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符号学对话的意义和前景 中国社科院国际符号学研讨会“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上的总结发言 李幼蒸 (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特约研究员 // 国际符号学学会理事) ----------------------------------------------------------------------------------------- 作者按语 本人2004年3月下旬应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邀请专程返京参加最初由我提案并参与联系及筹办的为期3天(26-28)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 。24日上午我首先应 约参加了 由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汝信前副院长主持的社科院座谈会，由我报告了国外符号学现况和中西符号学交流的意义，并进行了问答和讨论(参见中国社科院4月6日院报及网刊)。28日下午按照既定议程由我代表中方与会者作了会议总结言。在发言中我并未按写就的英文论文文稿宣读，而是另拟提纲在同声翻译协助下用中文即席发言。在总结发言中我被世界文明中心授权在此国际会议上宣布：1) 中国符号学学者将向中国 社 科院申办符号学研究中心；2) 一年多前在世界文 明 中心拟议筹建的中国符号学 学会 筹 备会今后将通过与高校合作进一步落实；3) 此筹 备 会名义可用于参与主持 今年7 月里昂第8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中的“中西比较符号学园桌会议”(园桌会议原发起者包括：社科院中国符号学学会筹备会，中国逻辑学会逻辑语言符号学专业委员会，美国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学会(ISCWP)，台北语言文本研究会，以及里昂高等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关于此次会议情况，24号我在座谈会上的报告，以及28号我在总结发言中的谈话内容，以后将另行发表。现将原拟英文论文稿译成中文先行在此发表。本文以后将会收入由汝信教授和波斯纳教授共同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英文两个版本)内。中国社科院院报，<哲学研究>杂志，<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德国学会会刊<符号学>以及<美国符号学会刊>等均将从各自角度以不同方式报导此会内容。 ----------------------------------------------------------------- 简目
本次国际符号学会议具有实质上和象征上的双重历史意义。首先据我所知，象本次会议这样的国际人文科学对话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因为很难设想可以在受到现存制度上和职业上限制的今日西方人文学术界会有可能举办这类高度跨学科---跨文化性质 的学 术会议：在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理论前沿之 间的学术对话。自然，作为集“古今中外”于一身这样的国际研讨会尚属初步尝试，但其学术实践的朝向性对于中西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而言均会具有深远的意义。从 符号学观点看，理论思维上的“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不再能成立了。在全球化时代，各种人类知识都应按统一的学术框架加以重新整理和定位。国际符号学学 会和中国社科院共同举办此次会议，意义特殊。中国社科院是由数十个专业研究所组成的世界大型社科研究机构之一，而国际符号学学会是国际上数十年来卓有成效 的全方位跨学科对话平台。两个机构本身都具有推动跨学科研究的条件和潜力，二者的合作必将进一步拓宽中西跨学科和跨文化学术理论对话的前景。 ----------------------------------------------------------- 当中国符号学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时，中国符号学和发达的西方符号学之间的对话能够产生什么积极成果呢？本文企图指出，中西符号学对话，不仅对于中国和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而且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一般人文科学研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加以阐释。
早在1994年柏克莱国际符号学学会第五届大会的哲学片会议上，我即指出不应把符号学定位为一门新的“学科”，而应将其视之为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工作领域”(今日可将其换称作“对话平台”)。注1) 无疑，符号活动存在于现行学术 分科 的 职业性框架内。符号学家的学术训练和教育活动都是依照学科制度加以组织和安排的，它们均与社会职业性结构密切相关。但是，符号学研究的固有倾向正表现于其 突破现有学科界限和寻求学科间互动的特点上。为此，符号学不应当也不可能寻求在单一学科内部建立其理论的和实践的基础。按其内在本质，符号学既不可能具有 实用主义哲学的或现象学的理论基础，也不可能具有什么语言哲学的基础。例如，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企图为其“一般符号学”建立语言哲学基础的观念是与符号学 的性格相矛盾的。注2) 按照西方传统人文科学，各种哲学流派均企图成为具体学科或整个 人文科 学的“基础”。如果把符号学看作人文科学学科大家庭的“一员”，看作一个具体的学科性实体，自然就会想到可为其奠定某种哲学基础，以便使其可运作在既定学科框架内从而获得系统内部的支持。这种思考方式也由于混淆了“符号学”身份的两个层次：部门符号学 (战术层次)和(一般)理论符号学(战略层次)。作为部 门符号学，符 号 学实践紧密地与其对象所属的各个学科领域相关(尽管在此仍然应区分对象和对对象的运作方式)； 而作为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或作为理论符号学，其构成必然是跨学科性质的。当跨学科运作扩大为跨文化运作时，对符号学身份问题的理解将更为重要。此外， 符号学也不能期待以其它单学科理论为其基础，如语言学理论。现代符号学主要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的，但它很快结合了其它相关理论资源，因为“意义” 问题具有极为广泛和分歧的形态和功能，并非可以仅只还原为语言语义学。当然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还原主义也同样并不可行。但所有这些学科，包括哲学，都是符号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反对符号学理论的单一学科本位基础观，但也同时强调其与各学科理论的普遍相关性。 符号学作为广义的文化和学术语义学涉及以下基本问题：记号和句法的构成和功能，意指和交流的方式，实践和行为的效果，以及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各种制度性环 境。这些概念和方法系统可以普遍地应用于一切文化和学术对象，这也是符号学作为普适文化语义学和学术语义学可能存立的原因。符号学作为普遍语义学的构成和 功能使其成为人类文化和学术得以普遍沟通和相互有效比较的工具学。为了促进这一跨学科和跨文化普遍语义学工具的完善，中西比较符号学领域内的对话是极其必要的。 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人文学术含有一丰富的历史维面，不论其科学性内涵如何发展，均系如此。这就是说，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研究 领域各有其自身的历史话语积累，以致于诸相关现代学科均包含着两个部分：两三千年的历史性话语和现代科学语汇。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无论在中在西，却始终 未曾彻底蠡清，这一情况遂成为科学时代以来各种观念混乱的根源之一。如果说，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方面不断增加，以致于不同 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学术之间也不断增加了可沟通性，但其各自含有的历史话语之间的有效沟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就今日中西文化学术交流而言，在自然科学领域内 并不存在任何区别，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区别也日渐减少，而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彼此的严重分歧性却依然如故。这一事实今日可被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视之为正常之 理，却不知这正是今日人类思想分歧的主要缘由之一。为什么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不同文化传统间不易沟通？因为人文话语涉及语言，意义，感情，价值，信仰，心 理，道德，行为意向以及历史过程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使得人文观念的构成及其表达方式具有多方面的含混性和歧义性，它们与以外在事物和外在行为为对象的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构成上极其不同。在我看来，符号学的任务主要在于处理各种语义含混话语，因此与人文科学关系最为密切。这也是为什么在2002年杭州符号学研讨会和本次北京国际符号学研讨会上我们都将会议主题拟定为“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之关系的缘故。质言之，符号学作为广义语义学其主要任务正在于处理语义含混对象，符号学遂成为中西人文科学合理化发展的必要手段之一。 近代以来，人文学术的科学化过程主要始源于和发展于西方，“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名目也是来自西方。当代中西学术交流恢复以来，中国展开了对西方学术各领域全面学习和吸收的过程，包括人文科学。西方学者也以先行者心态积极向中国学界传授新知新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情况一目了然，在此可以不谈。在 人文科学领域内西方同行会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秉持科学时代始自西方的公识，继续以科学理性代表者姿态向中学灌输西学理性传统；另一方面依据 当代西方文化多元化和批判启蒙时代精神的共识而提出东方“有权”保持其前科学时代价值观的立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始终语焉不详。这种含混立场的长期存立 有一外在原因：全球对西方学术教育制度绝对权威性的共识。于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想内部的上述含混立场遂可透过全球实用主义和“唯势主义”而对中学发展方向产 生持久的影响。为什么符号学有可能不受此趋势制约？因为其跨学科(同时也就是跨文化)倾向使其与西方学术制度结构和规范必然形成对峙和张力。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立场间，符号学立场可促使西学松驰其西学中心主义。 对于人文科学理性成就而言，西方应该认 识 到 西学对其历史维面研究的现代化才开始不久，而非西方学术历史维面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所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成就一方面是初步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完整的。当代 西方人文科学面对着两个有关自我完善的要求：没有非西方历史话语部分，西方历史话语部分不足以成为人类历史话语研究的完整对象；不完善的西方人文科学成就 不足以成为评点非西方人文学术得失的充分理论基础。始自西方的近现代人文科学面临着在全球化过程中自身改造的问题。而符号学为此提供了基本的工具。另一方面，从各种部门符号学内部形成和发展的符号学也并非孤立的学术存在，它生存于全体学术世界，特别是全体人文科学内部。我们应该充分把握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多方面的互动关系。 因此，对今日西方人文科学而言，非西方学术传统也应逐渐被视为全球化过程中西学自身的组成部分。自然，现当代西方各种比较研究即为此种趋势的部分体现。比较研究的未来发展却取决于方法论的有效改进。如果所谓比较研究只是以现有西方学术立场和方法对非西方材料的简单“加工”，其成就是比较有限的。比 较研究的根本目标不应只限于扩大西学现有“地盘”，而应使其能够也参与推动对西学内容构成方面的革新。为此目的，首应改进和发展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广义而 言，符号学是一切比较研究的普适方法论，包括各种中西比较研究。中西传统文化学术的符号学比较研究则有助于进一步突显中国传统学术的“西学相关性”。中国 学术传统不仅是西学的重要“异他者”，而且是其必要的“对话者”和“补充者”。原因如下：a) 中国学术 是一 切非西方学术传统中最长久和最具连续性者； b) 在所有西方的“异他者”中 ，中学 在实质和形式两方面都具有最明显的“异质性”(如西方长期面对的中近东的“文化他者”及其所谓的“东方主义”实际上充斥着西方因素；注3) c) 学术全球化趋向要 求 西 学主流理论也必须在扩展的文化视野中对其传统学术运作基础和方式进行合理化重组，在此任务中现代化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研究必为其第一重要的参照对象。 如果根据现有西学制度和惯习，此处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往往会被忽视。因为各种相关学术似乎正在西方现行比较研究和汉学研究领域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问题 与前述中近东学术一样，如果中西比较研究是在西学现有框架内安置的，其方向和方式必然受到现行西学基本性格的限制。我们不时可见一些中国学学者会以其西学 训练资历作为其国学研究已具现代化水准的证明。(不幸，骨子里坚持“西方高过东方”观念者中颇不乏各种东方学专家。) 因此，中学的重要性不是可以在现行西学框架内被充 分认 知的。如果学术机制包含静态和动态两种面向，我们应尽量掌握西学世界的动态生命或能动性机制，以克服其来自制度化惰性一面所产生的限制。符号学作为跨学科研究倾向正有助于我们实现此学术革新目标。符号学使我们有可能看出现行西方学术结 构 和功能的局限性方面，并了解为什么现行西学尚未能充分领悟中学传统重要性的缘故。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今日人文科学世界内的西学部分和中学部分各自均面临着现代化和合理化改革的任务，此外它们还共同面临着彼此充分有效沟通的任务。其实此三大任务彼此相通，它们都是人类认知整体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方面而已。 对于西方同行，我们必须提醒注意一种偏见。人们以为目前存在着甚么“中西文明对峙”，“中西学术对峙”或“中西信仰对峙”。这类偏见一方面源于西方主流学 者对非西方世界欠缺语言沟通条件和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源于西方的汉学学者未能充分借助西方主流学术知识来提升自身理论思维。此外实用主义的粗糙思维习惯也 使其难以组织精细概念系统。今日根本不存在这类世界观二分法。就中国而言，不仅绝大多数人的知识结构与西方人完全相同(数理化加电脑，驾驶，投资)，而且其人生观也大体相同。只要看看全球青少年多以比尔-盖兹和歌星球星等为模仿目标的事实即 可为证 。 就人文学术世界而言，中国学术实由中学和西学两部分组成。今日“中国学术”的身份须由中西传统共同定位，而“西方学术”的身份仍然只能由西方传统定位，这 一中西比较研究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实足令人玩味。这样，所谓中国人文科学实际上应该包含着全世界一切重要的学术遗产，而并不仅限于中国历史传统资源。我 们甚至可以客观地说，中国学术界不应如此过谦而应认识到唯其才有能力承担的一项时代任务是：全面地贯通中西学术。如果事实上只有中国学者才有条件既兼通中 西语文又兼通中西学术理论，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于作为沟通各学科和各文化之语义学工具的符号学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因此，从前述狭义 中国学术概念来看，中国人文学术应该受到西方学术的充分重视(作为其学术“诤友”)； 而从上述广义中国学术概念来看，中国学术对于西方学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则更趋明显。从地理上说“中国”仅只是一个地域和行政单元，而“西方”是一个更为广 大和繁复的地域行政综合体；而从文化上说，“中国”和“西方”则足相匹敌，二者均是人类历史上平行对等的存在物。我们正是从这一深刻角度来提出“中西比较 研究”和“中西比较符号学”等概念的。 “中国符号学”一词有三个所指：作为文化历史材料(历史)，作为当前学术活动的地理范围(地域)，以及作为当前一种部门符号学的综合领域(学术)。作为活动地区，中国符号学既是所谓“东亚符号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符号学的一部分。这次我们举办的北京中西比较符号学会议，显然主要还不是出于促进地域学术交流的目的，而是出于促进不同学术文化传统之间对话的目的。今夏在里昂即将举办的第8届 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主题是“跨文化性和全球化”。如果说，国际符号学学会构想这一主题主要出于促进符号学学术地域性扩展的目的，我们则不妨也可将其视之为具 有“文化性扩展”的含义。“跨文化性”就是指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对话，而如上节所述，中国堪称第一非西方文化。按此理解，里昂大会的议程中应该突显中 西比较符号学的部分。甚至在此不是为了突出“中国”，而是借助中国符号学的介入以促进世界符号学本身的自我省察。中西符号学对话的效果肯定是中西双向的。 希望7月我们在里昂举办的“中西比较符号学园桌会议”能够对此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此顺便感谢本次北京会议使我有机会在面对国际符号学学会正副会长和各国理事时可更完整地表达我的这一观点。 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符号学对于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现在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以及进而与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相关性。为此须要再来看一下“符号学”的内涵问题。现代西方符号学学说派系繁多，但它们均应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符号学运动的产生是60年代以来的事。国际符号学学会最初的成立固然有广泛的欧美国际背景，特别是西欧美国和前苏东国家之间在符号学领域展开和解对话的背景。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兴起才是最有力的思想推动力。不久前过世的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对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强烈批评，中国在15年前已加以出版介绍。注4) 美 法两国符号学界关于符号学性质和发展的见解如此不同，但大家都需要借助同一个学术标称“符号学”来共同面对于分科过严的当今学术世界。对于中国符号学界来 说，这也是一个有关如何明智地“运用”符号学标称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世界符号学，我们必须采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态度。我们将给西方每一种重要的学说 以充分表达自身价值的机会，鼓励其与中国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但是已有百年全面学习西方学术历史的中国学者现在对于西学已有充分独立评估和运用的能力，因 此不会或不应发生简单“跟风”的情况。应该指出，无论对于符号学来说还是对于人文科学整体来说，中国学者中对于美国方向和对于法国方向有兴趣的人都不在少 数。就符号学而言，法国的语言语义学方向和美国的行为语义学方向应该说都各有特长，而前者更加相关于人文科学，后者则更加相关于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片均属人类学术整体内之不同组成部分的宏观角度看，美法人文学术方向的分歧基本上是学术社会内部分工方式的差异。但是就符号学理论认 识论来说，我个人特别重视法国结构主义方向的努力。为此既不能盲目追随法国所谓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也不能盲目追随美国行为科学主义的方向。对于中国符号学 和中西比较符号学的发展来说，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运动的遗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西比较符号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中西历史话语可比性的语义学基础，对 此法国诸部门符号学的成就提供了富于启示性的重要范例。相比之下，数十年来美国符号学主要关注于社会行为沟通和信息通讯层面的结构和功能分析的问题，其科 学学性格大于语义学性格。然而总起来说，语义符号学和通讯符号学都是符号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自的任务和领域互有不同。按此它们均可对中国学术的不 同方面发挥不同的积极作用，但不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强行推动一种单一符号学立场而排斥其它符号学立场。 世界人文科学，中国人文科学，世界符号学，中国符号学，中西比较人文科学以及中西比较符号学等等，都是人类学术全体的不同而相通的诸组成部分。重要的是对不同组成部分内容按不同任务和功能的需要灵活机动地在运作策略方面不断予以合理的再划分和再调整。不同学术部分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活动实即人类学术整合实践之体现。中 国历史材料和西方理论方法之间的互动也即属于今日人类学术再整合实践中最富创意也最为困难的学术对话类型之一，而中西符号学对话又恰为此全球化时代学术实 践领域中的核心部分之一。换言之，中西符号学对话不仅是中西人文科学对话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世界符号学朝向全球化再调整努力的关键性步骤之一。中西符号学 对话一方面推动着各种具体符号学研究项目的进行，另一方面关系到世界符号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今日西方符号学理论主流处于一种由哲学基本主义和美学性转化二 者所组成的“相反相成”张力场中。前者泥执于一种僵化理性主义，后者放纵于一种艺术性非理性主义。这种态势反映着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也受到西方人文科学理 论整体方向的影响。中国符号学以及中西比较符号学的出现，一方面有助于促动西方符号学理论的自我反省和调整，另一方面有助于促动中国人文科学本身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符号学的任务和效用所具有的这种双向性，应是世界符号学可将其视为紧密同伴的真切理由之一。这也正是今日国际符号学跨文化转向之深意所在。因此，“跨文化符号学”不仅是西方理论向非西方世界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西方理论借以自我更新的过程。 -------------------------------------------------------------------------------- 注1) 参见 李幼蒸：<比较人文学的认识论问题：从符号学观点看> (英文版)，Peter Lang，法兰克福，1997。第27页。 注2) 艾柯说：“如果存在有某种可称作是‘一般符号学’的东西，它必须是讨论上述问题的话语，而且这种话语是哲学性的。在任何情况下，它均须处理由语言哲学提出的问题。”(艾柯：<符号学和语言哲学>，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4，第7页) 注3)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些中近东学者往往以其英语文学系背景作为其 在“大 西洋文明”范围内得以自显于西学主流之中的资格证据。 注4) 参见陈启能(编) ，T-西比奥克(着)：<福尔摩斯符号学：符号学和福尔摩斯学 比 较 研究>，中国社科出 版社 ， 1991。 1988年初我们在中国社科院组织第一次 中国 符号学座谈会前后，曾 计划邀 请以西比奥克为首的美国符号学家来华与会和 讲学 ， 准备倾听美国学者对法国学术的批评，而当时我们已在十年中出版了不少有关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着译。其实早在数十年前中国学者已在研究美国莫理斯的符号学哲学和欧美结构主义语言学。80年代以来我们对德国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方向的心理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也展开了研究。当代中国对俄国和前苏联符号学的兴趣始终浓厚。我们对近邻日本30年来有关逻辑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研究保持着密切注意。因此中国符号学对世界符号学的关注是全方位的。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