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我在两年访美后回到哲学所，见到一些新来所的年轻人，其中有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室的甘阳。甘阳见到我后颇为热情，后来才知他所报的专业方向亦为欧洲解释学（也许是更广泛的“当代欧洲哲学”？）。不久后我被聘任为主管欧洲大陆哲学的副主任，与甘阳业务上关系更接近了。後來了解到，我在出国前所引介的当代西方思潮中，解释学最受年轻人关注（两岸四地老专家一辈则多看不大懂解释学，特别是其当代的发展。这在“中国接受西学理论史”上是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国内的现代外国哲学界，解释学的风头甚至颇有取代存在主义之势。青年解释学者中则已有所谓“北甘（阳）南张（汝伦）”之说。当时许多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后转攻哲学的人很多。他们的外语条件和对现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较快领悟能力，使他们顿时居于优越地位，因很快就会在特定知识范围内超过他们的不会西文的导师。当时存在的这种普遍现象，对于导师来说是自然难免的事。但对于研究生而言，就未必全是好事，因为一些人会因此易于滋生傲慢与轻率心理（超过“周围”和“导师”太容易了）。导师的问题，还不只是外语问题，而是66年前教育系统旧的训练使他们不易接受当代西方理论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是通过苏联教科书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者。（《哲学译丛》一位副主任译过东德解释学文章，1981年底左右，却拒绝了他约我自选后译出的利科《解释学的任务》长文。理由也是“看不懂”。这是该刊又一次拒绝了我的受约译稿，从此我就不再主动向该刊推荐选题了。）

甘阳不是外语系出身，却能迅速领悟解释学意涵，我对他也自然另眼相看。我和甘阳同在一室，交谈机会较多，对其思想敏锐，善于理解，印象深刻。所以视之为专攻当代欧陆哲学的青年才俊。大约就在 1984年 下半年，哲学所在一次例行青年 报告会上安排了甘阳有关解释学研究的报告。不仅所内，而且所外及《读书》杂志社，他的朋友多人到会。我作为主持人之一都没料到解释学已可被视作如此重要的当前西方哲学新潮。甘阳口才甚佳，讲解清晰，我自此之后，更视之为不可多得的哲学人才。大概在此次报告会之后某一天，甘阳夫妇来我家，说拟向北大外哲所推荐，邀我参加他的硕士论文答辩会。我欣然同意。在答辩会结束前，甘阳回避在外，参加老师之间各有意见，我则给予明确支持表态。记得在场的王庆节（希望未误）或某一位外哲所青年研究人员特别对我的意见表示赞许，认为可作为答辩会结论书的主要参考之一。记得张世英教授对我的“特别介绍”（大概有关于甘阳有特殊理解才能，不必计较他在常规课程上的未足之处之类）也持赞同态度。（我所能记住的不是彼此言语细节，而是我的言谈的意图和对听者反应的印象）

那时，和甘阳接触渐多，虽然对他的才能非常欣赏（在我看来能够“领悟”当代哲学的“要点”就是极可贵的，因为老一辈专家们恰恰是抓不住要点），但也并非不知道青年一代，不管多聪明，学力则因上山下乡之故颇受影响。甘阳告我他小学毕业后即下乡，后考进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时只知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了北大研究生阶段的两三年中才识见大长。但北大时期有多少时间是真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的呢？（教师们对当代哲学新流派知识又如何呢？）甘阳那时译出了一本几十年前的哲学小书卡西勒的《人论》，因书名之故，在中国那时特殊环境中一夕走红，印行十几万册。我当时对此事有所不解，因为，他既然在专攻解释学，为什么不先译一本和解释学有关的新书，而要译这么一本在西方已无重要性、而海外已有中译本的过时小册子？（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人论》这本书，却在1984年拒绝了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选题推荐。而后来《人论》译者甘阳倒是积极要我这本书的译稿。）

后来甘阳和他的北大同学们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才能。（写到此想表明一事：即使是这样粗放式写法，围绕着一个主题，也可有十倍于本文内容的素材待用，更不必谈另外收集材料了。读者因此可推测，任何回忆录都是一个个别角度的“片面”印象。读者在阅读时宜于想到所未曾写到的方面是什么，包括作者有意省略的方面）这就是《世界与中国》编辑部的成立和其社会效果（有关文章已不少，建议有兴趣的研究者从学术社会学角度对其作一深入研究）。那时，一方面我作为新时期最早的现代西方哲学推动者之一，当然对此活动极表支持，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件事的背景和前景却颇多不解（今日读网文才知悉当初我这个局外人一无所知的组织方面的背景，即该编辑活动是获得某方面“准官方”力量支持的）。但该组织及其计画能够在《光明日报》上刊出半版篇幅，造成社会效应，这在当时中国社会内是一件应该大书特书的事。一方面，这也肯定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社会和学术影响的扩大，但另一方面这种张大声势的作法对于开展认真学术研究是否一定有利呢？特定社会条件把三种“实践”混合了：学术研究、编辑出版、社会效应。在我心目中，学术性运动和社会性运动应该严加区分，几年前我对“存在主义哲学热”就颇不以为然。因为把存在主义当成“冲击”教条主义的“工具”的时髦做法，将导致两无所得，研究者的浮夸习气反倒因此易于滋长。

不过，从出版条件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展，我自己就是直接受益者之一。但从此以后，我个人与该社外编辑组织的关系性质也改变了。我从他们（编辑部人选中好几位在我室）的“西学先行人”，变成了他们的一名“顾客”，从而暴露了我自己处境的尴尬：我这个被他在通信中称作“幼蒸师”者，竞忽然须求他之助来解决出版问题了。我的一部“电影结构主义”译文集放在电影出版社一直出不了。有一天我骑车到他临时宿舍拿出稿件给他们夫妇看，甘阳“惊呼”：这么重要的稿子竟然出不了。于是慨然应允纳入丛书系列。当时我对甘阳及年轻人的做事习惯还不了解，也想用他对此书的安排情况来考验一下其诚意和能力。当时约定了一年内出版，我才下决心把书稿从一再拖延的电影出版社撤出，转交给甘阳了。他也的确及时处理了此书的编辑工作，结果按时顺利出版了。

甘阳不是一般的主编，而是一个大型丛书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有三联书店的坚实后盾。而且这个出版集团是多元化经营，不仅有学术类和通俗类两套译丛，而且后来有了学术专刊，以及《读书》杂志社的撰稿特优待遇（甘阳文章常可发头条）。该编委会的一个副主编曾对我说，甘阳自担任主编后有获利条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随之“资讯”大增。一下子现代西方哲学活动成为了一种“生产企业”。

甘阳对我应该说始终还是态度上友善的，一次他在办公室当着我的面说：为什么老李不是学术委员会的？我们可以选。又一次我为感谢他出版了我的书而请他吃饭时，他也用第三人称代词对我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上，我说谁行谁就行，”似乎是在暗示他有能力“帮”我扩大机会的意思。当他在现代西方哲学界以及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名气”高涨期间，恰恰是我在单位“处境”越来越欠佳时期，甚至于连订购图书都需要通过其他同事名义才得以办到。我在所中的尴尬处境（特别是当我作为单位第一住房困难户分不到住房、而连甘阳不久后都分到了住房时），甘阳当然都看在眼里。（上山下乡一代和我们青年时期最明显的不同是极懂人际关系）记得有一次何新通过他在哲学所的女友找我约稿，她对我说，“甘阳对人说，李幼蒸的东西他们都包了，你是否真地只把东西交给甘阳编委会呢？”表面上我和编辑委员会似乎关系很好，但“矛盾”也渐渐产生了。的确，在电影结构主义译文集顺利出版前后我对甘阳极为信任，紧接著就同意了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纳入重点出版计画的《哲学和自然之镜》（此书是8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理论思想读物之一）硬转到甘阳丛书来（为此我专门到社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家郑重道歉，告知只因甘阳丛书可以较快出书，才有此改变。那时和现在不同，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西方思想书藉出版就会喊停。所以不免有赶快出一本算一本的念头）。同时也决定把陷于“胶着”出版状态的“罗兰巴尔特文集”稿（人民出版社的新上任的诗人绿原在看过译稿后，没有采用，之后辗转各处，甚至于找到当时刚出现的出版个体户）也转到甘阳处。按照约定也是一年出版。但这些书稿的编辑工作后来都被拖延下来。现在，读者一定怪我太心急，编辑拖延为常事，何至于影响关系呢？我在商务出书最多，多数书也是拖拉的，如《野性的思维》拖了许多年，不知道上下跑了多少次进行疏通。但我当时可以判断那是因为“非学术关系”的原因而被拖延的。和甘阳编辑部的问题，从最初那末好，到后来因不断 “盯稿子”而引生彼此不快，究竟何因？又是“老问题”；“世界与中国”编委会的成员都是研究人员，其身份和我们完全一样（而商务的编辑人员就是专职编辑）。编者与著译者的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利益性潜在纠葛。因主编之责、之便而先看译稿，此乃天经地义，有何问题？但如果当事人已被各界视为某领域权威，是否会出现一种负面的可能：有意无意间“拖延”同领域译者相关作品的发表呢？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因此不得不加以关注，既然我已经好几次遇到过这类情形。

实际上，编辑、审稿、校对等等，如果发生在“身份混合”情况下，就会发生这类问题。我到所不久（1978或1979）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译出过贝塔兰菲《一般系 统论》长篇导论。该室某研究领导作为责编在译稿上做了颇多不必要的改动，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为了表示尊重，而故意多采纳一些。此时梁存秀（他是最早在所内推荐订阅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符号学》的人）突然好意告我：凡改动不合适的就不必采纳，否则责编会硬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算作校对者。我这才又“学会”一招。（的确有的人〔特别是资格老的〕专喜欢不必要的改稿，以期属上校对者名，实际上这是一种占便宜行为！）70年代末开始，我就不断遇到这类问题。随便再举一例。1978年初《结构主义》译稿交商务后，过了半年没消息。我当时如不直接介入处理此“琐细”方面，该书是不可能在1980年出来的。我心中一清二楚，在当时文革结束刚两年的情况下出版“结构主义”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不“研究”另一门出版人际关系学：政治审查乎？编辑看不懂乎？对无名译者不信任乎？有人作梗乎？如此之类。结果，我只得直接去商务找到总编高崧问询究竟。高崧告半年前已交外文所一位当时以兼长英诗和数学著称的研究人员审阅，但无下文。我心里当然清楚这位外文所研究人员的知识背景多半是看不懂结构主义的，况且10万字小书，审一下也用不了半年。此人“用心”何在？〔会有此“疑”。就因为该人以熟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自负，并有名气〕我于是马上给此人去了一信，要求和他共同讨论文稿中结构主义问题。接到我信不久，书稿果然退回了商务，竟然是什么意见也没提，就这么白白拖了半年。这是我在类似情况下对别人绝对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对人尊重的问题。出版人际关系摩擦的起因是：对方与你同属一个领域，彼此之间遂存在各种可能利害“矛盾”。（我对这些“小事”老不“忘怀”，被一些人认为是“心胸狭小”，实际上因为我对这类学术上“占便宜”或“损人利己”的小动作，非常讨厌。不是问题有多严重〔其实都是小而又小的问题，而此正是读书人应“慎独”处！〕，而是对此“读书人异化”深感失望！以小见大是也！）

那个时代把研究和“主编”混为一谈。所谓丛书主编在国外大多属于图书“策划”一类，只要依据广泛的学术常识就可胜任，甚至于比专门学者更胜任。但选题，编辑，出版这一套，与研究工作是界限分明的。在这里主编的编辑出版类特权，只因与学术书藉发生了外在联系，就被转化为学术类资格。但如果学者愿意出面张罗出版，承担这类服务，反而可被看成是在出版困难条件下所做的的特殊社会贡献。问题单只发生在主编所处理的稿件之著译者的领域与自己的领域近似时，“主编”会怎么办？所以问题尚不在发稿是否拖延，而在于此“拖延”事实之背后“意味”着什么？著译者于是不得不关注编辑过程是否正常了。

这次情况也是这样，由于我发现书稿进行拖延下来，就只得采取1977年以来处理各次出版“危机”的老办法，设法越过责编或主编，直接联系出版社内相关单位负责人协助，希望能解决按时出版问题。后来的几本书差不多都是经过这种 “额外的努力”，才逐一成功出版的。我们之间的“芥蒂”当然随之增长，因为我越过了社外编辑部直接和出版单位打交道，是犯忌讳的。〔这次经验锻练了我，在十年后的德国遇到更严重的类似情境时，我亦越过了哲学系某丛书的编辑，而直接把稿子送到国外荷兰出版社去。那次为时一年的出版“斗争”的复杂性足可写一本小册子！〕

1987年去我应洪汉鼎之邀赴深圳大学参加“解释学研讨会”时遇到刘小枫，我曾对他这位甘阳知交、丛书副主编，当面抱怨了甘阳在出版编辑方面不守约定的问题。刘小枫后来转告甘阳后（这正是我希望的），甘阳说是我误会了。那时他还在等待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稿子。此稿，我一直在犹豫中，究竟交商务还是交三联？如果我与甘阳之间未生芥蒂，或我可在去国后间接托人照顾出版，我也就肯定交甘阳了。但因出国在即，怕我走后无法控制局面，最后还是交商务了。围绕着这本书，我和甘阳大概也是毕生最后单独聚会的一次。他在知道我的犹豫后，亲自来我家，我招待他便饭，尽量在出国临别前维持住先前友谊。甘阳那天特别向我表示我真不该误会他，并以颇动感情的方式说：“我真想和你吵一架”。接着并答应对该书增付特殊稿酬。但我在综合各方面情况后仍觉未安。另一方面，商务武维琴主任答应此稿亦可特殊处理，邀请社外编辑，尽速安排出版。武维琴素为我所敬重和信任，他曾多次协助解决编辑阻延问题。

甘阳那一代多出身上山下乡，社会经验早熟，加以单位无不是论资排辈，丛书编辑委员会的成立给他们提供了可相对地越过论资排辈制度的限制而提前取得学术社会认可的可能性。表面上，编辑部人士对我都很客气，但明显 “敬而远之”。 90 年代初在巴黎遇到甘阳编辑部负责人之一、本室同事赵越胜。事过境迁，我和那次聚会上其他几位曾与编辑部有过业务来往的人，对甘阳处理稿件作风均有意见，赵越胜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明显表态。在90年代初，我从波鸿与刘小枫通信时曾再次谈到类似事情，刘态度已改为袒护甘阳，反过来质问我：我们不是把你的书都出了么？我答称：那是因为我多次直接联系了出版社业务部门，并为此花费了多少额外时间和精力！

从历史现实角度看，甘阳编辑部不仅对于推动80年代人文科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实质性贡献，而且集中、有力地代表了时代青年学者的普遍倾向：这就是对理论化思维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49年前和当代海外华人学术界。这一事实将成为1980年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突出表徵之一。在此学术思想运动中，甘阳本人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思想领导才能。

现在我想再引申总结一下。青年哲学工作者那时虽比他们的一些导师们更了解当代西方思想情况，但一般来说，知识还是相当初步的。在“向外成功”和“向内沉潜” 二者之间的异同问题，却不大在意。是急于作当时社会的“启蒙者”呢？还是急于自己先花大力气进修呢？学术应该直接面对社会，作为社会改良的意识形态工具呢？还是应该使学术有自己独立的运作领域？用媒体方式把学术思想“通俗化”，可能适用于多数非专业的文化人阅读，却既难以用此方式提升学术，也难以以此方式推动社会，因二者各有自己的运作范围和规律。媒体式学术，表面上扩大了知识理论，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名实不符的“补白”：人们会以为已经在认真处理学术性和理论性问题了；媒体学人以为自己在传布理论思想，读者以为自己因此而获得了理论知识，实际上，时间就这么并无收益地拓荡下去。今日网上大量“类理论性”写作，性质也近似。我们竟然仍须面对着孔子有关学与思的辨证关系之教。如果以为“学”已足，而可专致力于“思”，从而提出种种社会上易于“产生影响的”理论思想，并仅从社会上一时接受此思想的“实际状态”（公众反应）去判断“思”的得失，我们社会的认知水平将永远难以提高。所以“媒体学术”既可能是（思想传播的）机会，又可能是（认知提升的）障碍。特别是当学术思想成就大小，转化为媒体“知名度”后，可能的负面效果反而会增加，因为大多数读者（永远）欠缺专门知识，其“投票值”（= 知名度）反而制造了不实讯息。正是在此意义上 ，80年代报章上的美学热、三论热、西学热、文化热等等，只具有通俗性民众教化作用，而与学术理论研究关系甚小。当时学界应当明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耽误，学术能否 “一蹴而就”？能否把自己一时高于平均水平的东西就当成了可取的学术理论发展方向？在此过渡时期形成的“影响”、“记录”、“知名度”等等，仅仅是当时社会层次上的一时影响呢，还是日后学术理论实质性发展的有益准备或基础呢？

（2006，7，5）

（www.semioticsli.com/ 忆往叙实-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