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我出生在北平一家德国医院。芦沟桥事变后父亲先行离平，不久母亲和舅舅带领全家经香港转赴陕西和父亲会合。我的生命可以说是与抗日战争同时开始的，而自己的记忆起始于三十年代末的陕西城固。

1。从兰州十里店到重庆两路口

* 城固夏夜

 我平生最早的记忆(当然是极其模糊但确信其存在过的) 产 生于陕西城固小县城。父亲李蒸主管的北平师范大学抗战开始后向西北内迁，最后到达城固。我对城固生活的直接记忆只限于夏天夜晚在院子里随大人乘凉。三四岁 时有一次望月时说出过“月亮在和星星捉迷藏”这样的比喻，因曾引起过大人称赞，我竟记住了那个乘凉的夜晚。我还记得一次生病发烧期间望着天花板时，曾真切 地看见许多小人在天花板上动来动去，俨然一个小人国世界。那时每晚照看我的保姆经常给我讲各种民间故事，我却不能说这些村俗故事曾对我的幼小心灵有过任何 启迪作用。

* 陕甘车难

 在 我四五岁时，全家随学校迁移至兰州十里店时乘坐的敞篷卡车途中翻了车，所幸均未受重伤。后来我的嗅觉永远记住了那次卡车旅行中好闻的汽油味道。多少年后， 一闻到汽油味总会想到那次陕甘路上的初次嗅觉体验。我还模糊地记住了途中过夜的天水市。这个名字大概是我一生中除城固外记住的第二个地名。

* 黄河边十里店

战时降格为西北师范学院的北平师范大学，在父亲和同事们的多次调查筹备后，落脚于兰州郊外十里店。抗战期间，校舍极其简陋。我家七八口住在三间土房内。不久我开始上小学(应该是6岁左右)。 但是我对十里店课堂生活已经毫无记忆，校舍，同学，老师竟全无印象。明确能记住的是房后的枣树林和与玩伴打枣时的情景。还有，就是在黄河边玩耍时看见的一 支支皮筏子和大水车。此外还记得院子土墙上用来吓阻野狼的白灰圆圈。十里店幼年时代“印象”较清晰的记忆应该是每晚在院中与孩子们玩捉迷藏时，对邻居家小 姐妹能来参加游戏的期待。这种期待之心一定经常发生，我才会记住了那时幼年的心理。对兰州城里也非全无印象。我家客居水西门附近父亲朋友家，这个城门名字 也是小时就记住的。我现在记得，五六十年代时我对兰州那条古旧街巷还有某种并不模糊的形像性记忆，特别是有水车行过时的街景。如今对此则只有 抽象性的“记忆认定”了。四十年代我和妹妹还与父母一同去过青海塔尔寺。我模糊记得有过此次旅行，却已记不得细节了。

* 来到重庆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离开学校，转入其并不擅长的政界，全家转赴陪都重庆。此时起我才开始有了较持久的记忆。首先是全家搭乘运输机赴渝。到达后头一两周暂住旅馆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城市，所以印象较深。首先是早餐吃到的炸花生米，此为平生第一次。由此可见兰州生活的艰苦(记得也是到了重庆才知道什么是饼干)。然后是到楼下剧院去偷看话剧，记得是[日出]，还有[孔雀胆]。对后一出剧的气氛记忆犹深。这也是平生第一次看话剧。尽管细节大多淡忘，但对其整体印象和气氛的记忆仍较清晰。大致说，到了重庆后我的记忆力开始明显丰富化和持久化了。而一两个月前在十里店时的生活过程竟然会毫不记得。

后 来全家在两路口附近山路上一处竹墙围起的简易平房内住了下来。屋外是一条很长的石阶路通至街道，每天都由此上下石阶去上学。我记得山坡再上方住着一家有狼 狗的阔人。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财富的差别。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过贫富区别的见闻。学校员工都一律贫穷。但是我竟然不记得重庆上的小学校是 什么样子了。对课堂活动更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记得的却是星期天和同学相约去山林中用弹弓打麻雀并在野外烧烤后野食的趣事。(在同一时期我后来的妻子方谦也住在附近鸡冠石第二兵工厂宿舍，我们当然不会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 重庆大半年的生活，使我陡然落入一个与十里店完全不同的热闹世界，我的幼年视觉也随之敏锐起来。在重庆居住时间虽然短暂，却学会了四川话。离开四川后很长 时期内，一有机会，我还会和其他在四川待过的小朋友用四川话交谈。在重庆我当然经历了日本投降庆典的狂热气氛，这是我的重庆生活整体印象的一个部分。我那 时大概上三年级。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否开始读过任何课外书。我怀疑当时身边并无多少这类儿童读物。尽管父亲是一校之长，我们在十里店的生活一定是简陋无比 的。

2。  南京 时期

* 住进慕慈里

抗战胜利后，1946年父亲携全家由重庆飞抵南京，记得一开始住在一家小旅社里。我对那段时期的唯一记忆就是小贩来旅社叫卖香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香蕉，所以连同香蕉的味道都记住了。不久之后父亲分到了一处住所，在碑亭巷石婆婆庵(2004年4月曾回旧地，街巷名称依旧，房舍已无)慕慈医院旁的慕慈里大院内，楼号是7号。 这是一座两层的简朴小楼，位置在大院左端铁门旁。每日我穿过国民大会堂广场去国府路对面的新生小学去上学，也经常沿碑亭巷走回家。因为石婆婆庵背后杨将军 巷口有一小人书屋，常常去那里租借小人书。石婆婆庵巷口当时有一家小饭店，我记得父亲在我有次生病时曾在那里替我买过一客鸡丝面，美味无比。从此我就记住 了鸡丝面美点，以后几十年中却没有一次在吃鸡丝面时品尝过同样的美味。此事也可证明，当时父亲虽为战后国民政府官吏，家境还不足以经常提供如此普通的食 物，比起战前来差别太大了(母亲常常念叨那时父亲月薪600大洋，几年来的积蓄却在抗战时期全用光了，特别是花费在父亲每次赴渝述职时的旅费上)。

* 新生小学

在国府路(现长江路)新 生小学的两三年中，课堂记忆内容十分有限。但是和以前不同，我至少模糊地记得教室和校园的格局。首先，我上四年级了，极不用功，分数一定极差。有时父亲会 帮我作算术和英语作业。也就是说，我的幼年时代并无任何学业上的优异表现，更谈不上前辈学人幼年受过的旧学学术训练。由于父母对子女极少管束，从小养成了 自由自在的习惯。不知道是因为疏于家教，还是因为个性使然，我一生，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一个与学校生活格格不入者。(几十年来最不开心的梦境就是发觉“原来我还未毕业，而考试又极难通过”。等到突然醒来欣悉原来是梦，庆幸之极。梦境是假的，庆幸感却是真的。)

小学旁边是一所教会中学，哥哥在那里读书，成绩甚佳。牧师校长本来说因其功课极好毕业后要保送他去美国上大学，后来时局骤变，一切都改变了。记得40年代末学校发生过一次曾经轰动全市的反美学潮，具体事端已经记不清楚。记得事件双方肢体冲突的照片曾经上报。此外，记忆最清楚的是那时经常逃学(主要是英语课)到太平路一带独自去看美国电影。为什么我能够成功逃学(好像还跳过课室窗子)，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去偷看电影，对此已经不大清楚。但是，家中五兄弟姐妹中，我肯定是唯一一位不守规矩的孩子。而奇怪的是，我似乎从来也未曾因此而受过老师或父母的责罚。是他们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也无所谓呢 ？

*  看美国电影 

南 京小学时期的主要“精神世界”是通过美国电影形成的。那时我已养成两类不同的文艺趣味：通俗性的西部电影和精神性的文艺电影。前者是我自发爱上的，后者是 在读高中的兄姐影响下养成的。沿石婆婆庵往前走有一家“文化剧院”，专上演美国文艺片。此外在附近新街口还有一家我们常去的电影院。记得寒冷冬天和哥哥去 新街口影院的路上买过美味的糖炒栗子。而在文化影院看过的孤星血泪，金童玉女，魂断兰桥，金石盟等影片在我幼年的精神世界中已开始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 置。我由此意识到我是“亲近”一个不同于现实的古典世界的，虽然我当时并无知识为其定位。不过，另一方面，西部牛仔片是我最喜爱看的，幼年时代在大院里扮 演的英雄美人游戏的原型就是来自西部片子的。显然我的幼年世界是实现于慕慈里大院内，而不是实现在学校里的。其实，学校永远是外在于我的。于是我的以美国 电影为基础的“精神世界”分为两层：由文艺片所代表的上层，和由西部片所代表的底层。两个层次对我都是重要的，二者也代表了我一生处处事事沿着“雅俗”双 轨行事的复合行为倾向。

* 小人书和翻译小说

我能记得的第一次阅读过的小说是马克吐温的<汤姆萨耶历险记>，大概是在四年级时读的。大约同时在兄姐的影响下读完了<小妇人>等三部曲。而我当时心中的第一书则是伍光建所译大仲马<侠隐记>。 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系列大概在我心目中和文艺片属于一类；而侠隐记，金银岛，鲁滨孙漂流记等则大致与西部片属于一类。不过，侠隐记的价值当时对我来说 一定超过了西部片，因为它含有历史性和浪漫性气氛。总之，后来我就是带着这点“文艺精神”离宁去杭的。我现在也不记得南京许多游伴中有谁和我分享过此“文 艺趣味”。我那时虽然绝无任何创作表现，却明确萌生了一种“自我定位”：文学爱好者。

在 南京时，我的“通俗”兴趣也表现在喜看中国武侠小人书和美国卡通书上。不记得在南京看小人书的日子有多久，但我在南京时代的确是看过不少武侠小人书的，因 记得常常到隔街杨将军巷口一家小人书出租店租阅。由此零零碎碎地知悉一些历史故事。但在我那时心目中小人书是属于极低的趣味层次。同时，我记得当时和以后 都不曾对中国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有过任何特殊关注(可是我记得在西北时看过的花木兰电影插曲)。至今我仍不认为当时兴趣倾向中含有“崇洋媚外”因素。父亲留美的家庭背景也许是一种外缘，而追求个人兴趣一定是最主要因素。例如，我从来也不曾对学习英语有过任何兴趣。我保持着看卡通小人书的兴趣，积攒的唐老鸭一类卡通书(我从未攒过武侠小说)，后来一直带到北京来。那时，在我心目中“雅”与“俗”各具其位，互不干扰。这种雅俗同赏或对立并存的倾向，其后一生表现在我的思想和行为的种种不同方面。

* 慕慈里大院

记 忆中最生动的“事情”是每天放学后在大院里和邻居小朋友玩耍，这大概是一天最重要的时段。我的生活在大院，而不在学校。和兄弟姐妹性格不同，我的“朋友” 甚多，大院成为我们一帮人每日扮演种种戏目的舞台。我大多是“导演”，编制各种盗匪片或救美片情节。我们的游戏就是“演戏”，西部片的情节是我们模仿的素 材。记得和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叫刘全生。(近悉他49年随家去台湾并留美，后成为著名美国物理学家，现受聘为台湾中央大学校长。不久前彼此还通过了电话) 还记得一个 “奇怪”的大朋 友张迪群，他虽不参加我们的游戏，却和我来往过。多少年后在北京重逢，才知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侄子，他本人后来成了射击运动单项冠军。那时我退学在家，彼此已无任何共同语言了。十年后曾获悉，住在慕慈里大院大门口的一 家李姓 人家，为地下工作者，后来成为高级干部。

从南京时代起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长期存在的习惯：拥被做“白日梦”。此时我进入个人幻想世界，也是精神解脱和奔放的时刻。

* 天伦之乐

父亲靠薪资养家，战后待遇与战前不能相比。家中没有财产，家俱简陋。1948年 底父亲因不黯政治而极为不智地接受张治中邀请参加了国民政府国共和谈代表团。后来曾有记者来家采访，在描述父亲生活如何简朴时特别报导了小客厅的沙发上已 露出了弹簧。但是父亲喜欢携家外游和下饭馆。最常去处是夫子庙的大集成饭馆。记得最好吃的菜是清炒虾仁。几十年后我还曾多次去夫子庙寻找这家餐馆而不可 得。同时夏季午后，父亲常常带领全家去玄武湖游船，这也是印象较明晰的经历。南京的许多景物名称我那时都能记住了，特别是中山陵，玄武湖，秦淮河，夫子 庙，清凉山，莫愁湖等处。后来读了历史，联系上六朝古都，南京更成为我毕生的“梦都”。那两三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最感“温馨”的时代，也是每一思及均引起 淡淡甜美忧伤之地。杭大植物学教授及诗人蔡壬候当时曾任职南京，六十年代他在给我的信中有过这样的句子：重新在南京街头漫步，不胜今昔之感，可谓“一步一 回头”。

* 平津半年

1947年前后父亲临时调职北平，我和两个妹妹随行，在上海候船时曾到兆风公园游玩。蔡壬候兄大概与我们同时在沪候船，所以有兆风公园同游之事，并留影纪念，几张泛黄的小照片成为1947那年珍贵的纪念。北上旅行有两个部分：在天津大姨家的日子和在北京府右街罗圈胡同一处四合院内的生活。那一年，也许大半年，我们休学在家。记得我常常去六部口真光电影院看电影，有时也去王府井把口一家影院。在北京我第一次遇到从滦县乡间到京看我们的爷爷(我竟记不得名字了)。居北平时期还常常和天津的表姐田丽珠，表哥田少然见面。他们住在英租界马场道199号， 大姨父在洋行作事，家境还算富裕。有两部三枪牌自行车，这对于我们来说，已是不可企及的奢侈品了。他们刚从敌伪时代走过来，家中透露出我原先毫无了解的平 津沦陷区生活情调。第一次我在他们那里听到日本歌曲。一首“满洲姑娘”的曲调我竟一直记住了。平津期间我的生活中值得一记的变化是我与上高中的表姐情感渐 密。表姐来北平家中时与我和妹妹同住一室，接触更频，以至临离津返宁时彼此竟难舍难分起来，并因此引起母亲的诧异和盘问。(两三年后在姨母家借住一年时，我和表姐对此往事均加以回避，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 在北平罗圈胡同的四合院，后来竟成了我六十年代 居家期 间常去那里办户口等事务的街道办事处。而我1947年时曾出出入入的府右街，十年后也成为我每日必行之路。

* 逃离南京

虽 然有过和表姐的亲密日子，但不能算作什么少年情恋。应该说，尽管我只生活在电影小说的爱情世界里，在南京时代我还未有过真正的情感经验。但是从少年时代 起，我的异性目标就明确分属两个类别：肉体的和纯情的。她们轮流地在我的白日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慕慈里玩友中，除刘全生外，有一位吴姓游伴的9岁10岁之妹吴承丽在我心中占有特殊地位。我已不记得吴小妹和我游玩时的任何细节。所记住的只有一件事；离南京前的告别之夜。吴父为将军，住大院里侧三层的小楼里。1948年战事日紧，政府计划搬迁之时，父亲决定将家眷先迁至杭州老友蔡堡教授家，自己和即将中学毕业而不便马上离校的哥哥暂留南京。但是如今我对当时离宁前后和赴杭的过程已全无记忆(而对8，9年前由城固乘敞蓬汽车去兰州的往事竟仍然有模糊记忆)。 在那段历史大变局中随家撤离南京时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临行前一晚跑到对面吴家楼下把吴承丽唤出，向其告别。小姑娘同意我模仿电影镜头吻了她的脸颊，彼 此“幼小的心灵中”，都知道恐怕是后会无期了。但我就这样永远记住了她的名字。尽管年幼无知，当时也感受到一种世界巨变前夕的气氛，从而也在此气氛下萌生 出一种半实半虚的离情别绪。吴承丽这个名字就这样成为我南京少年岁月的终止符。

3。  杭州故事

* 刀茅巷75号和76号

1948夏至1949年4月，母亲带我们住在父亲留美同学生物学教授蔡堡先生家(蔡壬候为其长子)，地址为庆春街刀茅巷75号。75号在刀茅巷中段内伸进去的一条小巷的尽头，院子较大，也许和主人在院内多种植物有关。我家借住在主房旁边的三间小平房内。75号也就成为我的活动范围。我不会想到15年后我会再次经常来此做客，而那时我的居处已换成刀茅巷76号了。杭州，庆春街，刀茅巷，以及我后来上的刀茅巷海星小学，75号，76号等等，这些名称和数字，后来都成为我生活中永久存在的、有激发力的“符号”。杭州半年多的经历最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生活似乎是从1948年夏才正式开始的，而南京慕慈里则仅为其序幕，尽管南京本身及我在南京的高小时代对于我来说始终有着超凡的文化象征意义。我在离别南京时也曾有过一次模拟的少年“伤感”(几十年来我曾不断重回“故地”：碑亭巷，慕慈里等等)， 而我在杭州才真正 “制作”了 一次影响了我以后生存方式的“少年之烦恼”。故事主角即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方谦。而我的这位杭州新“意中人”不想并非是与刚刚告别的南京慕慈里全无关系的。20年后同岳母谈话中才知道她方谦正是诞生于我们曾在那里住过三年的同一座二层小楼里：慕慈里7号。所不同的是，1937年方家只租用了楼上一层，而我们1946年起住进时占用着两层。方谦历经南京，香港，重庆，上海，回到了由其父方兆镐建于战前的杭州刀茅巷76号私宅。我则历经北平，城固，兰州，重庆，南京，后来也来到了同一刀茅巷中的75号。那年初秋我们竟成为刀茅巷巷尾海星小学6年级的同班同学。

* 邂逅铁门边和海星小学

1948年夏我在75号院中玩耍之时，听见敲门声。开门后看见两个女孩子前来募捐。刀茅巷和庆春街是浙江大学地盘，学运不断。中小学生也时有参与，如募捐和演艺之类。后来知道她们的名字叫方谦和丁兰生，方谦就住在几十米外的76号 内。丁兰生住在巷口浙大宿舍，其父是科普名家丁绪保。两人都在刀茅巷海星小学读书。那次见面和交谈时间短暂，但我不知道怎么竟然牢牢记住了方谦其名和她就 读的学校。后来我竟极力怂恿母亲送我们去海星小学上学。结果我和妹妹如愿成了该校六年级插班生，与方谦和丁兰生都坐在最后一排。我与妹妹同桌，方与丁同 桌。我是“有备而来”，以后半年中遂陷入持久的“精神专注”状态：十分明确，我是为方谦而来此校的。至于念书，必定是一塌糊涂。

我“追求计划”的第一步是寻找一起打兵乓球的机会，特别是争取和她分在同一组(2005年7月我们在去阿拉斯加邮轮上竟然在56年后第一次一起又打了兵乓球)。 后来我又不断寻找与其直接接触的机会，记得曾以鼓动妹妹邀请这位小同学和邻居来家中玩耍。但是在一次只有我们两人在家聊天时，方谦对我的“异样”表现开始 觉察。这导致她决定不再搭理我了。那天我有意自我表现，炫耀我的文学抱负，无非是汤姆萨耶，小妇人，三剑客之类。但是方谦似乎并未被我的“才艺”倾倒。我 的过度表演终于使她越来越感到不自在，记得我竟然敢于邀请她一起去西湖电影院看电影(2004年4月初过杭时我曾在此电影院旧址前摄影留念，此时已为55年之后了)。 无论如何，这种胆大妄为的表现把她吓住了。从此她真地开始处处躲避我。想想看，整整半年我们之间就处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同学关系中：我追彼躲。这种拒斥关系 却为我提供了“单相思”心理活动的条件。半年来我成了“忧郁的失恋者”。我经常在他家黑色的大门外徘徊，希望在门口能巧遇这位方小姐。为了引起她对我的注 意，记得我曾不无做作地在同学们在操场玩耍时，一个人到旁边旧城墙上去独自漫步。(后来多少年后她向我承认，我的作态只有让她更想躲避我)。还有一次，我在刀茅巷曾经与一位欺负过她的男孩子打了起来，目的是为她“报仇”。我不忘将此侠义之举通过她的大妹转告给她。记得我还托请她的大妹代我转交过便条之类。(多少年后我们成了亲戚，却再也没提过此事)但是我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我不仅再也没机会和她交谈，而且很少有机会再单独见到她了。

* 离杭赴沪

就这样，到了1949年4月 我们全家要迁到上海去时，我们之间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结束了。临行那天，我起了一个大早，在他家门口逗留多时不遇后，就匆忙在同学到来前赶去学校，并在方谦 的抽屉内留下了一件自制的纪念品，带有一张我的照片。后来方谦告诉我，当她在书桌内当着同学面发现了我留下的纪念品后，勃然大怒，气得把它当众撕碎。由此 可见，我当时在她的心目中的印象有多么差，我在杭州的失败又是多么彻底。火车开过“艮山门”，离开了杭州。我也牢牢记住了这个美丽的站名，以及杭州经历的 一切。半年来，在战事一日紧似一日的背景前，西湖，湖滨，楼外楼，知味观，浣纱桥，庆春街，刀茅巷，西湖电影院，等等，都因方谦之故而成为我少年时代魂牵 梦忆之所在。等到13年后我在沪杭车上再次听到用浙江音报出的“艮山门”站名时，心中的感觉竟还和少年时的声音印象一样的亲切。不过，我们后来的重逢和再后的结合似乎与战乱奔波年代的少年“单恋”经历并无逻辑的关联。1963  年春节前 在“城站” 迎接我的已是一位宁波“人民教师”了，而我这个当初自命不凡的“文学家”时已成为一名北京“无业游民”。1948-49之交，我们相识于战乱年代的西湖城；1958年我们在京 重 逢时，已是反右后的北京城。我们相约在北海公园门口会面，之后在护城河漫步通宵。此时我的话题已经不是中学通信中常常提到的屠格涅夫和契科夫之类，而变成康德和斯宾诺莎了。

杭 州故事的意义具有多重象征性。相遇如此突然，记忆如此持久。少年的我似乎并无理由对一个小女孩的坚定拒绝长期怀抱任何期待，何况我当时也并不明确我究竟在 追求什么。多少年后故事的展开，才为当初这段似真非假的少年情恋增附了某种特殊意义：似乎那是一次预先的感情“投资”，其未来的“回报”对我来说竟具有悠 关生存的重要性。小姑娘的“拒斥”似乎成为一曲必须尽量加以拖延的必要前奏曲，因为她一旦实际进入我的命运圈，就将不得不分担和支撑我的艰困生涯，并为其 做出牺牲。76号的小姑娘有什么理由要为客居75号的、萍水相逢的少年分担其一生的坎坷呢？

4。 上海滞留

* 霞菲路中南新村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安排我们住在中南新村5号 明星周曼华住宅的三楼上。我们在上海等待去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父亲的消息。由于父亲滞留北平，情况不明，母亲决定放弃乘船去台湾的机会。这样我们就在上海 客居了数月，并亲自经历了上海战事。记得为了预防空袭，玻璃窗上贴满了纸条。随后上海易守。父亲因为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国共和谈代表团，也就别无选择地随团 留在大陆了。不久之后，父亲来沪接我们北上，从此进入了一个与前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年父亲55岁，不想自此以后就成为永远的“闲人”，从国府立法委员而又不期然地变成了中共政协委员。在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却经历了一段平生最惬意的休学时光。几个月来，多以看美国电影度日，可能平均一两天即看一片，大多均在附近国泰影院，偶尔也会去大光明影院。

* 国泰影院

在从1948到1949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对南京，杭州和上海三座城市的印象记忆，一个比一个加深。对于1949年的上海，中南新村居所，国泰影院，法国公园，四马路，大世界，外滩等等都有较清晰的记忆。但是其中记忆最深刻的是国泰影院(2004年四月过沪时曾再次前往，并在咖啡座小留)， 因为几个月来它就是我的学习课堂。母亲经常派我去四马路黑市换银元，其中的“小费”就成为我的电影票钱。这三四个月是我一生密集看电影的阶段。当时那里知 道这也是我看美国电影的最后机会了。在看过的大批电影中，记得最清楚的片名是“剃刀边缘”，我因当时未必能理解此片而对其增加了莫测高深之感，而男主角泰 伦保华又恰恰是我当时的“偶像”。(1983年在纽约与电影学家西特尼及其女友讨论美国老片时，我提到少年时对泰伦保华的喜爱，竟遭到她的奚落，以为我的电影趣味不过如此。)

* 电影世界

我们兄弟姐妹那时都是美国电影迷，并各自积攒喜爱的影星照片和资料(如影刊<水银灯>等)。到了上海我的文化品积存中除了美国卡通书，翻译小说，外国邮票外，又增加了美国电影照片和电影说明书。1949年 时我的“精神世界”主要是美国通俗文化和对美式生活的向往。那时我虽已看过侠隐记，基督山恩仇记等欧洲翻译小说，但美式文化对我来说具有主导性作用。记得 在许多积攒的影照中一想起来就令我油然心动的一幅是：夜晚阳台上，一对西装男女在楼顶栏杆边情意绵绵地亲切交谈着，背景是城市万家灯火。几十年后我在美时 曾试图从电影史图册中找寻这张照片而未得。几十年来牢牢记住的这个“暖色”镜头，成为我对自己少年时代最温馨的记忆之一。客居沪上，无书可读，美国电影更 加成为我的主要精神食粮。大致来说，在上海时期，我的主要兴趣已从西部电影转移到文艺电影。我总是一个人去看电影，而且只看美国电影。这种“崇美”心态， 如其说是社会观的倾向，不如说是欠缺对现实世界注意之故。自幼不喜看“国产”电影和小说，更非“不爱国”的证明，而同样是缘于对现实世界缺乏兴趣。我那时 生活在美国电影所提供的想象世界中，正如几年后我又生活在俄国小说所提供的另一个想象世界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首先不喜欢最直接的现实世界：学校。同理， 我也在很长时期内不注意较大范围内的周围社会。等到我关注现实社会之时，我才开始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和电影增加了兴趣。

* 怀念刀茅巷

上海生活中第一大事乃是继续我的杭州之梦。大概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向刀茅巷76号寄去一信。这个习惯以后几年中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我于1954年从北京25中 第一次收到方谦的回信时为止。如果我曾在杭州的六，七个月中时时刻刻专注于此事并“伤心”离去，上海的四五个月期间我也一直保持着这份执着和眷恋。日后来 看，“失恋”心境似乎对我有着特殊的精神上的积极意义，“方谦”形像则在我心中扮演着维持此必要情态的一个角色。不过，尽管我在杭已开始写“情书”，但我 未曾保存下来任何字迹。(十分遗憾，少年时代文字痕迹全部遗失了。今日我保存下来的1949年前的唯一字迹是一个小小的通讯地址本，里面记着几个要好小朋友的地址，刀茅巷76号当然在内) 理智上我岂会不知故事已然结束，怎能一味恋恋不舍？但我却将76号紧闭的大门(我当初虽然大胆，却从未有过自动前去敲门的勇气)和 里面这位小姐的整体意象当成了我少年情感世界追求的坚定目标。它已经内嵌于我的个人生命，实无关于对象本身的意志。杭州一厢情愿的“单恋”日后竟成为一种 精神激励之源，成为一种理想追求的象征。我于是通过单方面地定期写信来维持住这种期盼心境。后来方谦告我，每次接到我的来信都是立即撕掉。其实在上海辍学 期间，我获得了一段完全自由的长假期，既有时间看电影，也有时间在心理上继续杭州的梦幻生活。结果，在我即将我享受过一段双重浪漫时光：沉浸于美国电影和 继续制作我的“初恋”梦幻。

* 留在大陆了

在此大变局期间，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均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如果父亲未受张治中之约参加国共和谈代表团(父亲为代表中唯一的北方人，唯一的留美学生，也是其中唯一并无双方党政军渊源者。这一滩浑水岂是作为教育家的父亲所应涉足的呢！)，1949年时我们一家将迁移何处呢？离开大陆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向方谦一家提出。其父方兆镐，作为国府兵工署负责美中军输的驻印官员和战后公路总局局长，因担心无法在海外支撑一个大家庭而决定留在大陆了(后来一直任教于北京钢铁学院)。结果两家最后都成了大陆人。19 49 年夏末我遂告别了喜爱的上海，随家北上。 等到下次返杭过沪时，已是12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