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理论在东方六朝古都金陵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历史意义

             李幼蒸

0。引言：

0。1 中国符号学的意义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也相关于世界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中国符号学的努力，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的进展，而且也相关于世界人文科学的进展。世界符号学进一步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甚至于也有待于中国符号学的实质性发展。符号学，从理念上说，是今日国内外人文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方向和标志之一。人类对人文科学的高度期待，与当前国内外人文科学的“相对落后”，形成尖锐对比。“乏效的”人文科学之职业性有效存在本身，反而会遮掩人们对人文科学改进必要性的认知。所以今日，一方面，就其科学性而言，人文科学大大落后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另一方面，就职业性存在而言，人文科学的落后性又被有效地掩盖着。符号学，首先可发挥一种关于人文科学“有效”与“乏效”间微妙关系的“检验器”作用。而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解，却又面对着多重的“解释学的”阻碍。所以，尽管人们早已熟悉符号学的“字面”，却并非容易把握其深层的意义；对此，国内外、东西方皆然。但是，国际性符号学活动，也使我们有机会来重新观察和思考人文科学世界之性质及潜力。也就是，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来的百年后在中国举办一事，给我们带来了对中国人文科学及世界人文科学进行全面反省的新机会：不再是只在西方学界而且也在东方学界进行这种深刻的学术反省；不是在其学术现代化时期比中国更久的日本和印度进行这种反省，而是在有着三千年人文学术传统而其现代化时期开始较晚的古老中国地区进行这种反省，其世界性的启示意义，尤为深刻。

0。2 符号学就是跨学科方法论

为什么人文科学乏效？为什么人文科学在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进行说明、解释和预测方面欠缺效能？就实际运作而言，主要因为欠缺学科间的充份有效沟通。单学科内的成果，相当于各种“材料”，材料加工为“成品”，则需要“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为什么跨学科学术活动难以形成？首先因为学术的专业化、职业化的不断强化及其成效主要体现在单学科内。符号学，就是跨学科（包括作为“扩大跨学科”的“跨文化”）学术活动。因此，符号学有助于学科间的沟通，从而有助于人文科学各学科从各自的“半成品”转化为跨学科的“成品”。这个问题、任务和过程，是全球性的。西方超过东方之处为其各学科内部的“半成品”数量和质量的优越性；但也与东方一样，在从专科的半成品转化为跨学科的“成品”过程中（也就是在学术语境和眼界扩大之后），遇到结构性的发展瓶颈。现代符号学运动理念的目标就是要克服此学术结构性瓶颈。就达成此目标的条件而言，中外学界的机会是一样的。而潜在地说，中国学界甚至于还“辩证地”具有着更多的机会及实现的条件，并因此也就增大了其在国内和在世界的学术责任。因此，符号学事业，要求学者逆反于时代商业化洪流，发扬学者主体的伦理学精神（仁学精神），力反职业化的专科间求利、互斥的本位主义，而朝向集体学术求真的知识理想，从而有望强化独立的学人主体意志，以克服全球性的学术商业化倾向。即将到来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则是在史地和文化扩大的规模上，为我们提供了追求学术理想的一个“实验性的”学术实践平台。

0。3 跨学科方向的知识结构调整

固然，学科分划的职业本位主义是符号学跨学科活动的根本障碍，此本位主义也含有着不同层面。一方面是竟争关系导至的学术实践的功利主义，另一方面也含有知识结构调整中的内在惰性。符号学的根本诱因是对学者扩大与深化求知欲的呼唤（智）。而此动机又牵扯到学者在知识调整中所要求具备的追求理想的毅力和决心（勇）。而决定此智与勇品质的，则是狭义的“仁”：即求真之心志。有了求真之志向，才会有求知之手段，也才会有求知之魄力。为什么学者对跨学科活动没兴趣？因为他并未正视自身的知识缺欠；因为他害怕追求新知的艰苦；因为他急于在行业内“求成”而无时间、无魄力“另起炉灶”；因此，他也就根本上欠缺了求真知之热情和勇气。学者如欠缺具内在“智仁勇”品质的伦理精神动力，就不免会随波逐流，以求功求利为已足。学者所依据的仅只是自然获得的主客观求知条件（旧时期的旧积累和新时期的新潮流），而缺乏自我更新的大智大勇。就此而言，我们提倡的符号学跨学科合作，当然仅只是就理想境界而言。我们如果难以在现实中充份达成此理想，却必可在现实中达成此理想之“真实而有效的呈现”。“符号学”的精神首先并不体现于以其为标名的任何固定学术内容（如在哲学、语言学或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具体专业课题内容），而是体现于在人文科学范围内的某种创造性的治学心态；是朝向人文科学现代化改进的探索心志。所以我们说，符号学是“仁者之学”：真正的符号学家是指那些在人文学术内部能够朝向理想、力克凡俗、勇于自我更新者。现在，出现了有利的特殊客观机会：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在中国地区举行。这将促使我们关注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界的一个主流领域，并就近了解其现代化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此，其作用首先应是激发中国学者在知识上的自我更新之认知和决心，而对此目的而言，首先是冷静检视自身知识及其结构的欠缺。现代西方理论和东方古代历史间的此一象征性的“碰撞”机会，一方面可导至西方学者在理论层次上注意东方历史的存在，另一方面可导至东方学者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分析的精密度。国际会议是一次为双方提供向对方学习和批评的机会。目的不是各自炫耀自身，而是丰富自身，甚至于丰富其他对话方。此一国际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自我求知，助人求知；通过此过程可创造性地体现及复兴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传统：关于人的“学”（《论语》的第一字）之传统。仁学即人学，即人文之学；所以中华仁学与现代世界人文科学具有本质上、结构上的亲缘关系。

1。2 符号学与中国文艺理论建设

符号学被称作“文化研究的逻辑学”。其实更准确的说，目前世界符号学的主要领域应该是“新文艺理论研究方向之探索”。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学和艺术。尽管符号学相关于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但特别相关于文艺研究领域。此一特点还相关于“文艺”本身身份的二重性：文艺，作为“文艺创作”和作为“文艺研究”。其古代原始形态为：文字运用和文字研究的构成二重性；诗作和诗话的构成二重性。其现代形态之一为：小说电影创作和其研究分析。与其他人文科学不同，文艺学的“辩证法”正表现为其构成与功能的二重性以及作为文化现象的一体性。因此，文艺现象的构成与功能的复合性，特别适合于作为符号学分析的对象。

当然，中西古代文论和艺论与现代文艺科学，分属截然不同的两套学术实践类型。因为前者产生于前科学时代，后者产生于科学时代。如果连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化”和“现代化”尚且发生于19世纪，在自然科学影响下陆续产生的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历史也不过百余年，不过是尚处在其形成与探索阶段而已。现代文艺理论学术，显然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后的附带产物。百年前中国主要从日本学界引进的“欧美文艺理论”（西方的和苏俄的），具有一种相当于“思想速食品”的特点。其种种不成熟的缺点之中最突出的几点如下：

A 。理论与社会性实践之间具有一种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关系，侧重于选择性理论的应用技术，疏略于理论本身的独立钻研。其直接产物为：不是学术理论性话语，而是“故事编作型”话语（文艺小说和故事电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主要表达形态。结果“理论”仅成为“创作”的一种“助产士”。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海内外华人社会均如此）的根本问题是现代理论知识的欠缺。因为面对欠缺人文知识的“大众”之小说编作，是不需要多少理论知识的。如何处理创作和理论的关系，乃是今日中国新文艺理论发展中的首要问题。

B。由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欠缺，文艺理论与前者的关系极为松散，因此二者百年来同样欠缺充分的知识基础，其结果是导至一些文艺理论家倾向于用中西“玄学话语”充作“理论基础”。应当说，百年来把文艺理论并非合乎专业地（也就是仅只象征地）建立在，例如，德国古典哲学或中国古代玄学的话语（老庄）之上，成为“掩盖”其欠缺科学理论基础的一种理论化“妆饰”。一些好读书而不深思的文史哲“理论家”们，往往把能够“读赏任何一种玄学话语”当成了一种“理论分析能力”，以为在自己的文艺或美学论述中插入一些抽象词语（特别是哲学类词语）就算是提升了论述的“理论化”层次。殊不知，在哲学史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间，还需要一个“科学性过渡”的知识准备。不仅是古典哲学，就是现代哲学，也不能随意插入文艺理论论述中而忽略有关二者之间“逻辑相关性”的思考。在论述话语中混杂地谈论文艺和哲学，其实正是“不够专业”的表现。

C。但是，也并不存在一门系统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大全”，可供学者现成取用。时当新世纪之今日，我们面临着对此社会科学世界进行进一步整合的需要。专业知识的形成是学科内的事，而该知识的有效运用，则是“跨学科”（包括跨文化）的事。而跨学科的学术运作也需要专门的知识准备。符号学就是这种知识准备中最重要的一种。所以说，符号学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运作的“催化剂”和“黏合剂”。

D。此外，符号学本身也恰恰是欧美当代文艺理论中的“第一显学”。因为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某种跨学科研究的产物。这样，符号学对于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的任务来说，具有三重意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整合的催化剂；作为跨学科理论研究的领域；以及作为“跨文化”理论建设的领域。“中国符号学”将在此三个层次上参与全球化人文学术的国内外创新事业。对此学术目标而言，海外华人人文学术尚无知识条件参与。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中心，绝对应该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其“地大物博”的客观条件使其有可能超越世界商业化大潮的控制，而有可能涌现一种非商业化的精神追求力量。

2。“文史哲艺”与“政经法技”的对比

人类历史上的基本问题是利益冲突和信仰分歧。前者可简化为政经法层面上的问题，后者可简化为文史哲层面上的问题；前者由社会科学研究，后者由人文科学研究。问题却在于：前者的问题和及其解决之道较为清晰，后者则相反。人文思想话语模糊的根本原因是：各人文话语系统均在不同文明的不同历史过程中积累而成，其各自的语义结构和功能方式均形成于前科学时代，彼此千差万别，难以有效沟通。于是，虽然人类科技知识日新月异，而彼此间在价值、信仰、习惯上，却差别依旧。它们今日仍然体现于各自相应的人文学术传统之内，并继续参与和影响着现代国际社会及其人文科学活动。这些来自不同历史、不同地区的不同价值、信仰、习惯，遂可能成为现代人文科学公共语言中的“沟通障碍”。简言之，符号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人文科学话语沟通中的“语义通分机制”（提供不同信仰话语系统之间可相互理解的公共“语义学”）。当人文科学正在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日益趋向于全球化或国际化之时，符号学作为一种普遍语义学，也就可日益突显其“工具重要性”了。在50年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发展史和30年的中国符号学形成史中，现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将于2012年在六朝古都南京召开。这不仅标志着国际符号学全球化的突破性发展，而且标志着现代西方理论和古老东方历史在学术层次上的首次交遇。因缘际会，2012也恰是中华三千年封建文明史结束和其现代化开始的一百周年之际。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此一学术盛事也象征了：具有三千年学术思想历史的黄河长江文明区，势将融入人类世界文明整体之内。所谓“中国人文学术”，今后只能是意指着：在中国地域组织的全世界优秀学术思想活动，研究者是一国人士，而研究对象可取自世界各地。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任何西方学术都不得为产生该学术的西方国家所专有或垄断；一切民族性学术成果，都须经受全世界学者的吸收、批评、检验和参与；一切个人的思想创造最终都是属于人类思想集体的。因此，符号学也可以说是最具有“大公之学”性格的一种人类前卫性人文学术思想理论实践。

3。历史性的决定：国际符号学大会在中国举办

在2009年9月西班牙拉克鲁尼阿第10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正式通过了如下大会决议：下次第11届大会将在中国南京举行，承办单位是南京师范大学。就是说，作为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最前端的理论探索学术，将于告别了数千年封建王朝整一百年后的中国举行，其重大的时代学术思想意义，可谓不言而喻。因为这将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在有着三千年历史的西方“理论性”思想传统和有着三千年历史的东方“史学性”思想传统，在中国的“六朝金陵古都”举行的新世纪东西思想对话。这一思想与精神的全球性对话，和统御着世界各地社会舆论舞台的“科技工商艺宗”所主导的科技主流话语系统，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或反差。2012年的国际符号学大会，如其夸张地说成是中外符号学科学的一次盛大检阅，不如说成是中国人文科学界进入与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主流“全面碰触”的一次机遇。大会将“历史上提前地”使中国人文科学直接面对西方理论学术思想主流，这是以往的国际汉学界和国际比较文学活动所不可能带来的效果。因为和前二者仅涉及的单科学术不同，符号学涉及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学科和一切理论流派。

国际符号学学会及其大会积极延存了四十余年，而至今世人（中国和世界）并不清楚什么是“符号学”，更不充分了解其价值和意涵。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情况正表明了符号学作为学术事业的不成熟性，而却没有看到其“身份不明”一事，正反映着它内含着学术上、思想上、社会上无比重要的生命潜力。其所具有的“边缘性”身份本身，代表着它正在“切入”人类学术思想发展动力学的核心和前沿：正处于多层次、多方面、多领域的学术交叉和冲突的核心区域；（广义）符号学正在承担起人类知识和思想全面整合的世纪性巨任！为什么如此重要，而世界学术理论主流（特别是哲学界）却对此意义似乎“视而不见”呢？因为人文学术主流至今仍以两百年来的学科分划为基础，重要学者大多数为“专科”学者，介入“跨学科”探索者少之又少；也因为仅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国际符号学运动仍然处于传统学科分划制约和跨学科创新历险的张力之中，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生事物，它正处在被不断重新检讨、认识、发展的过程之中。由于三十年来人类文明多元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历史文明区突然面对着人类新世纪的重大学术使命：人文科学全球现代化的变革目标。当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而言，在此全球唯物质主义生产时代，对此一时代的精神性实践目标的理解程度，还远远不够普遍和深入。但国际符号学运动，在实质的和象征的两个层面上，提供了一个有关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国际间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这个世界学术对话平台，如果尚难以及时促成人文科学跨学科方向的有效改革，却必然能够促进学界对人文科学改革任务本身的认知和关注。

实际上，百年来世界符号学的重大成就，存在于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内，或者说存在于学科本位和邻近学科方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故其创造性“成就”已经沉淀于并不一定以“符号学”为标称的许多常规学科之中。实际上，符号学的创造性成果已经体现在这样一些世界一流学者的令名之内：例如，索绪尔，皮尔士，胡塞尔，弗莱格，弗洛依德，尼采，维特根施坦，莫理斯，卡尔纳普，卡西勒，特鲁别兹柯依，雅克布森，叶尔姆斯列夫，巴赫丁，涂尔干，毛斯，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拉康，福科，麦茨，德里达，勒高夫，塞尔，戴维森，利科，艾柯，格雷马斯，劳特曼等等。也许还可（广义地）加上：存在于19世纪却影响于20世纪的哲学家马克思以及现代中国史料分析思想家王国维和顾颉刚等人的学说中。他们分别在哲学、语言学、史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等学科内，进行了奠基性的发明创造。但是，他们各自的“第一头衔”都不是“符号学家”，而是诸常规学科内的专家，虽然各自都在某一领域内、某一方面上创造性地运用了符号学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如今都已成为当前诸人文科学学科内的主要成果之一，成为人文学界普遍学习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符号学思维，在世界高层人文理论界，可谓已经无处不在了。顺便指出，在符号学学术思想领域有过重要贡献的欧美学者们，并不一定是那些以“符号学家”为职业称号的学者，也不一定是那些热衷于国际符号学学会组织活动的人士。何况许多一流的符号学家们也已相继谢世。但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可以成为符号学运动史的一种社会“象征性实体”，其重要性兼涉理念、潜能和前景等不同方面。

4。符号学的性质：新世纪人文科学发展的“聚焦点”

因此，符号学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偏学”，而是人文科学的“正学”。所谓符号学运动就是人文科学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具有全球化（跨文化方向）特点，而且具有现代化（跨学科方向）特点。在东西文明史上，长期被各种“迷信学”控制着的有关世界的认知方式，几百年来终于被“自然科学”逐渐完全取代。人类文明进入了自然科学时代。自然世界如此，社会世界也应该如此。在自然科学成功发展成就的激发下，人类对于社会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科学化认知要求，百年来，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后，终于提到日程上来了。人文科学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在此；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现代化前进的“思想先锋”，其目标也在此。前述现代欧美符号学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各自的跨学科创造方面，但在符号学的跨文化探索方向上的成绩还很有限，它们大体上局限于文化人类学和史前史学领域，即在西方文明和土族文明的比较研究之间，而尚未能在理论的层次上进入东西有史文明的比较研究领域（海外汉学因此尚未进入当代人类知识理论主流范围）。西方的各种比较文化研究，基本上还是前理论化阶段的研究。之所以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和史前史或考古学领域可以出现比较学的理论化研究，乃因其对象基本属于前文字文明阶段，现代研究者不需要对相关的非欧美文字系统进行附加的知识准备。而对于有史文明或东方文字文明的研究，则首先要求学者对其语言进行独立研习和掌握。例如，如果仅只做到汉学界那样初级的中国语言的准备程度，尚不足以进而对中国历史文本系统进行理论化分析。至于欧美主流理论界，包括符号学界，面对着自己完全不懂的东方语言历史系统，可以说也无法进入有关东方学术的理论研究阶段。这正是今日国际符号学界面对着的根本困境，却也成为非欧美符号学界切入符号学全球化事业的机会。正当国际符号学界面临着跨文化方向、即全球化方向的变革需要之时，中国符号学界，在欧美地域之外，为世界符号学探索事业提供了一个全球化人文学术理论对话平台。

5。东西符号学对话的学术必要性及其障碍

20年来，我们在西方符号学认识论和中西比较符号学领域的论述，目的在于向中西学界两方面强调符号学特点（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必要性。我得承认，中国学者这类在西方基本上是“观点独立”的表态（如反对“西方哲学中心主义”和强调“中国历史话语的符号学分析”方向等），在认知的层次上虽也获得过各方面的积极反应，但也须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以上推动符号学全球化的中方努力，也远远未曾获得非西方符号学界，特别是东亚符号学界的认同和响应。例如，曾经积极推动东亚符号学对话的日本符号学学会，今日处于较前更不活跃的状态。而七、八十年代曾经相当活跃的所谓日本符号学，今日已经风光不在。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满足于用西方方法来分析和解释民族文化史现象，呈现出面对西方时的“自我表现以求西方承认”的初级学术活动目的，而根本没有积极参与西方理论建设的志向。而这种“志向”一定会涉及到对于当前学术制度（学科分割和职业竟争）的克服勇气。结果，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日本、南韩、印度等符号学自认为在语言和学术上远在后来者中国符号学之上时，中国符号学竟然比他们更多地“大爆”国际之光。（顺便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准肯定大大超过中国学界的日本学术界，为什么在符号学事业上反而停滞不前呢？因为：符号学是跨学科“历险”，而日本学者大多数仍然须在学科职业内工作，因此限制了其创造性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把哲学性工作当作“宏观理论思维”的主要场地，因此没有认识到跨学科理论思维独立发展的必要性。某种程度上，西方学界的情况亦然）对此，他们显然具有心理上的不适感。（结果，2008年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人士与会）。我曾经对西方朋友开玩笑说：一些亚洲学者只有兴趣到西方去、和西方学者“在一起”，却没有兴趣到其他亚洲国家去、和亚洲学者“在一起”。他们不是想和真正对口的亚洲外国同行进行有意义的学术交流，而只是有兴趣“和西方人在一起”（于是在西方举办的国际大会上往往设置多个东方人的“圆桌会议”，以满足东方人要“自掏腰包”来和西方人“在一起”的愿望！）这是什么心理呢？具有这样的心理，亚洲符号学学者的学术能够进步么？一切都是以“获得国际〔西方〕承认”为目的！2007年大会后，一位在印度卓有成就的女符号学家对我坦承：中国符号学的“志向”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使他们自叹弗如”（但也因此不再有兴趣与你交流了）！几千年来有着“隐退哲学”传统的印度学者，当然不同于有着几千年人本主义传统的“人能弘道”之仁学哲学！中国文化传统“惦记着”现世，印度文化传统“惦记着”来世。但是，人文思想的深度不在于其目标的玄远性和话语风格的“诗意性”或“神秘性”，而在于其提升广义“科学性”的程度。科学，理性，人本主义，是三位一体的。新世纪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强化理性精神，克服非理性精神。而理性精神一定要体现于人文社会科学之内，符号学则是此一全球化志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6。东西文明传统的深度“碰撞”

我们的“科学理性原则”是合乎符号学的学术精神的。二十多年来我们在中国传统历史和西方现代理论之间强化彼此理论联系的主张，与此跨文化符号学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我们要说服欧美学者对与中国历史文化对话产生兴趣，另一方面，进而则要求他们理解：所谓西方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对话”，并不是限于现代人类学理论和残存土著文化间的“单向对话”，而是相关于一种不同的有史文明间的“双向对话”，例如东西文明间的对话。而这个东西话语之间的交流又必须建立在东方传统话语的现代化改述之后，这个任务却并不是前理论阶段的保守主义“国学”及作为西方人文学术组成部分的西方汉学所能够办到的。结果，这样的建议等于对欧美同行提出了一个难题或挑战：他们需要开始一种新的学术实践，需要对自身的理论结构进行新的调整。即：不仅是东方或中国学术需要现代化改进，西方理论主流也需要现代化改进。符号学对东西两方面都提出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挑战性要求。“全球化符号学”这把“双刃剑”，一侧朝向东方，另一侧朝向西方。我得承认，很少或根本没有西方学者能够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诸多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认识论革新主张）。他们为东方及中国排山倒海的“西学热”所陶醉，以为只要向东方学者提供现成西学知识即已足够。至于东方或中国学界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特殊学术需要，似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学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符号学的未来积极发展，必将影响到欧美符号学理论以及欧美人文科学的前进方向。

7。大会主办权的获得：中国迈入世界学术中心的重要一步

“最后的文化冲突”终于到来。当我们几年来历尽艰辛，终于在西班牙大会上正式获得了在中国举办下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成果后，“中国符号学”的身份问题开始进一步引起一些欧美同行的疑虑。首先，他们担心这个所谓中国符号学可能会与欧美符号学传统之间联系松散。更严重的疑虑则在于：这个东西跨文化符号学的发展，可能给欧美或西方符号学的主流地位带来某种冲击。道理很简单：欧美主流学者对于东方或中国历史文化原来一无所知，后者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有效研究对象。也许，此种“思想威胁”还不具现实性，即还不存在有力的中国符号学学术能对其进行“理论挑战”，但却可能成为其潜在的“竟争对手”。如确，他们是否有必要协助一种“非欧美符号学方向”的学术发展呢？这种疑虑于是在未来大会的名称选择上首先暴露出来。最初，所建议的“符号学：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大会标题，曾提交到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上讨论。在此标题中并列的“东西”二字，可以按照多个层面加以广义理解：如历史文明，地理区隔，文化差异。“东西分隔线”可以是古代地中海之“东西”，中世纪欧洲教会文明的“东西”，欧洲文明和印度文明间的“东西”，大西洋两侧的“东西”，欧美文明和东亚文明的“东西”，冷战时代的东欧和西欧，以及中国独特历史文明和处于不同距离的“西侧”之各历史文明圈间的对比。当然，还有，主办国所在地的东方和以前10届大会所在地的西方。此外，该标题纳入了“文明”二字，以突出符号学学术的历史文化之深广度，这是与当代欧美符号学偏于当前文化学术的非历史性研究不同的（而其历史性维面又主要指极其狭窄的所谓欧美符号学思想史，后者实为西方哲学史和前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一部分）。“文明”二字代表着符号学学术涉及人类文化和历史生存的全域。此一对比性字词的选择，当然也暗示着“东西文明”间科学性的对比分析任务，实乃今日世界上人文学术研究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而符号学的目标正是要对其介入和深入。

四十年来国际符号学学会首次在东方召开，这标示着现当代符号学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进展，这本该是多么令欧美学者兴奋之事？2004年当我们和前任会长及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共同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召开中西比较符号学会议时，到会的15名西方学者曾经多么兴奋。那时他们只是单方面想到：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向中国学界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拓展自己的学术事业。而2012年的南京会议将有数百名欧美和国际学者莅会，总共千名左右的中外人文学者在一向主要关注科技工商发展的中国地区举行，这也将会是多么令国际人文学者兴奋之事呢。特别是，当西方学界正在普遍删削人文科学教育项目预算之时，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提倡对西方高层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这也将是一桩会对国际及欧美人文学者产生多么大刺激力和想像力的国际文化事件呢？那么为什么上述大会标题会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反对呢？我猜想，原因主要是心理上的。标题似乎以鲜明的方式“并列”了东西文明传统，并列了东西文明的平等重要性。有些人不愿意在符号学世界形成这样的“学术名称平等并列”的象征；认为符号学界谈不到东西学术并列；“文明”二字涉及到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也等于在价值学上“拉平”了东西世界，如此等等。因为，“符号学”代表着“理论”，而西方人一向把“东方”只看作“历史”和“材料”（所谓西方的东方学就是用西方的理论整理东方的材料，二者之间潜存着一种结构性的“主次关系”）；“东方符号学”却“暗示着”：从此“东方”学术将兼含历史和理论二者了！从此以后，东方研究将朝向真正科学层次上的探索了。某些狭隘的西方人士或许会因此而认为：这对西方人文学术难道不会是一种“知识势力对比关系”上的潜在“危胁”吗？

其实，有识见的中国学者，并非受地域本位主义传统影响，而是从纯学术角度来思考着各种符号学认识论问题的。我们提出符号学理论方向应该摆脱西方哲学中心主义时，这也绝不是为了“反对西方哲学”，而是从符号学学理的要求出发指出跨学科理论方向的必要性。我们强调东方历史和西方理论的符号学、解释学对话，也不是为了不至于“数典忘宗”。而同样是出于符号学学术的内在要求：抽象理论必须与具体历史辨证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列维斯特劳斯的“具体性逻辑”的缘故，它代表着学术思想理性主义的一种扩展形态）。而这个理论和这个历史，都应当是不分东西南北界域的。十分遗憾，如此明显的“逻辑性思维”却难以为当代西方同行的“逻辑头脑”所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基本上受制于当前职业制度性约制和商业化功利主义驱动，不能够超出自身的职业性利益要求或思维习惯来考虑人类普适真理探索问题。当我们发现，一些西方朋友如此在意这个大会名称的问题后，警醒之余，也觉得可以对其“让步”（历经种种曲折，大会名称最后折衷为：全球符号学：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因为一些西方符号学家们的精神境界或理论认知水平还没有这么高。他们绝对地是为自己的当前学术“功利”需要而参与东西学术交流活动的，因此而尚不是为所谓人类普遍真理探索的纯真科学目标而工作的。这样的个人主义态度最终也在妨碍着他们自身的学术进展。他们当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学术成就标准是内嵌于西方学术制度之内的，是准技术化决定的（即追求既定程序性内的“成功”）。他们是各种优秀的“技术性专家”，而并非是古典意义上的真理探求者。或者，他们是学术制度内的“技术性真理”的探求者，却难以超脱其制度分划限制去进行更为自由、更具创造性的思考。而非西方文明区现代以来存在的长期“崇洋慕外”心态和风气，又客观地加重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此类“过度自信”。

8。中国符号学的使命

人文科学的理论化的进步与发展有序的自然科学不同，其价值和成就普遍呈现出一种片面性、变动性和临时性。特别是，这些进展大多发生于各个传统学科之内，其学科本位的跨学科性扩展需要，仍然受到既定学科结构的内在限制。而其学科成果的价值和意义，却往往需要通过跨学科的视野加以重新检视。几十年来西方人文科学内部的符号学运动，在就业和功利主义的压力下，却日渐趋于变动中的学科本位主义，致使当代早期（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杰出符号学创造性成就，后来未能继续在同一高度上继续发展。因此，我们东方学者也要注意区分西方符号学现象内之三事：以往的重要成果，当前的学术现状，未来的发展潜力。此“三事”中，当以第一和第三两项更为重要。

当然，西方人的学术顾虑和中国符号学的学术潜力，都还只是在象征性、潜在性、展望性层次上显示出来的。中国符号学尚处于起始阶段，其主要任务正是要首先谦虚地向西方理论学习。这才是大会在中国召开的主要目的所在：即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地将当前符号学及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学术理论知识直接带给中国人文学界。同时，中国人文科学也可趁此机会推动传统学术的理论化发展。中国的传统国学（包括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有所未知，它们和现代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关系，一点也不比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界为少。实际上，一门狭义的“中国符号学”将可能是海内外各地“国学界”和“儒学界”的主要现代方法论来源之一。中国学界须知，当通过符号学认识论理解了应该将儒教制度及其文典和中国孔孟伦理学加以区分之后，将会成数倍地扩展未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幅员、眼界和影响力，从而可把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目标，从历史上狭窄的东方地域之学（儒学），扩展为兼跨东西南北的世界之学（仁学伦理学精神引导下的世界一切人文学术）。如果这一论断言之成理，却不等于中国学者可以单靠着“老祖宗遗产”就可自动分享“掉下来的馅饼”。所谓“人能弘道”是指，文化精神传承的“激活力”，取决于主观努力的质与量。那些不打算努力而一心只想赖在传统资料上就以为在弘扬中国文化者，很可能反而成为反仁学者。而学术努力，首先在于正确真实的自我认知。百年来中国学者经历着三阶段的知识论“延误”：80年代普遍经受着文革十年的彻底耽误，在前经受着部分教条主义的耽误，以及再往前上世纪前半叶的现代化初起阶段上的历史上的自然延误。今日学者不努力对此知识延误“三段论”加以承认和补课，而只企图根据所谓民族自尊心和历史上遗留的大量“古迹”去期待自然而然的进步和想当然的成就，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采取功利主义，而不是仁学真理主义，凭借投机取巧手段来争名夺利，自然也办法多多。我们看到，三十年来，各地华人学术社会，一方面都前所未有地积极介入了研习西方现代人文科学的新潮流，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发展轨道的限制，这种学习、吸收以及创造性因应的能力，还相当有限。不仅如此，甚至于还存在着结构性的内在限制（非常遗憾，受到训练方职业文化风格的影响，海外华人人文学术社会充斥着自我膨胀和党同伐异倾向，对自身学术缺点和大陆学术的优点方面往往故意视而不见）。百年来无论是西学派还是国学派，都受到一种本质上是“因袭文化”的精神境界限制：或者是模仿和“抄袭”西人，或者是模仿和“抄袭”古人。这种貌似积极进取、实则消极退守的精神态度，其根本性原因在于社会现代化以来，传统仁学伦理精神的丧失，现代时期的学者采行着西方个人功利主义。而此功利主义由于欠缺深厚精神底蕴所以具有其“华而不实”的普遍性：在强大的西方理论面前采取盲目依赖和自满自足的治学态度，其最突出的反讽结果就是：海外标榜对抗西学的新国学运动，到头来却以在世界学界依附于、寄存于一作为“西学分支”的汉学为满足。这是一种反映着百年来失去了仁学智仁勇精神却披挂着仁学外衣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学术态度，并足以阻碍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复兴的重大民族使命的实现。（此种严重学术偏向之所以不易为人辨析，乃因学人采取的特殊“应世策略”：一方面依仗任何一种西方职业性资格A，另一方面依仗在西方轻易获得的任何一种“现实批评”的方便性B；其策略是使人们以为在A与B之间存在着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即使人以为其A资格为其B质量的学术思想性保障。其实此B正是人人所知，并为大陆人所深知者，并非什么“真知灼见”，人们却一方面利用此A所含有的潜在“崇洋慕外”因素以惑人，另一方面利用现实问题对大众具有的“吸睛性”而反将复杂的社会及学理认知问题简单化，以为现实问题可如此容易解决。此一普遍存在的错误偏见，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来说，具有极其深刻的误导性！）

因此，南京会议象征着中国人文科学将要朝向世界全方位的发展，中国学界将必须超越其民族本位主义传统，而敢于“拥抱”和有朝一日“参与引导”世界尖端人文学术理论。正当世界前沿人文学术理论和人类精神方向面临危机之时，有着仁学传统的中国学术有责任“挺身而出”（说严重些：挽狂滥于既倒），主动承担人类精神事业重整的大事业。因此，南京大会所预示的还不仅是中国人文学术现实推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学术参与未来人类人文科学发展的问题。

9。符号学要求学者学术态度的更新

因此，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界还是海外华人学术界，均面临着两大学人“态度学”问题：在“伦理性的真理追求vs个人主义的利益追求”之间的态度选择问题，以及在“科真理论vs功名利禄”之间的学术目标选择的态度学问题。后者是学者对“科学”的态度问题，前者是学者对人际关系的态度问题。二者的解决关键，均已内嵌于仁学态度学之内。学者究竟是在根据自身现有条件以不断伸张自身的“话语权”为人生目标呢，还是以调整自我和他人知识结构的改善为目标呢？后者不仅要求学者采取不断学习的自我更新的态度，而且要求学者把自身的“识真”要求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唯一标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它都可免谈了。所以，中国符号学实践的任务，首先是一个学者在人生观上进行伦理学自我更新的任务。主观界的困难其实比客观界的困难更难克服。一方面是三十年来受到三重知识断层局限的中国学人的现实研究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学人的治学态度问题。后者的主观状态当然比前者的客观状态更带有根本性。中国符号学的乃至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任务的贯彻，还不是学者的能力问题，而是学者的自我实践方向的选择态度问题，后者直接联系到学者的动机学：为名利还是为真理？是“学为己”还是“学为人”（炫耀于人，超越他人）？如果治学动机纯正，学术能力本来不是问题，因为循序渐进和逐代相传必然导致个人与集体的水准之合理的逐渐提升（学人的唯一合理实践学原则仅只是：尽其在我）。但是，学人的“主观现实”今日正受着双重功利主义的约制：中国古代的“功名利禄”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名利身价”追求。这两大功利主义传统结结实实地“捆绑”着今日人文学者的心态和心志，这才是我们为“中国学术区”高唱赞歌时不免显得言过其实之缘由。在此彻底功利主义世界，哲学家怎能不也把“真理语言”仅当做个人之“名利工具”呢？如是，符号学也许不过是一种比哲学更无助于真理事业追求的新名利追求方式而已。

这种态度学的要求特别相关于学者处理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在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内都不难看到人们把偶然获得的一些哲学知识当作自身学术之“理论基础”的简单化主义。而实际上，这类简单化的哲学知识可能与自身专业没有什么真正关联，而仅具有一种“理论妆饰”作用。此种理论妆饰可能相当于一种自我“理由化”的借口，反而因此阻碍着学者进一步的理论追求。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哲学和符号学理论之间关系问题上所经常看到的。当然，直接的原因是，一些熟悉了一些哲学语汇的学者反而不容易“读懂”符号学理论（如结构语言学），他们不是因此而亟思补课，反而是因为自身具有的“西方哲学靠山”而轻率地排斥符号学理论学习的必要性（源于学术实践上“趋炎附势”之积习）。这样的倾向，不仅在哲学界比比皆是，而且在其他人文科学界也所在多有。

10。西方符号学态度的更新问题

学者态度的更新当然不仅是中国符号学家的任务，也是国际符号学家的任务。之所以突显中国学者方面的必要性，还不是因为从负面上说中国符号学比较薄弱，反而是从正面上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使中国学者在心理上易于理解学者态度革新的必要性。而国际学人，由于已经根植于“学术制度化环境”内，其行为规范和目标已经结构性地固定化了，因此难于在个人行为的层面上进行变革。然而，另一方面，符号学的“本质”又要求我们不得不去“触动”国际学者的“不可触动”的心态“神经”，因为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在个人态度和符号学前途之间，也就是在个人陷入的符号学制度化、职业化环境和符号学的学术现状之间。几十年来西方符号学界习于提出“符号学危机”的问题，但其分析颇不“到位”，很少涉及符号学现象的根本，而是企图在表层上“治标不治本”。这个西方人文学者以及符号学家均不关注的根本问题表现在其学者一味追求个人的职业性“成功”，因此寻找可以有利于此成功的各种途径，从而使“危机”的处理停留在技术性、实用性表层。这样，其直接负面的学术后果是：

a）学者以在任何选定领域进行“终生职业性操作”为目标，过早限定学术范围和方向；

b）学者参加学会等组织目的是提高自身选定的学术职业利益追求效果，而非朝向较远大的追求真理本身的学术目标；以致于学会的组织者会以单纯扩大学会组织的规模为符号学事业发展的标准；

c）学者按学科和专业领域进行学术实践，侧重于固定渠道内的学术技术性提高，而非观察和学习他科、他人的“与己专业较有距离的”研究领域，并无意于反省和改进自身固有学术方式。学会至多成为“职业性同仁”追求固定领域内技术性改进的场地，而不是视为追求扩大和提高个人学术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机会，因为后者要求学者安排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d）西方社会中的社会性法律意识远大于个人性伦理意识，因此个人学术实践欠缺伦理学深度，难以在个人层面上主动采取治学态度方面更新的独立决定。

这些易于产生的负面效果，妨碍着学者关注和接受真正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的内在要求，这几乎“结构性地”限制了西方今日符号学学术革新的认识和努力。同时，不要被他们可能的辩解迷惑住：“我们都是学有专精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里已属最高成就之列，夫复何求”？当然，任何大小领域，只要职业上合格，均可表现出某种“真才实学”。正如几千年来各个时代的“认真学者”都有其“真才实学”表现一样，但一定领域内（在技术上）的真才实学和该学问可能有的更有价值的思想提升是两回事。“牛顿力学”能够说因牛顿具有“真才实学”就不应演变为、发展为“量子力学”了吗？正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制度上没有对现存学术的创造性发展设置结构性障碍，才会有不断的进步。判断任何现存人文科学专科成就的现行技术性标准都和该专科学术可能达到的更高成就所需的各种理论标准不同。当然机械工程师的“工程学进步”也不能使其在技术上“掌握”先前手工业时代的工匠技艺；正如现代作家肯定不能在古人习以为常的书法技艺上达到古人水平一样。正是符号学认识论让我们明确认识到人文科学的不同认识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从而能够设想超出现存学科学术水准的学术性标准。有没有这样的“理论辨析”能力，就可说明该“符号学学者”是否真地采取了符号学思维方向。

11。符号学和伦理心态

因此，符号学学术创新事业，密切相关于学者个人的伦理意识。例如在以下伦理实践学层面上。

～仁学心态

我们提出的中国符号学事业，面对的是比欧美符号学事业还要复杂得多的、还要重要得多的智力冒险。作为符号学主流的所谓欧美符号学，实际上只是镶嵌于欧美既定学术职业制度内的既定运作程序，而其今日的技术因循性远高于思想的创发性（其所谓“独创性”必须得是在既定标准、程序、市场内可被公共接受的某种“话语变形”）。作为内在的跨文化和跨学科事业，中国符号学需要在三大思想战场上“开疆辟土”：一方面是对几千年传统“文史哲艺宗”的现代化理解方法进行跨文化的创造性探索，另一方面则须参与对几千年的欧美“文史哲艺宗”进行跨学科的批评性探索，最后，还须对中西文史哲艺宗科学整体的现代化发展，进行空前全方位的探索。这三大学术思想探索，所相关的还不仅是知识技术方面，而且尤其相关的是学者的态度和心志方面。没有仁学的“求道”精神和真理献身精神，如何能够有意志、有力量、有条件对此公私革新事业积极投入呢？这就是我们总是要把中国符号学事业和仁学伦理学精神联系起来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这一结合，符号学不过成为另一种追赶西方时髦的对象和工具而已，中国学人对此也仅只能“亦步亦趋”，谈何探索？谈何创造？

这一伦理学和人文科学实践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同样存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德法两国，今日其人文学术呈现出矛盾性格：一方面它们的确仍然是现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创发的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却也仍然受到一种“欧洲学术民族主义”的限制。学术思想生产，往往被看作是民族才智炫耀的手段。在今日人文学术思想交流过程中，该二国学者充满着一种民族性的、语言性的保守主义和自傲心态。思想产品被当做本民族特有的“智慧财产”加以推销和垄断。许多东方学者也为这种精神智慧表现所震摄，甘愿把学术思想交流视作精神权威认定和传播的过程。中西学术思想交流，也可能被当做引进、推销和垄断“外国商品”的准文化品“贩卖”活动。必须注意的事实是：不要被一件错误的偏见所蒙蔽！学术上的“洋货”，一旦产生，本应即为人类所共有，至多有一个“版权”意义上的所有权问题。但那是一个属于作者的权利，与该国其他人何干？而偏偏一些国外爱占便宜的文化人，竟然敢于冒充“精神产品”所有者的角色：以为本国“同胞”的任何精神产品就相当于“本国产品”，也就可为该国一切人“所有”！试问：这个“所有”是什么意思？罗兰巴尔特死后，他的作品是“属于”全人类的，还是“只属于”法国人的？然而中国学界引入外国学术思想，不应是要为了进行名人崇拜，而是为了在名人学术的基础上有效发展自身的学术思想。对此精神目标而言，如仅只以具有外国学术“推销代理人”的资格为满足，是不能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的。

～独立立场

那么，机会在哪里呢？不在于今后会越来越广泛丰富的西学资料的输入以及中国学人的外语能力的普遍提升。这些都仅只是学术发展的“外缘”而已，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机会和动力，主要依赖于学人对传统仁学伦理学信仰的有无。这种伦理学信仰恰恰与来自西方近代的科学智慧信仰一致（“智”），而又增附了“仁”（“善”和“方向”）的价值学主导，以及“勇”（“意志”和“行动”）的实践学动力。三者可成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庞大人文理论智慧资源时的独立主体实践之参量，中国学者可因此而不致迷失在西学抽象智慧游戏之中，并能成为调动和组配西方及人类智慧资源的强而正确的“组织力”。这才是“中西结合”的正当方式，才是中华传统展开其伦理学之“大中”精神的有效方向。

我们在一个明显以西学为主体的现代学术世界如此强调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是否有些“过扯”呢？另外，当当前中国学界正有待于全面吸收西学理论之时，奢谈中国传统伦理学本位是否太“不着调”呢？在今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知识内容都积存于、运作于西方之时，侈谈中国学者的积极作用，是否在“自高自大”或“自作多情”呢？对此问题，首先要对当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和走向有较准确而深入的了解，看到西方学界正面临着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重大任务，特别是跨学科的横向沟通的任务。而此任务的贯彻却正有待于学者的新伦理学态度的秉持。另一方面，在学术的技术性方面，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发展的要求是大大超出西方学者的学科本位主义的。东方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首先没有必要被动消极地顺从当前西方功利主义的学术方向；其次也有责任，站在理性人本主义立场上参与西方人文学术本身的改造事业。换言之，扩大发展的中国新人文科学，应当将世界上一切有用学术资源均看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也应该积极参与西方人文科学的建设。国际符号学活动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国际学术活动的舞台。我们于是赫然发现；本来落后保守的中国人文学术界，突然面对着比西方人文学术界的范围和任务还要深广的中国学界的世界性任务。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理论家只能从事西方传统的学术活动，中国的新型学者集体，则有条件、有必要从事兼含西方和东方两套学术传统实践的人类创造性发展活动。因为，客观上（而还不是主观上），只有中国学者“在技术上”（语言上和全球化知识上）有条件在高级层次上，在理论层次上，追求全面深刻的“学兼中西”。符号学实践的辩证法指出，人类必须区分不同文明传统的学术思想之创发能力和应用能力。理论发明者不一定是最恰当的该理论应用者。学术理论的创生和运用因此可以发挥作用于不同的文化社会地区。同时，这也是国际人文学术合作的新形态。例如，我们固然必须虚心地研读西方重要学术思想，但我们有可能，有必要独立地分析、评价和应用那些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并有可能将此创造性的跨文化学术思想实践成果，反过来输入西方，以帮助他们更正确地反省、深化和创造性应用那些最初原由欧美学者所创发的学术思想成果。例如，不论是精神分析学还是现象学理论，目前都绝对不可能由东方学人创发，但却完全有可能被东方人进行独立的分析、评价和积极运用。因为分析、评价和运用的环境和条件，并不等同于学术思想创发的环境和条件。也许，西方智慧的分析深入性和东方智慧的综合广泛性之间的互动，有朝一日会进一步促进人类全体人文科学认知水平的提高。

～克服利己主义

当我们从伦理学高度来衡量中外符号学交流的意义以及中外人文科学交流的意义时，同样本着仁学伦理学，首先要“解决”学术实践中的“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仁学者对此问题无所谓“解决”，因为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但今日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导至了“人己关系”矛盾问题的普遍存在）。什么叫“尽其在我”？什么叫“射不主皮”？什么叫“察其所安”？仁学实践学强调的是一个心理和行为的“方向正确性”问题，而不是“具体成就”大小的问题。学者所应“心安”者，并非所期盼的具体（名利）目标之必定实现，而是个人实践“方向”之正确性把握。符号学的方向问题，在此可以具有非常pertinent（适切的）的指导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仁学者会“造次必于是”，尽管面临着符号学事业的千难万难，也可能仍然是充满信心和心安理得的（孔子所说的“不知老之将至”，其涵义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其中不含任何死亡恐惧和来世期盼！这就是人本主义的仁学精神，即从不以死亡“吓己惑人”！），因为他所念兹在兹的只是是否做到了在世期间“尽其在我”而已。为什么当代西方思想界饱受海德格、德里达之辈的虚无主义之害？因为他们所极力加以瓦解的正是主体的伦理自主精神。他们决然是仁学之敌。表面上，他们如此特立独行，实际上他们的“反伦理学观”，正好配合了国际商业化大潮中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原则。这里“为己”是指什么？固然是指名利，而直接的是指：如何超过别人（所谓获得社会“优先承认”）？人文学者为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生活目标，遂可“无所不用其极”。人文学术界的种种弊端，岂非都是源于这一基本的反仁学生存动机。符号学于是也就成为一面镜子，它的问题和解决都与这个个人生存动机相联系，中外学界均如此。

12。世界符号学的新方向：跨文化符号学

东西符号学对话还具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方面。当代欧美符号学的兴起，源于一个技术性条件：一方面是跨学科实践，另一方面是欧美世界内部的“跨文化”（相当于跨地域）实践。例如，在当代符号学的“第一基地”法国，其符号学实践的形成，显然源于德奥哲学和奥国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以及英美哲学和人类学的影响。现代前期法国的德国哲学研究和精神分析学研究都比较薄弱，二战前后相关学术的进展遂成为六十年代法国思想突飞猛进的动因之一。然而学术的“互动”不仅是发生在理论和理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理论和历史之间，特别是发生在西方理论和现代化改述之后的东方理论之间。东西学术思想对话，当然比德法、法美间的学术思想对话，更具有异质性，也就是更具有“激发力”和“挑战性”。当然这又取决于学者是否能够扩展自己的技术性条件，如语言知识条件。在此领域，未来的符号学“主角”将可能主要是娴熟东西方语言和学术的东方学人。

东方学者或中国学者积极介入或参与现代西方理论建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源于西方思想本身的一个有待补充的方面：这就是，西方理论具有着明显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这种脱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固然源于其“实际”局限于西方历史社会范围，未能深入了解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指其并不真正或充分理解自身的历史、社会之实际。西方理论脱离自身实际的倾向，当代时期比历史上更为严重。这是由于当代学术教育制度进一步隔离于社会所致，学人从成长到工作的整个历程中欠缺实际社会的接触。这就导至战后西方理论家的理论思维中不少都是“凿空立论”，特别是法国各代理论家们。一方面，他们才华横溢，善于“分析性思维”，另一方面，由于视域狭窄，“综合性思维”严重不足。所以，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普遍问题是在知识广度和道德深度两方面的相对弱化。在此情况下，非西方学者当然不能把那些（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而产生的）理论脱离实际的话语，都当做“天经地义”（只关注文本本身的编织巧妙性，不关注文本内容的现实指涉性）。我们东方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首先应该以西方人不熟悉的东方之“文化、社会、历史之实际”，来扩大、校正、补充西方理论家认知中的“不实际”，并进而检讨其理论的适用性范围。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持有求真而非求利的学术实践态度，如此才能实现“跨文化思维”的真正目的。

在当代西方符号学领域，上述倾向更为明显。符号学本来应该处理世界现实中的错综复杂现象，对其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全面扫描”，然而许多西方符号学理论家惯于采取简单化的“抽象理论”方式来处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甚至于是道德与政治类问题，却未曾认识到自身对此领域的“实际”并未深入和切题，而是满足于各种泛泛之论。因此，我们不妨说，当代西方符号学家的社会政治议论是最无价值的。他们之所以对此并无自知之明，乃因他们的功利主义惯习：日益局限于自我营造的“符号学专业”，划地自限，以便相互“自说自话”。他们中许多人都近似于一些自幼至长只生存于自己教室里的“教条主义者”或“闭门造车者”。然而由于在教室里生产出来的“学术话语产品”都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被迅速合法化、商业化和流通化，这样产生的“流通可行性”，遂掩盖了其自身的学理缺欠性。如果我们今日对康德、黑格尔的学说都还必须批评地解读，就不必说对今日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教授们了。当然，这样的缺点，也不应妨碍我们学习其推理方式和技巧中的各种长处。每个学者，不论名气大小，都是有长有短的，但都不可将其加以神化或圣化。而今日之圣化、神化学者的普遍习气，又主要是根据商业化炒作名人的动机进行的，所以尤其值得警惕。

13。中国符号学的展望

历史的特殊发展进程，使得人文科学现代化历程上相对落后的中国学术，突然得以超越历史的自然速率而提前介入人类思想和学术的全球现代化运动，并出人意外地承担着促进人类共同的人文科学发展的任务；也就是：在百年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成功地融入世界自然科学世界之后，中国人文科学，既突然又自然地，有机会参与促进中西两大人文文明传统的学术理论对话，以促进人类人文科学知识的进步。

中国符号学事业，可以理解为中华文明首次在全球化舞台上有机会根据几千年东方文明史经验和百年来的学习西方文明的体验，而得以率先参与促进东西文明在人文学术领域内的某种“化合运动”，从而表现出中华仁学精神传统所固有的“历久弥新”的伦理精神潜力（伦理思想的“历久”，思想方法的“更新”）。符号学是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火车头”，仁学是中国历史上人本主义的原始动力形态，此一存于西方人文科学之内的科学人本主义和此一存于中国伦理精神史上的伦理人本主义，将在此新世纪人文学术理论实践的场合发生世纪性的“碰撞”和“化合”，二者均可某种意义上“有志一同”地高扬人本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大旗，努力为基本解决了物质生产任务的人类全体，提出解决人类精神生产任务的新蓝图。2012年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就内涵着这一重大的人类“精神生产探索”的使命。这也是更新后的中华传统文明在精神领域走向世界的世纪性象征。这个走向世界，不会是向现代哲学家幻想地那样以东方玄学走向西方玄学的世界，而是通过将仁学精神输入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式，来多元实证地走向人类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世界。没有科学知识，必然迷信横行！有了东方之“仁”，还必须有西方之“智”，如此才可成就一种现代化的新仁学。仁学是一种活生生的心志实践，而绝不仅是背诵古人旧章而已。

14。全球化符号学和仁学理性主义的前景

以上展望的一切都是源于对一种精神潜力的理性推测，而非根据于一种对现存学术程序之机械性依赖。无论是符号学还是人文科学，今日直接面对的却是“前进中的思想创发力之停滞”，是充满挑战的危机和困境。人文科学及符号学的现实状态和其发展潜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对此，当代西方学者们大多数认识不清，因为他们普遍陷入实用主义、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和职业主义，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全局。欧美学者对中国符号学的期待和中国符号学的深远任务，也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是各专科领域内的技术性专家（“见树”），他们的“技术知识”都是我们作为整体论、综合论的跨文化符号学运作者所必需的基本研究对象和手段，我们将要在他们的“见树”基础上来帮助他们创造性地“见林”。这正是东西符号学对话的另一个目的之所在。中国符号学对欧美符号学的知识的全面兴趣，不是因为西方符号学为我们提供了可现成模仿借用的理论系统，而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创造性加工运作的材料和零件。实际上，国际符号学运动，通过2012南京会议由西方转向东方，由欧洲美洲转向亚洲，一方面是西方（“见树”的）知识扩展到东方，另一方面也是在西方知识发生“危机”年代潜在地“求证于”东方“整体论结构主义”智慧的机缘；是西方人文科学危机在全球化层次上的一种“全球化方向上的解决之道”。重要的是，这个人文学术思考的新尝试将历史上空前地组织于东方和亚洲，而不再局限于欧美地域，从而历史地扩大和抬高了人类人文学术全球化实践的“层级”和视野，使得有着世界上最丰富、最长久的独特历史经验的中华仁学思想（当然不是儒教封建主义和玄学主义）获得了展现其人本理性主义潜力的机会；是东方人本主义伦理学介入西方人文科学的机会，因为二者的实质都是理性主义（不是个体迷信）和人本主义（不是来世主义），它们必需相互结合以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未来提供理性主义的（而非幻想迷信的）建设性蓝图。

于是，中国文明圈，因缘际会，有可能成为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运动的另一中心，不是因为人为的、一相情愿的本位主义的“自说自话”，而是因为中国文化史的特色及其世界遭遇。碰巧的是，中国学术对自身担当世界人文科学理论重要推手角色的认知，和中国学界承担起人类人文科学前沿探讨和对话平台的努力，同时发生。国际符号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象征了世界上的中国学区将决然超越其传统上颇为保守的“历史儒学”之小抱负，而勇于承担参与世界人文科学创新之“人本主义仁学”之大抱负。那么，仁学是限于黄河长江学术的小传统要好呢，还是朝向“五湖四海”的世界学术大传统要好呢？炎黄子孙的祖先是以其几千年后的子孙“克守孝道”，抱残守缺（视历史文化为“祭品”）为满足呢，还是以其子孙能够当仁不让、日新月异地积极投入世界规模的未来精神创造事业为满足呢？是前者还是后者，有能力使得地球村时代的各国人士对之心悦诚服呢？

国际符号学活动的组织和有效实行，可以视之为展现符号学“喻义”和“潜力”的一种动态“表达面”（expression plane）。我们不仅要尽可能地展现中外学者的现有符号学成绩，而且要据此以展望符号学的未来发展以及人文科学的未来前景，包括对其正反两方面潜力的认知。符号学研究将至少成为“暴露”人文科学内在缺欠的有效手段和对中外传统理论进行批评的有效手段；在此批评和暴露中进一步展现人类人文学术思想（意义，价值，信仰）的前进方向。因此，“搭台”（搭建舞台）隐喻将具有两个层次：具体的会议筹办和“具象的”象征平台。从有形的平台扩大到无形的平台，从一时的平台扩大到永久的平台，从平台搭建活动扩大到学界集体中的“平台意识”：我们，欧美，以及人类，需要对几千年的、绝大部分形成于前科学时代的人类人文思想，进行集体地反思、检讨、展望与革新。“符号学”代表着一种纯然集体的事业，一种集体的意识，一种集体前进的决心。我们应该依靠中华传统中的仁学之大公、求真、求诚的伦理精神，像几十年前的胡塞尔那样抗拒国际学界的颓废意识和教条主义（但我们不必像胡塞尔那样泥执传统单维逻辑主义，而应遵循新世纪的多元理性主义），把理性主义大旗在“地球村”重新升起。正是传统仁学精神，历史上提出了和显示了“挽狂澜于既倒”、“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勇气魄。这是朝向人类理想的志向，因此不是局限于一人、一地、一生、一时的活动；此理想是针对于人类生存或历史生存的整体和根本的，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一生，不过是对此理想的“一次性”朝向行为，其意义依存于人类理想之整体。这个人类整体的理想就是建立兼含硬体和软体的、不断调整更新的长存理性架构。每一有志向的学人，均应尽其在我地完成对此集体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参与和献身，此个体性实践的意义将在此无限伸延的集体过程中加以定位。中华仁学就是朝向此人类理想的一种民族历史性的精神遗产，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最高传承价值。百年来首次汇入世界人类生存整体的中华民族，将以此为基础而更新其运作程序和技术。中国符号学，作为人类跨文化、跨学科人文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实处于新仁学思想学术实践化的核心位置。

15。若干具体问题

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应当尽可能地追求完善，而实际上所达到的也许仅只是一种“符号学问题”本身的一次生动呈现而已。我们不一定能每一次都在学术上达到实质性的提高，但我们一定可以每一次都提供一次“问题本身”的有意义呈现和由此获得新的体验。学术实践的首要问题，正是对问题本身结构的进一步认知。由此积累的观察和体验，将可成为人类未来学术实践的借鉴。有人会以为，这样有限的“成绩”，是否得不偿失？这样的疑虑乃源于从个人、个别集团角度来思考自身的利害得失。如果认识到，我们的学术实践的目的和意义绝不限于我们当事人本身，而是关涉到人类“千秋万代”，这样就会对此问题有另一种眼光和选择标准了。

那么，为什么符号学至今在国内外仍然难以被普遍接受呢？为什么很多学者不认识符号学的学术重要性和其专业相关性呢？对此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 人文学者大多数偏好文史，不喜理论，喜欢文词赏鉴（至今不少读者还分不清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区分，分不清现代学术话语和古典文字美学欣赏之间的时代性区别），不喜欢分析。结果，他们均以博闻强记为功，而不关心对因果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深入细致把握；

+ 喜欢理论分析的，又往往以了解若干一般哲学话语为足，把古典哲学当成了现代理论，而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理论不仅少知，而且甚至于没有予备性知识条件加以把握；

+ 符号学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理论系统和形态，其本质在于把握新型理论思维的动态和方向。其基本目的在于首先分离“表达面”（形式）和“内容面”（意义），把前者当作独立的解剖对象，然后才考虑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目的只有一个：追求思维形态和过程的精密性。对此，相当多人文学者未能理解其意义，不知道形式面的研究应该在内容面的研究之先的理由所在。（史学界尤甚，即欠缺一个有关历史事实和对此事实记载之间的区分）

+ 反过来，国内外也有甚多的符号学学者，其学术目标限于个别项目，而对符号学的广大领域不甚了了，进而彼此热衷于竟争“谁是真符号学”的问题。符号学如果不进而与常规或传统学术结合，也往往会流于浮表之论。

+ 当然，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海内外华人学界一些学术权威们本身学术实践形态的保守性和前理论性，而他们的功利主义态度和具有的权势，为新知新学的理解，设置了障碍。因此，我们今日治学，必须朝向最高学术理念本身，而不是盲目依附于任何个别学术权威势力以及由其设置的学术典范。

+ 符号学一定要深入人文社会科学一切领域，不能做空头符号学家。后者的明显弊端往往授人以炳，结果人们误以为符号学不过是时髦“游戏”。所谓“一般符号学”的思考往往欠缺真正的符号学思维精神。

16。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学术特质

百年来，特别是五十年来的世界符号学运动，始终，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有关保持自身特性的自然压力：符号学的形成和运作均相关于不同学科间的积极互动，而此互动的任何“成果”都有迅速成为具有“反跨学科”倾向的、成为新的某种“单学科”的机会。后者的一个自然原因是：任何学术成果都有立即被学者视为有利可图而特意加以规范性定位和予以功利主义操作的新“地盘”，从而使此跨学科的成果立即被纳入单学科内而因此失去了继续其跨学科运作的条件。参与这一运作的学者往往就是“符号学界”内的“急功近利者”。所以符号学运动的“辩证法”就是：本来参与跨学科活动的职业符号学家，反而可成为制造新的“作为单学科的符号学”框架的一名“予备员”。他们一方面有助于将前人创造性的符号学成果予以传播，同时又通过将该成果变成新学科范式反而成为“阻碍”符号学跨学科实践推进的“内部力量”。符号学的本质应该包括三要素：某常规学科内的专业能力，跨学科运作的视野，以及将二者“不断”交相运作以创造性地产生跨学科成果的机制。而此新成果不过是继续参加同一辩证动态过程的新材料而已。此一运作过程中的“灵魂”是：创造性的学术与思想运作的意志。没有此动态的精神创造性意志和实践，也就欠缺了符号学学术实践的能动性。对于高层符号学学者来说，这就是：必须把自身的符号学意识与人文科学精神密切地联系起来，了解学术实践的远近目标和古今背景，以及当下实践的理念和贯彻计划。符号学绝对不是被动地因袭他人成果以作为个人学科运作的手段。否则，符号学与他学无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符号学精神与仁学的伦理学精神相联系的根本原因。二者都要求学者首先大力“发心”（诚学）：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其结果不仅相关于个人学术实践方向，而且相关于个人参与集体事业心态的形成。古人虽有“仁学”之理念，却并无相应的有效“实践学程序”之配合，所以在“学术理论”上无法获得“科学性”和应用性成果。现代科学世界则为仁学理念提供了有效实践的技术性手段。当然，同样源于“历史辩证法”的嘲弄，科学世界带来的商业世界，也从内部“颠覆”着学者的“仁心”。以至于情况竟然是：没有古典的“仁心”也就没有现代的符号学继续创新精神。换言之，没有求真的意志，就只能把符号学成果当作学术功利主义运作的一种新手段。当然，在技术性层面上，根据任何心态背景产生的正确符号学知识都是有益于符号学事业的，但需识别其“有利性”存在的层面及其局限。因此，仅只是技术性层面上有益的符号学成果，可能转而在思想的层面上成为高级符号学实践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国外大批号称“搞符号学”的学者中间，往往只能成为“符号学技术人员”的原因。我们可以向其学习符号学“技术”（某种有用的知识成果），但难以向其学习符号学的认识论思考和创造精神。同样的，今日国外学者怯于关注跨学科符号学的发展方向，也是源于同样的内在惰性。结果，在今日功利主义世界，彼此在一个层面上是“助者”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就是“敌者”关系；在一个层面上是“相互合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就是“相互抵触”。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微妙的概念区别：“符号学”作为今日现存的实体（人员和成果）〔A〕和“符号学”作为理念或未来蓝图〔B〕。我们的目标是B，而A是B的部分体现者、象征者和实践“渠道”。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从功利主义观点“强化”任何一种A，而是“通过”A来追求B。目前实际存在的A，只是B理念的部分显示者，其含有的任何缺点，不应理解作“符号学”理念B所固有的缺点。

17。中国人文科学面向全世界的机遇

当我们在中国符号学事业尚处于起始阶段时，对其设定如此远大目标，是否太过夸张？的确，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区分现状，潜能和责任期许。本节专谈责任期许。因为我们必须怀抱“人能弘道”的心胸，在世界学术整体中来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符号学及人文科学定位。为此先得深刻全面地看到当前西方人文科学及符号学的现状、潜能、未来和局限。特别是“局限”，后者正相连于中国符号学的潜能和责任。

人类学术的进步，取决于两个维面上的进展：学科专业深度的进展和学科间综合互动的进展。在现代人文科学学科的专深方面，西方肯定走在中国学界的前面，所以才成为我们全面研习的对象。但在横向广度方面，中国学界，由于其传统的综合性整体思维的习惯，有可能在这方面做出超前的贡献；也就是可能更善于对最初由西方学者创发的各科理论在高层次上加以汇通。也可以说，中国学者能够成为专科学术材料的“高级使用者”，有如日本科技界曾经是对欧美尖端理论在技术层面上的更佳“使用者”。因此，南京大会的到来，将从实际和象征两方面，也为我们提供在高层次反思、调整、组织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全局的机会。同时，当然，它也是使中国人文科学“走向世界”的“门径”；是向世界宣示一种朝向精神建设事业的、发愤图强的新人文科学目标：我们中国学者要继承全人类学术遗产，关注和参与推进全人类人文科学学术的进步。人类的一切优秀知识成果都将也同时是中国的学术成果。把国外先进科技（硬实力）当成“他人”之物而与之保持距离已属荒唐之论，把国外优秀人文科学（软实力）当成“他人”之物而不加“利用”，岂非同一不智？作为世界有数的大国之一，中国应不应该在软实力开发上“胸怀世界”？但不是抱残守缺地将无任何“可行性”的几千年前构想的“八卦图”和历史神话等无效地投射于世界，而是将世界一切优秀学术思想知识切实地“掌握”在手，将其均视为自家精神“财产”的一部分，而加以“拥有”和开发，并逐渐将相关成果投射于世界。这才叫做真地“胸怀天下”！

而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一些人，由于长期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学术文化的泛滥，其问题还不表现在从什么学术立场出发来反对中国学术现代化之发展，而是表现在纯粹从其私利考虑出发而坚持误导性宣传：即凡是海外华人学者搞的，就是高人一等的，甚至于包括其“道德节操”方面。（一些在海外养尊处优的人文教授，不知道有什么机会让他们表现出特殊的“节操”了。但集体宣传和控制“海外学绩”形象的作为，一点也不比大陆为少。他们排挤谁，吹捧谁，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现在一些人，干脆要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硬要把汉学“文化教养课”的水平拔高到“华人最高”水平。为此，他们特别反对中国学界提升西学理论研究水准的努力，因为他们自己在此领域的水平，只可能是常识级的。这一事实对于他们开拓大陆学术市场非常不利。因此他们绝不鼓励中国学界追求“人文科学理论化”这一中心目标，而处心积虑要使中国人文学术停留在传统资料学的水平上，以便使中国学界长久居于世界“弱理论国”的位置上。这就是：在今日地球村世界，仍然主张中国学界把“理论”还给西方，而让中国人文学术固守其非理论化的学术传统，并美其名曰“勿数典忘宗”！因此，同样是善于学术制度性分析的符号学，可以从根本上指出人文学术类别在性质、功能、目标、方法上的区分，防止海外“理论低水平”的人文学术，利用大陆崇洋慕外环境，来阻碍中国人文科学和中国符号学的积极发展。南京符号学大会的召开，将生动地展现传统人文学术必须朝向科学理论形态转化的逻辑必要性和历史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