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读解论语的情况一样麽？既一样又不一样。在读者的态度、动机、选择方向等内外实践层次上，二者可说一样。但在情志信仰和知识、社 会的相互关系方面，则非常不一样。古人的理智属常识层次，今人的理智受支配于广义的现代科学。因此在知、情、意三者的内容及其互动关系上，古今论语读者非 常不同。古人学术知识背景为经史子集，今人思想、知识、学术背景，在内容和结构上，都与前者在“质”、“量”两方面大有区别。古人对论语之信仰是在当时社 会文化中自然发生的，与古代环境融洽一致；今人之论语信仰反而须经过复杂的认知和体验之迂回才能形成和确立。与前科学时代之古人不同，今人须先解决一个知 识和信仰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读了康德、胡塞尔反而会返回前现代世界的信仰体系？不是出于宗教性的“信在思先”；而是出于知识性的“理须如是”。因此，今人 的论语信仰，须是具有坚实知识论根据的，而这个知识论不可能再以中世纪时代之中外形上学为基础了。于是，今人的论语读解法也就倒了过来：须在评判现代知识 论之后；须在转归人类伦理经验的基本层次之后；这也一定是一个“理在信先”的过程。生于今世，读者当然仍可通过主观上“划地自封”的方式（如寄生于专业领 域），在主观想象中按照古人方式人为地规定个人当前的知识结构。半个世纪来兴盛于海外的学术与信仰的复古主义，本质上乃源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普遍欠缺精 神勇力；畏惧和逃避当前真实社会和知识的严重挑战；希图通过简单“话语复古”方式自瞒自欺，因此其貌似激烈的信仰“话头”是不真实的；是朝向于各种个人实 利追求目的的。（古人云，汉代经学乃“利禄使然”；我们更可以说：“于今为烈”）这类“色厉内荏”的生存态度，本质上是违背孔子精神本质和仁学生存方向 的。“用孔违孔”乃半个世纪来海外儒学的基本特征。大陆今起跟随，以为先进。不知我们“炎黄子孙”何以求物利勇猛、求精神怯弱而一至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