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文系”似乎可大致相当于英美国家的“英文系”。在英美国家，今日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思想生产”主要来自英文系，而不是如一百年前、几十年前那样来 自哲学系或其他人文科系。五十年来西方人文学界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美国哲学系在西方学院派哲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中的地位较战前大为 提高，但其技术化方向的发展，也使其社会文化影响力难以扩大。同时，随着战后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理论化的程度全面深化，西方学术思想的“理论资源”远远超过 了哲学系可能包括的学术思想范围。60年 代末以来，随着欧洲特别是当代德法思想理论的大规模引入，美国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发展较前明显提升和扩大了。与此同时，英文系自然成为对人文科学理论化新发 展进行综合性研究、解释和运用的最主要场地。所谓“英文文学系”的内涵也就大大超出了战前以英美文学史为中心的范围。“文学理论”的涵义也超出了战前“文 学批评”和“文论”的狭义范围。英文系突然成为人文理论综合性研究的中心，其原因十分复杂，此处不拟详论。但可注意，此一英文系功能的转化，其特点是把本 国古今文学史研究与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研究多方面地结合了起来。各种理论资源中，文学符号学当然是主要流派之一。虽然不论是符号学还是其他理论研究，它们 在英文系的发展也受到欠缺严格性的批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英文系的理论研究是借助其他学科成果进行的，其应用性性格远大于原创性性格。然而，在广义 “文学理论”范畴内，英文系已成为影响当今英美文化思想方向的最重要基地。此一趋势表明，最具传统性资历的“文学研究”，今日正在介入人文科学全域的理论 化实践，并因其突出的综合性运作方向，而在文化学术界发挥着引导性的作用。

表面上，中文系完全对应着英文系，二者都各自相关于本身的文学史传统。二次大战前“文学理论”未兴时代，东西方文学史研究差别不大（远比东西方哲学差别要 小）。不过上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学术也还远远未曾充分引入中国。大多数中国文学学者对“作品”的兴趣远大过对作品进行“理论性分析”的兴趣。于是，新时期 中国全面开放海禁以来，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二者在内的“中国文学学术界”，突然面对着多方面适应“文化新局”的任务。一方面是全面引进西方文 学作品，以及引进百年来国人仍然相当生疏的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另一方面，又突然面对着西方60年代以来的、大为强化了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压力。中国旧时期两岸公认的“文学大师”们，其成就主要为“语史学”（philological）方面的，对于西方古典和现代文论，由于对西方哲学类和西方史学类知识的欠缺，素来也仅只有片面的掌握；而对于战后、特别是60年 代以来的西方“理论世界”，应该说，基本上一无所知。不仅因为许多文学大师长期以来并不研读西方理论类经典原本，而且即使外语高明者，也基本隔膜于当代理 论科学内容。于是，在新时期伊始，中国文学界十年来面临着一种颇为明显而人人避谈的尴尬局面：一方面要重新树立旧时期大师的地位以使其对新时期学子传道解 惑，而另一方面却并非不了解耽误甚久的老师宿儒们对于新时期文学学术的中心任务---文学理论的研习---却 根本不能胜任。由于社会文化风习不成熟，社会不清楚文化学术活动的目的为何，往往把学术目标与社会政治性目标混为一谈：也即把“落实政策”类的个人性“安 抚”措施与对青年进行积极教育的长远学术目标混为一谈。为大师树碑立传的社会性目标（好象“大师”们的资格是一锤定音的，曾经具大师位者可永远享受此资 格，即使他最近一二十年完全荒废了学术，也应在“平反”之后恢复此资格待遇似的），遂与国家学术建设目标不加区分。学界有些人似乎不明白，中国现代学术史 研究的目标，不应该是为过往学人“排座次”，而应该是在前人基础上促进新学术发展，后者必然是要迅速与新学术相联系、相比较而予以不断重新评价和利用的。 学术理论研究应该是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过往的学术成就是为了未来学术的发展“服务”的，不是为了评比学人荣誉高低之用的。但人们总是颠倒着二者之间的 次序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些人总是少关心学术的真正进步，而多关心如何借助学术来谋求当事人的名利。所以，说到底，学者不调整个人“心术学”状态， 就难以实在地提升个人和集体的学术水准。过往学术大师的名号问题，也就难免总是被用作后人提升学术利益之具了。

但是，新时期渐渐采取的人文学术全面开放政策，却也使青年学人“同时态地”接触到海外一切学术思想，包括大师们并不了解的新思想。等到再十年留学生们回来 后，新知新学的眼界已经大致与世界接轨了。新时期和旧时期之间在文学学术的内容和方向方面也就分别得更加明显。在中国，这个“中国文学界”的身份问题却比 西方各国的本国文学之构成要复杂得多，它显然由两大部分组成：狭义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百年 来中文系或狭义“中国文学学术界”，对于外国文学知识极其需要，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环境内，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很快就介入了“比较文学”领域，其中不少 人都成为学兼中西的学者。但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界出现的最重要却不大引人注意的变化是：中文系新生代学术内容及方向的逐渐调整。此地说的“中文系”和“中 国文学界”并不等同，后者包括着另一无比重要的领域：中国文学创作界。我们注意到百年来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最突出现象就是：中国小说界占 有的至高（几乎无尚）地位。此一情况今日结合到影视故事编撰业的空前发达，遂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中国故事编撰业”。这一领域，因以创作通俗故事为内 容，故首先与“学术”、“研究”、“理论”等无甚关系；其次，此一“通俗文学”领域，其读者群构成也与半个世纪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如今大多数读者均属广义 “科技工商”人士，其知识训练和文化趣味，与高层文化、学术界人士可谓完全不同。（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则主要以此界为对象。汉学的前理论性性格，使其 易于对应于乏学术性的中国通俗文学创作界，却并不具备处理中国“中文系”学术问题时所应具备的语言性和学术性条件。）

中文系是一种研究单位，它的身份和功能应该与作为今日文学主流的“中国通俗文学界”明显不同。故本文主要谈论中文系与文学理论、特别是与文学符号学的关系。 当然，所谓“中国文学界”以往是以故事编撰业为主的，其相关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涵义，和此处所谈的文学研究领域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相当不同。中国现代小说事 业，是一个相当具有综合性背景的文化现象，涉及到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其中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内涵的幅度，远远超出了狭义“文学学 术”的范围。与其相联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等，其知识结构和功能，也相当不同于“文学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所规定的学术性条件。他们是由特定的文化、社 会、政治综合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非由文学史本身的学术研究需要确定的。这一历史现象，随着新时期和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必然面临着重大变化的前景。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论题：中文系表现出了与今日英美英文系类似的、朝向于理论化研究的专业性格转向。首先，这是我二十年来在两岸观察到的一种事实：中文系的 青年学者特别关心理论化思维。这个趋势之所以引起关注，乃因它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以往关心文学理论的主要是外国文学界，今日文学理论的兴趣则越来越由中文 系分担了。其次，此一倾向反映出某种中国学界内在的需要：“中文系”（而不是哲学系）将越来越可能成为联接历史和现代、理论和创作、学术和生活的综合性理 智运作场地。其中最简单的理由是：中文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后者的内容涉及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文学创作本身不需要多少 理论，但对这些文学创作今日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对文学创作产生和作用的各种社会文化条件的研究，则必须依赖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众多理论，包括其中最新 的理论发展（如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等领域内的相应理论进展）。这一方面已足以促使中文系加强自身的学术理论建设了。作品虽然可以满足 于通俗化层次的娱乐和思想要求，对作品的“研究”则自然须趋于学术化和理论化。作品的创作者和作品的研究者，分属不同知识分子类别。研究者中又须划分“靠 近”作品的文学批评和针对一般现象的文学理论。这种情况与60年代以来的法国电影理论界的情况类似。不难理解，文学研究家和文学创作家的身份、作用和所需知识程度和方面都非常不同。旧时期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所谓“文学家”这样的笼统概念，今日已不明确了。正如“中国电影家”这样的概念今日必然不能再包括电影学者在内了一样。（我在80年 代末受邀担任《当代电影》编委期间最主要的工作，就在于说明为什么电影制作和电影理论分属不同的文化学术类别，必须严格区分。而当时的所谓“电影工作者” 概念则将一切与“电影”搭边的人员都纳入一个“大家庭”内。可参照本人在该刊的相关文章）因此，在不同的现代化时期（百年来的三大时期：旧时期1，旧时期2， 和新时期），“文学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涵义和规定也就相应地有所区别。前两个时期的“研究者”或“理论家”的学术资历或知识背景，一方面与相关的 文学作品在意义构成上大致属于同一层次，即文本思想内容层次（“内容面”层次），另一方面其知识思想类别属于“文学本身”之外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层面，具有 相当的历史实用性背景。此一文学相关背景，与今日文学学术本身的思想性和理论性要求，已不属于同一文化实践的层次和类别了。

中文系和“英文系”的构成和功能略有不同的是，中文系的另一个部分内容相关于一个庞大的“古典文学史”。英文系固然也有一个历史的部分，但那个部分与中国的 相比要短暂、单纯的多。比成熟英文文学史大约长数倍的中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是不能直接联接于英国文学史的），其重要性、复杂性、稳定性在世界上堪称 第一。尤其重要的是，广义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包括文史哲艺全域，实与几千年中国文化史密切重叠。在现代“国学”领域，中文系实比其他文科诸系承担着范围更广 阔的研究任务。由于包含着文史哲艺各域的内容，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就自然会涉及到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全域的知识理论（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精 神分析学的，历史学的，不一而足）。中国文学史本身是前理论化、前科学化的；但对其进行的现代化研究则必然建基于现代学术知识之上。

新时期30年与上世纪两个旧时期（49年前的旧时期1和49年后的旧时期2）相比，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两期以对文学史作品的分类描述和直观理解为主，而新时期则开始进入了科学化、理论化的研究阶段（不妨说，我们刚刚完成了新时期1，正在开始新时期2）。也就是学者们感觉到必须将研究方法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前沿结合在一起，以加深对文学史作品的因果性、意义性、价值性的理解。在此学术实践中，中文系自然与外文系在追求文学研究所需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目标上趋于一致。

于是，与主要意在满足广大群众对故事和形象性表现的娱乐性需求的当代小说业不同，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着眼于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科学性、理论性的深度分 析和多层解释。这些理论知识的来源目前为止主要来自国外。中国古典文学虽然是前科学、前现代的文本系统，但现当代对该系统的理解却必须是广义古典文本和广 义现代理论之间进行“解释学对话”之结果。研究者必须同时掌握两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不再是仅以掌握中国古典文本知识为满足了。因此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 化过程中，大致说，也分为两大阶段。作为第一阶段的第一旧时期（民国阶段），是现代常识与古典文文史知识的结合时期；作为第二阶段的新时期则是古典文本和 现代理论之间的结合时期。二者在内容、性格、方向上均大不一样。时代变了，学术研究的构成和功能自然也须与时俱进。

作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方法论之一的符号学，也就与文学理论问题自然联系了起来。关于文学理论和符号学的关系，本人多年来已发表大量译、著，加以引介，读者 可以参照。在这篇短文中，我只想特别就中文系和“中国符号学”的关联略谈几点，作为简介。这种关联性，目前主要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史的方法论的现代化发展 方面。我可以在此断言，一门“中国文学符号学”学科，不久之后将成为“中国符号学”领域内的第一显学。也就是，中国符号学各领域内没有什么学科比中国古典 文学史更适合于应用符号学分析法的了。首先，“中国文学研究”范畴内对现当代文学创作史进行研究的部分，因其本身的综合性特点，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 的共同研究对象，非仅属于中文系的学术对象。其次，已经从历史上消失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构成了一个内容固定的历史文本系统，特别适合于纯文学科学的研究，包 括符号学研究。符号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不同，它着重于文本本身的结构和功能解析，要求研究者具有较高的语史水平，其主要从业人士绝大多数均为 本国学人。因此，一门“中国古典文学符号学”专业，将主要由中国学人担任主角（这与以现代口语为表达工具的现代文学作品研究的情况不同），从而要求在符号 学分析方面组织更具独创性的研究力量，而不可能现成依靠国外理论资源。现在让我来随手列举一些相关研究领域于下，当然不求其完备。

～语言学类研究：语言学，语义学，修辞学，音韵学，汉字符号学、中西比较语言学等将是中国文学符号学的中心课题，其研究成果将不仅会改变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的构造，还将直接影响人类相关理论学术前沿的发展。

～叙事学类研究：这是古典史学文学、神话小说文学、戏曲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的基本领域；此一领域最易与国外叙事学成果相结合。

～ 诗歌类研究：包括格律学、象征学、韵律学、美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一门中国符号学诗学或诗学符号学，将不仅成为作为“诗学之国”中国的显学，还 将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要忘记，两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以“吟诗作赋”方式（而不是以科学观察及理论思维方式）来体现 其精神生活的。

～文体学、文本分类学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主要成绩之一是古典文本分类性研究。历代不同时期的文本分类学思想，不仅是把握中国文史精神和思考方式的主要工具，它也是现代古典分类学研究本身的对象。

～ 艺术门类研究、文学艺术比较研究：各门艺术符号学将是广义中国文学符号学领域内的重头戏，如戏曲符号学，绘画符号学，书法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园林符号 学，建筑符号学等等。重要的是，中国古典艺术符号学均与中国文学史密切相关，“文与艺”不分家，正与“文与史”不分家一样，均反映着中国文化是“文学本质 的文化”。一门广义的“中国文艺符号学”将涵括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

～ 语史类综合语义学研究：这可以说成是现代扩大化的“考据学”研究。古典语史考据学，特别是乾嘉考据学，素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史研究的核心成就。这一所谓 最具“科学性”的古典学术类型，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彻底“改造”：一方面是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述”（用现代科学语言对原有历史成果进行“再表述”，使其意 涵进一步明晰化）；另一方面是在该领域内进行现代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以便在中国古典学领域内形成一门现代化的语史符号学和解释学综合体。这一更具综合性的 研究领域，当然须与其他学科合作进行。至于文学现象的“研究单元”，则可以涉及个别作品、个人全部作品、集体流派、集体文学史时期等具不同时空幅度的对 象。

我们再简述一下，到底什么是“符号学”？在此我只想指出符号学的 几个最主要特征。这就是：广义语义学研究，或表达面和内容面（参照相关符号学、语言学著作，包括本人相关著作）相关关系分析，以便提升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精 细化理解。其次是分类学研究：对各种古典分类学（特别是音韵学、文体学）重新进行现代分析，以研究古典分类学形态如何决定着古典思想形态。再次是功能性研 究，研究文学文本如何在文化环境内发挥意义表达作用和行为交流作用，从而进一步研究具体作品在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内所发挥的各种功能。前面已述，符号学只是 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即广义语义学和交流学的研究领域，其目的仅在于“重组”古典文本的表达方式，以显现文本意义构造和功能的特点。这样的研究结果， 还须与其他科学方法和目标配合起来共同参与其他相关学术课题研究。

为了确切领悟“符号学方法”的理论价值，必须了解符号学和战后人文科学理论变迁的关系。首先是：哲学和理论的关系。一切哲学性话语必须在经过解释学的改述后 才有可能转换为某种“当代理论”工具。哲学话语不能再当然地被视作今日人文科学的“理论部分”了。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鲜明的口号来：“哲学”不能取代“理 论”！甚至于可以说：符号学的革命性效果正体现于促进了人文科学内部从“哲学”向“理论”的时代性大转换。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需要区分“历史哲学”和 “历史理论”、“美学”和“文艺理论”等不同的学术类别。用哲学性的“老生常谈”廉价地充作人文学“理论”（如以为随意地将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的语句 安放到各种具体人文科学研究中去就算是加强了论述的“理论性”，此乃明显的学理误解！），是当前国内外人文科学活动中的最大偏差（不仅中国而且西方学界均 如此）。新时期开始以来，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使命因此面临着双重任务：引介现代西方哲学知识和同时引介“后哲学的”当代符号学理论。而当时的学人、学生 甫从“文革”废墟走出，大多数人毫无现代人文科学知识准备，于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够初步跟随西方哲学学说而难以迅速把握百年来形成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 中的“千头万绪”。于是，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自然成为人文学界的主要理论性资源。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抽象度、普遍性的增强， 而其“缺点”在于过度脱离繁杂多样的“具体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西方哲学文化所加予的思维方式限制。为什么在哲学性理论之后会出现符号学的、或跨学科 方向的理论？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善于处理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之间的“关系”。同理，强调具体性和一般性之间普遍适应性的符号学理论，也就更适于超出西方 文化传统而可扩大到非西方文化世界。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史哲理论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工具，不能直接来自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哲学本身，而只能来自各 种跨学科理论。哲学话语是一种间接的理论性“资源”，但不是可用于非西方文化材料分析的“现成工具”。中国文学的理论研究，更不能直接建立在各种哲学装饰 性概念系统上*。 符号学界常说的“可理解性”，是一种非哲学性教义的可理解性（否则，虽然在学术话语中增加了抽象性词语的比例，却并未增加相关研究的“可理解性”）。新时 期中国人文科学的理论现代化过程，应该理解为一种两阶段论的过程：现代西方哲学阶段和当代符号学阶段。二者之间应当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但哲学学科内部的 理论化发展是一回事，哲学如何参与人文科学跨学科综合理论的创造，则是另一回事。

综 上所述，我们应该明确一件事：中国文学研究是历史材料和现代科学之间多方面互动的“辩证对话之产物”，而不是单纯掌握古典材料本身就已达成学术目的了（因 此今日学者仅只像古人那样“博闻强记”是远远不够的）。章太炎、刘师培等类型的国学大师如在世，今日将无法发挥任何重要学术作用，不仅其陈旧学术观点已乏 善可陈，其资料学学养在今日电子时代也基本靠不住了。因此传统型的“老师宿儒”将不再能作为新时期、新科学的古典学研究典范了。中国学术界，如果总是搞不 清“为个别学人排交椅”的需要和民族学术实质提升的需要之间的区别，老是以“维护”过往学术权威的地位为考量而牺牲未来青年学子知识提升利益的话，就是在 和自己过不去了。我怕今日广大青年学子也不会牺牲自己终生学术发展利益而甘愿拥挤在过时的“先贤祠”内顶礼膜拜了。后者难道不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 作祟的结果吗？封建主义学术意识形态是阻碍我们正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顺便指出，在文科各系中，为什么中文系比历史系、哲学系更易于率 先开展新时期、新形态的学术研究事业呢？在此存在有一种微妙的历史辩证法因素。文史哲三科中，两千年来正是“文学科”最少受传统教条主义的桎梏（所以“五 经”中以诗经最先获得现代精神的解放），在传统文学实践领域，文人可较自由地发挥其自然情性。今日在现代科学系统内，“文学科”又广泛地与人文社会科学各 领域发生了内在的学术性联系，从而可“双倍地”易于摆脱儒教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的影响。相对而言，为了走上新知新学之路，“哲学科”与“史学科”，则须 花费更多的力量来摆脱前科学时代的落伍学术思维方式的束缚。作为多年在国内外提倡跨学科理论研究的旅外学人，我愿在此春节前夕，预祝“中文系”的符号学研 究在最近将来取得重要进展。（2009年，1月，14日初稿。2月8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