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就要动身去拉克鲁尼阿参加第十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了。我这才意识到这次西班牙行，距离我1989年春去巴塞罗那参加第四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已整整20年了。自1989年首次加入国际符号学学会并当选理事后，与国际符号学各界的接触渐渐多起来。以我的年龄，实在没必要再千里迢迢赴会了。但是这次与会增加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和南师大代表团一起争取第11届 大会在南京举办。我在说服西方同行赞同此议的诸多理由之一竟然是：当人文科学在西方越来越不受重视的时代，我们把作为人文科学理论探讨前沿的国际符号学之 大会，放在社会主义的和文明古老的中国去举办，这将会给“西方”一个多大的“震撼”，将会多么有力地刺激西方学界的自我反省呢？人们会说：“什么？符号 学？什么是符号学？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对西方的这个学术偏门感兴趣？”当人文社会科学在西方越来越不受重视的时代，我们在西方的“对跖国---中 国”来举办以西方人文理论为主体的大会，该是多么具有世界性、世纪性乃至戏剧性的全球学术界盛事！我对南京师范大学的申办同事们说：这将不仅是中国符号学 发展过程中的大事，而且是中国学界替国际符号学学会办理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学界在国际符号学学会面临诸多困境的时期积极介入国际人文科学前沿活动的一次 “划时代”盛举。它将预示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新方向：中国学术不仅关心于重振自己文明的过去，也关心于参与推进世界文明的未来。有着三千年精神史的中华 学术的后继者们，绝对不会甘于做依古自重、抱残守缺的精神懦夫，而应积极面对艰困和真实，在历史上首次到来的全球化时代，对于人类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进行 创造性的独立探讨和判断。

只是到了成行前我才意识到一件有趣的巧事：1989年我到过西班牙的东北角上的一处“世界港口”，20年后我将来到西班牙西北角上的另一处“世界港口”。两个港口，历史上标志着人类身体性的勇者之功---发 现了“物质新大陆”，它们参与促成了几百年后的“世界之平”。今天我们人文学者在自然学者的辉煌进步面前不免惭愧，但人文学者无不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 完成类似于人类物质性探索成就的精神探索。这次国际符号学大会在此历史性港口的召开，岂非可以象征着国际学者对朝向一种“精神新大陆”的向往？今天收到的 大会主席的最新通告说，希望符号学能够对今日“过当”的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探讨。国际符号学学界颇有学者关心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去年举办的“南京国际文化 符号学研讨会”上也有几位外国学者直接讨论西方社会道德性问题。符号学，人文科学，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无比重要。但是国际学者们的思考成绩如何 呢？不少西方学者们却未曾悟透符号学已经证明人类伦理学思考方式必须改变：一种符号学伦理学不是直接朝向社会现实的，而是朝向人文科学现实的，其对象是学 术本身，而不是社会本身。因为科学时代的人类实践必须分级、分类进行，正像科学技术一样。科学技术实践是有规有序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应用也应该是有规有 序的。用从前“大炼钢铁”的起哄方式来进行实践是不行的。可惜一些国外人文学者也喜欢在小团体内豪言壮语，自拉自唱，其实质不过是“做秀”而已。符号学绝 对不是什么直接用于复杂社会实践的灵丹妙药，而是人文科学重建的分析工具。

今日得悉，仍然健在的“首席”符号学家艾柯再次不能到会了，本来大家希望聆听他对符号学发展现况的最新意见的。记得1989年在巴塞罗那，1984年 在伯克利，他均曾发表主题演讲。艾柯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理论性探讨。这并非表明其“江郎才尽”，而是反映着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停滞的客观现状。西班牙大会主席 一年前就说，“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探讨解决符号学危机的办法”。在应对此一理论性挑战之时，我的看法仍然是首先要批评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文科学观”。2007年的上届大会上本来也宣告过艾柯将到会的消息。针对这一可能对话机会，我那次的会议论文是“符号学和古代历史”，强调了实在论和实证论的重要性（也恰巧在今日，我收到了芬兰海运来的该次大会的3卷 本大会论文集。该文也收入于我的中文论文集《历史和伦理》）。这次本来又以为艾柯会到会，我的会议论文题目遂选择为：“理论符号学家是人文科学跨学科研究 的再组织者”，副题是“欧美中心主义和全球化立场的对立”。论文的重点是强调坚持人文科学“科学性”的重要性。第一，我们要坚决反对虚无主义；第二，我们 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必须增强符号学的科学性，也就是强调理性在人类生存和活动中的无比重要性。对艾柯所代表的符号学反理性主义，则必须本著跨文化学 术立场明确加以批评，不能因惧其名势或出于实利顾忌而不敢申言。学术聚会，就是为了有机会相互批评。

我们看到了国际符号学组织者间存在着有关基本思维方向的问题：是探索学术真理，还是仅只为了追求“符号学事业的成功”。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其次，我接触到的 西方学者都很少考虑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方法之间的有效关系问题，好象任何一种学校认可的“学说”都可以用来解决社会文化问题似的；于是人人都像广告商一样 只想着如何对外宣传自己和本派的现成学术成就。在此我们大致遇到两种倾向：专业性方向和思想性方向。前者的优点是“专深”，后者的优点是“广博”。但是符 号学思考方式让我们可对二者都提出批评：专深不见得“对题”，广博可能“失焦”。因此“专家”之论往往过迂，“通才”之论往往浮泛，二者的“理论话语”当 然都可以通过人文学本身的传统含混性而一直有效寄存于学界和思想界。而符号学则促使我们首先将思考针对于“方法库”本身，也就是不断检讨改进自己的学术构 成本身。符号学家必须比其它人文学者更具有自我反省和批评的意识，更敏感地注意到人文科学本身的改进问题。前述符号学大会面对的“社会批评”和“伦理道 德”论题，因此都有一个首先要强化人文科学理论本身的任务。而大多采取学科本位、职务本位的西方符号学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当然，对此，各类人文学者的认识可能都还不够。例如，作为西方世纪显学之一的西方现象学专家们，就不免是大多专深有余而创造性思维欠缺，到头来胡塞尔学竟然 连一个称得上是“继承人”的都没有。似乎经典学的越深，创造力就越差似的。而另一方面，萨特之类任意发挥想象的所谓“现象学思想家”们，不少人不过是利用 胡塞尔术语作为其人文话语的理论修饰术罢了。这一现象表明，人文科学的专科学术实践是一回事，该实践成果的价值和意义是另一回事。跨学科方向就是要我们将 专科学术和跨学科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是，我在本论文中提出了两种意义说：专科性的“第一意义”和跨学科的“第二意义”。二者必须辩证结合，相互推进。 一方面要在专科实践内争取选择性地深而又深，另一方面要在跨学科层面上争取适切性地广而又广。为此我们必须调节个人知识结构，促进集体性的研究意识和方 法。与此相配，符号学家应当强化自己的道德意识和集体意识。但是西方学界是绝对个人本位的。这种个人本位观结合到职业功利观，必然妨碍着集体性合作意识。 整个人文科学界，其实无不如是。中国学界又何能例外？港台美华学界何能例外？如果我们只是想根据自身现阶段的学术条件来“著书立说”，以期“流芳百世”， 就是在走着同样的个人本位之路。我们看到，到处都是学者的“人以群分”，分别在自己的小团体内“自拉自唱”，以留下文字记录为目的。一种符号学伦理学精神 则正相反，它要求学者调整心态和方法，首先向自然科学家的严格性看齐，参与真正有意义的人文科学建设。

我在准备的论文中再次向西方符号学同行坦率地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德里达不反对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却要反对人文科学的理性主义？为什么他不憎恨自 然科学的科学性，却要憎恨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指“理性就是力量”。所谓理性就是力量，即是“科学就是力量”。一些西方前卫思想 家们处心积虑企图瓦解人文理性，究竟何意？究竟何为？我再次强调，符号学一定要成为一种科学，而不是成为一种唯物质主义时代的艺术性玩物。如果两三年后大 家真的都汇聚到了南京，希望我们中国的学者，本仁学精神，一起来把国际符号学的理性主义大方向摆正。符号学的国际聚会，也将是体现仁学现代化、让仁学走向 世界的大好机会：没有一种有效的仁学伦理学，人文科学是无法推进的；而此处的辩证法是：伦理学又必须建立在有效的人文科学的（而不只是传承哲学的）基础 上。新仁学将在世界人文科学重建的事业中发挥其精神引导作用。

进入国际符号学学会以来的20年，也是我与国际同行不断冲突和对话的20年。因为欠缺涵养，我经常与我的西方“邀请人”发生麻烦（这些都是我未来撰写“忆往叙实”回忆文章的有趣题材）。包括前任和现任会长。因此不时发生退出符号学活动之念。然而命运总是把我不时又拉了回来，促成了“孑然一身”与会20年的机缘。90年代初我就深知符号学乃至哲学、人文科学的根本问题是一种“学际互动关系”问题，而不是各种学科本位的“原教旨主义”贯彻的问题。90年 代末以来我在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的事业中瞥见了附加的另一种积极因素：扩大人类跨学科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跨文化这种类型的跨学科实践。中国符号学作 为新兴学科，包含着一种潜在的一般理论性启示。但是有效参与这些新的学术创新实践，要求学者有其“仁学”的发心，而不可能只是靠或抄袭祖先或抄袭外人来自 满自足。参加一种有价值的学术实践，首先要求学者做出自我学术革新的努力，而不是简单地宣扬个人“学术成就”。仁学的学术发心，就是要我们独立学习奋进， 而不是搞各种学术投机取巧。“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至理名言。仁学就是“学的人生观”和“学的实践观”。这难道不正是今日国际符 号学界最需要的精神吗？我在文章最后形容说，符号学将成为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火车头”之一。但我并不是说任何自称为符号学的学术都已具备了这样的 资格。情况也许正相反。在最深的意义上，今日符号学实践是在广义象征性层面上推行的，正如一切人文科学实践一样。也许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喻：符号学的辩证 实践，既是以实蹈虚，又是以虚蹈实，着力点在虚与实之间，在东与西之间，以及在个人和集体之间。

从西班牙大会信息通告中得悉，会间有一天会组织大家去附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旅游，这也是1988年秋举行“胡塞尔逝世50周 年学术研讨会”的地点。那年我初到德国，夏秋之际活动较多，虽为受邀学术委员会委员，却因参加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而遗憾未能去西班牙与会。那次胡 塞尔现象学大会，应该突显的是胡塞尔学术追求的“根本性”精神：现象学家就是“永远的开始者”。我们不须泥执胡塞尔的具体思考程序，却须学习他的科学追求 精神（可惜这种精神后来被他的背叛弟子、纳粹思想同情者海德格所误导而大大丧失了效力。）。今日符号学正是处于新的起始点。未来可能举办的南京大会上，我 们要其成为人类符号学探讨事业的另一个新起点。1988年 秋未能参加那次西班牙西北方的现象学大会，却同时在慕尼黑会议上提出了论述和批评波兰现象学者茵格尔顿的论文。所批评的是茵氏乃至波兰其它人文学派的“机 械实在论”。最近重读胡塞尔和茵格尔顿通信集，茵氏一方面为胡塞尔追求真理的执着所深切感动，另一方面却未能深入领悟所谓先验唯心论背后的真实理论意涵。 结果，所谓现象学运动中的理性派和非理性派，都只代表着一段思考方向上的尝试而已。符号学则要求我们对一切现成思潮的效力不断加以再检讨，再改进。不可能 躺在已故知名学者的背上自满自足。20年间在西班牙西北角同一地区先后举行的两次人文学术理论大会（现象学和符号学），总的目标是一样的。我却从中看到根本的问题是学者的心态问题。30年 前我在中国学界率先引介的“三学”（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根本不是源于对这些“西方时髦”的追慕，而是视之为学术提升的有效工具之一。但是，这些西 方学术中的确含有浓厚的“时尚”因素，结果我在国内最多加以引介的现代德法思想，竟然成了学风堪虑的领域之一。如何介入和运用新知新学并取得正面成效，一 切取决于学者的心态。以文聚友，既可以成为“以友辅仁”的手段，也可以成为“拉邦结派”的手段。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方向讨论都错置了重点。问题根本不是应 该学什么、研究什么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学、如何研究的问题。后者的答案首先就是学者的心态问题。有什么心态，就有什么样的学术质量，投机者虽然可以混淆是 非于一时，却不可能得势于长久，但受其负面影响者，还不是学术本身，而是所造成的方向和学风。后者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和世界学界广泛沟通融合，资料性的研究进展幅度可谓空前。但急功近利心态可以导致整体学术方向的根本性偏误。所谓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和学 术，也有可能导致民族人文学术趋于全面商业化发展。本人前已指出，中国的西学理论界具有本质上成为“抄袭文化”的危险。读者只知道用中文抄袭中文资料为抄 袭，却不知用外文抄袭外文再将其“转化”为中文，其抄袭性质相同（而多一隐蔽效力，故学风负面效果可加倍严重）。读者又会误以为，此种弊病只发生于西学， “国学”可能正是对此西学舶来主义进行的一种纠正。其实，“抄袭”是指一种学者心态或心术：即通过“模仿”他人之作以速达名利的投机者行为。如此，西学、 中学，不过是材料的不同，手段的不同而已。国学之抄袭性只会比西学更严重，因为手段更方便。一种来自港台的幼稚看法似乎是：抄袭西人算抄袭，抄袭古人不算 抄袭。这不是明显的欺人之谈吗？“数典不忘宗”者，不正是明摆着要求你抄袭祖宗吗？（我真不知号称博通中西的徐复观、牟宗三等海外大儒怎么会连这样浅显的 道理都不懂？）现在，人人都要搞“走向世界”和“全球化”，国学当然也不例外。它的全球化就是汉学化，甚至是步西学的后尘的“外语化”：学好外语以有效纳 入汉学界。的确，大家也都在搞“跨学科”、“跨文化”。我们的西学和国学也开始大搞“联合”，以便丰富国际交流的渠道。于是，西学界必要拉上某位海外汉学 名家以示自身的“洋国学”比“土国学”更能“走向世界”。国外的西学家和汉学家都欢迎这样的“中西融合”，以便把各自的学术有效输入中国学界。直到最近我 才恍然大悟一个西学已演变为商业化行为的可怕倾向：功利主义的学者们已经相当地商人化了，其计算利益的方式已经进一步“实效化”：他甚至于不再关心自己的 学术是否在中国学界获得了认真理解和接受，而是只关心如何在西方可以“查验”自身在中国学界的“成绩”，以便将该成绩有效地记录在西方学界的（而不是中国 学界的）“案底”内。此成绩不一定是指在中国学界的真实成绩，而是指在海外的文献中可以查到的本人学术在中国之“记录”！（例如，翻译自身或本派的书籍质 量问题与他其实无关，只要海外记录下了他的书在中国出版的“事实”即可。我们由此倾向可以体会到今日海外人文学者的心态已经是多么商业化了！其理和广告术 一样：只问宣传效果，不管产品效果，因为认为后者只与当地人利益有关而和原产者的利益无关了！当然可能比真正的商业广告还糟，因为商业广告会有真实产品质 量的检验，人文产品则不易有客观查验〔多么可怕的人文商业化发展：学者不关心他的成果是否真地被他人接受获益，而只关心自身“成功”的社会性记录；再深刻 一步：有如古代师徒关系，师父要保持自身本领的社会性认定，但并不关心徒弟学习的真实成果，甚至于可能并不希望徒弟真地学到自身的本领！〕）此外，除了外 语问题外，中西结合首先是国内学术市场上的“结合”：中国的西学者也要介入国学，以此轻便方式获得西学同行赞许，因为任何程度的国学（有许多中国的西学者 的“国学”部分，其程度可能还达不到中学语文教师的程度，但都可被他用西方理论名词给“忽悠”住了。等到反过来翻译成外文，谁还能容易辨识其中国学部分的 高低？）对于不懂中学的西人来说都可产生一样的宣传效果：吾乃博通中西者也。国学当然也要介入西学（如今日无人不谈的后现代名词）。结果，不论西学还是国 学，如果走广义抄袭派路子，本质上都是“人云亦云派”，或选古人，或选西人，视自身方便而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心术所决定：急功近利！此动机和目的可只 实现于出版量，知名度，关系网等外在“介面”上，于是人人只关心追求诸介面上的“操作效果”。商人以金钱量作为身价标准，学者可以知名度作为“身价”标 准。两种人所追求的都是这种在社会上可查验与可操控的“身价量度”。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人文学界的“抄袭风”，在国外岂非类似？是的，那里存在着程度 较高的技术性、程序性“度量”标准，也就是社会客观性标准。但此客观标准不等于人文学术本身要求的科学标准。可惜人们多以社会上行之有效的法制性、操作性 标准为标准，而不深思学术本身的理想科学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人文科学至今如此无效的缘故（以及人文学者在世界各地社会中均乏发言权的窘境。胡适和 鲁迅生于今日，将不可能发挥重要的社会性、文化性影响。今日台湾媒体上有资格发言的都是政商名流，人文学者或所谓“思想家”，似乎已从社会中消失。于是 “文人”都挤到政治论坛去品评是非，“哗众取宠”。所谓思想家者，不存在也）。

人文科学是这两百年才有的事，因为人文学者两百年来才有了自然科学作为其典范。在前科学时代，我们不能对人文学者提出任何科学性要求。而在科学时代则必须提 出这种要求。为了满足此要求，不是按照西方学界既定的规章去模仿就算循序渐进了。前两个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使世界进入了科学技术时代，新世纪的人类不可避 免地面临着进入真正人文科学时代的历史要求。人类不能只有理性能力来研究自然界，而没有理性能力来研究社会和人本身。新世纪人类至高无上的任务应该是大幅 提升对人和社会的理性的科学认知水平。我们今日对符号学的期待也是基于这一前提的。不容讳言，我们的西方同事们中间，远远不是都能有此深度认知的，他们尤 其不了解人文科学的“革命”，首先要求着人文学者的心态的“革命”。（仁学重视学人的反躬自省，而西人无此人际间的自我批评习惯）。任重而道远，不是针对 任何迅即消失的个人而言，而是针对学界集体而言的。是的，我们无法改变他人的心态和行为，但我们可以表达相关的意见和留下思想记录，以备后人之用。固然是 只能诊断不能处方，但我们仍须朝向“处方”迈进；知不可为而为之，仁者之宿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