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再谈：「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
本文拟向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朋友们以及一切中国符号学研究者谈一些有关中外符号学交流中涉及的问题。所论及的情况和解释可能与不同研究者的原有看法不同，因此所提出的个人经验，仅供参考。但是在此仍然要提醒读者注意，在阅读时，应首先区分一组相对性读解角度：针对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部分以及针对与学界整体相关的部分。符号学者应该同时维持这两个不同的读解角度，以便得以多面相地接触和判断符号学话题。此外还应该区分另外一组相对性读解角度，这就是：当前现实的角度和未来理想的角度。也可以说，前者是偏于静态的观察思考，后者是偏于动态的观察思考。符号学者和常规学科学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学术实践背景的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所以符号学实践对于学者的思考提出了更具挑战性、也更要求创造性的课题系列。而符号学的巨大思想价值岂非也正在于此。如果一国人都能以不同的身份，根据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对同一“奥运会”怀抱同样高涨的热情，那么为什么一切人文学者，尽管彼此身份、位置、角度不同，不能够对同一人文科学革新事业，抱同样的关注态度呢？学者应该比普通人更心胸狭隘吗？ 1。国际符号学 西方或欧美符号学派别众多，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也许有人记得，我们在80年代曾翻译过美国西比奥克的小册子（作为当时迎接他的来访准备之一）。在该书中他对当代法国符号学的偏于理论的风格予以激烈批评。今日一位美国符号学名家不久前还对我说，该书思想极佳。实际上，该书反映出西比奥克根本欠缺对欧洲人文理论的悟解，而欧美各派却共同使用着同一“符号学”标称，相互竟争着“名词解释权”。今日美法两国符号学主流互不相侔，其实彼此各有长短，我们在举办国际学术活动时当然要一视同仁。西方人文学界今日已高度职业化和制度化，学者均把追求职业性利益当作其治学的动机和目标。在此心态下，各人均采取“自我优先”的推销术。当遇到非西方情境时，更是加强了此类自我推销动机。而我们如果要采取追求学术真理和真相的目标，就会不免时时面对此类作风。为了促成合作，只能求同存异，尽量缓和彼此的矛盾。 2。中国符号学的介入 对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中国人的参与不过二三十年，而每次参加者人数极其有限。我曾警告过西方同行：不要把符号学仅当作“欧美俱乐部”。但是事实是，符号学大会一向在西方召开（经济原因），非西方（包括东欧）参加者中不少都是靠西方主办者的招待才能与会，结果仅能成为国际大会上的“跨文化点缀”，根本谈不到什么东西方学术交流。今后的情况还会如此。而这次大会在亚洲召开，等于给各方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彼此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相互协调，也在情理之中。有趣的是，从上次南京大会（2008）看，亚洲与会者倒并无兴趣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性活动。（为什么？此中的复杂问题须另文详述。）看来，许多非欧美符号学家，只愿意到西方去参加会议，不愿意到非欧美地区来（哪怕是参加国际会议，看来亚洲学者中许多人都主要对会址地有兴趣，而非对会议本身有兴趣）。此一现象再次证明，从实用层面来看，所谓全球符号学根是难以实现的（地区，语言，经费种种限制因素）。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呢？因为学术思想活动涉及多个层面，在有关当前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战略性间距”。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同时朝向不同的实践策略层面，以便能够全面的、综合的思考复杂的人文科学问题。（本人不久后将对此次国际大会的“划时代”意义著文进一步加以分析） 3。中外符号学交流关系 由于上述基本背景，我们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与折冲获得的南京大会筹办成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此中的确存在着双方的“美丽的误会”。本人作为长期协调人，对此“误会”的“机制”有所体会。这就是：西方人把此当作将西方学术在中国推广的机会。而真正关心符号学事业的中国人则深悉其中一个微妙的“吊诡”：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的研究可能并不需要西方人亲临“指导”，对我们来说认真“研读书籍”才是基本功所在。而当中国人打算推进“跨文化符号学”时才察觉：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多少西方人“参加”，因为他们并不懂多少中国文化历史学术（而汉学家大多只能浅尝辄止），更谈不到掌握现代化了的中国古典研究了。西方人对此并非没有“警觉”。他们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彼此“身份”的语义含混性，以及因此产生的疑问：到时候（在跨文化符号学领域）谁唱主角？随之想到，在东方举办的符号学大会上，谁为谁“服务”？三年来在无数次来往交涉中都可感觉到此间牵扯到的微妙“计算”：到亚洲来（特别是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历史资源堪称世界第一）开会，究竟对谁最有利？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一方面他们希望大会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参加，而另一方面马上想到：会不会因此“到时候”而导致“主次难分”？甚至于还会直接产生一种“语言恐惧症”！2008年大会结束后谈判时，竟然有西方人提到要为每一个外国参加者提供一名贴身中文翻译！因此，如果他们想到，到时候突然满厅满室都是中文在发音，面对此一彻底“异他情境”，欧美与会者该如何“感觉”和“自处”呢？此次在组织中国符号学论坛过程中，曾有过一次不愉快经验。一位北京某著名大学的院领导，拒绝该院人士参加论坛发起的理由竟然是：“该大会组织单位级别不够，我们没必要去给他们抬轿子”。我当即对联系人说：有这样的比高比低的“领导”，学术还搞得上去吗？他们不懂得：基层单位勇于承担重任，为大家服务，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至于会议的水平靠得是大家的共同参与和投入（所以那位不称职的领导明确暴露了自己的心态：不是关心如何提升学术本身，而是如何借着国际学术活动搞名堂，争面子）。但是此一微妙关系情境（抬轿子）中的潜台词是：如果扩大到国家间的学界关系时，抬轿子说也会出现！到南京来，究竟是谁给谁抬轿子？微妙在于：如果只谈西方学术，当然是中国人给西方专家“抬轿子”（很多单位就是这么干的）。但如果扩大到所谓“全球化符号学或跨文化符号学”时，“抬轿子者”的身份就开始游移不定了。这是在2009年秋西班牙大会前一些国际同行在斟酌南京大会申办对“学会”之得失时的“潜台词”。此“潜台词”倒真有其几分真实性！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到来直接意味着西方学术中心主义“身份”的必然“调整”。这在符号学领域最为明显！在国际比较文学或比较哲学领域，必然是西学理论为主，中方主要提供历史资料。但跨文化符号学则将包括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的文化与文明的资料；不再是原始资料本身，而是被理论化处理过的资料，因为符号学的资料就会是已加工过的、因此已包含着理论因素的资料。在这两方面中国符号学都可能有其独立性和优越性（跨学科理论创新的优越性），如果把这个前景看作一顶“轿子”，到那时谁在抬谁呢？如果说此一情境尚不至于马上出现，国际人士有没有必要协助促进其未来发展呢？这是一个国际文化竟争中的最大战略性问题：“师父”对于“徒弟”传授知识经验到什么程度对“师父方”最有利的问题（小说上常说的师父总要“藏一手”，徒弟总有需要去“偷学”）。小至个人间，大至国家间，乃至文明间，也存在着这样的隐隐约约的彼此“算计”。 4。跨文化符号学的推动 以上情况的实际出现和潜在的存在，其实都是源于今日国际学界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如果能够以追求学术真理为共同目标，就不会出现上述患得患失心态，就会尊重他人的优点，并有意愿向他人学习其长处并诚心传授自身知识予他人，而不至于去计较什么谁给谁抬轿子的问题。然而我们符号学学者当然没有能力“纠正”国际学界通行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准则。这是历史的客观性！（谁叫我们大家都生存在商业化大潮中呢）因此所谓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很久以来我已经想到，只有在中国学者之间才能加以深入推进。跨文化符号学其实极难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内部加以组织。现在当中国符号学刚开始要在国际场合提出跨文化符号学的理念时，就遭遇到一些西方学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质疑。而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国留学生文化，使得西方学者总是把中方学界人士看作与他们当初教过的中国留学生的水准差不多。留学时，当然是在学习西方学术，而回国以后呢？本来应该继续地、以及进而独立地发展和提升。可惜情况的确不都是如此。国内长期存在的“洋高中低”共识自然也成为洋人能够如此维持自信的社会土壤；他们还以为在中国学界追求某种学术特权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的中国符号学宗旨与以往流行的崇洋观念不同。原因在于：以往中方学者不重视理论层面的提升而是满足于对西方学术的亦步亦趋；而中国符号学则正因为强调理论方面的提升而增加了理论实践的自主意识，因此无论是西学中心主义还是旧学本位主义，都不再能够成为学术发展的当然原则和基础了。 本来从更深的学术理论思考角度，可以与西方学者谈一个特大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这要求他们先“改造人生观”：即以追求“集体真理”而勿以追求“个人利益”（学术声誉）为动机；这才可能导致他们愿意学习“己所未能”；如果此时力有不逮，也应学会“钦佩”他人，并乐意继续合作，共同促进人类人文知识的进步。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我们西方人需要你们东方人来教导吗？”）。中国传统的仁学立场当然与此个人主义立场不同，在国际学会委员会内多次论辨中，有一次我竟不得不摊开了一张“底牌”：如果跨文化符号学无法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内推进，我们中国符号学将不得不考虑将来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也就是暗示：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再与你们“搅在一起”了。等到申办成功后，在关于大会主题设定问题上又有人突然“感到不适”。我们最初提到的主题是：“全球化符号学：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反对方的潜台词是：在符号学领域内怎么能“东西并列”呢！多年来我在各种国际场合都提醒西方学者注意，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而不只是今日汉学界的教养学水平上的准资料学研究；也不是满足于资料本位主义的国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实质上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的水准，而且也将有助于西方人文科学对自身状态的深入反省和改进。（我在2007年芬兰大会上的发言的主题即为此）因此，到中国来开会，不是没有西方人向中国人学习的必要和机会。但他们又哪里有这样的全球化见识和额外“精神投资”抱负呢。当然，如上节所述，他们也并非没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中方的确会积极向西方理论学习。但此时另一个“小算盘”又出现了：这对西方学术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完全的好事？（如果有朝一日中国人深入掌握了西方理论，而西方人无法反向为之，那结果究竟对谁更好呢？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西方理论家特别看重一些只乐意做西学“引介人”角色的中国学者了，并因此乐于给予其各种“加持”，以助其在中国国内提升其学术代理人、推销人、解释人之资格。“既然你们那里如此看高西方学者，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再回到话题来，为了达成一致，最后双方各让一步。主题就变为今日这样：“跨文化符号学：沟通不同文明间的桥梁”。 有人说，这正是应该有的妥协艺术。对于一次性活动，当然需要如此，但是从长远看能够这样吗？中国人需要永远跟着洋人后面转以便被人“瞧得起”吗（美其名曰“获得国际承认”）？对于洋人，如果他们放弃了前商业化时代原有的正当人文研究态度，现代学界会出现这么多岐见和冲突吗？或者，难道说要大家一起“开学术party”就算完事吗？你以为在对他好，而仅因为标准不一样，他却以为你在对他坏（同理，国内学人之间也一样：批评一个人是为了帮助其真正提高，但他把此看作对他的“贬低”。于是，学者不是朝向知识真理追求，敢于了解个人学术能力的真相，以便有针对性地自我知识提升，而是到职场后转而根据现有个人资源寻求其即时性社会运用效果，通过种种“人际技术”的运用，以不断获得各种学界利得！）。但是，中外学术人生观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文明遗产中的确仍然保留有仁学的思想传统（虽然好仁者稀），而现代西学则已全面职业化、制度化、商业化了。由于中国仍然存在有此潜在的传统仁学精神，我们还可以如是怀抱学术改革的期盼或至少是达成理念上的共识：从个人角度看，学术是为了“学为己”和“朝闻道”的，而其结果则是集体性精神提升的目标：语言、文化、社会、学术都只能是集体性存在。（如果真能如此认知，就必然会勇于自省和自我改进，不怕认识自我的真相；是否乐于反省自身学术实情，勇于“苟日新，日日新”，可成为个人治学态度、潜力和意志存在与否的最真实表徵。精神弱者总是闪避和企图掩饰自身“缺点”，总是期盼社会对个人不断加以称赞（今日所谓的“知名度”）。为此，学人自然容易“不择手段”，民族学术遂必然难以有效提升！人文学术不是靠彼此吹捧来提高的。学者凑在一起，自拉自唱，实乃知识群体意志薄弱之象）对于“已经发达的”、已经高制度化的外国人文学界来说，当然也不再有此“主观伦理学”空间了：没人听你的，大家都有职业竟争“跑道”，各人均可按共同的游戏规则相互竟争，“合法谋利”。然而非常遗憾，如此一来所谓符号学就根本不可能搞和不值得搞了。符号学活动的难度涉及多个方面，没有正确的伦理学态度，万难“更上层楼”。对此，可以说，西方学者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各种“符号学技能”掌握者，靠此技能的“技术性含量”生存。而跨文化符号学的内涵却远不只是技能性的数量之积累而已。 5。符号学和学者的治学态度 如按照这种态度来搞人文学术，我可以坦告大家：连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没有什么比符号学界更容易搞“形式游戏上的花样翻新”了。所以，南京符号学大会的深层意义正在于：由于中外学术目标和环境的巨大差别，我们必须在南京大会之后勇于“走自己的路”。一方面，鉴于国内崇洋慕外的气氛，另一方面鉴于技术上向老外学习的需要，我们固然需要进行彼此的合作。但接下来，中国人文科学界必须认识到，中国学区必须走独立发展道路。这个独立发展当然包括着继续强化各种形式的西学研究，而另一方面必须朝向在中国学人自己之间推行的“全球化人文科学研究”，包括中国符号学研究。什么时候中国人文学者群体认识到可以在自身环境内独立推进学术研究了，中国的人文科学事业才会表现出成熟性，也才表明具有了真实的治学力量和实践意志。（内在的治学意识和外在的职业需要是两回事） 6。2012南京国际大会“征文启事”的特点 现在，我再把此次国际大会筹备会拟制的“征文启事”的特点简述一二。该文英文版（见本文附录）在最初曾引起一些国外学者质疑之后，现已获得国际符号学学会相当多人士的认同。也许对有些人来说不一定是积极的认同，但至少是可以“接受”了。在国外，“符号学”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各家各派，意见纷纭。我们的构思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基本内容的国际“可接受性”，也就是范围尽量宽广，以使得不同派别人士均可加入；其次，要把中国符号学跨学科思维的认识论基本点纳入，以展示与以往欧美符号学大会不同的方向。在此我们并不讨论“中国符号学”领域的特殊国学符号学研究的建设问题（这是中国学界自己的问题，外国学界因语言和知识的限制不可能介入），而是根据中国符号学立场如何组织国际符号学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在范围、深度、方面这三个维面上均有所创新。现列举于下： a。在现代符号学思潮根源方面，除了传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和皮尔士哲学外，不仅将德、奥、英、美分析哲学（今日其标称是“英美分析哲学”）全部纳入，而且将以胡塞尔为第一代表的现象学哲学纳入（今日所谓“欧洲大陆哲学”的最重要流派）。就人物而言，索绪尔、皮尔士两位欧美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祖师”之外，我们“不无突兀地”（对西方人而言）纳入了胡塞尔（我本来在等待着西方同行的质疑，庆幸竟然没有发生）。这是对当代西方符号学认识论框架的一个“突破”。索绪尔代表着欧陆派（主要是罗曼语系）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皮尔士代表着美国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胡塞尔则代表着今日欧美符号学界甚少关注的（与分析哲学一样，同样来自早期英国和其后奥地利的）“逻辑心理学”传统。简言之：符号学运作的对象应该包括：语言、文化、行为和心理这四大片。而现代欧（东西欧）美各派符号学本来都相当忽略心理世界的研究。那么为什么不也把精神分析学这样重要的学科、学派纳入呢？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但远远没有提供足够明确的科学结论。我们的符号学“根源”指的不是“对象”和“领域”，而是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其现有成就。对于后二者，精神分析学虽然多有独特贡献（弗洛依德和拉康），但均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和“比喻性”研究层次。 b。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全体的内在性、结构性联系：这一提法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运动中本来颇多近似主张，即把符号学当作一种相当于原先哲学那样的总体性学科。不仅早期莫理斯符号学就怀抱着这样的“学术全局性”理想，当代法国格雷马斯可以说是对此提出了最明确目标的符号学理论家。但是我们的主张的特点则是，不是“自我夸张地”要把一种所谓“符号学原理”应用到一切学科去（所谓“符号学帝国主义”），而是说要在一切有效的符号学成果与人文科学各常规学科成果之间建立全面的学术互动关系，使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因此，绝对不能像格雷马斯、巴尔特那样企图把语言学原理直接投射到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去，更不能像英美行为主义者那样企图以某种“新型科学哲学”来对人文科学进行统一的、理论妆饰性的解释。一位英国学者对此一观点评论到：人文科学和符号学二者之间真地存在着这种联系吗？（他们并无这样的扩大理论视野）二三十年来，欧美符号学日益朝向特定的学科形态发展，因此有意与人文科学常规学术进行“区分”，以维持符号学的“自足域”，本人二十年来对此趋向一贯持反对态度。将符号学当作独立学科来再组建的企图，充满着学科职业性利益追求动机，以致于使得二十年来国际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是我们的“潜台词”，当然我们不会在征文启事中对此明言。 c。我们沿用了符号学是“文化逻辑学”的比喻。这一选择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我们认为符号学是今日研究各国文化问题的第一重要方法论，如果没有此对文化世界的分析与解释作用，符号学就不会这么重要了（巴尔特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个却是一个“潜台词”：一般符号学理论不能被看作一种另类哲学。可以说，没有什么比在符号学理论领域内企图“建构哲学”更无意谓的了。这样一种“亚哲学”构想不仅进入不了西方哲学主流殿堂，而且因此离各种人文科学研究及文化分析的具体实践越来越远（行为主义方向的符号学流派只不过是硬把他们那类准科学性操作称作“符号学”，用以在符号学世界“争位子”。当然，今日在国际活动中，我们也不得不把一切“旗号”都接纳进来）。二十年来，我也在各种场合指出今日西方符号学运动中的根本矛盾：现代符号学的形成是基于其跨学科方向，而一些符号学理论家却一再以将符号学理论建基于某主流哲学之上为其理论之倚归。后者的思想方向其实是反符号学的。这是一个有关于当今西方人文理论中的关键性难题，也只能“点到为止”。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国际学术交往中的“外交学”部分：水至清则无鱼，此之谓乎？ d。征文启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非欧美文化传统”将正式在国际符号学大家庭“进场”。其“潜台词”是：非欧美人文科学研究将在全球化时代正式参与人类人文科学主流建设。这就是说；迄今为止西方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成就并不是某种“绝对的标准”或唯一“发展基础”，而是也需要予以“改造”和“重建”的历史性产物。换言之，在人文科学领域，东方有东方的问题，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不是说西方就“没有问题”。（同理，中国大陆的人文科学有自己的问题，而海外中文人文学界也有自己的问题，二者必须同时检讨，不是后者就不需要检讨；说不定更需要检讨。因为：大陆的学术发展问题本身比较清楚，而以西方教育为基础的、特别是在西方学界任教的海外中文人文学界的“问题构成”则不够清楚：他们其中一些人以为凡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以及特别是在西方任教的就不须再操心其后学术成长之“定义”的问题了，因此反而会因此放弃积极进取的主动性。顺便一提，之所以有此“问题掩蔽”作用，正因为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崇洋慕外“共识”，其本质就是“趋炎附势”！〔所以其本质就是“违背孔教”〕以为在物质层次上占据地位，在精神层次上就自然具有了“思想水准至高点”。我可正告大家：根本无此事。任何企图借助此崇洋慕外环境以在人文学界误导国人、并追求学界权势等级高位者〔符号学学者绝对忽略任何国内外学界之等级制度，因为到处都是名实不符〕，都成为符号学以及新人文科学创新发展之基本障碍）。 e。征文启事最后在暗示：大会的举办，不是代表着“我们比别人高明”，借机炫耀一番，而是：大家都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不是要仅以展示现有成绩为足（客观说，三十年来两岸四地的西学理论知识的增进确实是百年来最显著的，因此我们计划要在国际大会期间组织大规模中外文图书展示），而是更要展示现有问题所在：要有效地展示人类人文科学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当代西方一些符号学理论家的豪言壮语不同，不是满足于在别的学科成就上套上符号学术语，而是要切实地认识、呈现、讨论“符号学问题本身”。符号学要不断学习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无须学习符号学；符号学更要学习社会科学，而偏实证、偏应用的社会科学并不需要多少符号学分析（简言之，“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在思维的层级上要低一阶，虽然二者的对象域广泛的重叠着）。反之，各国人文科学都需要和符号学建立密切关系。因为人文科学各学科内古今中外混杂，语词概念含混，彼此争辩往往流于“鸡同鸭讲”，近乎无的放矢。（对于征文启事文中所提“传统文史哲饱受语义含混之害”的说法，有西方同行不以为然，问“有是乎？”。因为西方文史哲思想史本身正是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的基石之一，怎能“轻易贬低”？我的回答则是：如果没有问题，要搞什么符号学呢？不能发现古代大师的思想学术问题，我们还搞什么现代人文科学研究？那是对奉为“经典”的材料搞“利用”和“崇拜”，不是搞科学研究）符号学思维，就是要学会“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就是要学会发现问题。没有问题，只知道博闻强记，这不是做学问，而是做“学匠”了。（我最近提醒一位主持儒学讨论者：古代读圣贤书者中大多数应归为“腐儒”类，否则程朱当初何必说孟后无人？我故意这么夸张地提醒，无非是表白一个重要观察：把“圣贤书”倒背如流，不叫做学问和进行思考〔如果不叫做“忽悠人”的话！那是文字性“特技表演”，不是思维活动，而是心理体操一类的特技〕。今日这更成为职业性宣传手段，正足以妨碍民族学术思想的实质性进步）。 既然大会的功能之一在于展示今日国际符号学现状和潜能，我们当然要照顾到全面性和平衡性，特别是对立者之间的平衡：西方和东方，欧洲和美洲，西欧和东欧，古代和现代，理论和实用，历史和科学，诸如此类。即使在欧美符号学研究方面，我们也企图从跨文化角度考虑如何更深、更广地调度欧美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资源（对此，我们不是创发者，但我们可以是创造性的理解者和运用者。这是我特别要向国内学界传布的一种跨文化符号学以及中西比较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具“可操作性”的战略性立场）。因为2012南京大会毕竟是一次国际性大会，我们的课题系列必然要涉及人类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 7。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作用和任务 以上大致谈到了我们组织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复杂背景。那么这个论坛到底该怎样推进呢？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意义含混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大家该如何和衷共济地推进论坛的发展？其次，同样取决于大家的是：南京师大外院给大家提供了进行讨论的场地，而如何安排论坛节目只能是大家共同的任务。不是说我们大家等著瞧：你们如何安排论坛，然后我们再考虑是否参加。那样就有失中国符号学的精神了。中国符号学事业要求一种学术上主动的、合作的创发精神，没有这种参与精神，各人只想着“走着瞧”，看看有什么好处，那是不会有任何积极收获的。（1988年由我、赵毅衡、张智庭等发起的中国社科院“首届京津符号学座谈会”〔可惜没有了第二届〕上，百人左右的参加者，气氛热烈，而其中不少人仅因为看到“符号学”可能成为流行而发生兴趣，因此不过是赶时髦而已）具体来说，我们当然有所准备。首先看论坛发起人之间有没有主动的议题倡议。如果不多，我们也会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框架，供第二个阶段上大家自由选择参加。此外，所谓论坛发起人，就意味着，不只是个人参与的问题，而也是作为代表单位的符号学活动组织者。中国符号学一定得是一个集体性事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学术目标放高，放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只不过是借“国际会议”的“东风”（谁叫我们大家都这么“看得起”老外呢！）来筹划大会后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未来。没有这样的自力更生态度和魄力，中国符号学乃至中国的一切人文科学事业都只能是对外亦步亦趋而已（今日人文学界的所谓“走向世界”大多是这么一回事）。论坛发起人中颇多人担任领导职务，希望这个职务责任意识也能够扩展到单位常规业务以外的领域来。总而言之，“论坛”含有近期和长期两个不同的目标，后者甚至于更为主要。毫无疑问，我们会一直不断地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但长远来看，跨文化符号学或中国符号学的创新性发展只能在中文学区内部完成。这就预示了“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深刻国内外意义，其内涵和深度，并不是仅仅从此次国际大会中论坛的参与一事中看出的。也希望大家对此多加体会，不仅是关注和参与近期的活动计划，而且也思考其长远任务。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成立，固然因国际大会的召开而发起，其真正目标则是朝向国际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的独立发展。新世纪地球村的形成已经彻底改变了各国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学术运作是一国的，学术效果将是全球的。（仁学理念的实质是朝向各类“全局性”对象和目标：地域、历史、文化、学术等等；是决然向前看的。而企图把人类的宇宙时代拉回到两千年前儒教的“经学时代”去的设想，简直是痴人说梦，不知今夕何夕也！狭义儒学的本质恰恰就是反仁学的〔孔学形成的当初就同时提出了“反伪孔学”，即反乡愿学；二者实际上相辅相成〕；“儒教孔子”决然对立于“仁学孔子”。正是符号学分析有助于对二者的异同提出清晰的区别。不能区分二者，不仅对于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带来障碍，而且会在地球村时代引起异他民族的普遍误解。大小利害不分，认知混乱，皆源于传统话语本身的语义学含混性所带来的思维含混性。）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作用，现可简括如下： 1）首先，论坛及论坛代表联系的广大师生，可以从国际大会中体察国际符号学的现实状态及其学术方向，从中直接吸取相关学术经验和获得启示。论坛可成为动员两岸四地人文学者学生参加大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国际大会将给每位参加者提供与各国学者学生进行学术交流的方便。 2）论坛代表可以构思、设计、组织大会的圆桌会议和专题小组会，在大会期间组织与自身学生相关的国际讨论（参见“征文启事”）。 3）在大会上论坛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是国际大会的积极参加者，另一方面也是论坛本身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前者相关于国际大会的共同议题和参与规范，后者相关于中国论坛特殊的议题和参与规范。 4）不过，中国论坛的任务和作用并不限于2012国际大会，或者说，远不限于2012大会。论坛代表首先将从大会中取得关于未来如何在中国举办符号学活动的经验；其次将趁聚会之机商讨下届论坛筹办事宜。 5）虽然大会留给中国论坛本身的时间不多，仍然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此次机会组织有关自身现有学术思想的讨论交流。我们将视代表提交的计划数量安排国际部分和国内部分的比例。而10月4日全天将完全用于中国论坛的活动。 6）南师大外院领导最初提出的“论坛”构想，可谓“神来之笔”，一下子解决了我长年感到的难点：推动符号学需要集体性参与，但集体性如采取学会形式，必然又使其成为学者间争名夺利的工具。而且，此中竞争关系将成数倍的复杂，因为跨学科安排使得诸“异质性”学科间欠缺通行的“分级标准”。学会集体可能成为学者间“混战”的领域。而论坛形式基本上排除了这一风险。强化了参与者的平等性、服务性意识，有助于大家更多关注学术本身问题。 【注】：此文的撰写源于几天前发生的与国外某同行关于英文“征文启事”的争议与误会。动笔时误会仍在，故觉得此中体验应该也让国内朋友了解，以扩大见闻。但当继续改稿时，误会已经解除，“心理压力”已经不在。但是由此事件引生的认知性辨析仍然存在（笔者不得不在此国际同行观点争议中，在发往数十位国际学者的电邮中，再次提醒西方主流理论学者注意：中国人文学术聚会组织者，是熟悉“西方和非西方”两方面学术资源者，故暗示此次“全球化符号学聚会”的历史新起点：国际符号学界将在历史上首次面对人类认知的“全景图”），故又大幅度将原稿改写调整，以期展现一些更宽广的相关学术视野，用以丰富国内学者和读者的知性讯息（这是我们从国内外报刊媒体副刊上看不到的）。 李幼蒸 “2012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备会学术顾问 2011年2月2日，于旧金山湾区 【附录】征文启事英文稿和中文稿 The Nanjing 11th World Congress of Semiotics (I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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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Semiotics: Bridgi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ime: October 5 - 9, 2012 Lo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Modern semiotic theor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four theoretical sources originati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aussurea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Peircean pragmatism,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Since then a variety of semiotic theories in various field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developed in addition to philosophical ways of reasoning. Semiotic theorization is typically interdisciplinary in nature, indicating a pluralization of scientific thinking about mankind. This pluralized theoretical tendency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the unprecedented progress of current semiotic sciences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urrent semiotics has become a major impetus for structural reform efforts in the human sciences. After its hundred years of modernization contemporary semiotics has arrived at another turning poi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the globalization of semiotics, or cross-cultural semiotic expansion. Cross-cultural semiotics is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humanities of the West in our times. Unlike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 sciences, including their semiotic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deal with both horizontal and diachronic phenomena in human history. That means semiotics, as a constitutive part of human sciences, is fated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most difficult as well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human conditions. Semiotics is popularly called the logic or general semantics of culture. So it implicitly includes cultural-academic globalization and cross-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In light of comparative scholarship, this new -century semiotics signifies a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uropean-American and non-European-American intellectual sources, characterized by its strength in doing general-semantic analysis in respect to linguistic-expressive, behavior-communicative and institutional-compositional levels. In this sense, semiotic work,necessarily interdisciplinary, must be converged with the modern theoretical practice of all human sciences still partly suffering from its traditional semantically ambiguous composition. The typology of the scientific and the rational practices would thus be more relevantly adjusted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historical realities. Semiotics, functioning as a universal semantic denominator, will promote intellectual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cultures and disciplines. The Nanjing 11th World Congress of Semiotics will be the first IASS forum in history to be held outside European or the Americas. Substantially and symbolically it will provide semiotics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a suitable dialogic context for exploring the new orientation of global semiotic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1th IASS Congress, whose program will basically follow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established in the past IASS congresses, there will be also a parallel conference in Nanjing, the First China Semiotics Forum, which will provide additional opportunity for comparative-semiotic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epare the scientific program, we are requesting that interested participants initially present their proposals, or requests, for panels and round-tables to our scientific contact, Mr. Ji Haihong (semio2012@hotmail.com). The program will be arranged to reflect the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of those intending to participate. Online registration and formal submission of abstracts (200-300 words) will be requested later, according to the rules that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near future. Please send to us in your earlier convenience proposals or abstracts about any semiotic topics concerning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following fields:
The Preparative Committee of Nanjing 11th Congress of Semiotic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January 1, 2011 (the official website: www.semior2012.com) 国际符号学大会暨中国符号学论坛徵文启事 （1）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IASS） 徵文启事 现代符号学理论主要可上溯至现代西方大四大主要理论来源：瑞士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美国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二十世纪以来，围绕着这四大学术理论，在东欧、西欧和美国的诸人文学科内，形成了众多的符号学研究形态，特别是在语言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理论、电影理论、艺术理论、传播学、文化学以及哲学诸流派之内。自二次大战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陆续出现了众多与传统哲学理论形态不同的符号学理论形态，显示了现代理论方式的新方向。现当代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多元化发展，是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演变的自然结果。符号学成为新时代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新旧世纪之交的最近二三十年，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符号学的跨学科实践逐渐拓展到跨文化领域。有着悠久丰富历史和文化思想史的非欧美地区，逐渐成为新世纪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全球化演变的新兴学术舞台，从而在史地文化和学术思想两方面有力地扩展了符号学全球化发展的规模和潜力。随着非欧美地区百年来的现代化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和思想已经充分地为非欧美地区吸收，后者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了对自身社会、文化、学术、思想诸历史传统的现代化反思和研究，从而大大扩展了符号学的全球化发展规模。 符号学作为广义的“文化逻辑学”或“文化语义学”，涉及到语言表达、交流行为、学术制度诸层面上的多元语义分析实践；实际上，符号学成为人类人文科学整体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符号学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人文学术跨学科、跨文化实践的展开，反映了新世纪人类理论认知实践方向的巨大转折点：人文科学理论从历史纵向的哲学中心论传统向专业横向沟通的跨学科新理论形态的战略性转移。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及其全体已经相互密切渗透，符号学成为人文科学强化其现代科学属性的重要推力。人类三大知识领域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不同程度上已形成了各自的“科学系统”，从而为人类的认知和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性武器。正是在近现代极其成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功楷模的引导下，二十世纪以来人文科学也获得了长足的科学性进步，符号学则是此一进步的关键部分之一。在此过程中，符号学担负着在不同文明、文化、历史、学术传统之间进行语言语义、行为语义、制度语义层面上的有效沟通的任务，从而为人类多元化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进一步革新准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没有此多元化的语义沟通，不同文化学术思想传统之间的交流是难以有效进行的。2012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召开，将体现不同文明、文化、学术传统间深入沟通的愿望和努力，而现代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共享资源, 则为此跨文化符号学的推进，提供了知识论的运作基础。 鉴于跨文化人文科学和跨文化符号学的努力尚处于起始阶段。本次国际大会的主要议程，基本上仍然延续着历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主题框架进行安排。 正式会期共5天（2012年10月5-9日。10号为旅游观光）。各国参加者可完全按照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内个人的专业兴趣准备相关论文和筹组讨论方式。我们将根据提交论文的主题类别，首先进行议程安排。个人的和计划中小组的（专题讨论和圆桌会议）讨论主题可以相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大致可包括： ～一般理论和哲学， ～语言学和逻辑学， ～文学、历史和艺术， ～社会学和人类学， ～影视学和传媒学等 大会将为提交论文的参加者安排发言的机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会后将编入会议文集内，以继续扩大流通。 议程编制将分两个阶段进行。自本启事发布时起，首先请有意组织圆桌会议和专题会小组会者，将相关主题名称和组织计划，用 电邮发至大会筹备会联系人季海宏先生处（semio2012@hotmail.com,）。（对于已经准备参加大会者也可将个人完成的论文提要提前发至此邮址）。我们将根据参加者提出的项目建议，进行初步的议程分类安排，并同时发布注册方式。然后参加者再按照相关程序进行注册和提交论文提要。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备会启 （2） 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 徵文启事 在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期间（2012年10月5-9日），将同时同地举办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并于大会正式开始日的前一天（10月4日）提前举行论坛成立仪式和意见交流研讨会。论坛将以中文作为会议使用语言。欢迎各地对会议主题有兴趣的学者、学生报名参加。凡履行报名手续和提交合格论文者，均安排发言机会，会后论文将选编入论坛文集内，以扩大流通。参加者欢迎同时参加国际大会。 论坛与国际符号学大会同时举行，意义深远。国际大会的讨论内容涉及各国与会者共同关心的方面。中国论坛讨论的内容是由中国学界的特定条件、特殊立场和主题兴趣所综合规定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主题范围，将一方面包括国际大会的共同主题，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学界特殊的主题。后者特别相关于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问题和中国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互动关系问题。论坛的形成，主要由于跨学科学术交流的需要；论坛将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参加者提供跨域学术交流的平台。由于百年来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主要是在各专业、专科内部，分门别类地进行的。中国符号学论坛将参照国际符号学趋向，首次在人文科学领域之内和之间组织跨学科对话。一方面，在现代理论研究方面推进不同现代学科专业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的传统学术领域内推进文、史、哲、艺、宗等不同学术科别间的对话。当代符号学运动表明，各种跨学科学术对话是促进和提升人文科学整体及其各学科学术水准的必由之路。人文学术跨学科交流的过程也就是人文学术现代化的过程；此过程也包含着人文学术整体和局部的结构性调整目标。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领域，和其他学术文化领域一样，也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朝向双元的科学现代化方向迈进：即一方面参与推进国际和本国的人文科学的现代化改革，另一方面参与推进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改革。中国符号学论坛，将成为通过符号学学术交流来讨论如何促进中国人文科学及其各学科的现代化提升的全方位对话平台。本此首届论坛将对「中国符号学论坛」今后长期的运作方式进行讨论和制定规章。 本次论坛由于安排在国际大会期间举行，时间比较有限。在专业主题之外，还须讨论有关中国符号学及论坛进一步组织的事务性议题，故参加者可按照以下学术门类进行个人的和小组的议题准备。 1。一般讨论（有关“中国符号学”的身份、内容、方法、方向的意见交流） 2。哲学，逻辑学，认识论 3。语言学与文学理论 4。史学理论、考据学与考古学理论 5。影视理论与艺术理论 6。传媒理论和文化理论 自本徵文启示发布之日起，参加者可先提交集体性（圆桌会议和专题小组会）讨论的建议项目。我们将根据注册和提交论文和组织集体讨论议题的情况，进行议程安排，然后参加者再开始注册报名。注册与提交论文和建议的程序与国际大会的相同。欢迎参加者同时参加国际大会（使用大会通用语言或安排翻译）和中国论坛（使用中文）。在收集到相关资料后，筹备会将发布相关议程消息，然后有兴趣与会者再根据注册规定进行注册和提交论文提要。（请注意后续公告）。议题建议书和论文提要可发至筹备处联系人季海宏先生处。（semio2012@hotmail.com） 南京师范大学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筹备处启 (www.semio2012.com)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