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一年随感

                                                  李幼蒸

视频上看到世界各地人众聚集准备迎候新的一年时的欢乐情境，我等老者对此竟有隔世之感。不仅青春不再，而且生命即将不在，然而却也真切意识到我们绝非仅是生物性个体之存在，而是属于大千世界内人类整体生命之“个例”。我们真正关切的正是人类整体的存在状态。时当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发达之际，同时也是人类最具自相毁灭危机之时。为什么？原因复杂吗？非常简单，非常直接，此为历史自然发展之结果。古今最大差异表现在：古时世界平稳延续，未来可以预期，而今世界加速巨变，一切不可推测，只有一事却千真万确：人类已储备了迅即自我毁灭之能量！这 才可能是 “历史的终结”（而不是什么历来“末世论”提出的“怪力乱神”之解。怪力乱神者，趁乱谋利之徒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又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见之“唯物财主义大狂欢”情境。从IT到AI似乎正在为人类展开无限光明美好的未来，而且是在绝对“唯物质主义”的意义上意图将人类改造为科技物力之奴隶。（马克思一代所最憎恶的金钱奴隶观，不料百余年后果然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现世真理）一个永恒问题得以继续提出：我们人类是不是非得“吃喝玩乐到死”才算“不负此生”？今天人类所面对的哪里是什么德里达、海德格尔、福柯等所面对的“空对空问题”，而是实打实的“唯物欲主义问题”。

在人类即将进入全面机械人自我改造时代，回看古老文明中的“诗词曲赋”时其意义又何在呢？人类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历史客观”（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框架内，以受规定的方式，被动生存，另一方面，其作为“人物种”而日益增进的精神力又可在心理世界内平行跃动。的确，古代历史环境仍然为此提供了内在精神生命自由表现之心理空间。古人诗词唱和，“虚”度一生，遂一事无成，却成为民族、人类精神命脉延存之共同生命实体的组成部分。我在《儒学解释学》下卷一处小注中曾“故意”点出钱钟书先生美学判断力的局限：非欲有辱贤者，而是借其指出人类是如何混淆了事功（H1）和精神（H2）间历史认识论区别，遂以为陆游、辛弃疾等诗词表现了危机时代的“书生之见”，而忽略了那些文艺表现正是使南宋成为中华精神史上最灿烂光辉一页的“实体”。这些精神实体实实在在地充实着、延续着中华精神文明的命脉，它们残存于征服者的物理空间，却可逢年春风吹又生。我在近著中解释，为什么在晚清凋敝之余，竟可在又一次外敌侵入前夕凭空出现了一段现代化文明飞跃发展期（其公认表徵即今日不少院校均乐于将校史推原于此“黄金时代”，可见其中“黄金”二字非虚誉也）。此即中国封建时代结构内存在的二元性：此即指封建时代亦曾为人类提供了有限精神自由空间，使得读书人得以不论顺逆均可于中 “自我砥砺”。结果，当现代化到来时，此结构二元性迅即分裂（可见千年埋伏的仁学精神力如何强劲），在与传统外在历史框架隔离后，迅即“脱颖而出”，四面八方大放异彩，而且完全独立地一一出自读书人个体。于是我们才有了直到今日人们赞叹不已的“清后儒生气质”。（今日各届动辄称之为“大师”者，亦可见时人对前贤景仰之概）殊不知，那一代人精神上都属同一根源：即隐藏在“儒教”体制内的孔孟仁学（不能读解“制”与“思”之间的外在叠合而功能分隔之真际，正为海外新儒家百年来时代认识论误区之根源，所谓国际汉学，更是远远不得其解）。他们无人不是自幼读诵论语而养成其一致人格者。（由于同一理由我们会大叹宋儒风度非现代人可及也 。）

人类历史现代化以来，历史的各个层面一一发生了结构性突变，所谓“精神生命”的构成自然也在随变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今日诗词曲赋必然须演化为现代人文科学形态之理由。两宋时期的“精神与物质”分野生态，不可能再简单化地延续到今日之认知，精神内力与精神表现的形态，不再可能如古代时那样单纯地并在。时代对精神的要求趋于复杂化，其中“知情意”三界的相互关系，也必须与时更新（今日泛物质化文明笼罩世界，以至于形形色色粗简至极的民间迷信趁机蜂拥而出，以其麻痹真实精神理性之各类神话故习，在唯物质主义、惟商业主义羽翼下，变态滋长繁衍，通过“真物质、伪精神”方式，与AI等合流，共同企图瓦解真精神力以期达至彻底“物化”人类的终极目标。商人式知识分子成为今日民间迷信之有力支柱，可见“真物质”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如何在与“伪精神”比翼齐飞），二者共同朝向着瓦解精神生命力基底（主体意志机制）之目标（所谓民间信仰泛滥，完全是时代商业化文化泛滥之表徵，此与“真精神”毫无关系！）。此类普遍趋向也同样反映在人文科学世界，其突出表现即我们三十余年来逐渐认识和发现的世界人文科学思维的系统性“理性去势化趋向”。其中原委多端，本人中外著作对此亦多有解析，此处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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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之际，以往习惯于应景著文，回顾与展望，而本年殊乏写文冲动，无他，世局过于透明，人类要务都已归结为“高科技”一家，真技术家与伪思想家并存于世（二者均以造成“影响力”大小为人类智慧标准），人类为其裹胁前行，夫复何言？不久前先后收到两位不具名实的现象学爱好者来信，希望交流学术。相关技术性问题，本人著译中多有阐述，此非三言两语可应答者，故抱歉未予回应。而此一失礼与本人几十年来推崇现象学研究的初衷岂非自我矛盾？关于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学理问题，中外典籍，汗牛充栋，自非本文主题，而仍欲就胡塞尔学引申问题略及一二，并成就此小文，以略抒岁末年初君子不可“无言”之志：

• 如果作为胡塞尔学研究者，请不要以中英文译本文字为基础，进行字面思考，如像今日职场内以大家通用的“中文共识”（如以学术舶来者等集体所形成的“标准词语”作为统一中国现象学界的词汇的做法，这些职场痼习背后均隐含着一种通过集体垄断学术方式以图利的动机。）去营造一个中国式的西方哲学理解，这样必然难以准确，并容易流于“自洽式自我欺瞒”。如欲研究其学本身，当然需要以德文文本为据（由于英德抽象名词构造不同，所以也不能以英文为据）。
• 中文翻译目的是：1. 对一般爱好者。提供作者思维方式概略性认知，2.对有兴趣的学者，提供进一步研读原著的门径。而为了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自我提升，都须联系到社会人文科学的其他相关方面，也不是说成为一位外国名家原著的熟读者即可以其为“基础”，进行层层构建，谓之“做学问”。
• 本人在介绍胡塞尔学术的四五十年间，涉及上中下各不同幅度视野，并最为独立地指出，胡塞尔学今已成为“绝学”，国际名家在此域内奔竟者多多，自然在技术上可日益精进，但在思想层级上均“乏善可陈”。不是个人才能大小问题，而是人类文明发展上的自然现象：现代西人，生存于唯物质主义时代，已然自幼“濡染”科技文明，从而根本上失去了向内深思惯力。（取而代之的是外在行为主义及自然科学主义。今日欧美现象学家们意图将现象学与各式科学思想相结合的努力，都是这类职场行为。在此师生联接共同体不过是职场功利主义现象而已，与胡塞尔思维价值无关。）
• 既属“绝学”，而今意义何在？此问正可迎合本文前部所谈“诗词曲赋”如今意义何在？它们以不同方式为人类留置了若干朝向精神生命的“门窗”，使人知有真实精神世界之存在（此存在正在为AI加以有效摧毁之中）。胡塞尔学作为二十世纪特殊精神理性力的代表，其价值在于将理性、主体、意志、伦理，在人本主义理性的方式上，试图绘制其相互应动的心理地图。然而亦仅能点到为止，即尚未能触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伦理学。几千年来人类第一智慧均朝向“伦理”，但因方法未备，技术未备，而求真本能往往为求利本能压制，以至于学术史成为了职场谋利工具。所谓认知均不得不形成于既定职场框架内。胡塞尔学的突出划时代成就即其摆脱康德黑格尔形上学框架而进行独立探索的理性勇气。我们不必泥其所学，但必须一方面研习其“思维技术”，另一方面继承其“不合时宜”的求真精神。
• 这也是我乘此机会，对受到胡塞尔理性精神激励的学界同仁们所做的小小回应。我以同样的心思，最后再回到中华精神文明史上仁学伦理学上来。两学之间形态南辕北辙，然而均在理性与伦理两维上“异途同趋”，二者都与高科技时代垄断文明趋向相悖，却反映着精神世界的不同侧面。如曰此言过于夸张，试举吾友耿宁先生之“理性感觉”为证：为什么他会从西学康德、胡塞尔出发最后归趋于东方阳明学仁学？其所得所成为一事，其思维方向与激情为另一事。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有内在相通处（人本理性主义）正可提醒今日士君子不必为高科技威势所屈而忘却人类历史上另一精神史侧面。仁学就是人之学，“君子不器”岂可直解乎！（匆匆于2024新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