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外学界，逻辑学和语言学均为符号学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本身不就是哲学吗？应该这样来看这种现象：逻辑学和语言学既都是文化符号学的“组成基石”，又都是哲学的“组成基石”，它们本身具有独立的、偏于技术性的自足运作域，本身学术不需要处处介入各哲学流派的“哲学讨论”。二者的技术性使它们既可安全地参加符号学界，也可单纯地参加哲学界。正由于不必受制于具体哲学学派立场，所以也不易产生对跨学科理论的“理论性抵触”。所以，逻辑学和语言学都是符号学的可靠“同盟军”。

    在此我们还要涉及一个更为“吊诡”的现象：由外语系转为哲学系的哲学专业人士。他们的外语系背景本来应该使他们亲近符号学，而实际上往往相反。为什么？这一现象是由两种“合力”促成的。作为本科学习阶段在外语系度过的学人，他们当初并未充分获得任何科学专业训练（个别人的个别努力除外）；但他们的外语能力其后却有助于他们先一步接触国外哲学内容。而此“接触”本身也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快捷”，因为有了外语能力；而另一方面多半是“速成”（欠缺足够的知识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外语能力引生的急功近利诱惑：不难在两种语言世界间直接转录原著）。结果。他们反而最易于成为哲学学派的拥抱者，即利用外语的快捷来弥补知识基础的欠缺，通过迅速的哲学学派“选边”来站稳业界的脚跟。这样，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易于成为表面上的“哲学原教旨主义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学习他科知识的压力了），后者自然会倾向于反对来自符号学的任何“异端理论”的“干扰”。如果个人竞争求胜意识强烈，他们的功利主义意识就会远大于追求新知新学的意识。此一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自然发生的吊诡现象，颇有可能影响民族文化学术发展的大方向和文化的依存性格。对此问题，本文集多有论述。

    跨学科的理论发展趋向其实反映着一种世界人文学界的正常演变方向：人文科学界各科的相应理论化追求，明显地超越了传统哲学类理论形态的范围。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今日国内外符号学世界的中心问题变成了跨学科理论和哲学中心主义理论的互动关系问题。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已成为国内外人文学界的最主要问题。符号学和解释学要想健康发展下去，必须朝对这个尖锐而艰难的主题。为此，既需要强化哲学专业研究，也需要扩大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理论研究。必须指出，今日西方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将在中国学区建设全方位理论研究的平台。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如此重要，我遂在访问四川大学哲学系和文新学院时将在四川的最后两讲定名为“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及“仁学和儒学应该并可能加以区分”。前者的思路正是“跨学科”，后者的思路则是“跨文化”。就中国人文学术而言，符号学、国学、人文科学现代化，应该给予统一思考。我在川大文新学院主持的百家讲坛上，一开始就对川大哲学系和文新学院给予我的讲演机会表示感谢，因为我在两次讲演中提出了这两个在我看来是具有（不仅是对国内人文学术界而且是对国际人文学术界）高度重要性的学术课题。如果我在西方某大学的讲演中提出同样的讲题时，我就不会在讲演开初做这样的立场宣示，因为这不会在西方高等府内产生任何积极的反应。而在自古人才辈出的四川高等学府，我却陡然产生了这样宣示的冲动。这是因为我直接感受到了某种民族文化精神仍然漂浮在中国的校园里：我们的知识积累或有未足，而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灵却仍然活生生的向四面八方敞开着。符号学和哲学的互动关系，是今日世界人文学界理论能否前进的关键所在；仁学和儒学的互动关系，这是人类伦理思想和历史现实互动关系的区域性缩影。（两次讲演均无讲稿，但据悉已有音频文本上网）我愿在此告知读者，我在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讲演标题就是：“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符号学的未来”。仁学，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信仰方向问题；符号学，直接关系到人类人文科学的理性化发展的问题。在此，让我对文新学院曹顺庆院长，赵毅衡教授，以及哲学系熊林主任热心安排的两次讲座，表示感谢；特别是赵毅衡教授还通过原先的学生和朋友为我安排了在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以及西南大学的三次讲演。我也须借此机会对原川大教授、现任山东大学高等儒学院的黄玉顺副院长表示感谢，他在我从四川返美后就安排了院刊对我的相关议题的访谈录，使我有机会继续讨论川大百家讲坛中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也将此访谈录原稿列于文集末尾了。让我在此以最简洁的方式再次提出仁学与儒学作为“信仰学”（而不仅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

     ●仁学（表达于孔孟）是指学者的伦理性态度和动机的结构，后者植根于文明史上千古不变的“人性”；其目的是从伦理性原理出发以提升一切人的伦理品性；由于构思及编辑于前秦汉专制时代，故几乎未受到王权势力的操纵（后来掺入的伪文句除外）；今日提倡仁学，就是明确地提倡个人伦理态度和动机的伦理化提升，此思维运作域是具有相当超时空的普适性的，故完全可行之于现时代。

     ●儒学（表达于五经），其中虽然掺入了孔孟部分语句，其文本编织的前提、条件、目的、运作和效果（这些就是符号学分析关注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等完全受制于古代帝王权势与制度，是彻底为王权利益服务的；而其涉及的信仰、学术、技术等知识性部分，已经完全落后于科学时代的水准，故明显地不可实行于现时代。(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