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心理学与阿姆斯特丹讲稿》即将出版感言

                    李幼蒸

要说快，也真是快。出版社一旦安排妥当，编务即可及时前进了。今早突然收到《现象学心理学与阿姆斯特丹讲稿》校样，原以为要推迟至明年出版的书，竟然不久之后即可见书了。一方面，固然是为自己以及为等候此书的朋友们高兴，另一方面竟然再一次、又一次地感慨于今日中国大陆还有严肃出版社专心于此类“不合世界时宜”的“古典文本”的出版工作。今早报载美国及西方高等教育一切向钱看的趋势，以及昨晚补看窦文涛与来宾在节目中言，今日人人、时时刻刻的统一行为习惯是各自查看个人手机，而他坦言由于此类科技习惯的养成他已不耐烦看任何长篇大论了。也是今日报上图片载：几万人的火车站广场候车者的“令人惊骇的”统一行为艺术也是：人人盯看手机！我们已然生存于一个厌弃高端精神文化而乐于成为“准人机合体”一族的世界之中了。全球化大趋势如此：一切向钱看，一切向物质生产第一看。如此一来，未来世界与几千年视精神文明为人生第一义（按照古人的实践条件和认知视野）的中华精神文明方向，岂非与未来文明越去越远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岂非彻头彻尾之空谈！）地球村在新世纪正在朝着由西方现代化物质文明开创的商业化-技术化文明大方向不可逆转地大踏步前进着。这是地球村趋向“全盘西化”的最根本、最彻底形式。其结果必然是：人与机器进一步融为一体的新时代已经为时不远了。我们的各行各业ceo们正在兴高采烈地，信心满满地，无往不胜地，在把包括万千知识分子们在内的全体人类带往该唯物质主义的“地球乐园：科技思维+吃喝玩乐”。

为什么从一本小书译著的出版会联想到这么多看似颇不相干的话题？今日世界的文化、学术、思想、人文理论环境已然根本改变。即使是人文学术理论，也已大幅度地朝向于科技化、实用化方向发展了。不管什么传统人文精神都被纳入准科技环境之内加以改造、变形、利用和加以通俗化。以至于今日连国外人文科学界的面貌也与百年前的状态有了天壤之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我当初的认识还未如此清晰之前，到了美国，寻觅的是老纽约，到了德国，寻觅的是老柏林，一草一木都是老的好，为什么？因为它们还是那个百年前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时代之遗迹，卒资感奋与追忆，而今日的社会与文化都已被各种金融大亨、科技精英所支配了（他们进而要通过金钱来左右人文科学发展方向。其要义为：拒绝人文理论化思维）。我想，我们不必再用那种因字词歧义性易于引起争执的标签“资本主义”来进行刻画了，我们完全可以代之以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物质与金钱第一”的社会新形态。这将是不会产生什么误解的明确定义。人类之梦想就在百年间被化简为个人与集体的“金钱第一之梦”。这一梦想，不巧，又恰恰是与东西古典文明精神方向截然相反者。而对于我们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更加不巧的是，我们都仍然需要阅读古典著作。我们于是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是新世纪真正的少数派，而此处境的含义包括：唯独敢于、乐于成为被边缘化的“学术上的遗老遗少”者，才能够依然静心于传统的人文理论思考与促其加以现代化发展的研读！

就如何把今日人类此一被挤至边缘的传统精神兴趣有效延续下去的问题而言，我竟然自认为可在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伦理信念和现代西方最前沿的科学理论之间发现一种“沟通密码”。这是一个逻辑性推理的结果，而非仅是一种民族情感的想象性期盼而已。然而睽诸现实又不得不惋惜中国人文理论知识分子，虽然大任在身，却甚少严肃以对者。当此科技工商主宰全世界文化发展之际，岂非正是人文理论知识分子有以再思考，再奋起，再当仁不让之时？而现状偏偏反向而行。在如此多青年学人在此学界空前浮躁时期急于找到多快好省新方法之时，却没有注意到，秘方不在外而在内。我素来以一扩解的“心术学”一词标志此义？如以急功近利为心，随你怎么投机取巧也达不到目的。然而我们又如何能够避免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呢？试看今日美国教育界日甚一日地呼吁教育危机（我想尤其是指文科教育危机），而同样试看今日如此多的中国大中小学生蜂拥至美国学习的反常态势？这些大家关注的现象其实比起我们人文科学理论关注的问题来，其严重性还相差甚远呢！本文无法就此再行发挥，但这是我几十年来谈论最多的问题：人文科学理论的正确方向和中国学者的责任问题！

我80年代初曾一度发现，尽管文革文化荒废十年，但是大陆青年人中（而不是港台青年人中）对于人文理论有兴趣者，竟然真地是显著地“春风吹又生”了。（港台青年文史哲爱好者多为在西式文教职场渠道内的程序实践者）为什么当初甘阳、刘小枫等文革严重失学的一代青年，会比老专家们更能够领悟现代西方理论的taste呢？这是时代知识进步的潜移默化与中华传统重视人文思考的一种化合作用。那时他们那个“硕士生集体”的几位健将都在我们“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中。刚从美国欧洲访学两年回来的我，对之一时真是抱有莫大希望。可是，很快我就遭遇了“麻烦”：他们一代不愿意从根本做起，积极补完长期失学、少读的个人历史，而是改为采取通过拉帮结派，趁学界新知新学的空窗期而急于占据学界位置的功利主义路线。可笑，我这个“西学理论大兄长”（他们无不读我的文章和译著，虽然他们对此一生都不提一个字，因为他们都是文革出身的策略家）一方面要靠着他们的派系力量出书，一方面要劝导他们端正治学方向。事过30来年后我必须说，他们当然颇具治学资质，然而尽管今日各自林立一方，我仍然认为他们就是被其来自“文革”经历（不论你当时处于什么地位，都一样：环境造人是最有效的）给严重阻碍了。尽管他们自己和学界对此决不承认，因为他们的身心中又增添了后来全球文化学术商业化带来的学术功利主义基因：一切目标均需最后还原为“市场占据率”（=知名度=社会承认度），至于学术理论话语本身，不过是达此目的的手段而已。学术理论不是目的，其所带来的名利收益才是目的！这就是“文革文化”害人心术的典型例证之一。（我在此仅举出我当初最熟悉的一批哲学精英青年为例。）

现代西学理论结果成为今日“最好使的”职场竞争工具之一（其后再辅以西方学界所要求的“国学话语”装饰品）。我多次指出，今日到处滋蔓的“以译代研”学术方式，制造了中国学者自我欺瞒的成名捷径：把或直译或引述西学原文的工作，示人以此为中国学者的自我科研成果之印象。之所以自己的著作乏善可陈，正因为他们的学术根底不过是借助于外语方便做了一次“撰述”工作而已。（相当于将文言文译为白话文），而世人浅识，往往误将译者的水平和原著者水平等量齐观，只因为二者的“内容”一致，却不再分辨何为思想原创，何为文字转换。不过，毕竟翻译式学术活动，还是相对地提供了学界所需要的译文，这样的贡献还是有的。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更为聪明的人士，明明外语与理论话语理解力不成（而往往会以外语自诩，尽管从无理论翻译记录。世人更是浅识，往往以其人其他方面的名气来顶替该人具外语能力的之证明：例如最大的笑话就是几十年来人们硬把“会一二十种外语”的名号生加在陈寅恪先生头上，虽然他从无这方面的“客观证明”。对于大名人，世间什么证明都不再需要了。一个学术环境正常的社会会发生这类颠倒黑白的事吗？），却偏偏暗示说：自己不屑于做翻译。但又暗示于人：其人的现代西学理论论述都是自己独立取自原典的。（这样的“占小便宜心态”，是一个占小便宜的问题吗？它直接关涉到一个人的真实治学动机与能力问题）不过，更为贻害无穷的是一些既不能外语又不能严格理论思维的“诗化哲学家”们，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散文诗，而是偏偏要通过从理论翻译文字中断章取义地摘取抽象性美辞丽句，将其纳入自己的诗化文本中作为随文点缀文采的材料，并示人以自身为精通原典、高于原典、指陈原典的“原创型”哲人印象。而其文本编制术的真正策略指南是：迎合今日青年水平和社会文化惯习，使得广大不耐严肃学理研读而喜附庸风雅者得以透过其人文本的通俗化讲解来“读懂”艰深理论原典之大意（就像今日文艺理论界人人开始以为自己读懂了罗兰巴尔特的部分散文和小品文就懂了巴尔特文学理论似的，殊不知其理论的内涵是牵扯到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的，而国内领先文艺理论家一个世纪以来对此其实一向接触极少，却硬是凭借自身的职场地位随意铺陈）。这类联想式的，想当然的，有意哗众取宠的“名士派理论家”，可以说是三类不当西学理论研究者中最无可取而影响偏偏最大者。因为他们的文本编作智慧是精心算计而成的：针对的就是广大不耐研读而又想拿海外名人说事的青年们！不幸，今日的现象学和胡塞尔学，仅因其国外学界知名度之故，而被各类华而不实文士加以肤浅的利用。

西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其“理路”，即把握其思维方式本身。这就需要扣紧文本进行细密“扫描”。如果只是蜻蜓三点水地择取片言只字将其纳入自身话语系统随意点缀，可以说于理解原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大陆学界不成熟的情况下，往往是这类通过“才情并茂”散文做底框而将西方理论词语随意插入的方式，来引起文学式读者的兴趣，结果反而把这类不严肃的学术行为当做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独创性思想（在技术性层面上高的多的水平上，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们所做所为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实际上，要想知名度高，就必须降低严肃性水准，结果“适此任者”正是学理上一知半解而宣传上技法一流者。

自然，这也是今日学术商业市场化作用的结果。说到文学式或诗学化的哲学文本，不由得想起中国古代名士派文人的影响力和柏拉图对“修辞学家”的深恶痛绝。当名士派和哲学家结合后，我们就可瞥见“道家者流”之“心理深奥”。不懂得出世派，方外派，诗情画意派，朦胧诗派等选择的以退为进，以出为入，以退为攻的“抒情辩证法应世策略”，就不懂得中国的两千年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才情泛滥”，“才华横溢”往往被理解为“性情家”，殊不知其中含有极其丰富的策术学在内。“性情”和“才情”之文字流露，往往是一种邀名取利的策略；一种烟幕弹；一种让你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欺世盗名手法。谁都知道：最入世的“法家”和最出世的“道家”，是本质上的一家人。（他们都与仁学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老子》前半部大谈形而上，后半部大谈斗争术。而实用主义者却可将其视为逻辑上之一体。也对，以其出世之形上掩盖其入世之计谋。我们以此东方智慧来看海德格尔，其如此大大的“形而上”岂非正是其后来无耻“形而下”的烟雾弹？（只有傻乎乎的大老美最乐意为其两面派所蒙蔽并为其广为宣传，因为他们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努力读书补课的）90年代在巴黎时Faye对我解释说：德里达的晦涩式抽象话语其实为其精心制作的诱人入彀之具也。所以我个人“差强如意的”一次偶然“成功”，就是于2012南京国际大会上向西方理论家们坦直“宣告”：海德格尔为二十世纪人类第一思想公敌。

海德格尔处心积虑瓦解胡塞尔的理性主义，并终于首先通过政治事变达成目的。但是，由于西方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演变，科技工商智慧厌弃精神文化价值，谈到“理性主义”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谈到“精神文化”，就是“文体歌舞故事”的浅文化。以至于一次大战前后在德国产生的、后黑格尔与后康德时代的“精神科学”思潮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科技压倒一切的现代主义文明（硬性的科技工商和软性的现代派文艺）的强烈反思，在两次大战后终止了其精神的冲力，更谈不到对其理性主义之“逻辑线路”的继续思考了（最近我在续补一次大战前德国奥地利心理哲学理论的知识，包括布伦塔诺及柯亨、纳多普等新康德派，而不是那些过多牵扯历史、文化、社会问题的狄尔泰等，更加感觉到其别具一格的思维路径绝非过时者，只不过英美人欠缺相应精神素质加以“感悟”罢了。他们共同的“底色”都是透露着深层伦理学关切的。而今天的行为主义者们根本就失去了这种关切能力）。历经五六十年的布拉格-奥地利-德国地缘思想系统带来的近现代心理哲学思维发展高潮，今已终止了其生命力。今日它们虽然存在于西方大学学科中，但均成为职业化运作的材料，今日研究者的人格与胡塞尔一代的人格，已经全无共同之处了！

我们今天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重新拾起被西方长期忽略的古典思想脉络，具有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思想是一个重视“心学”的传统，虽然那是一个直观性的、实践性的思维方式。然而此一直观心学思维传统与胡塞尔代表和体现的逻辑心学传统，都内在地相通于伦理学义理。当胡塞尔的心学分析正在被积极汇通于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外思考”方向时，岂非中国传统“内思维”的伦理实践心学才在思维类型、品色、目的等传统思维重点方面更表现出适合于对其进行relevant研究的潜力？如果本人的类似断言可引起年轻人的某种兴奋之情的话，请原谅我的再次不恭回应：我请诸位先读通《论语》，即先识正心诚意之意。王阳明和黄宗羲之所以称之为仁学后继典范，正在于其更侧重于实践力的“诚学”说。此为治学的根本。但是如果不能“知行合一”，而是只知利用古典材料以成为“专家”以便借古人大名在职场中图利今人，那么你最终什么真实知识也难以达到。

今天中国人文学理论界的最大问题，不是方法论知识问题，而是学者是否有“学为己”之真心的问题。如果有此真心，就会首先观察、检讨自身的条件、环境和历史，真实衡量自身之知识基础，并积极于补课前进。如果不此之图，而是为了急于获得学界承认，转而通过拉帮结派、相互弥缝夸耀，纷纷以“准大师”自居，并通过师生联盟制造山头势力基础，那就完全走偏了。固然因此必可“功成名就”，却不免是充满水分的职场功利主义之产物。对此是否“心安”，就考验着学人的真实品格了。古人书院里都是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学界团体里则“逻辑上”都是相互赞许和肯定。请看网上任何学院，哪里不是自我标榜的？这也倒有一个客观理由：制度上必须如此自我肯定才成。国外亦然。我们今日生存于商业化竞争社会，不得不如此自我夸张。那么学者个人该怎么办呢？应该两条腿走路。制度上的宣传，视之为职场生态的装饰性要求；自我认定一定得是拒斥自我欺瞒。否则受害的是自己。为此，又要回到归孔学“学为己”原则，之所以学者不得不自我夸张，就是源于急功近利生态之逼迫。这是一个自我真实要求和自我应付环境需要之间的矛盾。其表现方式就是：与人争比。而“学为己”的第一衍伸义就是：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要和自己比。只要尽其在我（而非超越他人）就是成功。

本感想看似随意而为，实则起源于一种并非无关联性的理由：名著出版在即，希望它更多地被用于正途，希望它能够引起读者在人类传统伦理学价值观和现代多层次的推理方法论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的问题进行思考。而不是仅把它视为今后论文写作中扩大援引来源的机会而已。

（于湾区改毕《现象学心理学》校样疑难处之后。20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