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阳明学和新符号学

                  ——2020疫期随笔2：危机即转机

                                     李幼蒸

【序言】

今日报载，美国在最好情况下也会死亡10万-20万。稍有不慎，死亡数可达120-200万。按照任何一种估算法，我等“耆老”均首当其冲。可以说如“中招”即会有二分之一机会离世。为此，连偶尔去超市和药房均属风险。幸好稍有准备，粮油肉暂无问题，略可虑者为蔬菜。一切的一切都突然暴发于三两个月间。此次历史上空前的庚子年瘟疫大危机，也间接促成了“文明全球化发展之危机”，因无国可“独善其身”，今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球村世局，与各国不同制度身份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性。战疫需要封城封国，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则导致：有供可无需，有需可无供，国际经济交流一旦发生“滞障”，多比诺骨牌即可顿时“瘫痪全球”。此次大瘟疫突显人类命运一体之现实。随着各国失业大潮陆续发生，接着自然就会出现“温饱问题”。我们这一辈亲身经受过“三年”的人，因得益于城市“29斤配给制”得以幸运生存下来，对于“温饱问题”却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今日视频中观看到印度成千上万贫民因失业与惧疫而徒步逃离德里时拥塞于途的画面，解说者告知他们已遭遇到了饥饿问题。这样的真实画面，哪里是我们一两个月前所能够想象到的呢？美国专家纷纷预测，此次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总统语）的情况将比1929年大萧条严重许多倍。

如以“哲学家”立场来看，当人类突然坠入“危难极境”后，身体性惊恐之余反而会不自觉地转向人生意义之再反思。对于本来即将离世的老人来说，能够在死前参与人类五千年有史文明以来的此一空前历史性大灾难，岂非也是一“千载难逢的生存体验”？如此超高级的人类文明，如搭积木般，竟可突然自行倒塌。文明发展越加速，危机竟可越严重！最高级人类文明竟然难敌最低级的无生命病菌之威胁。千万年历史上常常是野蛮人战胜文明人（中土近如元与清），如此历史悲剧毕竟发生于人与人之间，而如今高科技文明时代威胁文明存在的竟然是非人类。人类历史上的大灾大难无数，包括成吉思汗一代那类纯属“动物性的能量发泄”【我们伟大的宋朝精神文明就是最终被其子孙摧毁。读者如果读到成吉思汗临终前极为坦率的告子孙之有关“人生最豪迈之志向为何？”的恐怖遗言，即可体认一些史家盛赞的所谓历史上的“英雄伟业”究为何意。】古代中西许多大哲在天下大乱或灾疫肆虐之际的“人生反思”，则是在己身突陷存亡不定之刻仓促间闪过的“余生小结”。客观发生的或人为或自然的灭顶之灾，均与自身之“自由选择意志”无关。如何在大灾大难下、须臾存亡间“坚守其志”，亦可从论语所说的“岩墙之下”比喻中领悟古人在“如履薄冰”历史张力场中维持其积极性生存之睿智。论语中此一貌似不合孔孟刚勇精神的“示弱”隐喻曾引起青年时代我的困惑，后来才渐渐体会到其中所含的“历史认识论”之深意，甚至于启发我产生了H1、H2的历史实践域划分的灵感。据此才可进而体会什么是论语“素其位而行”的伸意，也才可进而正确把握“荷莜丈人”与“孔子归鲁”故事喻示的历史哲学。退隐齐鲁乃因既不能参与法家之权争，亦不能循道家之高蹈。而仁学之创造性实践观仍须体践于“造次必于是”的警句中。孟子学与阳明学遂可据此而开启了仁学之“实践力学”（孟子之“勇为学”，阳明之“力行学”）。先秦时代这样的个体自由选择岂非与己身无能掌控的客观历史压力直接相克？然而仁学实践学的“辩证智慧”正是贯彻于此一客观张力环境之内的；所谓“勇”学，即指勇处于此张力压强下之谓。此一实践学选择对象之所指不再相关于外在之物境，而是转而相关于内在之心境。今日阳明学者一定要认识到，心学虽源自孟子，而实根于论语；孟子之仁学体现在政治道德领域，而孔子之仁学则贯穿于生存全域。退居齐鲁意象，于是标志着中华精神文明的一个历史性转捩点：在社会政治领域与精神文化领域之间设定了认识论-实践论的一种relevant分界。二者在历史存在中的表面混合性内含着“深层精神实践”的独立潜流，后者遂可在几千年腐朽封建专制社会中延续着平行而精进的精神生命。由于此为根植于人性善源之生命冲动（泛称之“人性”，乃由“兽[之]性”与狭义的“人[之]性”共同组成），故可超越历史时空而贯穿于文明历程。如今，深植于人性深处的中华仁学精神，由于其所具有的这种人本主义普适性，在地球村之科学时代，遂可、遂必与现代化社会人文科学文明汇流。前科学时代中华精神文明产生的仁学，历经二十世纪的繁复体验，在参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之后，遂有能力发现当今人文科学事业中的弊病所在，并历史性地成为了人类人文科学革新探索中的“新木铎”。

当中世纪黑死病末日观笼罩全欧时，西方文士哲人之文学性情感动荡与伦理性仁学的危机反应不同。今与人类人文科学革新事业合流展开的新仁学及其实践学核心新阳明学，当此人类生死存亡之际，仍必秉持理性化的积极生存态度，思所当思，为所当为。所思所为非局限于一己短暂生命，而是寄托于人类命运全体。此一新世纪新时代，既是科技工商医空前发展的大时代，也是文史哲宗艺历史上首次有可能趋向于理性化全面科学提升之前夕。在此次人类历史上空前摧毁性的大瘟疫过后，现代人类社会及其生存方式必将发生彻底变化。其中之一即为：人类应该彻头彻尾地重新反省人类文明之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此人类全局性反省与革新的过程中，人文科学的水准或将在“劫后余生”之际创造性地改善其独立发展之进程。一向专注于物质性建设及感官性享乐的现代人类，当此空前灾难形成的“历史断裂”之后，在物利追求和感官享乐的唯物质主义人生观（此一导致人类蜕化为“经济动物”的人生观）所推动的历史流动中断之后，或许才会更正确更深刻地悟识到人类文明发展中精神文化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才会重新恢复对生存之意义、价值、方向的更为完善的思考。【写于2020年4月1-2日】

【问题的提出】

今日将仁学与符号学相提并论，在国际学界（包括西方理论界和国际汉学界）不妨称之为纯属“一家之言”。本文作者早于十几年前即已如此设题；如今进而提出“新阳明学”和“新符号学”，并复将二者相连并论，难免继续遭受标新立异之讥。阳明学加一“新”字，只是为了强化“伦理性内实践”的朝向性，符号学加一“新”字则是为了强化对人文科学“制度性外实践”的全面性扩大。当隐居自学二十年后于1977年末初进北京最高科研学府时发现：我当时的所译所写均不可能为所内外一级教授们读解！于是意识到这是源于彼此的“治学心路历程”完全不同。前辈学者“博学强记”必胜于我，但彼此在“认识论层次”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时代距离性。例如，海内外前辈学者及其后西方文科科班出身者，当时几乎普遍难以接受“语义符号学”及“历史解释学”的思维方式。此差异性主要源于作者未曾经受中外科班定式化的“思维训练”，因此可毫无成见地在古今中外人文话语世界自行探索更为有效的思想义解方式。要点在于：根据多维理性立场得以自由跨越学科界限地在古今中外学术话语中进行分类、分析、综合、重组有关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系列。研读对象人人大同小异，而彼此的治学的态度、目的和方法则可非常不同。如果今日认识到连作者与之来往的西方各学科同行对于同类课题的理解和处置也会如此分歧，关键正在于彼辈曾经受过系统的定式化训练以及受制于客观的学术市场环境！此外，与他们的更为根本性的区别则尤其表现于人生观与治学观上。西人之所以难于深入把握仁学及阳明学，首先还不是受阻于语言障碍和意思理解的层面上，而是反映在如何组织自身学与行的习惯上。现代学人必须遵循职场“规矩”与“渠道”行事，以最终成为职场人“教授”为目的。本人虽然同样研读现代理论书籍（而因长期在中外职场外的独立研学经历）却可“不合时宜地”重复着与古人相同的“内实践”程序。现代中外西方职场化了的学者如何能够逆反于时代职场制度性轨则而仍领悟遵行古东方贤哲所教诲的“学为己”、“择善固执”及知不可为而为之等人生观呢？内在性格与外在偶然际遇的结合，使我一生在学术性层面上经历了体制内外、古今内外、华洋内外、中西内外、理史内外、欧美内外以及德法内外等不同学理界域间的自由交叉的思维历练。本来是因人生苦短、行事多艰而不得不坚守“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治学态度，如今相当于“现代黑死病”的大瘟疫正笼罩全球并无情吞噬着成千上万生命的危机时刻，“知不可为而为之”座右铭也就加深了其教诲之深度。

【新符号学】

试看，如今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文化领域内，哪里还有什么“文史哲”置喙之地呢？换言之，仅仅过去三四十年来，不少前沿西方思想理论家们，都或被贴上“白左”标签，或被人们视为大言不惭、沽名钓誉之徒。任何哲学家再也无法享有当初罗素、萨特等人的“思想家”光环了。然而，这些文史哲宗艺理论家们的所谈所论，岂非也正是中文世界百多年来所谓“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等时代性大课题的主要内容？人类文明的内容和方向正在彻底改变中，担任“社会文化主角”的不再是“思想家，理论家”而是“科技家，实业家”了。全球“文史哲”都被圈入学场藩篱内被科技工商“包养”起来，从此虽衣食无忧却也不再能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了。列宁如生于此时，必不至于因疑惧“现代西方哲学”之危害而要将其定性为“反动资产阶级哲学”了；也因此之故，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年中因官方将其“除罪化”反而导致了后文革一代学人一时间对其趋之若鹜，视为借以争强斗胜、出人头地之利器。那么，现代西方哲学是否真地已经蜕化为无足轻重的自娱清谈了呢？与其相连的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是否也已失去了高端学术性和精神文化性的价值了呢？

以上相关问题，作者多年来论述甚多，而要明确问题之实际内容为何，却需首先防止词义岐异导致的不必要误解。因为人文学科内的标题字义均可有多种解释或规定，解释与定义不同，回答必然不同。我们多次指出，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言，并无类似的疑问产生。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今日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自然大为降低，这是一毋庸争辩的事实。如果按照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看，对其内在学术价值的贬低是自然的。而从精神文明发展角度看，也如我们多次指出的，对于以上质问应有三类答复：1）它们在今日学术社会中的“地位”当然较古代大为降低了；2）它们固有的学术生产性潜力却仍然极其深厚，而且其相关知识积累程度也已空前丰富化，正待迎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后的另一次人类知识科学化突进的机遇；3）但它们的科学性发展的现状却严重滞后于时代要求，前途如何，学界避而不谈却迷茫如昔。在此，首先应该进而将同一标签之所指区分为二：一是其当前学术社会通行的现实内容，另一是其应有的理想内容。此正可以“科学”一词为例说明之：古代之“科学”一词自然也有其具体内容，而此内容与此词今日所指的内容则根本不同，我们可试将后者称作是前者于当时的“理想内容”。哲学，符号学，人文科学等等的用法也完全一样。因此，“理想内容”并非指“空想内容”，而是指“未来的现实内容”。本文所谈当然是后者，而非前者。我们现在关注者不是按照现行体制内的标准和方式来品评其是非得失，而是在讨论今日现实学术应如何朝向未来理想目标而发展、革新、改善的问题。后一问题当然也同样面临着上述两种不同的“所指”，因此就不会是相关于如何在现有国际学界规范与体制内进行学术提升的任何实用性问题，而是相关于如何按照理想的标准和方式对其革新、促其真正科学化发展的问题。此二者是根本不同的设问层次。本文至少意在促使读者从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设问类型。一方面，仍应看到，无论是哲学专业还是人文科学全体，人类的相关知识积累都达到了历史上空前丰富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今日有客观条件讨论其全面革新发展的理由。就中国人文学界来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虽然那时人文青年学子（无论清华北大）之学风与资质都远远超过今日，但是所谓“黄金十年、二十年”时期中国学界尚无客观条件（即现代化人文知识积累及掌握的程度）进行今日提出的全球化的、全方位的现代化人文学术科学化发展问题。正是由于百年来代代学人的知识积累，新时期以来两岸四地才可空前地突然跃入世界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也就是在自然科学渐与世界主流合流、社会科学（政经法）全面坚实前进时期，人文科学思考也自然将视野拓广至世界前沿，甚至于在中西互动比较研究领域内后来之东方学者已能有所创新先行。此外，这也是新世纪呼唤中华精神文明履尽其参与促进世界精神文化提升之责任的时代（人类文明的目的不仅在于无限增长衣食住行之程度，也应在于认真提升人类文史哲艺文化之水平）。正是从此一远远超出胡适鲁迅时代所能理解的新时代理性精神之高度，我们才会有条件积极主动面对人类文明何去何从这样的精神大方向问题。时当世纪大瘟疫攻击全人类生存之际，也即当疫后人类文明形态必将大幅度调升之时，我们也突然增加了客观理由，更为严肃地思考此一调整人类精神文明方向的全新历史使命，包括与其本质相连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发展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国际人文学术的格局、方向、方法亦步亦趋、顺流而进呢？因为如作者多次指出的，如今人文科学理论的各科“内容”都已在市场制度化机制下“演化为”职业化运作材料或手段；也即从其传统上的客观求真目标转为了当前职业化求成目标。一方面，在此运作格局下，人文科学理论的“内容”将日益成为人为操纵的、按照功利主义目的加以编作的话语工具，遂导致其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功能均一一日趋弱化。而就人文科学全体看，特别是在各科内部较具经验实证性成就的部分看，此一职场化趋势的副作用则在于：由于通过职业化过细分工和专业技术性精化以提升职场竞争能力的需要，人文科学现代化所急需的学际整合问题反难以推行。就连“符号学精神”本身，今日在国际符号学界也被普遍地忽略和歪曲着，可为其证。对此，本作者分析批评甚多，可参照。本文所提出的“新符号学”概念，则是指在通常“部门符号学”场域之外设想的一种全面跨学科整合研究，后者涉及更宽广领域、更长远视野，并处于更高端认识论与方法论层次上。按照“现代符号学精神”，新符号学意在于人文科学整体内，首先摆脱科际专业化藩篱，勇于探索学科间的理性汇通之道，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文学术传统的现代科学化提升，以期最终形成差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驾齐驱而独具人本主义性格的、真正科学化的“新人文科学系统”。在人类五千年各文明中人文学术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理论性的对话、交融、修正、整合等革新性学术实践，这才是当前“理论符号学”的第一重要目标！

简言之，所谓“符号学”其实应指以当前人类人文科学系统为基础和对象领域所进行的“跨学科理论研究”。因此在广义上，所谓“符号学思想”应该是不同程度上各科人文学者均需、均可接受者。我们几十年来一贯强调的正当符号学方向，都是这类“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为基础进行的、在诸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进行的比较的、综合的理论性研究”，用以区别（如今国内外通行的）任何通过歧义性“符号”概念或其变体随意挂靠到现存“符号学职场”上去的各种实用主义方向的学术项目。当学术对象包括非欧美文化学术传统时，作为跨学科研究之外延的“跨文化研究”，同样须遵循上述原则，而且内容和方法自然更为复杂，并必然以“中西比较学术中的跨学科实践”为基础。没有现代中西比较理论研究，就不可能有中国符号学研究。后者正是建立在中西学术传统汇通的基础上的。“符号学”是一种研究方向和方法的简称（因此虽相关于语言学却不等于语言学），其分析对象则是古今中外人文学科及其理论。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符号学学科”。

在上述为符号学精神与原则正名基础上另行提出的“新符号学”或“制度符号学”领域，则属于一全新的学术范畴，甚至于比“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哲学”的学术层范畴更为宽广和深刻：其目的乃指相关于对人文社会科学全体实行的“跨学科的批评、比较及整合”研究。换言之，即对人文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再次重申：它不应包括单纯的“社会科学”，后者作为实证科学是不必纳入符号学领域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将西比奥克提倡的“自然科学方向的研究”归入符号学领域的原因所在。这位已故匈裔学者是几十年来推动“国际符号学学会”功劳最大者，但也是最不了解什么是“符号学精神”者；可以说他是把国际符号学的大方向带歪了的主要人物之一。符号学是“对付”意义含混领域的研究，故与各种精密科学及准精密科学无关】的基础、制度、社会文化关系、学科系统、理论系统、权威系统、运作方式、市场关系等等（简言之，包括其软体硬体的人文学术制度系统全体）所进行的综合科学性分析。此一有关符号学制度分析的新理论框架，将可成为人类人文科学彻底革新改造的“操作性基础”。由于这样的全面学科解剖观念与当前国际符号学职场现实相距甚远（因不是在后者的框架内按既定成规进行的各类研究，而是将“后者全体”作为对象进行的批评性、解剖性、整合性的研究），本人近年来在国际学界试图提出此一概念时，虽因“新颖”而受到一定关注，却完全不可能被采行。本人理论的前提是自由的科学性创造性思考，而国际学界实行的是在现行学术制度框架内按照既定规范与方式进行的“合乎标准”的职场学术行为。此次全球化疫情灾难后人类文明形态必将经受重新反省、调整和改革，我们正可趁此历史大变局机缘再次提出此一虽不合职场生态轨则却有可能触动学人良知理性反思的全新人文学术认识论观念。人文学术，也须和自然科学一样，必须与时俱进，与时革新，也须“换血输液”不断强化其理性化思考和有效创造的内在生命力。

【新阳明学】

那么，如此超前的人文科学革新目标又何以与中华精神文明中的新仁学与新阳明学进行有机对接呢？只有对当前国际人文学术现状及方向进行了全面深入了解后，才会认识到此一学术理想主义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其实行的艰难性。其所面对的历史上空前的障碍在于：全球化之今日，人文科学已发展为一完整的职业系统，在其中学术与学人之生活基础已然紧密结合，人文科学如今成为了学生学人赖以维持生存的职业工具或途径。作为职业化工具，此一学术职场系统的目标已具体化为社会上“维持有效就业的方式”，因此其内容、方向、基础、程序，都是呼应着全社会“市场供需平衡”原则规定和运行的。而相关诸参量也都是遵循文教市场化规律而人为规定的，于是其基本原则已不再是遵循着理性化的“客观科学标准”，而是遵行着“客观市场供需标准”。人文学术的内容成为了职业化职场机制运行的材料和手段。在此文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性目标（作为维生方式）与科学性目标（作为精神志向）形成了结构性分裂。这是十九世纪的科学理性主义年代所根本想象不到的（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初，甚至于直到今日，人们仍然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二系统混为一谈，不了解什么是“内容上的融通”与“运作上的区别”）。此一结构性功能分裂的严重后果，作者已经甚多陈述，兹不赘。但如对其不加重视，听任人类文明中正待发展的“人文科学”日渐转化为“实用性的的职业化方式”，那么它也就越来越起不到在科学理性水平上认识人类生存、认识人本身、认识人之历史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有效知识性手段。古代之“哲学”的本质即“求知明理”（应指理性之知，科学之理），此一泛称作“哲学”者，随着自然科学的成熟而扩大化、丰富化而最终发展为现代人文科学及其理论，且已拥有两三百年持续成长史（直到晚近经济全球化开始之前，学术机制经济化之前）。但是，上述的结构性分裂实为人类精神文明面临的重大挑战（因人类正在异化为“纯经济化生存”之物种）：理想“人”本应成为马恩心目中的“全面发展提升其精神素养的新人类”（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典范”是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本主义”方向的“全能思想家”，而不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的惟物质性财富追求者）。不约而同，中华精神文明的古老道德性理念“仁学”，也是朝向着心怀精神志向的“君子人”之“东方人本主义”目标的。古代朝向精神理想世界的智者们，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科技与经济日后可以无限地膨胀到今日人类难以充分控导的地步（如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竟然可轻而易举地被生物链上最低微的病菌加以毁灭性的打击和摧残！）。然而中华智慧启示我们：危机即转机，转机需智慧。来自西方的高科技“物化智慧”之前锋，于是遇到了来自远东的伦理性“心化智慧”之根源。我们要从此一人类文明史上的“心物互动”中来深化体会所谓王阳明“心之学”的时代意义所在。

关于阳明学的现代性问题，本人自文革时期起即加以思考，岁月匆匆，数十年后始终在探索之中，最终认识到其“现代性”实乃指通过象征性的解释学读解法（symbolic hermeneutics）来体悟其学中论及的“心”之“功能结构”。在物的“行为机制”外，平行地存在着心的“动机机制”，前者决定着人的物质化生存方式，后者决定着人的精神性生存方式；在客观经济决定论之外存在着主观心志决定论。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二者之间应该形成平衡的发展关系。今日世界人文科学职场中生存的学者学生们，如果不情愿成为被经济化机制加以绝对制约的“职场力学场内既定程序操作员”，如果仍然有志于延续人文精神传统而参与提升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人类文明之另一精神文化革命，就会产生阳明学之“回归初心”之良知冲动。此即反身探索本心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求真事业。如果这样，就会在学术职场文化之外另辟一条平行的精神自反途径，也即在基本心志层上坚守意义和价值的人本主义朝向性。古代中西哲学之起源都是以伦理学为依归的，而今新时代对伦理思考的方式将与时俱进地也必须根基于人文科学理论全域；犹有进者，古代单一智者作为个体思考本位，在全科学时代必将扩展为集体思考本位。从本质上看，今日发展和提升的人类集体思考本位概念。岂非更为符合仁学精神？具体来说，今日的新阳明学之思考方式，由于不再限于古典禅宗式之个体沉思，相关心学主题也应转化为“人文学理思考之正当方向问题”。今日再期待什么个别天才“圣哲”来为人类开明启智的幻想不仅是幼稚愚昧的，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今日世界上所谓欠缺“大师”的时代，也许正是反映着集体思维本位到来的徵象？现代符号学思维当然只能是建立在集体性智慧实践基础上的】。而在如今空前错综复杂条件下所能够有意义提出的“致良知”课题，也只能是指诸个别良知学者，在人类知识集体范围内，在调准个人思考方向目标上，也即在最深刻的心志层次上，产生的“知行合一”意志，而此个体性的知行合一意志又必然是朝向于于人类视野全局的。于是：良知学者即可不再被动地受制于“职场机制之定式化约束”，而能够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人类文明今已首次获得了不难解决普遍温饱的科学条件）仍然有勇气、有智慧地提升个人生存的精神目标，人文学者之致良知即指其对此精神性目标之醒悟。此一精神境界当然只能够以向内发心方式达至，这样的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上所独有的“心学实践学”，历史上始终潜在于良知学者之内心深处，而可不时因外界偶然机缘而勃发。

【内实践学三维互动图式】

所谓新阳明学的提出，作为一种最深入的“核心还原论”，并非出之于某种东方民族主义之畅想，反而是不折不扣地基于现代科学认识论之逻辑性推论。正因为此一推理基础牵扯多方面的跨学科、跨文化思考，首先即须“辩证地”在国际现行主流学界惯势之外来理解与实践。虽然早在2012南京国际大会的发言中作者已然对其“点题”，借以在既为国际又为国内的学术环境内，客观地留下文字记录，即使确知国外学者听众根本没有知识论条件把握其深意。而其中包括的对当前国际人文理论方向的根本性批评的“前提”，更是国际同行根本不能接受的。由于在经济化、法制化、职业化环境内“依规治学”，国际学者怎么会对其据以安身立命之“制度性基础”进行批评性解剖呢？因为他们的所学、所思、所写，都是与该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的，甚至于根本上即是其产物。而另一方面，在几百年来的自然科学教育的影响下，哪里还有通过“由内及外、由心及物”的渠道进行学术思考之余地呢？况且本人所使用的国际通行术语（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都是经过本人在跨学科跨文化层次上根据理性实践学立场予以修正与调整的。其中一触犯時讳的效果即：首先应将国际上认可及依赖的诸学术大师之“学术权威性”予以相对化和“阶段性评价化”，用以松弛国际学人习惯上遵行对历史学术名著之绝对性信仰。几十年来的中西学术交流中的观察使我最终认识到为什么彼此难以进行顺利对话，其中硬体性的障碍正在于：现行职场定式化运作程序是内在地与今日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方法论相冲突的。虽然此一科研方向抽象地为国际学界所公认，而睽诸实际，国际学人大多因功利实用主义人生观而不意识地依违其间。我们为什么非要采用国际上仍然生僻的“阳明心学”字样来标志一种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心学实践论”呢？理由之一在于：其实践学思维的特点之“朴质性”可排除胡塞尔学所有的逻辑学和本体论等复杂的纯粹理论性，从而可更“单纯地”在“心行互动关系”的“内实践学层次上”中滋生出一种“真实行动”激发力（知行合一）。（胡塞尔的逻辑心理学存在于认识论层次上，可谓无关于社会实践论课题。存在主义对其进行的实用主义歪曲，与胡塞尔学的本质无关。注意：学界往往用同一批词汇，通过人为性“语法变通”，对其施行不同功利主义目的的运作。）

现在，我们可将阳明心学的“内实践行为图式”加以具体化表达，在其“核心深处”（心之最深层：“初心层”）relevantly设定了含有三轴向的既分离又互动的“内实践论三维互动图式”，此“初心层”之三维即：真伪维，是非维，善恶维。按此，实践（行）首先是指“心之行”，是指“心端”上的三维实践域内的互动协适之“（内心之）行”。当在认识论-实践论上整顿好了此核心关系域后，才可将“知行合一”的“心（之）动力学”，逐次贯彻于不同层次的外在行动世界。此外，在心之次深层次上也存在有“智（之）心”三维互动图式，即利害维，得失维，胜负维。“初心层”（仁心层）是伦理价值层，“次心层”（智心层）是功利计量层。此外还有内实践之第三层的“决心层”（勇心层），这是将前二者综合后形成的的、行动之前的最终“心志决断层”。此内实践学的三层次描述了仁学“立体性内实践”之全域，后者亦为H2内所需之运作逻辑，而伦理价值性的“初心层”为其根本之根本，无此初心层即无真实的精神文化实践。而在H1内的运作逻辑中，初心层表面上或有或无，而多非无有，而余下二层中的“智心层”则为其真实的基本层，古时代可以法家智慧方向为其典型例子。如简化言之，H1必有利害维与胜负维，H2则必有真伪维与善恶维；睽诸历史，前者实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即使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量上的差别，后者则为“人”所独有，故人之本质为伦理性生物（而身体性劳作与争斗性机巧均非人之本质；更不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动物”来定义人），此所以古代哲人智者无不以伦理性思考为毕生精神历程之依归。

如此坚实地营建其心志力源，人文学者才可望不受历史惯习性、社会制度性、异化人格性等外在制约机制所约制，从而得以在恢复自由思想意志力后，按照人本主义的伦理理性思维原则，来探索、设计、创建新人文科学理论的模型。如无上述重组之“初心”，学人必将继续在职场顺势逐利而行。而按照阳明心学，学者首先要加以克制与排除的，就是为学求利、求成、求胜之“俗心”。这样的“阳明心学”的象征性用法，当然无关于阳明时代儒家士子的具体心言行实态。而是相关于阳明师生心言行话语上的“动机朝向”与“内实践姿态”本身（作为古典话语之解释学读解效果），其所言所行不过是前者之历史性表达中一时性载体而已。解释学的读法就是指：在今已过时的儒教思想话语中察觉其中的“心志朝向性”和“心行关系性”之普适性意涵，将其抽离出来予以一般化表述，用以主宰学者之现代人文思考实践。

【申言】

如果我们不须将当前国际学术话语的“秩序性”视为当然的治学基础，更其不能将服务于帝王将相时代的封建专制时代的思想内容视为今日之科研规范。我们反对治学过程中的或对洋或对古的“准抄袭性”（复述性，转录性），这是与以上阳明心学原则一致的。正是这样的新“正心诚意”态度，可使我们不至于落入或洋或古之历史学术轨迹“窠臼”。在学术实践上，当摆脱了唯利是图的庸俗治学观外，自然也到了继而摆脱一项来自传统的陋习：崇拜大师，盲从权威。二者均反映在学界追逐国际名著的死板成规上。一切中外古今名著都必然是我们的重要研读材料，但同样也正是我们对之须进行检视、批评、改善的主要对象。按照新符号学认识论，此一提醒绝对不是要“轻视权威”，而是要认识到，他们的著作大多都是在单学科内完成的阶段性成果，都是有待于首先在单学科框架内继续加工的“半成品”，以及继而在跨学科理境中进行多维性革新发展的基地。而传统的“名师崇拜”陋习在于：将学星、大师名号视为自身可加以利用炒作之工具，用以作为个人与团体变相拉帮结派、招摇忽悠的图利筹码。此一趋向在如今全面商业化社会更被变本加厉地强化及普遍化。于是在几千年的学术世界宝库中分门别类地排列了各式各类的“名牌商标”以供后代学术竞争团体择优取用。可以说，在本人几十年来最加推崇的著名国际学者中，也没有一位名家可以夸颂为“学术完人”的。【按此理解，海外华裔学者夸张其大师的绝对性学术贡献是多么幼稚；此一评价方式的幼稚性其实根植于民初自然产生的人文学术不成熟性；以及他们未能严格贯彻孔孟“学为己”人生观，遂将人为封圣的大师们视作后人借以攀登的廉价手段。这是什么态度？不仅是投机取巧，实为人格“软弱”与“丧志”表现！传统上将人文学术成果等同于历代名人名著之汇集的惯习，是违反现代人文科学的真实科学性精神的。】认真的研读不仅应表现在对于原著本义的准确理解上，更应表现在对其优劣和功用的评价性检讨上，为此必须首先沿学为己原则努力扩大深化精神视界和积累现代理论知识，为此自然不得受制于职场限定的实用主义的治学轨则。这样才有希望一代一代地向前推进中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事业。因此，自然科学家们的惯常做法也应当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家效法的标准。试看哪有一个认真的自然科学家不是严格检讨前人之失而急于变动改进的呢？科学就是怀疑，就是批评，也就是不断的反省与革新！（如果以为研学就是评比“大师等级”，哪里还会有今日突飞猛进的现代自然科学世界。但是，我们人文科学家就非得逆反于自然科学标准而将客观学术真理追求歪曲为“名师崇拜专业”吗？）然而如本人以往经常谈及的，全球文化学术商业化时代，“竞争生态”自然会倾向于诱导人文学者利用“名牌效应”，以便将其用为学界争强斗胜生态中之攻伐利器。今日网路时代出现的市场化“网红打造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说明此一现代文化学术竞争文化肌理之明确例证。“打造明星公司”毫不掩饰地教授着如何弄虚作假、哄抬“市场知名度”的各种技巧。难道在学术职场内“名势集团经营术”在本质上与其有何不同吗？。

时当个人与时代突然间堕入生存危机情境之刻，本文所谈岂非仅属不合时宜的谈虚蹈空之论？其实非也。如果认真理解H1、H2的历史界域之分，即可在二者的外在因果关系中悟察出各自独立而平行发展的不同“实践域”。两套历史文明实践域中的价值、方向、目标、内容、方法等完全不同；学者个人身处两域，自然负载着两套不同的行为选择和思考策略。一本仁学之“朝闻道”精神，人生第一目的本在于“识真”，知而后快，知而后足。然而此乃指“诊断层”上的思考，而非“处方层”上的思考。今日学人如对此划界正确体认，将有助于学者个人重组个人最佳学术实践方案。这也相当于两千五百年前古仁学所喻示的“素其位而行”原则；“齐鲁意象”不是在求“解方”，而是在H1H2张力关系中探求合理“设问之方”。仁学即人学，即关于“何为人”之学，因求诸己而端正为学方向，然后沿着精神文明发展的此一大方向来维持住学人之向真心志。复因个体沧海一束，仁学所深教者仅在于学人心志方向之正确性，而非在于鼓励学人求知路上多多益善，争强斗胜。阳明学则为此继而细化了个体努力之节目。历代古贤哲在意识层上固然不得不在时代条件下根据外在加予的一时性内容与轨则而进学与修为，但在其学行表层之上可显露出其心志向真、向正、向善之“成色比例”。历代仁学所传承的此“核心成色”之延续性本身，可实际体践仁者心志方向之集体传承性。远古仁学及其阳明心学展开得以有效延存至今即因此之故。其学具有的人间普适性，岂非正可验证于今日人类文明突陷历史生存危机之时刻。

【截稿于2020年4月8日，于命运未卜之危机时刻；今日湾区疫情稍缓，而国际疫情正“方兴未艾”，纽约昨日一天即死亡了8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