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叙实             

                                                        李幼蒸
                                                           前言

 
       我的一生的确并无任何重要的外在事迹值得一提，却有太多独特的精神体验应该记叙。经历，思想，学术，三者之间是相联而生，互为因果的。本来应该通过一部自传写作，详细阐述一生中三者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对自己一生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和反省，但这却是目前没有条件安排的。首先，当精力仍在时，主要的工作永远是学术研究和专著写作。自传这样的“软性写作”也就难以排上日程了。等到个人学术研究终止之时，大概也就是写作能力丧失之日。自传写作并非仅仅为了自我表现，而是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思想和学术形成的背景。现在我尝试先在网上发表一些片段式的回忆文字，使其可相当于一种“回忆素材”的累积，以作为一部未来可能撰写的传记的“底稿”。至于选择随写随发的方式，一来是为了可即时发表，二来是由于对迟暮之年是否真有机会对回忆稿再进行整理，并无把握。也就是说正式撰写自传的机会怕也不会真的到来了。因此，先在网上发表一些片段性和速记式回忆的文字(因此也就自然不可能推敲文字和顾及描写)，可谓聊胜于无吧。

    最终决定以这种半成品方式将个人一生经历过程和思想变迁登录和公布于网站，其实用性考虑甚至大于自我表现的考虑。本来也可以只将回忆录存载于电脑，以备将来有条件时予以加工和完善。但是由于我的特殊个人经历是与我的特殊学术观点密切相关的，回忆录的即时发表也是希望读者能更清楚地了解我的学术立场形成之条件，以期读者能够进一步把握我的思路之理由何在。虽然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但与上一代明显不同的是，自幼欠缺任何严格的知识训练，在家里，在学校，均如此。生活目的和求知热情，完全是在特殊社会文化条件下自发产生的：没有任何先在规范的约束和督责；也没有任何传统方法规范的诱导。不妨说是思在学先，而非相反。后来的学习实践乃是个人意志形成后的自由产物。但是一旦产生了求知意志，就会沿着自由选择的方向和方法发展下去。我在人文科学理论知识探索方面的动力和成果，也就必然无任何直接的“师承”渊源。大致来说，长期封闭环境内的社会压强和长期朝向理想世界的内心憧憬之相互作用，促成了我的独特治学方向。如果命运安排我于1949年或1962年时离开了中国，即使当时会在海外获得最幸运的机遇，也将使我不复为我。结果，几近20年的北图旁府右街的独居生涯，才使我日后有可能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内进行独立的思想选择和评断；并使我晚年的学术视野能够从中国伸延至世界。因此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在独特环境内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表现的方式作一回顾，以间接说明为什么象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受过任何科班磨练的人，一个没有受过现代西方学院派理论训练的人，在二十世纪最后20年间，得以把当代西方学院派的晦奥人文理论(如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在“文革”甫一结束，最早引入各处华人学术社会。不是说这些理论本身传达了比其它西方理论更为真实可用的思想，而是说它们大大丰富了有意义的提问方式和启示了新的思考方向；它们开辟了思想方式的新起点，标志了人类思维大洗牌的历史分界线：人类既须参照自然科学精神，又须在自然科学之外，去开拓有关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问题思考的新路线。上述各种“新学”无一能成为时代思考的现成理论基础，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中西传统旧学”所不具有的新的视野，并为此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上述各种思潮也往往以其极端性而备受指责，但是它们均以各种方式启示了一种多元“中道观”：泥科学 vs 反科学，哲学 vs 史学，中学 vs  西学，专业化  vs  跨学科，制度化  vs  反制度， 事实 vs  价值，学术 vs  思想，左派 vs  右派，效率 vs 正义，以及民族化 vs 全球化。

    在本回忆录中我也将指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并未显示出什么优异资质，更无前辈学者博闻强记之能。然而我却自信秉赋有更强的探索真知的好奇心和具有更为坚定的追求意志。近二十年的闭门读书生涯中，我并未将个人努力明确地与未来之“成功机会”联系起来。之所以能够在6倍于“不至于谷”的岁月中贯彻自强不息，纯因彻悟仁学“乐之，好之”之深义。等到外在机会到来时，亦并未考虑如何按常规方式去攫名夺利，而是宁肯尽先绍述他人更有价值的作品；即虽以宏道为己任，却并不计较道之所由出。其后因见解成熟而须“当仁不让”之时，卒可不随时趋，言所当言。对我来说，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只是前此居家二十年中独立志行之自然延续而已。和古人不同的是，我的意志力是和理性知识之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在克服各种外在压力下去体践此知识追求之意志的。意志力遂与理论性求知实践融为一体，也即坚守着仁学中勇与智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勇行智，以智导勇。此智的对象，当是以各层级各门类方式表现的人类现实，而非各种非现实性的“幻象”。仁学实践的总目标如称之为“仁”，选择伦理学这个大主题作为人生实践的总标志，也就是志学者对仁的一种内在朝向性。勇，是动力的品质素集；智，是方法的品质素集；仁，是定向的品质素集。三者的综合运作就是“吾道一以贯之”。自信此为对仁学“一以贯之”的最确解。现代仁学必须体现在现代化知识实践层面上；仁学须“与时俱进”，因为真正的仁学必须诚实面对变化中的真现实。不幸历来“孔学”往往成为读书人逃避现实的自慰工具或追求功利的宣传手段(乡原的两种形式)。两宋之间程、朱、陆，明清之际顾、黄、王，他们所表现的仁学精神和实践方式，都是已经儒学内嵌之自律机制加以限定和导向的了。两千年来，本为人本主义的仁学实践，却始终只能延存于儒教封建制度之下。这是我们不必为古人讳的。时至今日我们才有社会的和知识的条件，从传统儒教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仁学，使其在人类全球化的新世纪中，发挥理性主义伦理精神的引导作用。

     我的成长个例说明，时代也需要专家型以外的通学学术实践者：他们能够根据具体设定课题的需要去综合理解和创造性应用各种相关专科知识，以期更适切、更准确地达到认知现实的目标。这样的学术实践方式当然表面上会与专科学术方式有异，但二者实应相辅相成。非常遗憾，专科学术往往与功利意识密接，遂不断发生抵制 “跨学科学术实践”的倾向。加以各地学界的论资排辈和趋炎附势风习，非经“科举”程序的独立背景和非尊主流的学术异见，长期以来也不免受到港台、美华、大陆诸人文领域内一些学术权威不约而同的排挤。今日所谓跨学科学术运动(即符号学运动)，已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最高目标是促进中国古典历史和现代西方理论之间的深层互动(我在为1985年港中大国际哲学会议提供的论文中已首次提出此观点)。简言之，符号学就是最广泛的“学际关系学”。此一现代化的“通学”活动，因此可能遭遇来自中西主流两方面的“抵制”，以至于二者之间还可反讽地采取“联合策略”，共同反对在理论层次上安排中西学术之间的深度对话，以期继续维持一种保守的国际性学术战略：中方专掌其非理论型的历史学，西方专掌其西方中心的理论学，并互相在制度上承认彼此的“所有权”，以共同维持此“中西分掌”的学术话语霸权格局，以延续“中是中、西是西”的学术实践传统。幸而时代不同了，独立的跨学科学术努力不仅已可贡献于中国年青一代学人，而且可继续以独立的方式贡献于二十一世纪学术理论全球化的新进程。全球各地学术体制的控制能力毕竟已经松动。网路时代又提供了摆脱学术体制化限制的技术性条件。互联网时代开创了有史以来人类进行真正自由的学术探讨的新纪元。这样，对我个人来说，遂也幸运地有机会以独立学人身份继续参与人类学术思想的新实践，以竟“尽其在我”之素志。支持我长期进行独立研习的家父李蒸先生和曾经把我从社会边缘引入学术社会长达10年之久的已故杜任之先生(他告我曾在北平师大附中时听过家父讲演，故有1978年时必将我纳入社科院不可的决心)，亦可欣慰于酒泉了。

     虽然在回忆写作中自我宣表有违“谦逊美德”，这却又是独立学人克服集体权威势力并传达学术真理的唯一可行途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必须超越国内外现行学科分划制度的传统樊篱。学科分划制度有正反两种不同作用：专业知识的积累(正)和综合理解的妨碍(反)。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和深化前者，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克服和瓦解后者。未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策略即在于：在全球学术范围内同时推进这两大任务。我已从学术角度在各种场合解释过此实践策略的内在理由，现在我也想从个人生活史角度，说明一些相关的外在偶然因由。对于我来说，自传和回忆录的主要作用在此。所期待于读者的范围也就自然不必限于当前了。
    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有价值和有效用的精神实践，它们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资源。但是，思想传统中的动机态度和精神方向为一事，体现其动机和精神的具体“思想内容”(态度之载体)为另一事。前者永恒不变，后者必须随时更新。因此，不论对于古代“圣贤”还是对于外国“大师”来说，都不可能将其“学术成就内容”的价值永恒化。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和批评，而权威们以及以各种方式利用权威声势以谋己利者，永远趋向于神化或绝对化各种学术权威和文化名流，以使其作为当今名势策略运作之方便工具。史上科举时代如此，今日学术等级制度亦如此。这类主导性学术势力当然也一直包含有前述正反两种特质：作为准技术性知识的提供者(正)和作为创造性思想的阻碍者(反)。而单科“专家”，尽管知识深细，并非即能处处善用其本人所创生之知识。比如说，“历史知识”相当于“材料”，“现代科学”相当于运用材料的“工具”，而 “跨学科方法论”相当于如何运作材料和工具的施工“设计”。应该注意：材料、工具和设计应该分属不同的知识领域和运作层次。两千年来我们均将三者混为一谈；一百年来，我们才开始逐渐学会将三者区分，而保守的学术方法论却仍在与时逆违地强调古代含混的治学方式。古人在认字，识器，作诗，书法，诵经方面当然比今人高明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古人知识界域不足今人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故可于尺寸地求“手艺”之专精。但这就是一种绝对“本领”么？) 我们今人又有多少古人一无所知的知识和技能呢？那种不引导人向前看，只引诱人向后看的泥古、崇古、媚古之士，均为现代乡原之属和违孔之辈。五四精神乃指反封建主义传统的一般理性主义原则，而非指该时期各种有得有失的具体施作本身。如将二者混为一谈，乃因海内外保守学者，怯于求深知和急于求声名，卒至于新世纪排斥五四理性主义精神，并成为现代学术民族主义的始作俑者。
    当我于60整岁结束德国研究时已充分认知：学术思想的“制度性条件”问题，也必须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解释学，这也就是结构主义。) 因此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存在有两个“界域”：学术内的和学术外的。现今与以往不同，我们必须同时探讨这两个界域。一些专业学者欠缺此认识论评判眼光，乃因他们本身即为学术制度(专业分科程序)的 “产物”，其学术动机态度已然“内嵌”于通过定式训练所习得的学术运作机制了。不是学者之间能力和才智高低的问题，而是个体伦理态度方向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乃至在一定意义上的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都是朝向此有关“学术形成条件问题”之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中国文明未来的进取目标，从硬体到软体，首先在于摆脱传统封建主义。人类不应该因理性实践中的错误而放弃理性本身。如果倒退至历史上的非理性时代，人类必将毁灭自身。中国的人文思想家孔子(而非被神化和被当成“菩萨”使用的教主孔圣人) 和西方的人文思想家苏格拉底所共同开创的中西两大文明传统，乃是理性和理智的传统；也就是努力读书和积极思考的传统。如果今日人类能够坚持孔子和苏格拉底共同主张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不同集体之间就会有更加有效的相互对话基础。今日确有各种各样的反理性人士蛊惑我们不努力读书和不独立思考。他们往往就是那些利用各种软性硬性之“乱局”，以图在物质性层次上或精神性层次上“巧言令色”、“乱中取利”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让我们放弃理性实践，而转趋于各式各样的新旧“个体崇拜”，而理性的特质恰是一般性和共同性，其存在功能是不能加以个人化的。人类的理想，应体现为某种“理念”形态，而非体现为某种神圣个体。理性才是人类共同的生存基石和信仰根据。
     学术结构和社会机制虽然并存，二者之间却并非存在着直线性逻辑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多元互动关系。对于社会实践来说，其所运用的学术手段并非其目标的真正 “理由”来源，而往往是其“实践修辞术”之工具。个人通过学术达到个人名利目标，集团通过学术达到集体功利目标。学术作为修辞术是说服和鼓动的话语技巧，而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一定是真理探求的渠道。学术以真理追求为名义，而其方向和方法却往往受着外在历史力势网络的制导。现代仁学思想同样以真理追求为宣导，努力于使之朝向真理本身，却并不期待其可产生即时的社会性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属于另一套社会力学系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思想话语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关系，不是由前者的逻辑正确性决定的。因此社会科学真理运作系统和社会科学实用修辞术系统，分属两个界域，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希望二者之间可逐渐增加其有效互动。但是，按照“素其位而行”的原则，作为“科学家”我们首应维持前者的纯洁性和自主性，而非奢望其可对社会立即产生直接效益。这种思想实践的学术本位主义观，可以说是我从1977年底进入学术社会伊始就坚持不变的。长期以来我只按自己认为“科学上正确的”主题、方向和方法去规划和实行，而不急于介入各种期待其可产生某种直接社会效益的周边学术潮流。例如那些朝向各种社会现实的文化学术运动，并不因为其真实的或自诩为真实的社会性关切，而更能接近对现实和问题的真确理解。关切现实和理解现实的能力纯为两事。前者往往还是人们在新的条件下选择新的“方法论”以达到与前相同的功利主义目标而已。(历史上社会实践的标榜和其实际后果往往南辕北辙。)“三省吾身”的最深刻意义，不是按社会主导规范去检查个人行为表现之正误，而是勇于从社会功利主义制约关系网中脱出，以朝向真实的(而非必由制度和舆论认可的) 实践方向。心头“真实浮动着的”道德意念，并不等于“真实的”道德意念，有时前者还成为后者的一种自我障蔽。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说，永远存在有一个有关自我方向选择的内在律令问题。因此，各处都存在着两套学术实践：作为社会主导潮流下的职业活动和作为真理追求中的心灵活动。“真理律令”一方面朝向自我伦理动机意识，另一方面朝向“理论话语系统”的构成。二者都须与学术思想潮流(话语力势机制)相区隔。因为二者均包裹于真理话语外衣之内，不易分辨，而实际上它们却是由各种功利主义动机和方向所制导的。“仁心”必须有广义的“方法”(智术)来撑托，而现时代的智慧一定得与各种现代知识系统相结合。求知遂成为求仁的技术性准备。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比冷战时期更复杂的格局，人心之“恶”通过全球商业化被系统地合理化和合法化。人类历史上的“名利追求”本能，首次在制度化的层面上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获得普遍的认定。于是人类在法制进步的同时面临着最深的精神生存困局：文化与学术的全面商业化发展趋势。人类思想实践空前尖锐地面临着历史性的内在冲突：求利vs 求真。求利动机的普遍性往往使得自诩道德性的社会行为徒有其表。世人往往产生如下误解：凡批判负面对象者即相当于证明本身具正面性。实际上，二者之间并无道德逻辑关系。批判者的道德正负特性与被批判者的道德正负特性并无关系，虽然批判者在其行为逻辑上必然要运用道德修辞学来批判对手。后者的道德性负值遂为批判者提供了自我道德美化的机会以及误导大众道德判断的机会。
   现在，就让我以片段记叙方式简述我自己选择的这一段生命历程，记叙我是如何在一切传统体制之外完成我之自我选择的。我的学术实践现在明确地凝聚于一点：人类伦理学的新方向。我将在两个层面上完成这一源自我个人独特经验的目标：沿着中国思想史的(广义史学)经验领域和沿着西方思想史的(广义哲学)理论领域。然后是经验和理论(也即是中国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有机会通，以期朝向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伦理学思考方式。此个人思想学术选择的意义，不在于其具体的实践内容，而在于此实践方向所含蕴的理念普遍性。前者是一时的，后者是永远的。今日互联网则为此自由学术实践提供了技术性条件。最古典的仁学理念和最现代化的互联网手段的结合，说不定会为各种新仁学实践提供有效的交流渠道。以至于“德不孤”或可跨越时空而得以实现其“必有邻”。人类必须在无数专学以外另行构建其通学实践。没有学术的思想，不成其为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不成其为学术。为了提升思想品质，首应提升学术品质。换言之，思想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信必须以理为基础。
   现在，在位于斯坦福图书馆和柏克利图书馆中间位置上的加州简易居所内，我有万册中西图书相随，窗外面对着一处小时候在电影中常见的“西部山峦”。坐在廊下读书时，远望山峦，妻子在廊下小花园整治花草，耳边传来墙外小火车的鸣笛声。这使我忆起少年时代在南京看萨洛扬<人间喜剧>影片时印象殊深的乡村铁道风景和悠扬的汽笛声。我就这样最终落脚在美国“西部”了，却又过着完全“中式”的生活(走路，骑车，公车)，正象我在德国9年始终过着中式生活一样。现在我须合理地安排余生各类最后的“文字实践”，以期达到我之“自我完成”，这个名词和观念大概是我在高中读托翁<复活>时记下而视为终生座右铭的。外界一切都只不过是“条件”和媒介，实在的生存选择只应来自内在的意志。

   “忆往叙实”的网上写作拟按照一生六个时段来进行。A：1949年前；B：1949至1959间的学生时代；C：北图自学起至文革结束；D：新时期起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十年；E：1988年以来在德国的九年；以及F：1997年来美之后。每个时段内的各篇记叙之间不再特意考虑时间顺序。有些专题式的回忆综述可能会跨越时段并夹叙夹议。相关主题之时间背景仅据一时记忆写出，可能不够准确。这一部分的查证和补充工作只能留待未来有条件时续作了。最感无奈的是，回忆录的片段写作只能断断续续进行，算是个人档案建设的一部分吧。

   回顾自己一生精神兴趣“中心”的转移，可概略刻画如下：小学以来的“主色调”来自美国(电影)，高中以来的主色调来自俄国(文学)，大学以来的主色调来自德国(哲学)，新时期以来的主色调来自法国(理论)，旅德以来的主色调则来自中国(古典)；新世纪居美以来则努力于往昔诸色调的最后调合。

   命运将60年前在南京迷恋西部片时的少年之我，于迟暮之年引领到了西部片的布景原始地。我祈愿在下一次“旧金山大地震”到来之前能够尽量多地扩展回忆写作的篇幅。我们的住地已知处于频发地震带上，而在地震到来之前，旧金山湾区岂非正是日日阳光明媚？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