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补充稿）符号学和阳明学何以相连？

                       李幼蒸

【更正】网文多为“业余”之作，断断续续成文，复因“不耐其扰”而急于上网了结其事，往往会突然给自己设定截稿“时限”，以至于未及修饰文字，即匆匆上网，难免时有疏误。经友人指出后，最感抱歉者为误写了已故刘绍棠先生大名，以及将终身教职误敲击为终生教职，“二是”应为“而是”等，现予改正。之所以采取群发方式打扰，乃因现无其他贴文公共平台，无兴趣者接件后请删除或预先将来件地址屏蔽即可。

【补谈】为避免仅因更正文字而重发文，现在就文中现象学段落补谈数则。本网文实为记录笔者观感态度之作，往往点题为止，谈论必然疏简，又因与国际学术主流观点差异，读者必生困惑与误解。其实这些都是笔者目前“主业”正在梳理的课题，异日将有详解。最为通俗的符号学态度应当体现在此共识中：传统文史哲宗艺话语建筑的“语词构件”的表意功用，都需（汉语尤其如是）紧密搭配成千上万不同语境为解，各字词“本义”，甚或包含数十种，彼此义素叠合、差异、冲突等，所在多有。这是汉语的细致内涵难以为外族人准确把握的直接原因之一，因为语境的把握完全取决于使用者“过目时间长短”（取决于不仅读中文书多少，而且取决于中土生活经验多少），这是半途研习汉语的洋人极少有条件做到的。相比之下，西语的语法与语义结构要简单的多，但是相对而言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与经过彻底改造的科学性语言不同，文史哲宗艺话语也是充斥着历史造成的语义混杂性的。甚至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初起时代使用的准科学性词语，今日看来也多欠准确，难以作为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现成基础。而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其“对象”正是几千年来累计而成的历史话语构筑。地质学有其历史形成层次说，人文语义学也同样如此，只是与物质性对象不同，人文对象都是彼此跨层渗透叠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今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历史话语文库分辨各代不同的“分类学系统”；也即分类学的混乱实际上成为现代西方人文理论研究混乱的根本性原因之一。（为什么老要加上“理论的”限定词，因理论性观念的形成特别与时代的分类学习惯有关。为什么罗兰巴尔特要不断思考修辞学、学科学历史？因为这些都相关于时代分类学问题）然而，与此同时，按照现代职场构成这另一社会性系统，职业分工导致人文科学对象包含上下古今，不加区分，似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语词于今完全适用，甚至可溯源于前苏格拉底的伟大智慧语言，白左人士可谓大搞历史性玄虚以忽悠人文学理世界。再回过头来看胡塞尔学问题。国际专家们都是哲学史家，都是在哲学史框架内来处理胡学的，包括精研其学并编辑其书的专家们。其观点和角度是设定于德国哲学史框架内的，甚至于设定于彻底反胡的海德格尔哲学框架内的（保罗利科受限于此）。可以说他们中间很少有真正具有符号学观点的（除了德里达的伪符号学外；力倡反对“人文科学”观念本身即为其证），不知道“符号学精神”的本质首在跨学科方法论！世纪初前后的“跨学科意识”（包括各种类型：索绪尔，弗洛伊德，胡塞尔），都是剑指哲学形上学和本体论的（也因而都是不再采用牛顿、康德时代的“上帝”假设的；他们不是有兴趣否定宗教，而是在其科学性探讨中不再需要超自然想象，包括任何“类上帝理念”[如“天道”或客观历史规律等]。正如一切现代自然科学一样！人类最高原则只应是理性本身，其主要内涵即经验实证性和逻辑推理性。）。胡塞尔不仅上溯经验主义者休谟，而且上溯中世纪神学，但不是其宗教学方面，而是其宗教性思考中的逻辑语义学方面。简言之，为什么会关注奥古斯丁？不是关注其上帝信仰，而是关注其内省心理学意识和“准符号学思维”（有如中国古代语史学家中的分类学、字源学、语义学研究方向，相对具有符号学精神一样）。胡塞尔学不是开始于哲学史，而是开始于数学以及逻辑学；其理论思想的突变发生于进入布伦塔诺讲堂之后：十九世纪两大现代心理学方向之一的内省心理学！胡学的独一无二课题就从此兼跨着心理学和逻辑语义学（罗素最先以为他们的兴趣相同，而彼此的“心理学”方向完全不同，罗素作为“准科学家”其兴趣在于当时兴盛的生理心理学，其逻辑学是纯数学方向的）。以此为基础而返归哲学史，自然带有明确的选择性。真正的符号学始源是索绪尔（不是皮尔士），真正的现象学始源是胡塞尔（不是海德格尔），两人的开创性贡献（尽管彼此不知）都是避免了传统哲学形上学框架与前提的。这样简单的历史事实，我们众多国际专家们就是视而未见，结果，一个海德格尔竟然成了现象学与符号学两域中的共同“伪教主”！在此国际权威体系内打算推动真正跨学科研究，面对的“权威的压力”会有多大！海德格尔这个纳粹竟然被不少人封为二十世纪第一伟哲。本人最“对得起”德国基金会资助之谊的就是替他们有所“去惑”（一哂），尽管毫无效用。【说起来有趣，1983年我初访西柏林工大时，被介绍给基金会一青年汉学家，他在招待我之后顺手从旁边书店买了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小册子赠我，作为纪念。我已忘记他的名字，但此次会面是几年后我被其基金会给与资助前往西柏林研究的契机。后来对我帮助更大的基金会汉学家也是爱好德国哲学者。青年一代汉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即使汉学研究，也需要现代理论知识。但他们[因受限于当代德国符号学界的弱理论化思维惯势] 尚未能区分哲学理论与“人文科学理论”；更不要说理解更为复杂的跨学科观---跨文化符号学了。本文有述：一些领导人慢慢意识到这个“跨文化的跨学科”课题之复杂难测，根本不是他们有能力处理的。如因此失去国际领导地位，那还得了。他们只想“为人师表”，绝对不懂“三人行必有我师”。但真正应让他们警觉的是：东方人是有“谦学雅量”的，民族伦理学原始的第一字就是“学”。所谓“后生可畏”，是指其好学而不可限量也！信笔至此，复知民族而乏学才是最严重的民族自残行径也。】另外，一当你推崇某人某学，人们就会马上以为你要以其学作为未来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理讲不清的时代”。这大概是“学为己”原则的一种调侃式使用吧：我行我素，古今通则。（2021-4-10补记）

【前言】世界性灾变已逾一年，至今尚无止期。全球死亡人数已达300万（少数国家统计除外），感染人数已逼近一亿五千人，英国病毒变种正在全球蔓延中，确诊两亿恐亦将指日可待。我等“耆老”自然危在旦夕，而除闭户知天命外别无逃死之路。由此可愈见本人区分H1H2历史平行轨辙之比喻的恰适性。凡以为古代文士或哲人之智慧在于匡正世俗、改善社会者，其误正在于混淆了历史二轨之功能及目标。表面上历史混沌一体，实则内包两套功能性体系，两条展延途径（一者朝向权势斗争，一者朝向真理认知）。孔子归鲁之喻，绝非意在为其称之为“斗屑之人”者准备帝王专制之术，其所谓“知天命”不是指大同幻想途中之“疑无路”，而是指发现了人类精神命运中之“仁学又一村”。“儒学”为帝王之术，“仁学”为良知之途。二者非一事也！如此才出现了旧世界两千年来出于“不平则鸣”的“诗词曲赋”，后者展望了新世界追求认知真理的“人文科学”，即“人之学”。

本人新世纪发布于网上的200篇左右学术评论文，虽然欠缺编辑整理，总算（在现已无公共学术平台可继续上传网上之时）汇集成册，使之于离世后不致全部烟消云散。敝帚自珍，非因同一理由。古人著文，为美学化其牢骚之言，本人著文，为留迹其寻真之论。其理其义虽难望其有助于未来“有术而无思”之新人类，知不可为而为之之概亦尽在其中矣。5卷《李幼蒸学术文稿》的简体字版，今已上贴《新仁学网站》上的“作者著作”栏内，可供自由下载（该网站由兰州朋友设置，图面设计甚佳，古典元素而不落俗套，简体字电子版文稿亦由其制作，甚感。我于抗战时期幼时在兰州生活过三年，设立新仁学网站于此“黄河边故地”，寓意深切也）；此书繁体字版也已于去年底由台湾白象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供图书馆收藏，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书名为：

卷一：新世纪学理评论

卷二：符号学的新方向

卷三：仁学伦理学思考

卷四：中西学行纪实录

卷五：阳明学与理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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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现代西方符号学还是东方古典阳明学之研究，都非应指复述、模仿或宣扬名家、名著等留存文献之谓，而是应指如何体会其精神、扬其长、去其短、将所思所得贯彻于时代新课题之谓。符号学之精神，与欧美今日流行的治学方式并不相同，其要在于蠡清传统混沌语义以及解剖作为学理产生机制的软硬件之构成；这样的分析方向与方法不仅可适用于一切人文社会课题，而且特别适用于古典学术话语批判。阳明心学之精神，也与国内外流行者不同，不是用于张扬历史名人，对之加以现代化利用，而是要继承其自誠明心态，在排除世俗污垢后以此态度思考分析古今中外一切课题，并特别是当代国际人文学理课题。后者如今饱受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之害，所引生的国际潮流颇多华而不实，辞强而理弱。这两套学问，看似风马牛不相关，实则一在方法，一在态度，大可合并施用于一切社会、历史、人文之对象研究。所以，此二学，不是要你在文中“言必称孔孟”（引用大师名号），“论必引经典”（电脑时代，何等易为之事），而是要切切实实学以致用，以（古旧）良知，以（科学）新法，担负起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之时代使命。显然，能够将二者配合实践者，非中土学者不能也。

我在结束了国际符号学职务后，几年来一直想对四十多年来我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历程（起始于七十年代最后三年中的理论人类学、电影符号学、文学结构主义以及结构历史理论等初步独立探索，这些科目均属于“部门符号学”类别。令人耳目一新者在此），以及对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性质做一系统的回顾。虽然相关课题已然多有议论，但并未对相关主客观背景及其国际学术意义进行综合深入分析，更未涉及大陆巨变之际作者亲历背景之感受。两年前发表的英文论文选以及最近上传供自由下载的五卷本《李幼蒸文稿》（简体字无书号版见“新仁学网站”内“作者著作”栏；繁体字有书号版见台湾白象文化），虽然收录了二十年来的相关讨论，但仍属“断垣残壁”，未曾系统整理和注解，使其呈现一治学总体图像。作为三十年来一直与西方同行“论道”者，虽然正式发表文字也不时获得国际同仁有限正面回应，然而如能细读我的中文文集，则彼等必定大感不快。无他，“同仁”者应系共同维系团体名望与声誉者，而我的根本治学志向竟然在于对此国内外前沿学理建设过程加以“解剖”，甚至欲破解几十年来符号学运动的共同基础。而我这个把他们引进中国大陆学界的“带领人”，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洋买办”，而是倡导“中西共治人文”的东方理论挑战者。其首要任务为全面检讨批评大家几十年来“以之安身立命”的“符号学职业”本身。本人所谓“评论”，即在于对事业本身严自检讨，去旧革新，决不是要参与时下极为流行的团体自我鼓吹风气。最让多年来借助符号学名号呼风唤雨的学会领导人（我与西方符号学界先驱们整整接触了四十余年，从我七十年代末首先与列维斯特劳斯、克里斯托娃、保罗利科等人通信起，先后曾与国际符号学名家数十人相联系；而对历届学会领导人的学术背景，更有切近之独立观察）感到不快处或在于：我不是要在学会基础上评长论短，为其发展壮大积极建言，而是似乎在“挖其墙角”，难怪我会一度被称作在“损坏”国际符号学声誉（有如我会被一些港台学人称作是要“损害”新儒家声誉；会被将胡适或鲁迅封圣者视为“新数典忘宗”者，虽然我从来未曾将他们的思想成就视为什么“宗派权威”！）为什么会这样？历经三四十年我才切实领悟其中深入骨髓的“结构性分歧”：彼此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学理事业是为了营造业绩、追名逐利，还是为了追求真理、自我反省？学会是为了集思广益，以今日之我不断取代昨日之我，还是要通过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积累学界名利资源，企图以此垄断学术势力？试看，今日符号学运动岂非干脆成了制造名势之集体谋利工具！为此，彼辈必须充分玩弄人文学术话语的语义歧义性，大悖“符号学澄清语义之本务”，反将其活生生营建成一个职场学术大杂拌。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一切都可以自称是符号学！于是各国学派林立，甚至于本无资格错身哲学界者可在符号学界妄称“某派符号学哲学”。这才是我始终未曾对亲身参与的当代符号学运动进行系统回顾与分析的根本原因。一是绝无规劝效用，二是此一现象非符号学特有（虽属特为严重之例），而是遍及人文学术理论各域。其实我根本不怕成为“符号学之敌”，而是越来越感觉到“兹事体大”，意旨宏远，绝非相关学界“各国带头人”以及广大附随同仁有雅量接受者（大家都要利用本人的确曾经参与鼓吹的符号学名号来加重自身职场身价之时，我却要开始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更为有力的原因是：这根本不仅是符号学界的问题，而是整个人文学理界的问题。当代国际人文理论科学已然全面去科学化、去理性化，并被商业化科技化文明所彻底压服。什么意思？所谓人文之“理论”或“科学”，已被用做“类艺术化”、“类文艺化”的“自由学艺”。当然，其中最突出者就是内容、边界、类别毫不设限的“符号学科别”本身了。只要看一下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成员和其大会构成即知，几乎任何学术内容均可打着符号学名义参加活动，并参加投票选举领导人。“符号学”干脆成了来者不拒的“学术口袋”，只要交出会费、注册费，就一律欢迎。这样的失去定义的符号学界，岂非成为学界炒作的最佳地盘？结果，真实的符号学精神或潜力（本应指朝向真正符号学分析的各种具体探索，其成果只不过是各类阶段性成就而已，无不须待进一步批评、改进与发展，却被各派系经过职场与市场机制被套上“经典”光环，并成为业界后来者加以遵循的标准和上攀的阶梯），反被学界势力集团加以压制，难以实践符号学的真正“学术革新使命”。国际符号学最终成为一个人们多年来炒作经营的“市场名牌”，人们可随意“挂靠”，并以之为基础进行各层级的学界名利集团经营，关注的只是本帮派的造势经营的市场知名度大小和据其发展壮大本帮派的市场知名度问题。哪里还有什么在几千年的人文学术资料基础上探求科学真理之事？但是，“符号学现象”之现状其实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因为它最突出地反映了、暴露了人类人文学理本身的固有弱点，以及在科学时代人们如何打着科学招牌进行非科学化的职场学术实践的趋向！【信笔行文又回到老话题。本来这是我自2014以来一直准备系统论述的“论符号学运动危机”英文文章的主题，以通过对符号学界的系统剖析对当代国际人文学理危机本质提交的一份“大商榷”！并想好发表策略如此：如semiotica拒刊，我即一方面将其发于向我约稿的一些边缘性英文刊物，另一方面通过手边几百个国际邮箱直接发于各国同仁。如此安排至少亦可不致于努力落空。后来虽然思路日益明确，却随着强化阅读、补课、再思考，反而犹豫起来。如所指出，这不是符号学界同仁的问题，是人类文明本身的问题。大多数学人均属“以学谋生，养家糊口”之类，此为今日工业化文明之人类生存形态。与他们讨论如此“超大题目”，可谓毫无意义。即使有少数“知音”又能如何？这哪里是一篇文章可以处理的时代性大课题。即使要奋此余生，言所当言，亦应另思“对峙”之途。但在撰写随感杂文时，不免时时触及“心事”，信笔抒发而已。2021-4-11，增补】

两岸四地华裔学者百年来深受以学术争名利风气的影响，而此风气亦在二战后遍布全球，人文学术的功能已然全面变异，它们不再是人类求真求实的渠道，而是追名逐利的职场业务。相互争比，蔚然成风，以至于所谓学术集会与学术活动，不过是争强斗胜过程中的具体节目而已。其中尤以符号学领域最为突出，原因与根由我在《文稿》中已多次指陈，不须赘述。多年来与国际符号学“领头人”打交道的经验告知，其人无不以学界积累自身名势为其根本目的（我还真没看见几人对于现代西学理论有什么真实贡献的！至于非西学部分，他们的学养竟然就是“零”）。而我引述的“良知学”竟然号召大家须“反躬自省”，深挖符号学运动中偏离其基本精神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摆脱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权威构架”，以便学者可回归求真理之初衷，从新规划符号学之方向。如此方可心中有“余地”来检讨个人及集体平生学行之得失，并勇于改弦更张，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领先探索者”。然而，符号学之所以也需“致良知学”，秉持自勇之学，以此而承担起职场风险。然而，这又如何能够真正提倡或推行呢？（现代职业化时代，学人成为职场人，他需依规而行，如此才能养家糊口；就连在美，如进阶不到“终身教职”，就会在一年一合同制度下毕生操心基本账单问题！）学者作为职场人，他必须顺势依规而行，服膺权威系统，哪里敢越（学界规矩）雷池一步！（连理工科研究生都得“低三下四”地讨好导师，如无体制内身份之获得，以后将举步维艰；不想如此多科学家们都不忘记利用此“权力”来盘剥后学；后者在“熬成婆”后难道不会如法炮制？自然科学界尚且如此，大可“无法无天”的人文学界又怎能例外呢？）不幸，所谓“符号学”，岂非正是要摆脱既定学界权威设定之规范，以便得以跨界、跨科地另辟自由思考研究之蹊径？此所以罗兰巴尔特称其学术为“历险”！所谓历险哪里仅只是指学术思想上的革新努力成本，而是特别暗指与学界权威及帮派系统学理相冲突之勇气；特别是指“挑战”学界权威系统、等级制度“神圣性”之意志力！【港台新儒家学派自行塑造的此种偏狭学术民族主义“大师系统”，恰是他们作茧自缚的根本。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能“说良知”，不能“致良知”；或者，他们习于肤浅地将H1H2混淆，自以为能对H1指陈弊端就等于是“学以致用”了，殊不知此等“言谈快意”之价值正相当于现代化“牢骚语体”，于H1情状无丝毫影响力。而却同时在其本务H2域内，抱残守缺，依古自慰，完全失去去伪求真、自强自进之勇气！】但如将最终进入法兰西学院一事视作巴尔特今日可错身“先贤祠”的资格证明，该会多么看低了巴尔特！而如果倒过来，因此而将巴尔特制造成另一尊“符号学菩萨”，又该是如何“侮辱”了他的“纯真性”呢？他和一切一段时间中真正贯彻了“符号学精神”的先驱一样，都只因为其“致良知”的诚心和实践方向而成为后人继踵而进的“先行者”，而其完成的成果反而更加应该成为学界加以严格审视、批评与修正的对象。（我们对于人文学理的优劣，只能视其治学方向之正误而褒贬之，根本不能不必将其视为现成模范、基础，以期加以现成利用：变相模仿抄袭！巴尔特的理论贡献，不是其并不成功的“建树”方面，而是他本真而行中显露的现代文学危机的实迹本身；而文学危机者，又哪里是什么文学界的问题？这只是人类精神文明本身遭遇历史性梗阻的徵象之一！）如果不采行其独立治学精神而宁可将其奉为后人加以利用爬升之工具（奉为“大师”，借以经营自身帮派垄断之工具），则大错特错。不幸，此类“尊重大师”的风气背后隐藏的私心，真是随处可见。我们应该从“大师名号战”中瞥见拥戴者内心之私利：大师牌号营建者，不仅是拉帮结派之手段，而且是有心人企图利用大师系列作为限制自由思考之意识形态工具！无论王国维还是陈寅恪，无论钱钟书还是林语堂，都是一个时代之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自然均在后人认真研究之列。然而所谓楷模?所应效法的只应指其治学态度和实践经验，怎能固化其囿于历史条件的学术方向本身呢？

【离题随感。原谅我于截稿时随意插入近日随感片段。由于妻子在网文中看到丛维熙回忆文中提到劳改时期曾与我的前姐夫歌唱家徐恭谨先生在井下挖煤，无人时听徐唱“伏尔加船夫曲”的情景。我才想到那时正是我陪同家姐前往北京附近矿区劳改场去办理与徐离婚手续之时（后来徐摘帽而仍留队劳动，改调京郊某地，这位曾为蒋经国干校学生的前军乐指挥，每月休假进城时就在我的仅有几米的小屋内的破旧沙发上过夜）。在院内闲步时我还偶遇中学同班同学王玉钊（？），他在大学被划为右派也在此劳改。我于是赶忙在网上找到丛维熙资料，以及其地下党妻子及其延安老干部父亲双双划为右派的令人惊异的故事。我并顺便查到与我同龄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他是丛维熙好友，都是文联最早划为右派者。王蒙先是反右中参与批判的一方，而不久自己也被划为右派；有如老舍在运动中先是积极批判者，而自己到了文革另一关，竟然成为更严重的被斗者（此类批斗关系中前后移位现象相当普遍）。当时文艺界乃是运动激烈之最。我这个书呆子才意识到，他们都是我的大致同龄人，而且都是“文学爱好者”。刘绍棠文笔流畅，我在仅能开始读古典翻译小说年龄上，刘君13 岁时即可正式发表具有社会观察性的作品。而我的高中时代，不要说对于当代作家不屑一顾，即使对民国时期文学家作品亦绝无兴趣。然而正是他们才是现实社会的真正生存者，我岂非仅是一名社会局外人？刘绍棠50年代用稿费自购的光明胡同小院，正是我（家住邻接的南红门）外出时常常经过之地，而且已知那是刘家小院。现在读到其子回忆录中提及：刘不幸中万幸是其早早退出组织，虽然一度归入“贱户”，到底后来少去了不少运动麻烦。我又联想到，自己也曾如此自忖，如果当初天大毕业分至西北工地，后果如何，不言可喻。有趣的是，我们是同龄人，他是革命作家，并因稿费收入早早成为“户主”，成为一家之主，常常规诫其子在外言行谨慎，再怎么进步，“人家都说你是刘绍棠儿子”。相比之下，自惭形秽，作为同龄人，我竟只是寄生的“家属”而已。妻子最近为我朗读的丛维熙几段提到徐恭谨的段落，竟然引动我迅即翻阅了网上关于当代文学家受难者一代的往事。大家同龄人，他们那时在真实生活着，而我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生”而已，所以对班上人人争先进，争进步现象，从不上心；似乎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天下早已大变了。辩证法吊诡乎？结果，反倒是那些真正追求进步与革命的同龄青年作家们完全在无意间踢到了铁板！（当然，又是人间喜剧！他们后来都一一平反，并重登要职；而且对于以往一切均能自行开脱）我甚至于为自己的“曾经的侥幸”感到了一丝丝愧疚。岂非一步之遥，即归同类？4月9号补叙】

我们重视“符号学理论”或“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其理由远远超出符号学界本身，而在于将其视为处理现代国际人文科学框架革新目标之“肯綮”。二十世纪符号学运动的肯定性成就，主要体现在各类“部门符号学”上，即各人文领域内采行部分符号学分析法取得解释性上的提升，其中所谓“符号学式分析法”的方法论工具，实为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不同部门，而并非取自所谓“一般符号学理论”。（作为运动主流，其成就主要也结束于80年代，因其后“后现代主义”虚无思潮之蔓延，早已扰乱了跨学科真理科学探讨的风气，人人依帮依派，攀附时髦，反倒失去了创造性、批评性的动力。自从我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参加巴克莱国际符号学大会（1994）以来，关于“符号学理论”身份的辨析，即成为我与西方同行讨论的主要关节所在，而直到再二十年后我本人才更为明确了彼此争论之实质。正是从我1988年再次出国并加入国际学会理事会起，我本人的“符号学意识”与国际学会内的理论共识间的差异逐渐明显化了。我所把握的“符号学理论”其实是相对于“人文科学理论”全体定位的，而西方理论同行们则是相对于他们共同经营的“国际符号学团体”发展事业定位的。彼此的动机与目标非常不同。结果，此一差异性可以说随着我在新世纪研究思考的展开而越来越明晰了。国际同仁无不是职场达人，其参与符号学事业经营的目的极其明确（特别是历届学会第一领导们）：实用主义地壮大队伍，以作为自身本单位学术名势经营之国际后盾。鉴于学界内共识为“理论高于实践”，大家急于公推权威性理论作为符号学学会学术的“方向指南”。最终是艾柯成为独一无二理论家资格具有者。艾柯的电影符号学分析也是我早于1977年即从《电影符号学文选》中了解并后来将其译出者，其后他本人的几乎一切理论性著作都是我的主要参考读物之一。但是他的所谓一般性符号学理论，却渐渐与我理解的“符号学精神”相距越来越远；我并视其理论为误导国际学会方向的一种“理论思维障碍”。时过境迁，现在可以更为自信地断定（须知此人国际名势之盛早已成为界内绝对权威），其“一般理论”的误导性，当然不是指其论断细节各有优点的内容本身，而是指其“理论方向”及对符号学精神的“指导方向”！由于其媒体式学理背景与风格，遂表明其理论学养远远不可能处理“哲学”与理论符号学的关系问题（难怪当初我对他不能理解较为抽象的丹麦学派的价值大感惊讶）。而其将英美语言哲学和实用主义与欧陆理论冶成一炉的努力，不仅错误地带动了一系列企图统一欧陆与英美两套理论的肤浅作为（直至今日所谓“认知科学”根本与符号学精神无关），而且以其编选的各家理论杂烩为符号学理论实践的方向做了错误的示范。当我2012年在南京大会上公然宣称国际学会内不少领导人，包括当时的会长，均视之为其符号学理论思想之绝对权威导师的海德格尔为二十世纪人类理性第一大敌时，我即已“暴露”为学会治学大方向的“挑战者”了。（难怪在2014索菲亚大会上，曾经对南京大会赞扬备至的会长，竟然未为我提供些许机会在欧洲会场“阐释”跨文化符号学方向到来之意义。其实这是西方理论家们神经过敏之处：你们东方人最好就只谈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理论则是我们西方人之事；如果你们也能谈西方理论并且大谈我们根本不懂的东方文史，那你们就得了“2分”，而我们只有“1分”。《文稿》文章谈到过此间问题的微妙：他们原来并不欢迎你真正地深入掌握西方理论！）而只是渐渐地，直到我两年前英文论文集的出版后，他们才更为清晰地了解到我的立场岂非在“瓦解”他们毕生志业之基础乎？因而他们会更加庆幸我构想的“中国符号学论坛”早早消失，以免使之成为“抵制”国际符号学权威势力思想在中土扩展的学术力量！他们这样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人生观，哪里会认同我所持的“诤友之义”和领悟中国人的“恨铁不成钢”心态呢？那么，是由我这样的持“致良知”立场者作为西理引介人对于他们在中土开拓事业有“利”呢？还是由外语系出身者主持中西学术交流对他们更有“利”呢？什么叫“利”？岂非又是彼此的观念南辕北辙。【在过去一年波澜壮阔历史大变异中，如前文提到的，就我的学理观察思考兴趣而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国际知识分子”的真实“心迹”，因而我们得以更确信地据以分析“其人其心其言其论”之虚实真伪。我一向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就是百年来知识分子应该全面自我检讨的问题。现在复知，世界的问题完全一样。我们看到的都是知识分子在舞台上的“正义言辞”，当从他们彼此争斗互批中瞥见其背后的真面目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获得真相，就是最高级的认知成绩。世人往往喜欢在网上看相同观点的言论，我则最喜看对我较比肯定者的批评言论。真相就是对于自己肯定的知识的不断揭秘、批评、否定、修正的谈论。因为这样的负面言论，不论对错，都有助于我们真实巩固、改善自我认知的质量。可惜世人兴趣相反。所以我指出，那些不想听闻对自己肯定者加以批评否定的言论之人，多为根本不想求实获真者（他们极少问：什么是我认知的错误所在？而是只关心：什么知识可以有利于我目前的职场地位？）。至于师生间相互吹捧，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普遍现象，更属等而下之了。2021-4-11补论】顺便指出，国人能够想象吗？当我高兴地将自己完成的《胡塞尔著作集》8卷译作告知西方现象学同行时，你以为他们会为你“鼓掌”吗？非也。（因为许多以现象学为专业的西人还难以看懂这些理论著作的[它们从来不会出现在学术书店里]，而他们当然都是专业博士！）结果我只能将此成果直接告知四家曾经资助过我的德国基金会和当时负责各计划的德方教授们，以“幼稚地”表达我那时似乎并未“白花”德国人的钱，即便他们不承认本人的“仁学伦理学”贡献，也应承认我在中土弘扬德学的成绩【虽然我无意间还是“打击”了另一位根正苗红的“第一德哲”：海德格尔！我称犹太裔胡塞尔是德国第一哲人，而不是纯日耳曼的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当然也不是哪位德国古典哲学家。注意我“不讨人喜”的一面：以我个人的立场推重一德人而不及其余，就意味着并不承认国际及德国公认的哲学权威体系；也包括不认同现象学界权威认定的资格系统。与他们的解释不同：胡塞尔的真实价值必须在摆脱了各学术权威系统后加以认定：不要说他与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没有丝毫关系，他与康德的关系，也非“继承”而是“净化”，如绝不触及所谓“物自体”之类概念，而是去除其一切传统形上学因素！】

试看我的“理论方向挑战”：在现代与古典的学理之间，侧重现代；在现代与古典的态度之间，侧重古典；在英美与德法之间，侧重德法；在德国法国之间，哲学上侧重德国，人文社会科学上侧重法国；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侧重胡塞尔；在西方道德学与中国伦理学之间，前者侧重西方，后者侧重中方；在胡塞尔的心理逻辑学和胡塞尔的伦理学之间，侧重前者。所谓推重一位学者，是指他在某一方面的杰出成就，甚至于独一无二之成就，但绝不等于认定其专业各方面的论断全部正确。本人如此欣赏肯定顾颉刚学术，也是源于同一标准：一切取决于其在某一方面求真实践上的成绩，兼含其治学态度（良知学）与其治学方法（符号学精神，即使其本人不知符号学名称）。本人对胡塞尔哲学之肯定方面因此也和西方专家不同，因他们以“哲学科”为其认识论定位基础，我则以“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三合一理论观（其代称为打引号的“符号学，解释学”，意指其义不同于常规用法）为基础，简言之，我对胡塞尔的肯定的一个外表原因是：他在哲学领域内采取了跨学科的方法论（其突出标志为“去形上学化”）：数学，心理学，逻辑学（在“逻辑学”名下，他既将逻辑学隔离于形上学，又将其隔离于逻辑技术学，所以他并未关心当时兴起的“符号逻辑”）。另一方面，按照我们的治学观，任何重要而方向方法错误的“大师”学术思想，当然仍然是我们要不断重新研习重估的重要对象；而任何我们特加推崇的“大师”学术思想，也同时是我们要一再检视批评的对象。因为，学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任何民族文化不可自称为其绝对领导者；其实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仅仅刚刚开始。（十九世纪才是其开端而已，哪里能够成为“万世皆准”的“文科牛顿力学”呢？）然而，国际学界的问题就是拉帮结派，营建势力！势力，势力！“以学造势”的国际学术商业化陋习，岂非正是对立于我们的“良知学”？无论仁学还是阳明心学（我在为今年年底赣州第三届阳明学大会准备的论文中就是要阐发阳明心学与先秦仁学一脉相承之伦理学意义）都是坚守“以良知对峙于势力”之学。法国相关机构明知我在中土对当代法国理论引介之功，但他们决不能“认可”一个非经他们体制内培养出来的独立“知法”学者。又是“鸡同鸭讲”！对我，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人人得而研习议论之，目的为了人类共同的学术事业的真实发展，而绝非借助学术交流来相互吹捧！况且西方的所谓“赞扬东方”，包含着一种掩饰着的“轻视”：至于“人文理论”，“你们东方智慧是无能为力的！[除了抄袭我们以外！]”）

自傅斯年、陈寅恪起，我们号称文明古国之现代学术，处处以中土现代“古史研究”获得国际汉学承认之事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博大精深之证明，却不知西人将中学定格在“史料学”层次上暗含着的“深刻贬义”吗？【民国初期不少中国学人都积极于西方寻找“古代善本”并纷纷以沟通于西方汉学家为要务，那时怎么就没一个理论上的好奇心呢？如此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时至战后港台留美人士会一致通过国学特有之所谓考据学、新儒学在西方学界“扬眉吐气”？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奇怪的意识：如何找一个中国特有而西方所无的国粹来与洋人一争高下！须知，所谓民族性的哲学或史学，今日都须与国际哲学与史学相沟通才能获得新生命。这与我提倡阳明心学与新仁学的态度不是一回事。我的学理是超时空因而不及具体史迹的人本心理性之论题，与现代人类人本主义伦理学论域完全一致。其目的也不是为了与洋人争长短而特意为之，而是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思想学理必需整体把握的客观立场。而民国人士尽管我对他们的才智称颂备至，甚至于称战前二十年为黄金时代，但其泛滥的“民族自尊心治学观”，导致他们颇失“学为己”诚意，卒至违背孔教：即“是闻也，非达也”这一千古名训！】难道任何一种洋人之称赞都值得我们沾沾自喜吗？是的，我的《文稿》中充斥着此类“不平之言”，难怪其不可能见容于台湾学术出版社。幸赖台湾自费出版的存在，使本人“违逆”海外汉学中心主义之言得以有机会对话于港台学界同仁。

真正自强者必然是勇于自我批评者，不是出于宗教信徒内心深植的赎罪感，而是出于认真朝向自我提升的诉求；正如木工要不断审视作品，“找出不足或缺点”，予以不断改善或精益求精。为此目的即须不断“挑剔作品（成就）之缺点”，如此方可提升作品（成就）的质量。个人如此，集体也如此。只有欠缺自信或欠缺自誠明者，才只会避谈作品缺点，因其实无意于、无勇于自我真实进取也；即根本没有自强、自进愿望和志向，故只能避难就易，敷衍局面。对于具体作品的制作尚需如此，更不必说事关民族与人类整体的精神文化提升问题了。而偏偏在此世局“得小失大”的功利主义风气下，不仅个人不敢正视自身真相，集体更加不能正视自身真相。（学为己者即三省吾身者，省者何？自身之不足也。知不足而心喜而非自馁，因其心只朝向“明日之我应胜今日之我”，根本无关于与他人争强斗胜；而惧知自身缺点者，因其学非“为己”，而是用于与人争高低，故必事事敷衍，自欺欺人，必得誉而心喜，以至于所求所为均朝向如何“张扬自身”！个人如是，民族有异乎？）因为大家都已被思想学术职业竞争化的“全球化大道理”控制（即：各行各业，绞尽脑汁，争强斗胜！），深怕在竞争学成为唯一真理的时代漩涡中错失一步，以至损及职场生存基础（王应麟，马端临时代，因有几亩薄田才可完成被后人称赞的民族学术贡献，那时哪里有什么“机构资金之类”对其学术生涯给与支持？古人靠学为己而自强不息，今人靠他力扶持才可为学。今人如无薪资则连生存能力皆无，哪里谈得上什么独立贡献。本人惭愧，在两个世界都得长期靠有关方“基本施舍”才得以独立为学至今。有感于此，如不言所当言，何以为人乎[一哂]？）。就事论事，国际学界一概如此，何须强责国人为所难为之事？其实并非意在强人所难，而是促请读者勇于看清学理现象之两面：自身而言，人非圣贤，自然尽其在我可也；扩大而言，保持真理冲动（此即“致良知学”之真意也），力行“人之所以为人”之义理。（学人而无求真之冲动，身虽存而心已亡乎？）

幼时喜读萨罗扬的《人类的喜剧》，借喻其书名，今日悲剧乎喜剧乎？“全球化时代”本该于此时全球一致规划人类共同生存之道，不料此“全球化”竟然突然演变为全球遭逢“扩大版黑死病”之致命轰击。岂止于此。人类百万年文明的发展，终于积存了足够多的武器足以完成人类连带地球自毁的壮举！（不知有什么深仇大恨或什么雄图伟业，人之间非得“与汝偕亡”不可？显然，高科技时代已不再可能是：一方败灭，一方胜存。甚而必然是“数十亿人玉碎”！为了什么？实在不懂，为了什么天经地义理由人类必得在此文明最高峰阶段“同归于尽”不可？）即使人类尚存些许智慧不至如此疯狂，而所谓文明危机者岂止于此。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无限扩展之时（科技发展是永无止境的，难道这真是人生真理？还是：人类将成为实实在在的科技奴隶！直到把自己物理上变成了机器奴隶。这是“文明进步”吗？），岂非亦正是人类精神文明必将导致结构性萎缩之日。在机器人式的新人类时代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现代人再也没有古人浪漫主义时代诉诸“继往开来”幻想的特权了（人不同于兽以此。兽者，死即一切全无）。也正在此时，我们会突然意会到，今日才是孟子所说的真正“无待”之时？（孟子说的“无待文王”而兴者，正是指“良知”自身可兴，而其蕴涵为：不待其先，可待其后。）人类精神志业或将“无可期待”，因大脑植入晶片后我等人类均将成为预制程序操控者，如此哪里还有人文科学、仁学、阳明心学等“学为人”之事？人者人心也，无心者非人也。（可叹核子弹全球爆炸之日或连倒退至动物阶段亦不可得）当此人类历史大转折时期，何以立心，何以立志？然而，在此十字路当口，“朝闻道”之义，岂非今始方“大明于世”。为何？古人以为，承先启后，必有识者继起，我今之努力必有后来“接力者”在，小我将附着于大我而长存于无尽历史；然而于今，所谓继起者无可期待，孟子所说的“无待”，今日才是最真实的“无待”，既无向前亦无向后之期待。如“无待”而亦能安其所安，岂非即最真实的“朝闻道”之义？岂非最贴切的“学为己”之义？明道而当即喜，非功成而始心安！几千年来古人依此故训而得有意义地渡其一生一世，岁岁年年。“功”为目标，“义”为目的，“成仁”之教，受益者岂止限于古人哉！

【截稿于2021-4-9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