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科学复元40年（1978-2018）

                                            ——学理析真系列9：仁学人本主义与人类精神未来

                                                     李幼蒸

笔者自1958-1959年走上独立哲学探索之路起，二十来年念兹在兹者为：如何在古今中外人类人文智慧遗产的基础上，更恰当、更有效地认知思想理论探索的新方向。此一自我设定的人生观和治学观的目的针对于探索思考人文学理之“正确方向”，而非凝聚为具体知识积累之方策（按照论语，“相关者”是方向，而非具体知识细节，因“生有涯而知无涯”，所可确定、确立者实乃“方向”之认知）。那时二十出头的我，已然下意识地区分出了“方向正确性”和“知识丰富性”二者间的本质差异。自然，这样的倾向却正好暗合于“朝闻道”的民族性智慧焦点（其要首先在于“闻知，认知”，而非在于“实现，实行”，因前者全然在己，后者则牵扯于外物。故所谓“闻知”者，知“道”[方向]而已。）。整整60年过去了，早先的个人精神态度，今日依然如昔，所勘自安者亦仅在“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已。本人立身行事，所思所求，从来不是为了博学多识，所以，尽管自身所知不过沧海一束，但从不曾因人生短暂，所获局限，从而自怨自艾，而是以“尽其在我”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升个人认知与体悟之“方向正确度”，并自安于此。【举例来说，不是自安于读尽个人藏书，而是自安于坚守藏书显示的精神方向！】此一传承几千年的古人之态度，可叹今日已为全球化时代新人类所抛弃，所谓“人心不古”，莫过于此。今日，由于传统求真态度之丧失，世界人文科学不仅停滞不前，而且面临着逐渐衰退或变质的必然命运。尽管如此，当此之时，我辈仍应以“朝闻道”精神勇于面对危机并亟思有以应对之策。或者，按照现代语言，在强大科技工商统御的世界上，我们目前虽然难以（甚至于不可能）对其予以 “救治”，但仍应尽其在我地对其进行正确“诊断”！诊断，就是“朝闻道”。此一几十年来践行的学术实践方向，直到最近才概略地表述为一种区分历史1与历史2的“认识论-实践论分界观”。新时期的40年，也正是本人正式参与学术活动的40年，那时新时代伊始，万象更新，本人即已将治学的方向、对象、方法均抽离出社会现实，以形成“实践运作区”的逻辑一致性，也即勾画出历史2的范围与目标。今日回顾，自己当初认定的“学术运作区之‘窄化’”，正是朝向“学术视域之‘宽化’（最大化的视域宏观）”的认识论与实践性之前提条件。其方向也是与本人最近撰述“学理析真系列”目的相一致：人文理论家必须具备“宏观视野”才能够切实做到“小处着眼”——宏观（古今与中外）与微观（现实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善读《论语》者，必然可从中领悟到的智慧启迪。

毫无疑问，这一套基于古今中外多维综合立场的人生观，治学观，西人是完全不予认同、也完全无法实践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与把握他们的思想，他们几乎难以充分理解与把握我们的思想。客观上（语言上，文化上）他们不可能参与真正综合性的思维实践：“古/今，中/外，理论/实践，理想/现实，话语/实在”。他们今日几乎全部成为了两百年来确立的“教育-方向-方法-目标”综合体——即“思想方式生产机制”——内的“产物”。其性向、动机、目标、方式都已是在该客观机制内被有机地予以“标准化施为”，相应的固化价值观已被内在地“嵌入”。纵观人类文明全史，中西两大文明在人类漫长生存史上，一两百年来首次开始汇聚，其化合后的创造性效果，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当上世纪最初几十年在中国国土上发生了中西文明与思想的创造性汇通之时，中日战争将此短暂的“黄金期”一举摧毁。上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全面性中西汇通，经过战火的洗礼，各地中华社区最终均演变为导自西方文明的惟物质主义方向的片面性发展。中华固有精神文明的元气遂被系统地加以“物化”和“商化”。 于今，本人根据个人60年的独立探索经验，终于在迟暮之年最终发现，此一中华文明的固有精神元气（仁学）竟然与西方文明中产生的社会人文科学在理性主义大方向上“惊人地”相互契合，并预示了一种真正的“中西精神汇通”之途。质言之，新世纪人类命运所期待的一种真正全球化的“新启蒙时代”的到来，不仅有赖于新人文科学在世界与人类全体层级上的新发展，而且此一发展还有待于中华文明史上产生的新仁学之伦理性方向之引导。（为了理解此一断言并非狂悖，亦须按照上述综合性的现代化思考方式予以把握。如果仅按照传统学术民族主义或现代科学实用主义之类的思考方式，是根本无法对其恰当悟解的。）

新时期4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关键性的文明方向转折之会。此一近乎革命性的转折，体现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性领域的诸多积极变革成效，人所皆知，毋庸赘叙。在层次甚多的精神领域内我所最为关注的是：1979年在中宣部理论局领导下开展的关于“社会科学第一禁区——现代西方哲学——解放”之讨论。在党内杜任之和体制内洪谦两位专家的积极配合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合法化颁布，成为了新时期一切意识形态开放的总闸口。本人也在此开放初起时期一跃而进入最高学府，并参与了最初十年的哲学思想解放实践过程。本“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我的研究方向与当时同仁侧重于“理论结合实际”、因而着重于社会现实改革的学术目标不同，而是从人文科学及价值学理论的基本建设着手，放眼于建设性的未来，而不是纠结于情绪宣泄性的过去。为此，首先需要积极开辟百年来海内外华人学界均少深入探讨的现当代欧陆人文理论研究。那时选择的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诸学，以及文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电影理论等新学科，40年来始终是我的主要研究和绍介的领域与对象。在此基础上其后转入中国传统伦理学现代化研究，其方向和方法自然与海内外相关主流研究方向大相径庭。最初十年之后发生了新时期历史1场域内的“曲折”，此时身在欧洲的我，在密切观察国内时局变化之时，一方面把我于80年代抓紧时间译出的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书稿复印件，立即托人带至德国，并于92年访问台大哲学系之时，顺便安排了台版的出版（当时对于此书稿是否还能够出版于大陆，是心存疑虑的）。在此曲折之后，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十年复原期”是否亦随之中断，这是我当时密切关注之点。所谓“改革开放”，在我来说，最重要的开放就是社会科学的开放。当确知即使在“苏东坡”之后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未随之而关闭，遂大为宽心，并继续调整和规划了个人新的中西理论汇通研究方案。如此匆匆又过去了30年，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也是我个人学术生涯正式开始的40年。【一桩“历史辩证法般的”个人幸运是：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社会开放半年期间意外“挤入”的；如果没有碰巧三位“老干部”[杜任之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孙耕夫所长，曲敬先人事处长] 的 一致无私支持（此类“文革”之后乍现的“公心”，即使在西方学界也是难以遇到的），我是不可能进入哲学所的。如果是在后来的知识分子当政期间，就绝对不会有我的任何机会了。须知，（据本人“反右”以来的观察）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其“趋时特性”反而是大于对其进行改造者的。再扩展开来说，如果具同样性格与经历的我，当时如身处海外任何文教制度严格的地区，没有任何法定学历资格的（从未被纳入世界各地组织化中的）我，也绝对不可能有机会进入任何地区高等学府的！】这40年也正好覆盖了我个人的正式学术生涯全域。在此新时期40年结束之际，也是我个人60年独立研学生涯临近结束的最后时光，遂决定于此中秋节前夜，对于新时期40年来的国内外人文学术大势再次予以回顾，并简要汇总于此。

1. 短短40年间，不想人类历史已然发生了多次重大“翻篇”。就人文科学建设而言，世界上的客观条件可谓每况愈下，因此对于人文理论家来说，学术挑战的力度已然多倍地高于我们刚刚走出“文革”之时。【1977年下半年本人再次进入北图接触到各国学术资料时具有的精神昂奋和乐观现已化为面对无边挑战时的冷峻与静默。所不层改变的是对峙意志与方向之坚定。为什么？这同样是源于中华“朝闻道”的认识论-实践论之历史精神指南：即知不可为而为之，或“不成功便成仁”；当然不再是古人的历史1中之“成仁”，而是特指历史2中之“成仁”。】新世纪全球化时代，已然是科技工商彻底主宰人类文明大方向的时代，人文科学建设的环境、土壤、资源均已无数倍地降低。【近闻丹麦朋友告，那里的人文学者退休后将面临着丧失顺利发表人文理论著作条件之窘境。当前西方人文学界中最突显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制度化的僵化倾向：一切验之以参与“既定程序化”的资格。其社会性效果必然是“以势取人”！难怪九十年代初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巧遇清华大学王宁先生时，他告我他的邀请访问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曾对他坦诚：他已届退休年龄，但当前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年龄，以免为国际同行所“轻视”。我听后大感不解：这算怎么一回事？人类难道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那时之我正是步步顺利之时，故尚无学界倾轧之具体经验。那时对于学界“流氓说”，“黑帮说”更属难以想象。】在高科技文化全面渗透局势下，自幼儿、学童起，成长期间将被全面纳入电子文化控制过程中，任何儿童和青少年将从而大片失去自由掌控时间。（本人一生治学的根本条件就是自我充分掌握自由时间）这样成长的一代，进入大学文科后，其研学方式也将被全面纳入制度化系统内，朝向着有限的社会就业竞争机会而“定向努力”。学术过程将完全蜕化为职业培训过程或“备战过程”（果然，今日“学场”即“商场”，那么何谓商场？前日读到网文关于企业的“狼性精神培训”的描述，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惊叹！），从而根本上脱离了科学实践精神和方向，代之以职场“打拼”或奋斗的大方向。当此人类文明遭受几千年来彻底惟物质化价值观转变之际，我们少数有幸得以摆脱职业化窠臼而仍有志于人文科学建设的同仁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正身处空前的“实践张力压强”中，此压强两端即：科学发展带来的一般科学知识水平和条件的升扬与人文科学特殊需要的人文养成氛围与条件的坠落。
2. 今日世界知识分子或“精英”，百分之95均为科技工商人士（在我过去粗略的社会人群分类中往往将文艺人员另行归类，也是最近才意识到：如今演艺人员无不已成为兼职资本家了，或，如系“成功人士”，多已成为“艺商两栖”人物），他们不仅主宰着人类社会发展大方向，而且也影响着或主宰着文化与人文学术的大方向。而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他们虽然思维精密无比，但对于人文科学而言他们因根本不具有相关知识准备却一致地具有着“科技傲慢”心态而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是企图在文化与人文学术领域内贯彻其“科技式的”文化与人文学术引导观。由此产生的教育上和文化上的认知性混淆偏见，正是我们人文理论家必须加以质证的。为此，40年来本人一贯将世界上普遍盛行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分法，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分法，以期将人文科学的“命运”，在认识论上，从科技工商的统御架势中解脱出来。具体而言，其引申的重要启示是：在科技工商第一的领域内，其人文科学绝非当然地也是第一！不能用前者取代后者。此一提醒的“具体性”正是针对百年来中国文科留学文化而言的。由于上述分类学混淆和学者的自私主义，遂将国外较低人文学理，通过趋炎附势作为，而有意地将其拔高为较高人文学理，用以误导国内人文科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在面对全球化趋炎附势时代，不为其国际性力势所屈，努力创造真正独立的、朝向理论高端的、朝向世界全域的“新中国人文科学”建设之正确构架。
3. 我们身处的另一“认识论张力场”是: 一方面，认识到百年现代化以来我们的主要成就都是源自西方文明的科技工商成就，现代人文学理方面的现状和发展条件，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应该继续全面认真研习世界上一切主流人文学理知识，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这是留学生们的功利主义态度必须加以诚实反省的）清醒客观认识、察觉、批评国外人文学理对象本身的弱点和缺欠，勇于参与对其批评与克服的学术实践。然而这样的排除任何一种“学术霸权”的科研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化功利主义和唯利是图时代）遭遇到亟思利用国际学术势力建构自身国内特权者的抵制（全球化时期最需警惕者为各类跨国势力集团的新型“合作共赢式”聚合，从而将人文学术也蜕变为为其利用与驱使的材料）。于是留学生势力集团，可能反而成为阻碍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主要“媒介”（agent）！对于此种“历史辩证法现象”，我们不可忽视。本来留学是为了提升现代化知识，但因不区分科技工商知识和人文学术知识的巨大分类学差异性，并借助此种分类学混淆，意图“借势压人”（借域外科技工商之势欺压未曾留学的广大人文学者，意图使其成为国内二等学人），硬要将自身在海外人文学术领域学得的次级知识当做中土最高人文学术知识加以忽悠【如台湾中研院长期以来将不具备现代理论素养的西方汉学宣称为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的最高成就。这样的崇洋媚外观点结果“害死了”台湾文化界和学术界，导致今日台湾人文学界普遍欠缺高端理论思维能力！而他们的集体虚荣心又妨碍着他们正视自身现实，一味将“对岸”的学术缺点当做自身“学术正确”的实用性根据（范畴性混淆）！这样的色厉内荏态度与“对策”实可溯源于早先新儒家“大儒”一代。表面上他们曾以其“古代思想资料”激励着民族精神气节，但因情理不分，结果以情害理，反而耽误了中华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事业】。
4. 40年来我们的确积累了大量现代化人文科学知识。标称，理论，名词甚至于可朗朗上口，而且这些“知识材料”确已成为在教育科研领域担负“职场化功能”的有用“介质或材料”。于是我们就以为如今我们的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已然大幅度地提升。然而由于今日学人（尤其是国学和儒学界）远远脱离了《论语》提倡的仁学与诚学原则，学界均一致地维持着这样的“共识”：我们的人文科学知识今日已然大大高出于40年前了。然而此一“客观断言”对又不对。其“客观性”是指所掌握的“博学强记材料”之显著增加，但后者并不等于是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原始学术理论知识之证据，更不等于是因此提升了自身的科学性思考和判断能力。这三者（原始，理解，发挥）是三件不同的事。其实，在更高的层级上，此一“名实不符”现象今日已通行于世界各地人文科学教育，当科技工商导致“电子方便工具”取代了传统研学方式后，当科技工商用市场化社会轨辙“框住”了学人生涯取向后，“材料”和“思想”的认识论分离性，就日益浮现出来。中土类似的现象，不过是世界人文学术“智商蜕化”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已。此类国内外观察例证可谓比比皆是。“名号化”或“名实不符”化，已然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现象中的普遍倾向。此一倾向，自然以我个人最为熟悉的符号学界、现象学界、国学界等领域最为突显。在“符号学名号”下包容着多少根本与符号学精神不符甚至于相反的东西，而在“学术民主”的口号下【例如本人九十年代初在访问巴黎高等研究院时，那里的汉学界专家当面对我讽刺走廊对面“新史学”编辑部，称之为自身的“对手”。这也是今日华裔汉学家在西方校园里以为自身的学理地位决不低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心理一样。当前职场人文学者一切在于争比有限学术资源，不肯正视自身学理欠缺，通过“以自己之长比他人之短”的方式，自安于职场竞争世界中采取的“法家斗争策略”（其要素有二：权术与扩张，并忽悠以道家玄虚。顺告：现代人文科学中必须排除一切談玄论虚话头！談玄论虚，纯粹是一种古典类型的制造迷障的“修辞术”[思维迷魂药]）。而另一方面，对于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一无所知的西方史学理论家们，则自以为通晓人类历史话语之理论，以其片面形成的理论之长，而妄图抽象地扩大演绎世界历史学理问题。】学界须知：你在字面上记住了、初步理解了理论文本的字义，并不等于你“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其内容，更不等于你因之而提升了自身的理论思维水平。你所获得的可能只不过是“记住了一套他人创造的语言符号并会加以复述”而已。但由于此等“技能”已经足以使你应对于职场，你遂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该学术理论（为什么我们要在此“苛求”？正因为今日人文学界泛滥着“速食文化”，职场竞争文化，学术真伪异同遂难以分辨）。同理，一位中国的外国理论思想讲演者，由于忠实地讲述了他字面上掌握的国外原始理论知识，遂获得了听众和领导的认可与欢迎。【此不过因讲演对听众提供了有用知识而已，但此转述的知识不是你个人的，而是挪引自他人的，不过是因为大多数听众今日尚不善外语而使得此类“以译代研”方式可大行于学界当下。如果当事人以此“时代效果”作为自己也可相应比肩于“西理大师”之自瞒理由，那将是多么可怜的自欺伎俩！不是指个人可怜，而是指民族文化精神之可怜！“传统书院”精神是指自我反省批评精神，不是指相互吹捧、抱团取暖精神】其实此一过程的性质可能仅相当于一种“转述或传译”而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华而不实现象（学界公认的“学术浮躁”），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会既发生于西学界也发生于国学界？因为大家都生存于同样的环境内，都沾染着相同的积习，都被急功近利、名利竞争动机所推动，因此普遍“来不及”（没时间）沉潜治学或厚积薄发，而是人人争先恐后，急于自表（据说，不急于自表即难以立足于士林），一切都为了职场谋利之需。的确，凡打算认真研学者可能马上被职场竞争化环境所抛弃而成为“loser”（这是一个今日国外科技工商主导的势力文化观中普遍使用的贬义词：以“竞争成功与否论英雄”！），为社会所鄙弃。这样的“功利主义加实用主义加势力主义”态度，自然是根本对立于论语之仁学治学观的（难怪今日人文学者既读不通顾颉刚也读不顺《论语》）。【所以，今日学界，包括国学界，可以说其一般态度与倾向都是反论语的，都是反仁学的！包括：以符号学名号瓦解符号学，以论语名号玷污仁学，以儒学名号颂扬帝制意识形态，以现象学名号颠覆科学理性！】同理，在较高层次上，国外人文学界的本质中也包含着这一普遍倾向，只不过他们的制度化严格性（基于职业化目标的有序贯彻）对此可加以有力的掩饰罢了。（所以，那些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也一味以哈佛耶鲁关系自傲者来说，其自身学术本身之前景绝对不意味着比进入非名校者要好多少。但哈佛耶鲁名号足以成为“以势压人”时代毕生借以取利之招牌。）
5. 所以，我们面临着人文科学建设中全面调整和改造的任务。那么此一调整和改造的“动力”何在呢？今日人文学术职场内的“动力”为自利追求。这样的治学动机（体现于职场和市场内之个人及集团名利增值的目的）是根本无关于真正的人文科学再造计划的。就西方人文学界主流而言今日也完全如是，只不过其实践过程在技术上较为严格而已。归根结底，如我前文所说，时人都已颠倒了传统的人生观与治学观：结果，不是职业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职业服务，以及学术和职业都是为个人之名利权欲念之实现而服务！今日所谓阳明学，实乃“治心之学”，阳明心学不是什么事功学或计谋术，而是“正心诚意”之学，是“诚学”或“誠之态度学”。无此诚学态度，学者将根本不可能沿着正确的治学方向前进，将根本无助于人文科学的建设（知识之杂乱堆积，不等于知识的科学性提升）。本人于1971年曾前往余姚龙山“朝拜”，那时天下纷扰，混乱迭出，此行乃个人净心之举。此一净心态度一直贯彻于五十年的仁学信仰与实践过程中。而新仁学或新阳明学只能是古典仁学与现代理论的积极互动的结果。后者有助于学者“贴近”及“察觉”原始仁学及阳明学的固有结构及深层功能，有如有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工具后研究者得以看见叶片或细胞的肌理。同理，只有在学人治学态度端正后，才可能“对自诚实地”进行学术实践，才会真实辨析自身知识掌握的程度，才会勇于承认自身及导师的、以及导师之导师的历史性连环耽误所积成的反向“业力”及其及于自身的负面后果。这样的学人心理素质之所以今日比古代更加迫切需要，乃因新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物化和商业化环境导致的职场竞争功利主义的泛滥和统制。结果，职场学人往往把“符合职场、市场要求”和“职场业绩成功”视作学术实践之成功指标。这正是今日世界人文学术职场内的普遍倾向。然而此一在职场威权体制内形成的是非曲直标准，并非是人文科学的标准。职场制度性的规程化，也不等于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性。当今日世界人文职场普遍遭受商业化功利主义垄断情势下，只有中华传统的“仁学治心之学---诚学”（当然不是指什么非理性的禅宗、道家者流的超世性“治心之学”），才有可能获取心灵鼓动力量，以使学者超脱商业化制度化窠臼，朝向于真实的人文科学建设方向。
6. 人类历史生活中因此存在着两个运作区域，两条发展轨道，两套相关问题系列。所谓“有识之士”即指那些在两个历史世界混合交融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或“察觉到”两个系列间的隐在分界线者。举例来说，无论是在“抗日战争8年”中还是在“文革10年”中，在看起来是统一的各个历史过程中，均存在着两套相关“问题系列”。例如，文革10年中天下动乱，每日唯一“大事”即与文革行为相关的、冲击着人们耳目的“社会大事记”。那时人人抛弃宿业，无不关注于文革事件之演变，以为“今日真正重要之事”，即日日发生的各种耸人听闻之事件。但社会现实中“重要者”，就是精神思想中的“重要者”吗？那些一味被社会性事件牵引着的心态，结果虚掷着多少个人宝贵光阴？（学人动心于外，即不能静心于内，而只有静心于内才可专意治学）今日回顾，当时那几年的“关注”，于公于私，最终带来了什么积极结果呢？换言之，那些看似“天翻地覆”的大事记本身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固然是生活中的的惊悚事端，但是否应该令其主宰或介入个人心志呢？于是，有识者如在此有历史1和历史2的分界意识，就可不必把历史1中的“问题系列”当成历史2的问题系列或实践对象。除了两套问题和两套对象的身份不同外，彼此的自身“历史结构”也全不一样。简言之，社会性问题和学术性问题不是统一的问题，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因果性关系。同理，在全球商业化时代的今日，由科技工商产生和主导的人类物化世界和人文科学建设所需的人类精神世界，也非可纳入“统一场论”内加以混治。人文学者的科学性标准和目标也就根本不能瞄向金融权贵的庞大物质场面而受其动荡。当然，历史2的精神事业的“自足域”，也绝对不要自以为是地企图为历史1的力学场内的事态进程妄施 “规划之策”，企图影响其进程。因为二者的运行“逻辑学”的结构与功能根本不同。如是，历史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这类“跨域思考积存资料”，仅为参考资料，并不能视作今日人文科学研究的现成分析基础。（今日还有人动辄援引黑格尔或康德作为自身理论研究的“根据”的话，无乃大不“着调”乎？今日，阅读了大量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书刊后，国学家们如果还意识不到“儒学”应指“对象材料”还是应指 “理论与信仰根据”的话，不正好也证明了：读书之事实不等于真实之理解吗？如是，西理话语徒徒成为了国学家论述的理论性装饰！此外，今日各类喜谈理论字面者中也大有最不擅于理论思维者。后者忽悠之术正是多多复述大师话语，意图以其名势手段屈人）再如，五十年代萨特思想曾经响彻战后西方文化与学术界，并一度被苏东阵营视为洪水猛兽，今日回顾，此一现象岂非相当于多方面的一种“笑料”？萨特一代企图用自己的哲学来“改造世界”的人生观，固然是极其荒谬的乌托邦幻想，但也暴露出另类隐蔽的、民族性“矫情”。他所说的“自我欺瞒”如果不包括他自己，那就更加糟糕：即，说不定他根本知道自己隐蔽的作秀意图之存在。二十世纪（战前、战中、战后）法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表现其实充斥着混淆历史1 和历史2的倾向？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意识到，仅只对西学理论博闻强记、照单全收是绝对不成的。而如要敢于对强大的世界学术思想势力进行分析和批评，我们除了树立坚定的诚学心志（此为仁学和阳明学之核心）外，别无他策。当代法国理论的创造性才华为一事，其内容和功能的客观意义是另一事。
7. 国际人文学理实践中也必须严格区分历史1和历史2的分界，因为西方主流人文学界也是对此混淆不分的，以为二者的各自问题可以相同并具有因果关系（本人刚刚发表的40 页英文长文对此进行了初步论述）。除了学理认知不明外，也因为今日世界学界普遍盛行的功利主义，一则以为学术的价值可直接验证于其社会效用（这是我与罗蒂思想的根本分歧所在），二则更是由于学者所持个人主义人生观，后者的成就端赖其市场化价值的获得与否。如何智慧地应对于此学术功利主义，当然须首先了解其心态。几十年来本人就是按此“求同存异”原则与其交往的。已被社会制度心理“齐一化”的西人，对我存在着对我有利的“误判”（其实不是误判，而是判断的片面性），我对他们（我的西学理论研习历程其实比相当多年龄小于我的西方学者长得多）却不存在对他们的误判。正如在每一合作之中的所谓求同存异是：我永远遵照着人类理性求知（不是非理性的“求势”）的共同理想主义构想，他们则在此“科学求真”的大帽子下落实于自身的具体“利益”之上，但彼此最终可达至“各取所需”。这样，在参与筹划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时，在克服了西方同行不愿与中华文明“并驾齐驱”的傲慢观念后（南京大会主题遂放弃了最先拟定的“中西文明交汇”的方向，以使其安心与会），我们的大会议程，在充分符合西方学术活动标准后，却客观上分离地实行了一种潜在的“学术行为艺术”。其涵义有三：促使西方符号学理论家意识到他们的哲学理论知识准备之未足（通过邀请西方哲学专家与会）；促使西方哲学家意识到其跨学科理论方向的体悟不足（亲临符号学舞台）；使得二者均意识到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社会、历史、文化、学术几乎一无所知（远非限于认知不足）！长期以来中土各地的学界崇洋媚外态度滋养了西方主流学界的“理论傲慢”，我所宣扬的真正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理论（完全不同于根本不属于真正符号学范畴的生物符号学、认知科学和媒体符号学）使得他们初步感觉到他们的知识传统中的一个巨大“空洞”之存在：中华文明历史文化具有的普适性的潜在理论性-伦理性价值。而这样的中西理论汇通的方向将不得不纳入以特殊理性形态所显示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伦理学智慧（对此，如坚持已然制度化了的西方哲理思维方式，是“把握”不到此东方智慧的）。于是，2012南京大会的最终潜在效果是向西方主流理论界宣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知识必须全面朝向理性主义方向前进（不能只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坚持理性主义，却将理性主义排除于人文科学之外！），而“理性”和“理性主义”必须是多元的，不应只是在西方文明框架内形成的某种单维理性系统：即其延续两三千年的“唯一逻辑中心主义”及其产生的“唯一价值观”信仰体系。于是，在南京大会后，本人一方面将最有价值的现代西方理性主义代表——胡塞尔学进一步加以绍介和探讨，另一方面对新时代的“新仁学”所包含的普适理性主义价值加以阐释，并使其“态度学的伦理学”与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大方向的调整相结合。本节所谈的一切当然都是在历史2的界域内所进行的，历史2与历史1，虽然相互外在互动交融，却各自维持着独立的“历史运作”逻辑。因缘际会，本人的新仁学著述与上述英文历史理论论述均发表于最近，或可hopefully将此视为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产生的一种对话时机之到来。试问，朱熹与王阳明的当时之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特立独行,何曾顾虑到其现实效果？但新仁学与其旧仁学相比，他们的初心毕竟在于欲以历史2的实践有朝一日可应用于历史1为目的，新仁学的理性主义则严守实践界域的“科学纯洁性”，将其界域表面上“窄化”为历史2（此一操作域之“窄化”，恰可在精神生命层次上推进视域之“宽化”）；也不像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那样浪漫地以为人文思想可以“改善社会”，而是真正地做到“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世人知否，《论语》中的常识性格言所含蕴着的认识实践论启示，是只能通过全书“结构性读解法”加以体悟的？）。至于历史2内的真实成就是否可有用于历史1的计划，则是属于历史1 实践者的“业务”，历史2的学者（有如数学家不应越界思考其工程应用可能性以至于混乱其思维一样）不应在实践上犯此“范畴混淆”误会。同理，“文革”期间曾经涌现了不少忧国忧民“思想家”，他们所为者并非属于对于现实之科学性研究，而是相关于现实之“价值观强调”或以准理性话语形态掩饰着的情绪性宣泄，而后者本是人人凭常识即可知者或实际已知者。作者与读者的“心灵契合”本身，遂成为作者思想“深刻”之伪证明。从而集体性地排除了认真科学求知必要性的意识。这样的常识性误会今日仍然比比皆是：仅只将认知对准历史1 内的对象就以为是对其进行的深入科学性思考，这是今日国内外各类历史社会思考者普遍具有的范畴混淆倾向，并正由于说者和听者在价值观上易于形成“汇通效果”（同一认知层阶上达至的“共鸣”），遂以为“证实”了言说者的“正确性”。简言之，正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人们以为和科技工商不同，都可“不学而能”！试看海外大批出身于科技工商及政法媒体的议论者们，他们人人凭自身经验分析推论即“敢于”对自身并不深入了解的（并加以轻视的）人文理论问题“指手画脚”，并进而为各种貌似高深的迷信类畅想大开方便之门。结果，一方面是人文理论家本其文本教条海阔天空，夸夸其谈，无人理睬，而另一方面科技工商政法媒体本其经验分析外加迷信点缀而可独擅论坛，左右着从来不知文史哲为何物的广大读者群体之观感（今日海外华文报刊已然彻底排除了任何人文理论话语！）。至于一些天生记忆力超强者，遂以为其历史材料积累之丰富，就足以用过往历史实例进行古今中外比附，以为这就是在进行科学证明。这又是另一种深层次的“不学而能”者：以为多看史书就可经验主义地把握天下之理，并大言不惭地以预言家自居（如今日科技界那些喜欢援引“八卦”以作另类忽悠之术者）。于是“博闻多识”恰可成为掩蔽中土社会人文科学理论缺失的利器。简言之，由于人文学理的现代科学性不足，一则使得人文学者没有足够理性思维面对复杂社会历史认知问题，一则使得科技工商政法媒体人士因既无古典人文学理知识更无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知识而在任何上升至高阶社会历史理论思考时反而转向非科学的迷信忽悠！
8.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在 报刊上强调，应该效法自然科学的划界、分类、分工的科学原则，为人文科学进行同样的学术实践分类。例如应该有大致像“数学，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工程技术。。。”等不同的研究类别。就人文科学而言我们今日最欠缺的首先是其相当于“数学和理论物理”学术位阶的部分。（西方符号学曾经号称“文化逻辑学”，但是现今符号学界哪里存在有任何有效的“逻辑学等价物”存在？）而为了重新建设此“基础理论”，必须为此进行相应的知识准备。我们的文史哲理论家们今日有没有这样的“理论意识”？有没有相应的努力意图？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内，除了理论建设外，还涉及到价值观立场的“理性化重建”的另一重大任务。例如，我们所说的“人本主义”，不仅是指人文科学的价值观基础（在任何“科学”领域都不应有任何超出经验理性的因素，也即不应有任何“超越性”、超自然性、超人类生存经验性的想象因素介入），也是指人类现实生存的伦理性方向之指南。正是在人本主义的此一“双重意涵”下，我们再次体悟到仁学或新仁学所最佳体现的此一“双功能”：认识论的和实践论的价值观基础。正是《论语》体现的此一人类历史上最“纯洁的”人本主义，除了为人文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了理性方向指南外，还特别在新世纪全球物质化时代提供了关于“什么是人？”的价值观基础。正当AI科学与机器人时代以泰山压顶态势到来之际，也正是已被全面物化的人类到了必须对“何为人？”之大哉问加以深入诠释之时。因此，新仁学不仅相关于人文科学的理性大方向上前进的问题，而且相关于机器人文化和太空工程（以及基因工程，大脑改造工程，生化科学，太空开发等一系列彻底改造人类生存形态和人类生理心理构造的巨大挑战）的“彻底物化”时代如何保卫“人之本质及精神”的生存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再由文学家和史学家们仅据以往历史经验加以直观的思考来解决（更不可能由文艺家、影视家凭感性联想加以附会），而应通过更有效、更准确的新人文科学工具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应对。“人”不能被等同于“活动性操作机器”，也不能被等同于无休无止的“大自然征服”者角色（人活着是为了向外“征服”自然呢，还是为了向内提升精神素质呢？）。今日甚嚣尘上的移民外太空设想，实乃抛弃“地球人”本质而朝向于“去人化”方向的机械主义努力步骤之一。但“人”归根结底是历史人，是几千年在历史文化积累中存在的历史参与者。无论是大脑晶片安装还是火星移民，都是使人“非人化”的、颠覆人类正常生存态的广义物化迷恋症之表现。正在此时，新仁学的介入，充分验证于中华精神文明史（而非物财产生史）的仁学伦理学的“新理性介入”，或将在人类生存大方向迷惘中起到的拨云见日般的启示之一。此一重要作用，并非源于任何神秘之力，而是源于最为自然的根源：人性本身。仁学或以孔子其名标志的伦理思想，乃是远古中华民族人文精神集体的历史凝聚，诸多相关价值及其关系均产生于人性本身，故为最具天然性的“人本主义”。此一历史人本主义突然摆脱其整整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束缚而可能跃入人类新世纪，并在两大人类生存层面上再现其启示力：关于“人”的科学知识体系建设方向之启示，以及，关于“人”的生存方向与方式之启示。

【匆匆于2018-9-24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