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已有80位 以上国外学者注册参加的一次国际文科理论会议，即将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外宾中不仅包括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包括会长、多位副会长和秘书 长），还包括自动报名参加的一些符号学界著名学者，如意大利艾柯的主要“接班人”韦俄丽等。去年芬兰国际符号学大会，艾柯曾应邀与会而卒未成行，此次其大 弟子亲自前来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次国际符号学会议，颇可显示国际符号学界对此次南京会议的重视。为什么？南京会议召开后效果到底如何，要到会开完后才知 道。但是南京符号学会议举办一事本身，却已涵蕴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现在本人在会前略谈几点感想如下。

 1。十几年来，在中国已举行过多次不同规模的国际性符号学会议，包括2004年 在北京中国社科院那次。但是以往的国际会议几乎完全是在国外资助的条件下举办的。这次由江苏社联、南师大和南师大外院共同筹办的大型国际人文学术研讨会， 不仅是百分之百依靠国内资金筹办的，而且还延用国际惯例为一些国外与会学者提供了全额或部分的资助，令各国符号学界，特别是东亚符号学界，为之“刮目相 看”。

2。我个人自2004年 起当选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成员后，主要负责推动亚洲地区内部以及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符号学对话。我曾多次与日本、南韩、印度诸国符号学会人士洽商召开亚洲 或东亚符号学研讨会事宜，结果均未成功。不想中国学术界以及中国符号学界，近年来颇有发展，如今不仅在中国地区即将实现原本打算在韩、日、印举办而未成功 的会议，而且将会议规模扩大到了世界范围。南京地区学术界的“潜力”，也的确让我个人（符号学界的一名“唐吉坷德”）“刮目相看”。在参与推动这次会议的 过程中，遇到不少外国学人，包括西方教授，向中方筹办者表达，虽希望与会而无柰力不从心。他们都不是企图趁机来中国旅游的人士，而是对于在中国地区召开人 文科学理论前沿的国际创新之举，寄予厚望。有些西方和东欧学者们，也许是希望将个人学术成果向东方学界趁机进行引介，而一些第三世界地区学者的与会愿望中 则包含着对世界符号学研究活动能够进一步多元化发展的期待。历史甚短的中国符号学界有意愿、有能力倡导其事，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巴基斯坦学者去年 在芬兰向我表达了强烈参加会议的愿望，不过旅途虽近而仍无能力与会。直到最近印度一位著名女符号学家还“不好意思地”希望我代向中方会议筹委会暗示是否能 够提供资助以使她能够代表印度这个亚洲“符号学大国”与会。当然，南京会议的背景和目标，国际符号学学者不一定清楚，遂把它和多年来在西方举行的类似国际 会议相比拟。作为第一次由中方经济上独立举办的符号学会议，当然并不具备经济条件扩大邀请规模。但是，南京会议的筹办机缘甚至于促进了下一个可能的重要目 标：申办2012年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这是日本、印度和南韩等都向往而至今尚没有能力筹办的符号学盛事。等到有朝一日中国真正筹办了国际符号学大会之时，当可支持世界更多地区（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世界符号学家）人士参与符号学的国际会议了。

3。 之所以称之为“符号学盛事”，因为会议将代表着国际符号学多元化的真正开始：符号学学术中心开始从欧美扩展到非西方地区，特别是转移到中国地区。什么是符 号学呢？存在有两个“符号学”。一个是目前实际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学人的具体业务。另一个是他们所代表和所反映的人类人文科学革新的潜力和愿望。所以符号学 既标志着现在，也标志着未来。归根结蒂，符号学是朝向着未来的；是朝向着未来人类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方向调整的。对于中国学术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既标 志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的目标，又标志着西方学术传统在中国的作用方式调整的任务；也就是相关于中西学术关系正确发展方向的问题。因此，不妨把“符号 学”这个学科的实词加以“虚化”：符号学是有关人类人文学术思想方向全面合理调整“愿望”之标志，其具体内容则是充分开放的和多元化的。

4。 在“中国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关系”这个大题目下，多年来我已发表大量意见。而至今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正是：中国学界如何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问题。可以 对此简言之如下：未来中国人文科学，无论从“仁学”伦理学立场看，还是从民族功利主义角度看，都必须是朝向人类（时空）全方位的目标（而决不能将其倒退为 两千年前的两河“窄域”）。按此总目标，接下来的两个具体任务中，固然一方面要克服学术民族主义（后者首先将严重削弱中国学术参与世界学术领导权的可能 性），而真正严重的反而是第二个目标：克服人类学术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民族主义往往是人为制造的，其行不会久远；而西方中心主义则含有其自发的吸引力， 并会顺势无限扩张（对于“中学”，则可通过“汉学”先加以“初级征服”之；然后再通过西方理论主流加以“二级征服”之。对此，学术民族主义其实毫无招架之 功）。实际上，反对学术民族主义，正是达到克服西学中心主义的必要步骤。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前途运作的一种关键“辩证法”。此辩证法思想正是包含在“符号 学”这个总标称之内的。

 5。1992年 冬我在台大哲学系讲演时曾以“学术界的义和团”比喻海外新儒家的方法论，遭到一些听众的反驳。那个比喻也完全适合于中国学界：在人文科学界也有一个“武 器”（方法论效力）性能优劣的问题。当初义和团思想之所以一开始能够得逞，正是符合那时的“老祖宗思想”不能丢的儒教主义观念：其极端乃至于以为中国的民 族性“技术学”也不低于洋鬼子（试想80年 代以来的各种“国医学”和“神功论”的技术性炫耀）。结果呢？中国今天的科技工商成就中哪一样不是来自西方的？中国因此吃亏了么？通过学习西方而最终能和 西方并驾齐驱甚至于最终超过西方，都是因为最初能够明智地认识到：关键不在于谁先“发明”，而在于谁能将此发明付诸有效应用。人文科学的道理完全一样。不 想清末士大夫未曾想通的“国学为本，西学为用”的问题，海外新儒家60年来照旧重蹈覆辙。为什么会这么“不智”？因为其功利主义心术所导致的（实质上的）反孔孟思想：打着孔孟的旗号反孔孟！

但 是，前节已述，我们的最严重困难倒不是来自海外学术民族主义的，而是来自西学本位主义的。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的中心，正是与西方主流思 想相“对峙”的领域。我自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后就开始在各种场合对西方符号学认识论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西方学者当然地以为关于西方理论，乃至于 一般理论，自然是他们的专擅领域。我的立场则是：首先“发明者”不等于“应用者”，你发明了，我来更好地应用，有何不可？（不是“占西方便宜”，而是“学 术为天下公器”。学术理论创造者本人也不能“垄断”其解释权，而应诉诸于公论。更不要说中外古典理论了：“古人”那能使其自我理解适用于千百年后的新环 境？海外新儒家的所谓“数典忘祖”论，纯粹出于其无知和怠惰。以为能够背诵旧籍就算是在做学问。他们当初畏难趋易，心理自慰度日也就算了，现在竟然企图以 此落伍思想来迷惑大陆新世纪的民族学术更新伟业，对此吾辈岂能不辨？）其次，对于理论的“理解”有一个量与质的判准区别。“恰当的理解”首先关系于理解的 方法和方式，而不在于“博闻强记”。记得多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理解最好的人。今日商业化时代强化了的学术功利主义，使得学界对二者更加不予区分了。符号学策 略却是要辨析学术思想理解的不同“维面”和层次。正当20年 来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在后现代主义的“理性颠覆”下，处于停滞不前的时代，我们更不能盲目跟随西方“学星”的影响力而失去传统仁学的“真理意志”。符号学 界的情况也完全如是。况且西方人文学术水准和国人所习得的西方人文学术水准之间，百年来存在着结构性的、持久性的巨大差距。

6。 在世界中国学区召开国际符号学会议，一方面要将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积极方面引进中国学界使其“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促使西方同仁正视非西方思想力量的存 在和乐于参与交流、对话和争论。目的绝对不在于争夺民族学术名声（这样就自贬民族伦理精神之身价了），而在于坚持朝向人类共同真理事业上的“当仁不让”。 我们是为了实践仁学的当仁不让原则而对西学采取此辩证法态度的：既学习又辩论，二者齐头并进（认真的学习一定是批评性的学习）。和新儒家不同，我们是在充 分学习西学之后参与西学的共同讨论的，而不是简单化地用中方的旧学标准来“品评”西学。对于此“中学”的身份，我们也要根据符号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手段来 区分仁学和儒学，即在超乎历史自然直观经验的层次上来区分伦理学思维本身和其在历史上被“利用”的各种形态。现在我们要将此高层次的仁学原则施诸于西学主 流：以古典的求（科学）真理目标取代现代的求（市场化）成功目标。为了实现这一中西学术对话中的目标，我们需要运用现代化话语进行系统的、逻辑的科学论 证，而不是在“西医”面前通过偶然成功的经验性个例来炫耀我们的“针灸”神奇效果。也就是：在科学领域我们要用西医的科学语言论证其科学上的失误，而不是 利用“五行八卦”等历史特殊语言来处理科学性问题。否则，你当然永远不会“失败”，因为你通过选择敌对双方无法“交手”的“民族技法”来（只对本民族信 众）片面地“证明”自己的“胜利”（学术阿Q主义：通过不实际交手而在己方一侧片面宣布胜利）。

8。 再回到本题。南京符号学会议的意涵是多方面的，而其宗旨归结为二：中国学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精神资源；中国学界能够和必须创建世界上另一个独立的人文科 学中心。作为世界的而非仅中国的或亚洲的一个中心，其内容和方向必须是人类文化全方位的（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此全方位学术目标都比传统“儒学”不知道 大多少倍。所以我们“恳求”文史哲国学者，不要在新时代徒劳地努力于“缩小、窄化、弱化”中国学术的前程，或企图阻碍其参与引导世界人文学术现代化的能力 和机会）。本人为此次会议准备的发言（现将其摘要附录于后），仅从一个角度向西方同行证明：中国符号学具有其确实的世界性、现代性学术价值。那种把“中国 学术”看成“东方异国情调”的倾向是和中国符号学的丰富内涵格格不入的。我并暗示，西方学者应该欢迎中国符号学参与未来世界人文理论的重建事业；故不必视 之为“对手”，而应视之为“同志”。至于他们是否能够在全球商业化时代接受古老东方的仁学学术伦理学理念，则非我之关切所在所在。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展 现个人学术立场，区分义理异同，留诸后之来者而已。学术思想不是个人之事，而是集体之事。最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符号学事业象征着一种中国人文科学的合理方向：朝向世界，融入世界，参与领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