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改为符号伦理学谈起

---2022年终随想

    李幼蒸

l网站 更名： semioticsli → semio-ethics

本人为电脑盲，在处理网站费用更新上频出错误，最后决定用更换域名 办法来解决注册麻烦。将网站方向改用“伦理学”总名为标志，本来也在设想之中，结果因技术性失误反而促成了域名更换。新域名留存住 “符号学词根”作为前缀，可强化符号学和伦理学相关性特征。不想之后兰州网站专家竟然又设法维持住了旧域名。两个域名遂可暂时并用。不过，网站 “主题核心”已从“符号学”总称移转为“伦理学”总称了（符号学着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伦理学则着重于主题内容与价值观）。希望读者今后多用新域名：www.semio-ethics.com 。

l“伦理学”作为思想方向总称

人类思想史大方向，概言之含两大类：认识自然世界和认识人和人类本身。古希腊哲学间含二者，中国古代则偏重后者，从而显示：中华原始文明中伦理学比重或大于西方文明。然而在西方致力于人类总体认知探讨目标的哲学家们，其关切的核心，最终均可归结为“伦理学”（人类认识自身和改善人类生存的理论化思考）。西方伦理学祖师苏格拉底和东方伦理学祖师孔子，不仅均为人类伦理学思想史上两大分流之创发者（两个人名均无法加以史学考证，应将其作为思想形态的标称，而非个别实体名称，以此可避免引发远祖崇拜之偏差），而且其思维方向均深植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此一思维方向与自然科学和宗教运动可谓人类文明史长流内平行展开的三大文化潮流）。笛卡尔以来的现代思想潮流启迪了人类思考方向的全面理性化革新。西欧政教分离运动完成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平行发展，而至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中又衍伸出了人文科学分流。按照本人观点，所谓国际符号学运动正是孕育于现代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发展之中。二十世纪一方面是西方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大发展时期，积累了大量有用的新理论资源，而另一方面又因科技工商化过度发展导致出现了人文科学职业化、体制化的僵化趋势。以至于本人体认的符号学本质与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家们的认知也大不相同。因此当本人将“符号学”作为思维方向总称时，其内容与国际符号学名家的用法并不一致。相关义理我已多有论述，兹不赘。当符号学作为思考方向总称时，其直接研究和分析对象可包括国际符号学赖以生存的当代人文学术等级制度的总体架构；符号学成为分解学术生态肌理的批评性工具，而非建基于其上的思想活动寄生者。因此在国际符号学内部多年来本人竟致力于“弱化”（如果不是“瓦解”）国际权威的、已被标准化的学术框架。退出符号学学会后，彼此也就渐行渐远了。

l伦理学作为人文科学理论构架之总称

由于人类语言本身的技术性限制（有限符号vs无限指称），固定名词的含义与用法只得分界域、分层次、分语境地把握和使用。这就是符号学思维的朴素含义（可惜当今国际符号学家们鲜少能够采取这样的符号学认识论方法论立场，更不要说哲学家了）。这也就是，人文学科思考中应该强化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辨析意识，而不能按照自然科学家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专词定义原则来解决“思想确定性”问题。（杜威的“确定性追求”只能在实用主义层次上进行，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所追求的确定性，乃是排除了精神文明混沌性现实之片面性解决。）于是，“伦理学”一词就会涉及古往今来各种不同的意思。在我本人的用法中，也将其“核心”与“总称”加以区分；同理，我也是这样使用“仁学”和“阳明学”的。仁学，作为伦理学总称和作为“智仁勇”三达德中的一德，在外延与内涵上都不同。如今在将“伦理学”作为人文科学学理方向之总称时，即是将其作为分析、分解人文科学理论的价值学基础的认识论-方法论工具。在此，它与时下及历史上的各种伦理学成果，必须分开看待，而与学界“伦理学专业”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了。（本人并曾多次提出“伦理学”和“道德学”应设定为两个专业，前者为主体语义分析，后者为社会风俗）

l“符号学-伦理学”联词

现在将两个一级范畴总称相联，即是将“分析法”与“价值观”连通，也是将认识论与实践论连通。二者均可发现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孟著作中。在苏格拉底疑问问答法中岂非处处均显“语义符号学”机锋？在孔孟政治伦理学原典中岂非随处也皆含“价值语义辨析”？东西二哲开创了我所谓的“历史2”（H2）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历史生命线实体路径。本人近来研读西方古代史和思想史时有一重要发现（可继续印证本人的H1H2历史理论假定）：在同一长时段内（如希腊罗马时期），其实际历史轨迹与其思想轨迹，只存在外部接触而乏实质关联。例如，当时历史征战机制与同时期学术思想肌理互不相谋；试看，亚历山大大帝行为与其所谓导师哲人亚里士多德思想之间有任何相关性吗？而西方学术界一直将此历史传说加以美化，从而在H1和H2两条历史路线间进行了事后人为美化的虚构。（顺便说一句，西方古史考辨学大有向顾颉刚古史辨学靠拢的必要。顾学贡献，重要的是方向和方法，而其受到当时知识论的局限性为另一问题。但如果以为顾学只应该由汉学领域处理，则会落入学术分科的认识论误区。）

l人文科学为什么须承担“乱中有序”的自我思维复杂化？

我在自己的国学类中英文论著中的副题上往往加上“符号学-解释学”字样来暗示思考方向方法的特殊角度。简言之，这就是在提醒：我们不得不进行用有限语言工具来思考无限错综复杂现实世界的“语用学历险”。（让我们援引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历险》中“历险”一词，以示应该如何在认识论思维上“如履薄冰”般地“以有限语言面对无限现实”。）本人在最早对符号学有感时的直观认知即：自然单位与意义单位的不一致。不能将二者视为紧密叠合的混一现象。我们必须在自然单位（即人类生活中显示的诸自然个体）中体察其所含复杂多变的意义单元。这也是符号学思维超越哲学思维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为什么中外诸多老师宿儒、哲人学士难以“改换思维跑道”的根本性原因。（代表这类新思维的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却都不是指 国际学界通行的此三领域内的学术主体，而是特指其中的核心部分。例如，绝对要将皮尔士与索绪尔分开，要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分开，要将我所说的历史解释学与西方所说的哲学解释学分开，更可将胡塞尔的《通论》与其《危机》分开）。

l为什么原港台学界因其当前商业化生态机制而永远失去了人文学理思维的创造力（非学者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

有关现象说明当前国际人文学术生态的商业化、职业化方向已然根本地损毁了人文理论思维创造力的基底。为什么？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即清晰发现一个中西比较文化中的“吊诡”，一个事关地区民族精神文化发展中的“矛盾”：百年来欧美留学博士文化本应成为东方人文学理现代化发展的基石之一，但其中却包含着内在的、结构性的“自损机制”：思维 抄袭化、模仿化趋势已内植于社会文化全面商业化（职场化）机制内。博士名号成为职场竞争的工具，也成为学者不思真创造而满足于等级攀爬的准技术性成果。其结果是，人们失去了贴近思想史真迹而朝向创造性思维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港台高校欧美博士生充斥，而他们却已欠缺了独立接受（来自西方的）跨学科理论思考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是分科受业者，在本科内尚且难以周全，哪里谈得上强化跨学科思考方向；为什么？“跨学科”三字，如认真实行，就可能弱化专家们在体制内被认定的权威性资格）如果加上跨文化课题，“跨学科”的压力将双倍增加。而此类结构性思维局限却受到商业化社会权威体制的内在限制而不自知；结果，人们永远满足于“同温层相互取暖，相互认可”。

l百年来外语系文化生态：一喜一忧

战前外语系文化大体效果正面，因在当时现代学理知识程度，国际人文科学水平，外语知识工具，国学素养较高等方面，大致形成了平衡的发展，遂可产生了“黄金十年”的精神文化奇迹（物质文化现代化进程很少受到外在事变影响，因时代各阶段均逐利而行，而且科技思维具直线逻辑性，也易于维持学业传承）。并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综合精神品质的优良性（这是仁学思想两千年来潜存于儒教制度内而一旦获得解放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我并对西人读者指出，所谓“黄金十年”的根本原因正得助于两千年来仁学精神之余绪，此即儒学生态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不过此处所说的“儒学”是清末民初历史现实中的精神实体，而非指其后学界在抽象层面上对儒学、仁学的重新认知）。这些都与当时外语界和人文界的学者在动机层面传承的思想纯洁性相关。此一精神文化潮流后被日本侵略中断。几十年后两岸新时期开始接续此中华人文学术史现代化发展脉络后，参与推进的外语界，已然失去当初文化生态环境而呈现出“外语孤军独进”局面。但须知，外语不是“知识”而是“工具”，结果，在国际人文生态全面商业化局势下，突然出现一种时代投机取巧风气：即“以译代研”治学观。理论翻译事业，本来是社会急需、学术进步所必要者，但它却很快被拉帮结派、内外汇通、抢先抢快的“以学夺名”风气所“异化”。在国外名家、国内译者、出版社支持、老外鼓励、评级根据、学界影响等等方面串通一气的舶来文化圈内，形成了中华人文学理发展大方向的自损格局。这样的“多快好省”投机思维惯势，导致人们惟国际名家知名度是问，并惟以翻译名家著作为学术进步之凭证。大家（译者，讲者，读者）都只在理论翻译字面上“溜达”，所讲即所译，所言即国外大家之言。而普遍不能顺读原文的读者们，遂爱屋及乌，将译者与作者的思想水准加以等同。如果以此为起点，自然有益无害。但非也！学界往往止于此一“代数文化”，因翻译出版本身即相当于“学术实践之完成”。更深的原因当然来自国际早已商业化的环境：求（职场之）成，不求（学术之）真。或者，在博士制度内，所谓“真”已被“成”所取代而师生均不自知。例如，今日写作要求的“规范化”，岂非是变相抄袭化的代称？表面上是在尊重原作，实际上满足于（正反）抄袭（引证）原作。外语系文化副作用的直接诱因当然又是商业化时代“多快好省”心思作祟：在掌握外语和翻译经验后，学术翻译成为一项具操作性的机械性工作， 包括理论思想类翻译。但因翻译成果可立竿见影（名利，评级，读者需要，出版社鼓励，拉帮结派，扩大名势等），人们在商业化竞争催迫下，必然乐此不疲，而民族精神创造力的萎缩随之而成积重难返之势。（所谈尚未触及应运而生的不当作风问题。学界所谓“批评”多指此类“不法”现象，还涉及不到精神文化事业危机之根本）

l以上所言人文学理辨析是否是吹毛求疵或不当苛求？

如果不能对以下诸二者对比间进行区分，就不易理解所言种种：宗教信仰和理性思维，历史现实和精神文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术真理和职场名号；乃至不能区分：道德法律与伦理分析，以及孔子所说的“闻”与“达”，等等。当前人类文明时段具有多重“历史空前特征”：1）高科技日新月异，裹胁人类朝向“无底洞未来”挺进（我在马斯克升天之际提出一个朴素而深刻问题：人类在积极思考移民太空时代，是否在进行自我毁灭勾当？科学技术“进步”已然成为可怕的虚无主义概念：今日视为先进者明日即成为落后，而此一命题的展开具无限性，因此人类将被“不断刷新的进步又被不断成为落后而自陷于永恒矛盾之中”：“进步”成为一没有稳定价值的魔词，因其永无止境，永远矛盾，故人类也永远处于既进复退的虚无感循环中！技术性价值永远取代了人文价值）；2）源自动物阶段而千万年来不曾中断的人类互斗生态的空前复炽，又因科技革命导致的武器更新致使核武爆发机缘日近一日，“与汝携亡”正在形成为H1轨道内的时代最强音；3）历史空前的病毒肆虐全球，升级版“黑死病”或可再次席卷地球，三年前国际专家即预测死于病毒者将有数千万人，而今日升级版变异病毒株效力较先又强烈数倍。人类文明时代真要就此结束了吗？这些历史空前危机迹象均属（H1内趋利动机促动的）物质化历史轨迹内之演变，可直接影响着人类积极生存的意志。此一H1历史轨道上的危机，远比笛卡尔、王阳明时期的东西两地的历史危机严重百倍，因此是否仍应将其视为可激发H2轨道内的精神文化历史的革新契机呢（H2历史轨道内的处境动机为“求真”及“求义”）？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理性人生观结构；孔言，君子素其位而行，读书人本应处危机时代而尤思奋发，如朝不保夕，又谈何奋发？西欧启蒙时代三百年历程充斥着H1、H2上的异质性混杂纠结，各类伟大现代思想都是孕育于历史1的危机时代。那时的思想家们也都是东躲西藏，因新时代诞生的阵痛正反映在欧洲君主专政时代兴起和宗教异端迫害之时。思想家们并不因此而心灰意懒，放弃积极生存意志，而是在各自异于历史1的轨道上“各循其所”，为所当为。因此有效生存即维持积极思维的生存，否则不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生存（孔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即生存一刻即须反思一刻之意。千古仁学或可用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八字概括而无余。其实“素其位而行”具有深刻的认识论、实践论的永恒时代性）。所谓思想家，首先就是思想史批评家，就是权威大师批评家。顾颉刚当初如无勇气批评老师宿儒，如何能够完成历史批判的第一波？在此“批评学”意义上，当前国际人文科学形成的共识和机制，究竟是中国学术新启蒙时代应该批评性研究的对象，还是应当对之亦步亦趋、视为附势逐名的国际工具呢？

l仁学，阳明学，首先都是人生观学，价值观学

本文也算是作者对友言志之言：几年来于人生最后时刻所延存学术实践，不仅相关于价值标准问题，而且相关于方法论问题。论语信徒，不会有一个在认识论、人生观上，在学术压力面前，落入茫无头绪境地之危。商业化文化生态之蔽，首先即表现为促人互比、互争，将学术实践视为职场追名逐利手段。如果这样（今日国际人文学者又何人不如是？），任何新知新学新理的客观挑战都会对个人形成一种精神压力，此一“失落感”即因惧怕于业界失分、失份，所以惧怕知识革新。如果深解学术活动本质，就应区分开职场生计与思想规划这两件只有外在关联而并无内在逻辑相关性之事实。什么是学者“分内之事”？不是和他人比高比低，而应是不断追求一己去昨日之非求一己今日之是，而无关结果如何（“求义而非求功”亦具有认识论时代性），而是校准个人实践的价值观方向性：我是否在坚守“尽其在我”原则？如是，即可达于“心之所安”。（正如现代信徒将信仰视为自己私事而非视为供奉教主之公事一般。）为什么我在1978年首次有机会写文发表时首选胡塞尔？在那时诸事飘摇未定之际，首应宣扬此类视哲学为自家分内事的治学态度。内心存此仁念，只会想到如何尽其在我地改所当改、立所当立，一切求己心之安而已。而所谓“兼济”，不过为“独善”之后之“余事”。因此，本人在告别人世之前夕，首先要冒国际学界大不讳者为：对平生花费太多时间涉猎的现代西方理论逐一反省检视其真伪得失，而绝不能将名家之言均视为已完成的“永恒精神财富”而接纳为自身一生学术实践之得。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考虑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之前途才是有意义的。年初匆匆写就的英文小册子即是此一立场的宣表。如果对于曾经推崇备至的国际大家之理论，最终判明其实际所是，才是最后感觉心安之时。【如持这样的治学态度，哪里会有自我失落之感？只有老想着与人争高下者才会如此。这也是我在岁末年终对于青年学子的劝学之言。同样是来自《论语》“学为己”之教导（我用这个词“教导”，并非因“崇敬圣人”，而因其言代表着古代贤人表达的民族集体精神智慧方向）。而“辩证地说”：只有做到“学为己”，才可能维持住实践态度与方向的正确性。个人所应在意的是态度与大方向的正确，而不是学术成就的高低。从集体角度看，也应如此。这是我们身处中西学术汇通之际的人文学者所应有的态度：不是为了与他国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对人类贡献所长。“当仁不让”意义深远，却并非指 “争强斗胜”!(如译成英文，西人往往会误以为合乎他们的“竞争取胜”精神。)

l作为总词的符号学和伦理学为H2历史实践轨道的方向总标志

此二词均启示着在混沌历史文化现象内自然单位里剖析意义层次之分析方向：在通常社会人文语言中，结合多重语境读出相应意义单元，并可越过直观自然单元间的笼统模糊因果关联（休谟指出的因果律之经验逻辑粗糙性），设立作为其组成成分意义单元间的微观（低层）因果关系，从而全面地概述精神文化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联接。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新时期开始时人文学界老专家们大多（全部）看不懂新知新学新理文献？其中直接的解释即在此：读解话语意义层次的思维惯势不同。不要说失学多年的两岸老专家，即使西方的职场人文专家（如哲学家）中也多有不能进入低于自然层次的微观意义世界的思考者。老派专家们博闻强记，却对真实的符号学、解释学（不是西方职场内所通行的）理论话语（体现于当代文史哲中），往往感到不知所云。如果他们连伽达默尔、利科、巴尔特、格雷马斯都有读解困难（不是说他们代表着正确方向，而是代表着各自阶段性成就，而均一一有待于后人继续加以检视改善或予以纠正），更不要说在跨文化维度介入后的更复杂的人文学理话语构造了。（如台湾学界在八、九十年代对于我的西学翻译和论著均积极引入，而对我新世纪以来的理论化国学著作则一概排斥，因为他们均已自行纳入国际汉学系统，追求国际学界之“成”，因此不需对不习惯的理论话语再予关注。他们普遍的倾向是：只关注有助于其自身职场升迁或市场知名度提升之事。此一自我设限乃是根植于社会商业化结构的，故难以改变，一如今日新加坡华裔学界状态）而学者如以国际标准作为自己进行学术理论判断的标尺，当然不可能再有越雷池一步之念。以至于他们的国学家们把孔孟文本作为“实意”读解（泥执古意），因而读不出其中隐含的时代性理论意涵。结果，将国学旧著当做现世可用宝典以突显国学价值的立场，正反映了其思维层次的幼稚性。（此一幼稚性复为国际行为主义、科学主义机械方法论所强化。）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认国际标准，遂可将国际汉学的低标准误作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最高水准看待。此一现象不可改变，因为学者都百分之百成为职场人，惟知如何按照国际标准论级升等而已。这也是科技工商文化控导社会人文文化的典型范例。因此他们也结构性地失去了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人格。（当许倬云先生“大胆地”说他们一代已然超越了胡适一代时，就是在以一己之长量昔贤之短，即选择了不同衡量标准，混淆了技术性成就和思想性成就，并混淆了今日职场制度性规范与人类思想理论真实创造性实践的不同要求。更有甚者，混淆了当代西方汉学生态与五四以来中国人文生态。）

l学为己原则要求首先检视自身生存条件和知识环境

因此，必须认清自己知识与学术成长的历程及其客观局限性。此类客观局限性，正可说明自己学术的迟误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客观的问题。而接着的关切应该是，学为己者既然真实求进，自然须首先认清自身学养之先天局限并就此积极补阙防漏，而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看得起”，而是让自己完成“尽其在我”（此一简单区分道理，学者间少有能够分辨并践行者）。这些要求又何者不是可纳入“求真还是求成”的总设问之中呢？新时期伊始，十年浩劫，青少年系统失学，国门刚一开放，甫离武斗时代的青年才俊们，怎么立即都可成为学术界之先锋呢？不需基础，不需教育，而仅凭聪明才智即可成为引介现代西方哲学之专家？（将文字性“复述他人之言”，当做是自身思想之表达。罗尔蒂曾经将甘阳集团在美国刊物上的宣传文发我，该文宣称当代[八十年代]带头引进现代西方思想理论的即为他们几十位精英青年。后来我才知道，集团背后原来另有推波助澜、暗予支持者）。并将“十年”流行的习气一股脑转移到人文学术思想领域？其后适逢国际人文学术商业化风气蔓延，内外结合下，国内外就出现了成批“以译代研”和“以古释今”的学界带头人。而对此背景加以掩盖的方法则是混淆H1、H2界域，把两轨间不同的“业务”混为一谈，妄图以学术影响现实【成为公知，如同早年不务正业的费孝通一代所为的更新版】，实为实现个人求名逐利之事而已（只要在H1内制造效果，就可视为H2内之成果）。今日之事，问题不在学术水平高低，而在学术风气与治学方向之正反。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在技术性、规范性程度上内外有所差异，国际人文学术的方向也绝非确当无误，根本不能将其视作人类人文科学积极发展的现成学理基础（虽然是重要学术资料库）。试看今日国际校园人文思想理论家的各种现实分析判断之幼稚可笑，难以理喻，即可知国际人文学术方向偏误性真可谓积重难返了。有知无识，可谓今日国际人文权威之通病。而国人欲将自己小小的战车捆绑在个别国外名家的战车上来了此一生的算计，该是出自多么肤浅失格的心态呢？

l大疫当前，妄议无关生存之文史哲，又有何意义？

我辈老迈已入生死线最前列，随时均可不测。本文既称随笔，视为个人临终前夕之自述可也。精神文化实践（H2）为人类二轨文明发展之另一轨，个人所为无非人类精神大海之一束，并非个人所专有，古来求身后名者实均昧于此义，未知身后事非个人所当生前计虑者。大疫三年来至今幸得不死，余存时刻，如何努力为人类精神文明前途发展贡献一得之愚，岂非仁学者义所当为者。文末容我谈及一二私事以结尾。几天前舍妹李长乐（北影）也突然故去，死前两天通话中一切尚如常，不料当前变故极速，旦夕之间即可天人永隔。长乐小我一岁，1948年秋季学年，我两与我后来的妻子方谦曾同在杭州刀茅巷海星天主教小学六年级班上。记忆最清晰的是1955年左右，某晚我们一起到王府大街剧场看契科夫的《三姐妹》，徒步回家途中，一路所谈都是契科夫戏剧的意义。（长乐有志于演剧事业，而适逢“十年”，与我另一喜爱昆曲的小妹李梅（北昆），由此均耽误了职业青春。）此情此景如今已过去了六十余年。1975年父亲病故后，我曾靠领取单位遗属20元度日，长乐立即决定从其月入56元工资中每月汇我5元补助，直到我1978年进入哲学所。我们年龄相近，小时常在一起。现将1940年左右我们在陕西城固住家院子里的儿时合影录此，以为纪念。本人作为持论语人生观者，坚守“未知生焉知死”的人本主义故训，视死为生之边界，乃生存之自然，何惧之有。书此感怀，亦以言志也。

李幼蒸2022年12月 31日，于二波大疫复来之际，信笔于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