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举办和参加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

                                       ---时代呼唤：东方伦理学和西方知识论的有机汇通

                                                                           李幼蒸

小序：1977年下半年再次走进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后，在一二十种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介绍书中我最后选择了现象学美学家布洛克曼的这一本。除了看重其较完善的认识论背景处理外（这是皮亚杰那类科学性结构主义和大量文论性文学结构主义所欠缺的），我被欧战暴发前夜布拉格的理论家们的精神态度所感动。捷克美学家穆卡罗夫斯基在大会上所说的话：人类历史上的危机时刻，哲学家们即特别关注于语言问题，“记号的问题”当时遂变得无比的重要。胡塞尔也是在此三十年代中期来布拉格提出他的人类理性危机论的。现象学根本上就是一套记号系统更新策略。三十多年来，我总是想到那个布拉格的思想黄金时代（有如上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黄金时代）；我总是思忖着有朝一日在某次中国的符号学大会上，我也要在穆卡罗夫斯基的同样的思想高度上提及记号问题对于中国文化学术思想更新事业具有的无比重要性。自那以来，自从九十年代欧洲游学以来，我才能从人类全体角度，也就是从跨文化的历史和理论间深刻对话的角度，来从新组织这个符号学的警示语。我认识到，所谓“记号问题”，绝对不只是西方记号学史上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在更高一级的认识论层次上重新把握“记号问题”。为此反而需要不受现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框架的拘束。如此思考中西理论史的关系，匆匆又过去二十年了。这是后冷战时代的全新二十年，世界在速变，中国也在速变。在人类沿着物质文明轨道突飞猛进时代，我们人文学者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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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大陆南北访学归来，加深了不少观察，也丰富了不少体验，觉得有必要就与本文题目有关的这个貌似简单却属基本性的问题，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据我的观察，关注明年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人中间，大约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此种态度的区分又大致和年龄段的区分相符合。一种态度是把参加和筹办“国际会议”本身看作一种荣耀，也就是把和洋人共居一堂本身当作一种成就和资格，而并非一定关心自身与单位可从此国际学术聚会中获得多少学术知识。另外一种态度，主要是年轻人（年轻老师和学生）持有的（虽然也不同程度上分享着前面一种态度，却相对地淡泊些），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因为他们还欠缺由于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而可分享“荣耀”的条件；也就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职场名利场”。同时，因为他们正在求知阶段，天然地具有着求知好奇心和知识追求的长远抱负。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特别是和西方主流学者）聚会交谈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首先应当是为了学习，如果不以追求新知新学为目的，而以追求名利为目的（如为了让西方学者“了解”自己的学术成就之类；为了让西方人“瞧得起自己”之类；甚至于仅仅是为了“能够”和西方人“平起平坐”而获得自身身份提升的快感之类），我们是不是就太降低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和人生目的了？

后冷战时代开始后的二十年来（两个世纪交汇的这二十年间），全世界的生活方式空前地“一体化”、“一致化”了：这就是：人类全体几乎全力以赴地追求着物质生产，几乎全体一致地追求着个人名利。人类社会文化全面地朝向于技术化、商业化、娱乐化。所谓“世界是平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人的动机方向和行为方式上的空前“全球齐一化”。想想看，不久前全球化歌星杰克逊粹逝引发的全球化哀悼；几周前全球化的“电脑智者”乔布斯病逝所引发的全球化“哀痛”！这就是现当代人类的“英雄形态”，它们体现着当前的“人类文化性质”和当前的“人类智慧方式”。乔布斯现象令我观察和思考了很久。我们真地已经快进入“外星人时代”了。这是一种新世纪的“技术性智慧”，没有任何传统精神内容的参与，青年人可以只为了技术性的、玩乐性的、形式上的“炫”而神魂颠倒。其智慧崇拜是纯技术性和商业性的。我们的文化成了技术性和商业性全面有机结合的综合体。“人”就仅差一步（即等到大脑植入晶片那一天：年轻人将像今日朝向大麻解放和电脑游戏〔电脑鸦片？〕一样地争前恐后地乐意成为“机械人一族”的成员！）就要与传统人性“告别”了。在人类文化正在全面地“物化”过程中，自然科学知识倒是与物化文化比翼齐飞，而基于传统人性经验的人文科学呢？必然迅速地物化为某种文字性“游戏”程式。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已经为此提供了“逻辑性论证”：用艺术化方向取代科学化方向！这就是：自然科学可以不断科学化，人文科学则要不断艺术化。其结果是：有关人类生存、历史、社会、文化、意义、价值等等的一切一切，都只需要一一蜕化为随意性玩赏和取利之资即可。“真理”吗？可以免谈。于是人类生存形态将根本地演变为物质生产程序及其感官文娱副产品，人将听任低级文化本能指引而在全面物质化世界中载沉载浮。所谓现代文化，将结构性地变形为与科技工商之低精神水准相适应的所谓纯娱乐性文化。（当然，“高低”之间的标准也将颠倒，因此才会出现今日突显时代精神空虚的“名包”文化：快乐仅在于街头炫耀！人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程度而不自知！）矛盾的是，人文科学的理性要求却也在同一时期空前提升：人类精神也面临着对自身生存进行高层次理性分析的要求，当然是只针对少数“小众”---人文学者---提出的要求。我们人文科学小众是要顺从科技工商的“大众”并在其恩庇下蜕化为某种文化妆饰品呢，还是要勇于发展为独立于全球物化大方向的“文化批评理性”的精神性存在呢？

我们人文科学学者和思想家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心以名利为念，岂非正是主动地参与此物化过程而放弃了传统精神伦理的方向？按此趋向，人文学术将不可能成为独立有用的“科学”，而只能成为职业的手段。我们的符号学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才发明出来的吗？那么，我们的当今符号学家们是要把符号学当作追求科学真理的途径呢，还是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呢？昨日报载，中国版权局负责人指出中国当前的文艺作品中百分之90都是模仿性的，欠缺创意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坦率陈述。那么，我们的人文科学呢？难道会比文艺创作好多少吗？难道不是更容易在学术实践中安排“模仿”和“抄袭”吗？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学者们对此进行坦率陈述和讨论呢？不承认缺点能够进步吗？能够有追求进步的决心吗？如果将人文学术商业化了，当然就不须也不能坦率陈言了。商业化就是要鼓励自我宣传，鼓励“报喜不报忧”，鼓励夸张优点、掩盖缺点。我们的人文学术世界如今已经商业化到什么地步了呢？（其明确的文化表徵是：媒体界每日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党同伐异”的商品宣传风格，是不是在制造着一种“普适的”社会风气呢：自炫和排他。我们的人文学术和人文学者是不是也在耳濡目染中沉入此商业化惯习中去了呢？）

在此情况下，参加阳明学研讨会当然别有一种感想：就原则言，不是一般人民，而是人文学者，岂非正需要在阳明诚学的层次上返朴归真？而我们的国学学者们有多少是在此层次上皈依阳明精神的呢？如果没有此种精神的皈依，读古书岂非只不过是一种职业方式？只有在如此坚定价值朝向的心学层次上立定，我们才能有独立自强之勇。西方人无此“人能弘道”的伟大人本主义伦理学传统（他们的精神传统是：弘道者为神、法、力。伦理意志力的根源不是人心，而是“他力”），所以反而是可能高度配合着物化世界之变革方向的。因此，没有主体伦理学意志力，就无法面对未来人文科学方向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一种“中国古代伦理学和现代西方理论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学”。因此，我们需要在多么广阔的角度上和高远的层次上来触及现代西方符号学世界的呢？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东方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来“解释”和“应用”西方的各种专业理论技术学！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参与和投入西方人文学术制度化游戏中去。

在兰大晚间讲演结束后，一位城市学院的学生走到台前送我一个带有刻文题词的葫芦纪念品。这是多么纯洁的心意表白？未留其名，毫无所图。忘记在兰大还是在师大，一位哲学系学生前来请我在他所有的我的译书《纯粹现象学通论》上写下由他选定的“朝闻道夕死可也”格言，以示其充分理解将“理性求真”作为人生之真蒂的信念。一位学生走到台前好心地告诉我“你的网站最近突然打不开了”（后来知道因公司要求技术性升级而暂时性中止运作）。还有一位学生将一串问题写在纸上递交给我，因怕没有时间在会场提问，而他此时此刻所想做的只是想提出一个自己的重要问题。他能在青年们习惯于打电脑时代看重一个理论性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灵冲动呢？兰州两日四讲的效果不止表现在同学们的朴素认知态度上，而且表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令人大受鼓舞的事实中：甚至于偏远地区的中国人文青年内心仍然潜存着炽烈的求知心和向真意！一位青年教师告我，他和同事在此讲后继续讨论着我的话题，竟至撤夜未眠。而有趣的是，这位讲演者恰恰是不善言辞的口呐者，恰恰是一位不善包装而却直达“事物本身”者，或者直面“问题本身”者。不是我有能力进行“启发”，而是听讲者们内心潜存的自身“真理热情”被我的片言支语碰巧“激发”出来。是他们突然面对着自己内心的心灵需要而一时“不知所措”（即如何在精神理想和物化现实间进行选择；也许是我的话语促使他们不得不实在地面对着此一冲突情景）的心理反应。我确信，此一现象，不只是因为言语沟通的便利所致，即使我能英语流利，如我被邀请在西方学院讲演，我也不可能造成这类打动力。（2007年在芬兰大会上曾获得西方听众的积极反应，但那是纯粹知性的反应）这是因为，说者和听者在此特定思想交流场合共同进入了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传统氛围内：仁学精神传统！现在，我不过是在试图将此东方精神理念传统和现代西方理论技术更为有机地加以汇通并促其相互作用而已。重要的是，此一古今中外的心灵汇通发生于西北高原地区，发生于古老文明的黄河之滨。遂可再次证实：最古老的和最现代的，是能够在一更高的心灵和理想的层次上相互衔接的。更为主要的是，这样一种心灵沟通是在任何权势力场之外形成的，此一事实并非在张扬我个人的言谈吸引力，反而是在突显聆听者能够摆脱今日世界之学术制度性定式轨道而直面自我心灵时的一种生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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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我们要把这么多西方人文学者、特别是主流理论学者请到中国来，首先不是为了要在外国人前“炫耀中国人的学术成就”，而是要抓住机会观察和学习（不思学习、只想表露，难道不是精神贫乏的明确表徵吗？人而不好学，这有多么可怕，读者想过没有？那些到处可见的“少打电脑、老打麻将”的社会现象在预示着什么呢？）。今日一个人文学者不以自我知识提升为目的、而以自我宣传为目的，首先就暴露了自身治学态度的失焦。一个学术集体也一样：不以集体自身学术提升为目的，只以对外宣扬自身成绩为目的，岂非正是证明了自己欠缺学术上的远大理想，甚至于暴露了以学术致功利的动机吗。这将意味著什么呢？这意味著：其人、其团体的人文学术极难有真正提升的机会。可是看看我们今天各单位、各学人是怎么自我介绍自身的吧：哪有不是在进行着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宣扬的（当然其根源涉及到某种客观实际需要：不如是自表就无法获得承认，就不利于生存）？这种态度将非常不利于我们有效地从国际会议中获益，却非常容易鼓励我们的虚荣心和欺瞒心。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能进步吗？那些拒绝别人批评也不自我批评者，是在认真从事学术吗？（一味维持着“一团和气”、生怕因批评他人而“树敌”，岂非正是某种商人心态？“和气生财”能够也成为我们人文学术界的信条吗？）符号学作为前沿跨学科探索性研究，尤其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这样才能不惧怕、不躲避与其他学科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今天人人谈孔子，我请谈者先行孔子“学为己”之教。孔子并不希望你把他当作菩萨加以奢华供奉，而是希望你能够真地遵行其伦理学教导。这一仁学态度却正好也是今日我们提倡新知新学时应有的态度。如果学者们不认真想着如何“活到老学到老”，又如何能够认真提高自己的学识呢？

同时，资深的学者们特别应该想一想我们的研究生们，本科生们，年轻教师们的真实求知需要。我们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主要要靠他们来继续推进和发展。我们的主要责任甚至于不是促进自己的学术发展，而是考虑如何帮助他们年轻人更有效地发展。代表中国人文科学未来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毕竟这三十年来成长的青年一代，其教育较少受到耽误。因此，尽管他们的知识积累可能不足，但他们的领悟能力可能并不比我们资深长者要弱。我的经验是，越是年轻人越没有虚荣心包袱、越没有功利心拖累、越含有“入世”前的纯洁求知欲。因此，我们的国际学术活动甚至于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是为了让他们获得开阔眼界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水准的学术实践的。

三十年来，在物质条件和政策条件空前提升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第一要务就是学习。我们应该提倡全民学习，这才是孔子的真精神；而不是提倡宣扬自己已经多么知识充足了，自己的成就已经多么可观了，更不是要通过和祖先挂钩而希图凭空给自己 加附某种“血缘积分”：好象我祖先的诗辞曲赋成绩就可自然地、合法地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成绩似的。一个民族不好学、不真学、虚应故事、敷衍塞责、崇洋媚外、自我鼓吹，这就不是在学术上“来真的”，而是像今日无处不在的“山寨版”一样在“玩假的”。我们搞符号学的，决不能沿着这样的虚假道路前进。坦白地说，我们的符号学知识还浅薄得很（不仅比日本差得远，也比南韩不如）。把祖先的某种“貌似符号学的东西”当作和洋人表面上一较短长的廉价“武器”，这就仅成了某种“学术义和团”现象。海外人文学界几十年来不朝向世界学术理论主流努力学习，而是一心要想通过祖先遗产来现成地宣扬传统文化的“伟大性”，以便以此来“抗衡”西方现代理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孔孟思想精神是这样的吗？我称之为“色厉内荏”！这是对孔孟思想的肤浅误用！孔孟精神是要你“勇往直前”，面对艰巨，不是要你托庇祖荫，自我欺瞒。我再重复一遍看法：大陆有大陆的问题，但海外也有海外的问题。别以为你们有了洋资历就没有问题了。问题也许恰恰就是出在你们的洋资历上！

因此，我们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希望参加者抱著学习态度前来，向老外专家学习，也向国内其他专业专家学习，同时也适当地帮助其他科目学者了解自己的成果，以互补短长，共同提高。本文专谈中国学者学生的学术态度问题，没有专门涉及外国学界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要强调让老外在此跨文化符号学场合也能“学习到”他们所并不了解（并因语言限制而不可能深入了解的）的东方传统学术成果呢？“学习”指两个层次：专业技术性的和认识论方向的。我们说向西方人学习，主要指专业技术性方面。而我们同时（和西方人非常不同的，因为他们同样过于自信满满）要提出一个认识论、伦理性的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只在西方技术性层次上解决，而他们对此并不真正认识，因为他们欠缺对东方文明的深入知识（此种对东方文明的深入知识，反而必须在较充分掌握现代西方理论前提下才能够进行，而这正是偏于实用性、教养学性的海外汉学界所欠缺的）。正是新世纪跨文化符号学的进展，使我们东方从事现代理论性研究的新一代学者们，有条件对此加以掌握（我在和各地青年师生的交流中直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认识论领悟力、接受力和发展潜力。坦白的说，这样的精神倾向我们已很难在海外已经高度商业化的华人社会的青年中看到了。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华精神传统的母胎而成了像海外华侨商人社会中习见的那些实用主义者一样；他们重实惠的很，他们正在吸收着两种“文化肤浅化”：西方的浅文化和中国的浅文化。两大文明的精神深层次都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自幼以来就学习着如何未来成为科技工商社会内的“成功人士”！）。让我们在此切实领悟前述有关认知的这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这就是一种文化解释学立场：各有各的不同专长和短处，必须彼此取长补短！

我们的认知含混性往往因为忽略了这两个认知层次的区别。特别是，百年来两岸大多数人文科学学人都是在美国受教育的，我们的“高级人文知识分子”就难免因此教育背景而易于混淆两个层次的问题（因为美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文化，这种实用主义思考习惯使人们欠缺分辨伦理学认识论思考中的精细差别）。读者也许注意到，本人自1978年进入学界后，在哲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特别强调欧洲大陆的理论方向，这就是在对英美和欧陆两大认识论潮流的异同进行长期比较研究后所产生的认识。而最近30年来，随著全球制度化的发展，人文学术的方向进一步受到商业化、专业化、竞争化的影响，变得更加功利主义。在此情况下，前述两个层次的认知区别就更不受到学界的重视了。因为人人都以“竞争以致成功”作为第一治学原则。我们的以求真知为目标的新符号学的精神，因此也是与此全球功利主义大方向相对立的。学术交流往往相当于“利益交换”！而此利益交换又是以专业分划方式进行的。在此趋势下，符号学不过是同样的把戏中的花样翻新而已。我们费了半天事就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参与这种学术“生意经”游戏吗？正是因为我们在第二个层次上保持着认识论的、伦理学的另一套价值标准，才能够在“专业技术性标准”之外保持着一种更高的价值学理念。按此，我们才能参透西方人文学术中的长处和短处，而他们本身一则因为“求胜心切”，一则因为学术分科化已成为职业成功的“行为渠道”，所以极难跳出“以学求利”的藩篱。况且正是在专业技术性层次上他们远远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事实，易于导致忽略人类自我认知的复杂构成。现在，让我们努力将中西传统上存在的人类原始价值观重新在东方树起，让陷于学科分离功利主义的人文学者们关注一个世纪性的特大问题：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必须在科技工商活动之外，与传统的人本主义理性伦理学相结合！

因此，我们要在此难得的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理论交流场合，“展现”、“面对”、“参与思考”人类人文科学的问题和危机所在。对于这第二个国际符号学大会目标，我们中国学者更须抱著学习、探索、求真的态度，认真地参与和体验。在此层次上，我们就更没有追求功利成就的必要了。反之，它要求我们大大加强自我的求知期许和关注民族和人类的集体性人文理想目标，要求我们超脱眼前处处可见的自满自足和急功近利的职业风气。至于要在国际场合呈现个人在本单位、本领域内固有的“地位”（或“权势”）这样的虚荣意识，尤其应该加以避免。不关心自己和学生们的学术提升问题，只关注个人名利得失问题，的确是今日所谓学术风气“浮躁”的心理性根源之所在。这就是“义利之辨”！无论个人还是集体，仅为了追名逐利，就是在违背孔子教诲。（利用孔子言论来追名逐利也是一样的“违孔”，甚至于是更严重的违孔！“乡愿”就是指的貌似而实非！）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在生存态度上，在精神提升的自我期许上，更严肃一些呢？我刚刚参加完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如我在前发文章中所说的，今日提倡阳明学，不是要把王阳明先加以“伟大化”，然后努力为其“树碑立传”，供今人进行膜拜！王阳明不会希望我们这样对待他。他所希望的是后人能够继承其精神。因此今日的“重读阳明学”的目标，不是要扩大培养多少“阳明学学者”，而是应该让人文学术和文化领域内的一切知识分子都分享其求真、求诚、求实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则可以在任何选择的职业和专业内做出满意的贡献。对于我们符号学者来说，也是一样。简言之，中国符号学家们应该发扬通过符号学研究以促进个人和集体的知识提升以及获得精神的升华。如能有此精神境界，我们还会在学术职场上，在国际学术场合，斤斤计较于各种“蝇头小利”吗？老外们的“致命伤”在于其制度性的个人自私主义，我们如要克服此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人格缺点，就需要按照中华文明内存的伦理精神遗产来进行自我精神革新。因此国际符号学活动场合，也是我们自我精神提升的一种机会。

此次大会，如果注册参与成功，将是百年来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上在中国土地上，首次在如此规模上面对着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主流人士。因此，这对于中国人文科学“走向世界”的目标而言，是难得的重要交流机会：中国人文科学界将直接、全面地开展和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的对话。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因为语言性和材料性方便，主要把人文学术的“世界”视为港台美华和新加坡等海外华人学术社会世界。这是一个学术性的判断误区，未认识到一个社会的分层次、分方面的存在构成。因为，海外诸华人社会的方向是明显科技工商走向的，而非现代人文科学文化朝向的。加以幅员窄小，他们的土地上极难组织大规模的、全方位的、理论朝向的人文学术活动。海外学者因此也应该首先明确认识自身所处环境的这一社会文化性特点，并本着阳明学致良知精神，实事求是地面对和适当地参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如果把海外人文学界的“准汉学框架内的”学术活动，当作现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的“最高成就”，并试图利用大陆一些“崇洋慕外”条件以沿此认知方式来“影响”中国大陆的人文科学大方向，则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千万别再拿什么欧美学衔资历来误己误人了。中国学界如果不能克服此等延续了百年的“留学生文化认知误区”，我们的人文科学就将很难获得实质的进步了！）。于是，台湾“中研院的人文学术系统”，不仅因为其前述地缘性限制，而且因为其近百年来的非理论性方向和五十年来的汉学方向，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全方位人文科学发展的“楷模”。（他们之中几乎无人不自以为是高等华人学者，这正反映了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前理论性的”的。因此，他们根本也不能辨析自己的知识局限在哪里！加以在两岸都大有为他们敲锣打鼓的学术势力的支持，他们就更加难以承认自身的“乏理论性”的知识欠缺了。但是，我们的评断是向广大好学知识青年提出的，是寄望于新一代学者的较高认识论悟性的）这就是说，中研院及其海外院士如果对以上所言置之不理，一味以自身的“西方”职业背景来强调自身具有“中国”人文学术的最高水平，就相当于表现出最大的学术不诚实。如果他们没有此等良知，广大大陆新一代人文科学家必将认识其中涉及到的“理论构成性”误区，并加以鉴别之。中国人文科学绝对不能再像港台美华学术社会那样朝向文献学、实用学的方向了。存于今日世界，不敢、不能面对（或者只满足于依附西方理论主流）世界思想理论主流，这才是对“炎黄祖先”的最大“不孝”。泥古不化和抱残守缺，才是对伟大中国人文思想传统的最大“不敬”。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努力使自己有能力和世界人文科学在理论层面上对话并相与质正，这就是当代新仁学在理论上的最大抱负。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举行，清晰反映了和呈现了一种时代精神需求：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人文学界必须面向当代西方人文科学主流，不能“躲在”西方汉学的小圈子里自甘末流了。

让我们在此精神高度上来自守、自持、自觉、自行吧。让我们以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古训来相互期勉吧！读者知否：“最中国的”（伦理学）也是“最世界的”（人文科学）？为什么中国仁学具有如此深远的世界意义？因为它是世界文明体系中唯一地几千年来倡导“人能弘道”的伟大人本主义方向的（记得这是我在兰大讲演中特别指出的）。这是理性的方向！这是科学的方向！这是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伟大精神呼唤：中国传统伦理学和西方知识论有朝一日的有机汇通！

李幼蒸 完稿于201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