，而到学界“三不管”地带去“自说自话”。那么，我们中国符号学事业是要跟随海外众多打着符号学旗号而实际上可能“走不上主流台面”的洋人时髦学术吗？是不是任何“说一口西方流利本国语”、出版了用本国语写出洋书的老外们都是我们全面跟随效法的对象呢？因此在构想“中国符号学”事业时，我们不仅在大方向上要以文化学术人类全局为目标，而且在具体措施上要以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精髓或精神为根据，而绝对不是意在直接参与海外现存的学术竟争制度游戏本身，借以攀附学界洋势力。因此，我们当然不是要通过会议特意营造与海外具体人物及团体的“互利合作”机制，以期按照海外已然相当商业制度化的学术实践方式来“走向世界”。不是走向一个现成的学术求利世界并参与其中，而是要通过学术接触以习得海外人文学术的技术性、理论性知识，而同时将此习得的知识，“创造性地”纳入人类人文科学全球化整合的大目标中来。即既学习其“理论学说之技术”，又批评其“理论之思想性局限”，这才是我们本仁学理念治符号学的应有之道。因此，作为现代学术事业的后来者（在广义技术上我们肯定不如人），我们却可能（由于中华文化固有的伦理精神传承）因为采取了人生观和认识论的更正确方向，而能在全球化的学术格局中，有朝一日发挥积极的伦理思想的引领作用。

非常坦率地说，西方人必定视此观点为“狂妄”，因为他们的“技术性本位”以自身掌握的远为丰富的人文理论方面的技术性资源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自信心准则。他们把人文学术“贬为”另类思想，不视其为“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则本着人本主义伦理学精神在全球化的新世纪，要把人文学术全面地归入“科学知识”范畴，并予以认知整理和发展。他们创造了基本的各类技术性知识，却不知如何全面理解和有效利用之，我们则要对其加以进一步地（按照强化的跨学科、跨文化策略）解释和利用（为我所用）。这是人类思想的两个层面：学科本位技术性层面（通过对知识生产者资源的学习）和跨学科（含跨文化）伦理性层面（通过认识论、方法论的再组织策略对知识产物加以创造性地理解和利用）。不是为了竟争之需而找寻自身的“强项”，而是从人类整体伦理性需要出发而持有的学术实践义务观。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西方古今“错误”和“不当”的理论思想何其众多，现代尤甚。我们不能像西方学界那样把任何一时间的影响力大小作为学术价值的永恒标准（人们对于“文物”是如此对待的，因其无关于真理是非，只关系于对“古玩美学”喜爱之时尚），作为精神玩赏的资料，而是作为人类对自身命运深入理解的资料学基础。为此，我们先得在实践上“聚集”这些资料。我们的南京会议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以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集中收集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的资料。

只有中国仁学精神具有此自反性（自我批评性）能力，能够本“学为己”原则将个人的和集体的学术活动当作自身学习的机会，而不是自我炫示的机会（西方与会者无不来此“炫示”其成就，罕有向他人学习之意识）。结果，一方面，我们应该抱着学习的谦逊态度努力借此机会接触和吸取新知新学，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须跨出学科技术性成就的界域而朝向思想批评性理解的境界。如此正好通过不同学术的汇通和相互批评来理解“问题所在”。大会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在收集学术资料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人文科学理论今日面对的基本问题系列。不是为了炫耀人类的成就，而是为了发现人类的问题；呈现问题：呈现高级的、全面的、深入的问题。此种意识本身已经超越了任何借学术活动以求自我表现的范畴，而是要集体地探讨人类人文科学之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学者对此一学术伦理性目标根本欠缺意愿和意识；我们则要在此南京大会活动中为世界学者创造共同自我反省的机会。

熟悉当前西方人文学术生活现状的人当然理解，此一想法和做法多么违背西方学术界的惯例。从一开始，我就深知自己的想法与西方合作者的想法根本不同。但是我努力“求同存异”；只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了一件他们想反对却“说不出口”的事：必须容许、鼓励和安排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学者与会。换言之，大会绝对不应该是安排来“促进”个别学派和个人的学术名利的。但每一个与你“靠近”的老外内心都明确无误地装着一个自利追求的动机；他会误认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于非西方人的崇洋慕外，以为他们对东方追随者的“垂青”会导致使东方合作者与其一拍即合）你会帮助他在东方和中国实现他自己和他所属派别的学术推广（甚至于，不是其学术本身的推广，而是其学术名声的宣扬）。最后，他们会不免失望地看见自己“不喜欢”的洋人和学术也参加了；岂不知这正是跨学科应有之义。另外，由于长期形成的“拉邦结派”习惯，他们只想和“自己人”对话（近亲繁殖）。大会的宗旨则要“集结”学术观点，然后通过互联网渠道呈现此（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全球化人文学术理论观点的大汇集。南京大会是要“庆祝”人类人文科学的现代化成就吗？非也！是要呈现我们的问题之所在！（注意：没有西方与会者是这样想的！他们不理解我们的学术实践辩证法：既要学习，又要批评和整合）大会是一刃之两面：既企图呈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全貌，又企图呈现中华文明人文学术身处和面对的“全新局面”。我们首先就要宣示：伟大的中华仁学传统并不如是软弱，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一要勇于“面对”新知新学，二是要勇于积极“利用”新知新学。

那么，中国这方面学界的反应如何呢？如果把学术当作追求个人和集团名利的工具，就必然回避此伦理性自反的思维，而本能地以宣扬个人“政绩”（学术成就）为行事目的，也就是把学术活动当成是自我表现的机会，目的在于获得和扩大学术社会对自身学术成就的“承认”。这一点又是和两岸四地几十年来共同具有的民族自我宣扬传统一致的。在此心态下，学者不免吝于检讨过往学术得失，而勤于宣扬自身和己方的已有成就（仅此一全球中国学人的普遍心理倾向即可证明现代学人普遍不懂“学为己”之真义〔当然特别是那些利用孔子盛名以虚张声势者〕：他们永远强于自表，弱于自反）。于是古今“大师名号”的建立遂与商业化时代的商品宣传一致，其效果是：不能正视、重视、勇于改进自身的学术缺欠，而是多方面自我弥缝、自我逃避、自我欺瞒和自我夸饰。这代表着什么呢？四个字：意志薄弱！百年来中国人文学者的通病就是意志薄弱，各个地区无不如此！“吾日三省吾身”是什么意像？勤于自我检讨而已。凡此种种，孔孟皆多言之，而今日颂孔者却实际上只能悖孔而行其自我实惠主义。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学术思想的真实进步，只关心如何借古人名号取今人之利。海外最近频频“祭孔”，可笑之至。明明违背孔子精神，却要着长袍马挂地将孔子塑造成为其商业赢利的护佑神。是的，一些人如此悖孔行事而不自知，这却正是关键所在：根本不意识自身心态的“成色”为何！结果，意志软弱导致人们急功近利，为此首须集体蒙混，以形成“客观”共识，以作为个人借以“藏身”之所、进取之基。这样的人首先欠缺的就是“求学之志”。古人以“立志”为先，今人不知立志何“用”，专以机会主义的“急功近利”为务。而商业化、技术化社会的大发展，使得“急功近利”已成为天经地义。所谓“全球化”则形成了世界层次的“功名金钱主义共识”，民族本位主义演变成了“附古人骥尾以求利”的共识，崇洋媚外则体现了“附洋人骥尾以求名利”的共识。学者师生拉邦结派，以形成“学术垄断名利策略”的共识。如此多层次的“共识环境”，遂成为学者机会主义治学的“康庄大道”。如今，国内外当前实际的“符号学”活动当然应该避免这一肤浅治学方向。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学伦理学和符号学“似乎不无突兀地”相互揉合，正是为了这个目的。（2012年7月）

B。技术性程序与科学性标准之间的分离

什么是“科学”实践的意义或重要性呢？对于自然科学，这是一清二楚的：逻辑性，验证性，预测性，应用性。对于社会科学，此4判准在较低或甚低的程度上仍然适用，甚至于可以再将4判准化简为：实证性和逻辑性。号称学术，而既难符合各类“事实”，由不遵从理性逻辑，则不能称其为“科学”。自古以来，人类思维活动中的各种二分法多以理性vs非理性为划分。科学当然是理性活动的典型和主流。然后我们有所谓“人文”活动，各个时代繁简不同，今日则称谓“人文科学”。“科学”代表着一种思维的严肃性和“有效生产性”，所以任何思想都愿意冠以“科学”名号。自上世纪60年代起，人文学术（the humanities）而被称以“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可是，十分明显，所谓人文科学很难符合上述4判准；或者准确说，在人文科学内此4判准的占有比例甚低，近几十年来（不伦不类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泛滥以来）甚至于还在人文学术内出现了大量“反科学”标准，却仍然要窃据着科学名号（两岸四地学者中对此理论时髦的左右派拥护者们的观点，较不重要，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知识形成环境都过于狭窄而并不自知）。于是，所谓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究竟是什么，观念遂日益混乱。但是，此一趋向并未减少从业者的热情和实践，人文学者仍然积极实践着既有的思维范式并将其纳入职业渠道而稳固之。人们热中人文思想材料却并不关心其学术实践的内在目标和所根据的真实条件，从而反映了一个明确的事实：今日“人文科学”的活动方式仍然是有效的；即使目标含混，根据不明，学者仍可滋滋以求并取得某种“成果”。固然，其生命力的根本在于：这是人类精神的本能需要，自古至今均如此。而此种本能实践的一个技术性支撑点则是：在学术社会上形成的任何行为惯式都具有其本身含有的“技术性操作本身的准娱乐性”。换言之，任何思维定式和推理程序“本身”都含有使人“自我感觉正确或行之有效”的因素在。此种纯技术性因素本身（无关于上述科学固有理性判准），即可成为学术行为延存的（主观）“理由”和（客观）动力。

以上所谈要说明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为什么不管什么不合科学规范的人文学术都可在适当的环境下，适当的操作下，不仅成为可行的学术思想活动，而且可成为“有吸引力”的学术活动？此种技术程序本身带来的吸引力，如果再由若干“同业”者加以集体运作，即可进一步强化其可行性和吸引力。此种社会与心理现象才是说明人文学术（不管其内在构成如何）均可加以运作的实质性原因。

让我们再举例说明。年长者记得，文革期间，“文攻武卫”之余，知识分子们闲来无所事事，于是南北兴起一股业余亲自动手“打家俱”、“裁衣服”的风气。不少人的手艺人潜质被突然发现。很多人都是不学而能，上手即有近乎专业性水准（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些弃文投艺之士也算找到了兴趣与利益结合的消遣方式。手艺是一种技术性程序，有其固定的规范、目标、方法。人们投入之后，其精神即“生存于”此技术性程序贯彻之中，其“产品”对己对人“有用”，固不待言，重要的是此程序性操作本身确实给操作人带来了快感、满意；用途和技术性操作的成功相结合，其生活和工作内容与方式即可有效延存。

手艺性操作如此，精神性操作亦然。因为二者最后都体现在：对固定技术性程序实现之关切！即，任何一种操作程序一旦形成（其形成原因往往为外在的，此处可不论）即产生了自动延续的内力。参与者如果将自己的生活“视野”限于此选定的固定技术性程序之操作，其生活与事业中的“心理关切”（重要性感觉）也就易于固定化。如果再加上职业性的社会环境支持，“学科”与“专业”就自然形成了。因此，任何社会上、历史上形成的“学科”、“专业”，不仅有其社会性存在的理由，也都有其从业者主观上认可接受的心理条件：人类性向习惯于接受和顺从任何技术性程序！如果“木工”眼界只限于“本业”，他就同时失去了进行他种价值标准思考的可能性。

再来看人文科学。在此精神性活动中同样存在着这类“因技术程序性本身的吸引力”而造成的学者观念“稳定性”：他的学术价值标准往往已经被他对自身长期投入的技术性程序实践本身所“绑架”。他自然倾向于“自以为是”。而恰恰是人文科学本身的“乏科学”特质又为此种心理惯性提供了行业性保护伞：“人文科学”（因属“自由学艺”）可免除“客观检验”。如果本身真地不具备被客观检验的条件，自然就形成了“谁也不怕谁”的心理定式。难怪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凡行得通的就是“好的”，社会性成功即是人文学术“正确”的唯一标准！

上述简单比喻颇可说明，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时代结束以来，号称人文科学最发达的西方，一波波地出现了这么多“理论花样”。尽管其内外表现叠遭批评，仍然可屹立不摇。外在原因固不需问，内在原因则正是此“精神技术性程序”（表现为理论形式面的结构图式的无限多样性变换〔万花筒模式〕）本身的吸引力。我们于是首先有了战后“世界两大儒：海德格尔和萨特”！他们今日仍然是人文学界之显学，尽管其从极左到极右的立场对人类理性思想发展带来了如此巨大的伤害，而西方学界仍然对历史上被一时认定为“大师”者，一切“照单全收”。于是我们在人文学界见到一个自然科学界所坚诀反对的惯习：凡一朝“成功”（=造成社会影响）者，即可纳入“人文科学”宝库，成为永远有效的“文物”（正如实体文物的“价值”也是永远有效的一样）。结果，所谓人文科学的科研成果，不再需要“客观检验”或“事实检验”了。

当然，正像实体文物本身有其“内在的技术性（艺术性）”标准一样，思想类“文物”也必然有其（当然是更高级的）技术性标准。如果只对木工活动内部“品头论足”，标准当然是明确可行的。如果只在思想流派内部进行学术思想评价，道理也类似。“在商言商”，“三句不离本行”；如果以自身采行之既定程序来衡量自身的得失，即失客观标准。这确是人文科学内部普遍存在的惯例。（顺便牵引一个大题目：多少教派都是以“教练兼裁判”方式来进行“自论证”的！）我们因此指出一个最明显的人文学术判断中的误区：教派思想方向辩护者往往援引本派思想学术中的“技术性成就及其确实产生的吸引力”作为学术正当性的理由。我们不妨看看今日世界人文学界的各种“成就”：谁不是“言之成理”的？如果以“学科内部”的言之有理为标准，我们就是在重复“教练兼裁判”行规了。而且恰恰因为此“自论证”习惯的存在，人文科学就成了不必受客观检验的“文字自由行”。

对此极为复杂的学术思想判准问题，暂且提出一个基本二分法：学术思想内部的“言之有理”（这恰是我们“后进者”必须力学的对象）和思想学术在人类生存全局中的“得失”。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跨学科”方向是从外部协助学者强化第二个标准的方法之一。我们以上所论种种，也同样适用于以“符号学”自称者。很多人把自己选择的一些学术思想搭配称作是“符号学主流”，加以特别维护，以作为学术界“党同伐异”的口实，其本质与一般人文学术思想无异。我们符号学者因此可以增加自反性。因此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几十年来美国符号学和法国符号学会几近于“水火不相容”。（写于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