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仁学研究中心网站”开通：宗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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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网刊宣言：《论语》为中华文明第一经典】

本人自本年9月地中海十日海上行以及雅典、以弗所访古归来，对于行前设计的“新仁学”规划之思考渐趋成熟。今逢“新仁学研究中心网站”开通之际，将网站基本精神概述于次，并首先宣布：

1.    本人将以体制外独立学人的身份继续参与体制内外的学术理论建设；

2.    本人将继续积极参与将《论语》推举为中华文明体“第一书”的学术思想运动；

3.    本人将在新仁学框架内继续参与探讨和传布“历史解释学”、“心学现象学”、“制度符号学”等中西比较前沿人文理论事业；

4.    本人将在2014年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理论组分会上宣表：二十世纪符号学运动，因于全球商业化时代趋向于功利主义方向的、新单学科的职业化营建，已导致其“元气”殆尽，二十一世纪的新跨学科理论运动将在东西学术理论化汇通基础上重新展开（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已对此做出了象征性宣表）。本人将在明年（雅典和以弗所附近的）索菲亚举行的大会上提出此一论证，并以之为本人参与国际符号学前沿人文理论运动三十年的个人历史划下句点。

*本人于地中海游回来后先后发布的网文“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的必要性”，“人文科学理论危机15题”，“地中海游归来”，“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中国符号学论坛背景再阐述”等均为了解本文的相关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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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仁学要义

B．        新仁学原则简述

C．  新仁学研究中心宗旨

D．  新仁学观念与个人历史背景的关联

E．  个人介绍：著译及简历

A．新仁学要义

毋庸赘言，仁学原典仍将作为民族第一基本信仰经典，在新世纪的中华文明体内发挥其基本精神凝聚性作用，并期可成为民族文化历史之“圣典”，而此圣典并非传统“圣人”（历代伪造的神化孔子）之遗典，而为民族精神之历史淬炼文本，具有其人本主义、人类主义的内在‘神圣性’。对此认知，今日四面八方已在加以推颂之中。而“新仁学”则特别相关于中国的人文科学理论建设问题。兹列举条目如下。

1.    回归《论语》深层本义，将其从封建主义儒教框架里解放出来；

2.    按照与时俱进原则，根据新学新理对于《论语》进行理论性“重读”；

3.    将中华《论语》视为普适于人类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之基型；

4.    将《论语》视为新世纪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的伦理性指南；

5.    将仁学经典《论语》（而不是封建主义“五经”）作为中华文明“第一书”。

6.    体制内学者须在体制内的制式化学术和体制外自由创新思想之间探索维持二者平衡的中点。新仁学研究，必然要摆脱百年来商业化时代形成的“新儒学”、“新国学”、“汉学中国哲学”等职业化框架，始能进入真正跨学科的、合乎现代科学理性的健全思考方向上来。仁学和《论语》是属于全体国人、全体人类的，自然不得为少数“章句专家”所专治。

7.    无论是“孔孟学”还是“阳明学”，所指均不能仅限于相关文献学、历史学专家之学，而应相关于一切愿意和能够自身体践其精神的“读书人”。今日之仁学的真（而非假）“知行合一”，应该直指学者之心术，而非单指其学术出版功业（此类“功业”或“政绩”，极易于媒体传销、竞争、评比时代，以及科技工商主导文化与人文学术时代，加以“掺水”及“造假”也）。新仁学将是严格排除传统上论资排辈、权威垄断的新学术实践方向（2013,11,27）

            B．新仁学原则简述

为了研究和探讨跨学科的前沿伦理学“新仁学”学术，设立了此一网络研究中心，一方面发表相关学术意见和研究进展，一方面以之为基础开展学术交流。在此网站上，本人已将并继续将个人相关中英文专著和文章上网(这些著述由于根据多方面跨学科观点立论，故始终难以为中外职场内理论知识落伍的专业人士所把握)，以广交流。本文件系列包括网站宗旨和新仁学理念形成背景，以提供理解新仁学的参考资料。新知新学的最大理解障碍是长期以来至今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化了的单学科本位主义。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史学，儒学，而且甚至于是本来应该是跨学科方向的符号学，均因为国内外学术制度的既定职业化、竞争化格局，而坚持着单学科基本主义方向。学者在此既定文教制度内受到思维规范的定式化训练，并须沿此规范方向维持各自的职场生存，所以难以‘越雷池一步’。这一学界现实遂成为阻碍人文学者朝向新知新学探索的结构性局限。于是这就成为人文学者将追求学术市场成功而非将追求学术真理视做治学目标的根本性原因。此一倾向具有全球性，因为三十年来全球人文学术均进一步系统地被纳入职业化运作轨道，人文学术成为纯然职业化工具。作为职业工具的学术之品质自然需要按照学术方式是否遵循由学术市场决定的统一“游戏规则”来判定。于是，每一位人文学者都处于此一“职业成功”和“学术真理”间相互冲突的张力场内。此时学者需要进入个人更深内的人格层上来进行“自我人生观对决”，其结果则由个人固有的‘态度学机制’决定。所谓‘仁学’，用今日语言表述，就是有关个人态度学或动机学的培养和检验之学（传统君子学可扩解为今日之态度学）。看似虚空的态度学却直接间接影响着人文学者治学的大方向问题。对于千古不变的、人类普适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经典《论语》、《孟子》的现代深层读解，将可有助于学者对于克服困惑着人文学者的时代性思想挑战，提供根本性价值启示、心灵滋养以及决志动力。

“新仁学”就是为了促进对于经典的深层读解的与时俱进的新思考方向。兹将新仁学之“新”字复次简释如下，以助沟通：

1.    同时贯彻坚守中华古典伦理系统和结合现代世界人文社会学理的“辩证读解法”，促成“古今中外”四維面的融会贯通；

2.    为此，强调区分现代文献学研究和现代义理性研究，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技术性研究，不能相当于诸如‘阳明学’、‘孔孟学’、‘孔子学’等职场内的“专业”。仁学是伦理实践学，读者和学者都需追求真实地体践仁学精神，而不是仅止于研究和赏玩古典作品之文意（不能将经典文本视同‘文本类’或‘思想类’“古玩”或“心理自慰术”；后者如历代昔儒于“途穷”时“玩易”以自解的伪理论化活动）。所以仅以上述诸学为其“专业”者，甚至于并不属于进行仁学实践者类别，而仅属于“学究”类别，此辈学究的对象当然可以是任何文本，至于文本对象的精神价值问题往往与彼辈无关涉也。（餖飣考据与章句俗儒，历来均为“真儒者”所贬抑，其理在此）。

3.    仁学读解法之‘新’尤其在于深细把握古典文本比喻性修辞学中隐含的现代扩解义理。古典义理的政治社会语境，今日首应转换至人文科学及其理论的领域；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实践场今应主要转换至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实践场（而主要非相关于科技工商实践场，因为此类现代主流活动均以“求利”为其固有之义，并不关心仁学的“义利之辨”）。

4.    以古之“学”开章明义的《论语》中的“学”，今应扩解至全体人文社会科学内之“学术理论”。现代新仁学的“根本关注”不再是海外新儒家泥古侈谈的“悲天悯人”或“终极关怀”。新仁学是在全球现代化学术与历史的全新语境中“回读”中华古典后的、也即‘古今中外学理经验互动’后的产物；即：新知与旧学的多层次互动之产物。今日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角度来读解论孟经典时，是不可能仅通过在论孟文本本身上“熟读”即可以达成的；今日读解孔孟更其不能是稍知文意即将其任意比附于西学理论名词所可加以“伪理论化”的。如何实现旧学与新知的有机互动，则需要另一种新知新学方法论：如“正向符号学”和“正向解释学”。而此后二学（大不同于今日海内外流行的、以同一名称标榜的、深深陷入商业化职场运作的现代西学流行理论）的有效性，则又须首先克服来自西方的理论教条主义（留学背景者最易陷入其中，因采此西学理论教条主义最方便于其在国内商业化竞争环境内贯彻优胜劣汰生存术）。

5.    综上所述，孔孟文本今日将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一个是，按照传统方式作为社会大众信仰学加以普遍推广，以之作为国民品德教育的基本教材。但是此一作用今日已经不可能方之于孔孟学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方式了，因为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科技工商追求物利目标的“物化”大方向）。另外一个是，作为现代伦理科学及一般人文科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之伦理实践学引导原则所发挥的作用。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中适当而有效贯彻孔孟思想，将是现代教育学的全新课题。这也是新仁学将要探讨的一个仁学实践学课题。

                    C. 新仁学中心宗旨

---- 符号学（语义）-解释学（历史）-现象学（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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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如果指孔孟伦理思想的精华本身，“新仁学”则指根据新

知新学对历史仁学的再理解，以及将古典仁学在历史上的社会政治

实践域，转化为现代人文科学和伦理学的学术革新实践域。新仁学

产生于体制外，将同时运作于体制内外；新仁学要求学人在体制内

同时参与体制外的、即跨学科的新世纪人文理论革新实践。

今日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及伦理学正处于危机时代，由于各种时代负面因素对人文科学方向与方式的制约作用，全球体制内的人文科学、哲学、伦理学的主流理论，自后冷战时期以来，实已演化为职业制度化之谋生工具，而渐渐失去其传统的真正科学性探索功能，学术体制则成为支持此类谋生实践的学术权力基地。世界各地的人文学术体制，均以保障和提升学术人员在商业化竞争环境内的谋生技能为目的，而不再直接朝向为社会与人生方向提供有意义的认知根据和理性化引导的科学性基础。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广义“伦理学”活跃的时期，多属“思想危机”时代，其本质即价值观和方法论之危机，而其克服之道，正在于对伦理价值的深入性、革新性再思考。今日全面商业化的高科技人类文明的构成空前复杂，绝非任何现成人文科学理论成果得以解释与解决，而对其克服方法之根本，在于溯本求源、重新切入作为价值学基础之仁学的“心学”核心：此即良知学，也即人文学者之动机学与态度学之提升。当此之时，中华孔孟历史仁学及其实践学发展---阳明良知学，于此人类价值思想混杂莫辨而人文社会知识之技术性积累实已数十倍猛增之新世纪，突然闪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深意。中华历史仁学和现代世界主流理论之间的多方面互动结果，恰可阐明有关人类普世价值学更新的、科学理性化的人文思维大方向。我中华仁学具有的深厚历史实践，一旦与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科学方法论（当然不是科技工商的科学方法论）有机结合，将可于全球化时代发挥根本性价值引领作用。前儒教时代的原始仁学，将可历久而弥新，首先成为促进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之枢机，继而有望参与世界人文理论主流间之积极互动。作为人类历史上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之后来者中国，在其物质性突飞猛进之后，或可展开其精神文明建设之新征途。而今日精神文明的基础，必为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则为其现代化的新伦理学；而此时代所需的新伦理学之核心，又为植根于中华长期历史现实中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实践论。历史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东方与西方的全面有机互动，正是仁学在全球化新世纪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综合性语境。我们所谓的“新仁学”，即指中华历史仁学和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理论之间互动关系中的一种“伦理价值性的”实践系统，其基本原则即：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主体意志学。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促进人文科学对人类理性知识积累的全面积极吸收，一方面勇于面对及克服人类人文知识理论和信仰之危机。此一新仁学宗旨，不仅基于发扬中华文明传统之民族责任心，而且基于关注人类文明传统健康发展之仁学大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组成部分的中华文明，在此新世纪人类文明发展事业中，将可通过既延续自身伦理价值传统复吸收世界先进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当仁不让地于地球村时代实践其独善兼济之人类仁学志业。本仁学网络中心之建立，目的即在于探索和弘扬此一学术伦理精神。

本网站致力的现代仁学研究或新仁学研究，大致包含两大方面：1.将以先秦孔孟思想为基础的仁学伦理学，从秦后建立的儒学封建主义制度学系统中剥离出来，以使其在摆脱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后，成为建设新世纪普世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历史认识论基础；同时，仁学伦理学学科的成立，将直接有助于国学研究科学化革新的目标。2.使此经过现代解释学处理的仁学伦理学系统，成为参与及引导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事业的实践论基础，特别通过与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等现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以积极介入中国与世界的新人本主义伦理学建设和人文科学理性化发展的事业。传统仁学定位以“现代”或“新”，就是要强调其与人类历史与知识的现代变迁处于积极互动和相互印证的关系中，而绝非不顾时代历史变迁的事实，仅对中国历史思想本身进行被动的沿袭或复述。此种新仁学思想构思是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成就基础上，创造性地产生的，实为现代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之思想互动的结果。这样的跨学科学术思想发展，自然不是产生于仅具职业化功能的现当代国内外学术教育系统的。因此新仁学的探研和继续发展也需要在体制内外按照超越体制规范的方式加以组织。本网络仁学研究中心即因此而设立。

本网路学术中心为独立建立和管理的学术思想交流平台，它具有双重的学术功能。一方面作为个人及合作者有关仁学伦理学研究成果的一个专门的发表场地，另一方面作为中心与其他国内外团体及个人进行有关仁学研究合作的共同组织者或协调者。网站目的之一在于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汇通方式，推进有关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现代化研究，所强调的现代方法论特别相关于（但不限于）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等现代新理论体系，以期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政治和心理等不同維面对于古典仁学的历史意义及其现代意义进行综合性的探讨。中心除作为仁学学术表达和交流的平台外，也企图建立与国内外、体制内外的单位与个人的各种学术合作计划，以期沿新方向推动有关新仁学的个人性与集体性的研究事业。本中心更期望未来在国内外、体制内外，能够促发各地仁学研究中心的出现，以进一步扩大现代仁学研究的范围和提升仁学研究的水平。中心作为国内外学术界首次以“仁学研究中心”为标称的学术平台，也希望能够起到不断导引同好继起参与的作用。（这一创始之举本来首先寄望于若干联系单位的支持，因诸相关努力逐一失败后，只得利用网络世界条件设法在国内外各机构之外独立进行此尝试性、创新性的网络学术实践）

本中心网站具有特定学术背景、方向和宗旨，致力于独立开发仁学在新世纪的学术潜力，也自然期待能够参与推动与仁学伦理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有关的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计划。网站除包括个人相关学术资料外还拟包含如下项目：发表其他学人的相关论文和批评建议；设计与推动与诸可能联系单位及学人间的学术合作计划，如参与组织讨论会、讲演会、讲习班及出版工作等，并发布相关活动讯息。本人原先期待于通过特定机构进行的仁学研究之协调与组织工作的目标，也希望在互联网时代能够通过本网路中心与相关单位未来可能的合作，间接地予以达成。

本中心所致力的仁学现代化研究，主要相关于如下学术理论的实践：

l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现代化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

l  儒学思想史和儒教政治史的科学化研究

l  仁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研究

l  仁学思想传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方向的研究

l  仁学伦理学理论体系的重构

l  促进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发展

l  仁学伦理学和现代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比较研究

l  仁学信仰体系的现代化重构及其社会性应用

l  促进符号学运动的科学理性化调整

l  最后，并非不重要的是，有助于在人类不同价值信仰系统的激烈冲突间进行有效协调；期待在宗教信仰方面持中性的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未来可有助于成为调节世界宗教冲突的有效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一。

李幼蒸  2013年, 9月/11月（定稿于9月间游览地中海西方两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始源地之后）

          D．新仁学观念与个人历史背景的关联

仁学实体为发生于、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伦理实践学思想，其存在媒介为若干经典文本，其本身的思想生命力来源于中华文化历史本身，为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任何个人的发明。所谓新仁学乃指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全面汇通后，根据现代学术理论，对于原始仁学进行的现代解释和运用。前者为历史存在，而后者则为仁学与全新文化环境互动后的现代产物。历史原型，现代理论，现实运用，三者构成了新仁学的三个组成部分。     

新仁学理念及其实践的形成，源于时代一般文化学术趋向以及个人具体经

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作为体现时代一般特点的“实践学支点”，遂可

成为时代的一般性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之间的汇聚场。此一般性特点于是

获得由个人特点具体支持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个人本身并不重要的偶然经

历过程，因成为此一时代思想趋向之作用及反映场地之一，也就可成为某种思想形成的相关因素。于是，本人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特殊经历形态，不期然

间也就成为一种新伦理学思想产生和表达的实践学基地。以下对此一般与特

殊的相互关系加以简述，以有助于阐明本人所谓的“新仁学”在新时代以此

特殊方式获得其生命力及新方向之根由。

互联网时代，人文学术实践的方式亦将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本网络“学术中心”的含义自然与百十年来大家习惯的作为机构实体的“学术中心”之含义有所不同。所谓不同，应该主要指“构成形式及形成背景”上的不同，而非指学术功能上的不同。“中心”就是“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和表达者”之意，简言之，“中心”即“组织者”（organizer，英文中这个词还可指“档案分类书架”，因“分类”就是基本的组织性功能之一）。传统上，学术中心的要素是：文教制度内的存在，集体性的运作，机构及依存的建筑实体，交往的主要对象则是其他机构及机构人员。但其功能或目的只是在常规业务外组织特殊的学术活动和进行专门的学术表达而已。网络时代使我们有可能想象将“中心”的上述传统的实体化形态予以“虚化”，而试图仍然保持其基本功能或目的。准此理念，我们尝试建立此一网络学术中心。它一方面试图保持着传统学术中心的学术活动组织化功能，同时，由于摆脱了各种实体性限制，其学术交流对象范围还可较传统实体中心有所扩展。当然，体制外的虚体中心与体制内的实体中心之间也具有一个基本差别：在学术领域内享有的“权势”不同。实体中心依附于制度而自然附带具有制度所赋予的学界“地位”和“权利”，并具有制度所拨与的经费，遂可成为现成学术权力和学术利益的分享者（这往往是实体中心建立的目的之一：增加学界权势，即扩大影响力）；而体制外的、（单一或若干）个人建立的虚体中心当然无此种物力性“优势”。然而另一方面，体制内的中心虽然物质条件优厚却必然受到体制内既定规范和目标的限制，难以自由进行学术思想的创造性发挥。与此相比，网络虚体学术中心则可在学术规范和目标方面享有大得多的创造性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虚体学术中心可能开创出一种新型学术实践方式模型：在不凭借制度性权势支持下，进行目的更具纯粹科学性的学术理论实践，从而可充分地追求并可能达成更具创新性的学术思想目标。凡此种种，当然也均属本虚体中心的理想而已，至于是否可行和可取，还有待于未来实践中加以考验。此外，此虚体中心的创意，实际上源于本人及合作者长期以来在体制内追求此新型学术中心建设过程中所遭遇过的多次失败；实际上，我们是在体制内追求建设实体中心的努力失败后转向此虚体中心建设构想的。其构思动机并非不同于今日大量存在的“书院”形式。“书院”的主要特点就是其不属于常规体制，虽然今日之书院多须在某方面仍须间接依附于体制。本中心与书院不同的是，书院沿袭传统上的各级教学目标，而本中心则直接承担（组织和传播）学术研究、表达、交流的任务。因此书院虽然理论上是私人性的或体制外的，但同样受到种种实体性限制。本网路中心则是在资讯来源、交流对象、交流方式、表达方式等各方面较少受到具体性的时空局限和人际关系条件的限制。

本中心提出的仁学伦理学的现代化研究，遵循着由现代国际符号学运动开创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全新学术方向，因属前沿学术范围，故而目前不易在中外学界体制内加以推行。我本人今夏在中国大陆多处访学，经过与各地学友的多方面讨论后，（特别是在重访幼年度过4年的古县城城固及古路坝之后）终于顿悟，此种超越体制内思维级次的、跨学科方向的新知新学之推进，也应该在实践方式上与时俱进，于是才得以从几十年来的学术机制实体观的旧思维中解放出来，决心开始尝试进一步诉诸于网络世界的“符号学和伦理学学术历险”。此一网络形式的研究中心遂得以初步形成。以网站形式建立的此一研究中心，旨在于互联网时代克服国内外实体机构的制度性局限，通过与学界机构及学人的各种可能合作计划，来促进有关中华仁学伦理学思想的古今意义及其未来国内外运用等方面的现代化研究。虚体中心虽然设置于体制外，却期待着与学界体制内外各方面学术同好建立学术交流和合作联系。

建立此一虚体中心的实验性构思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创意，这就是中心决定表达其多元化“国际性的”构成特点。此一构想同样出于对思想“国际性”观念的扩大的再解释。传统上国际性学术中心是指国内外诸机构之间的地域间人员及出版物的交流。本网络中心的“国际交流性”摆脱了此一狭义解释，除地域间的交流性外，“国际性”特别是强调学术思想背景本身及其形成渊源方面的世界性（而非仅指国际学术机构之间人员实际交往性），即中心的学术实践内容和方向本身即是世界性的或人类全体朝向的。“学术中心”解释的扩大化表明，互联网时代，学术交流的意涵应该超越学术完全由各国机构权势控导的传统学术实践模型，从而可有助于强化学者个人超越环境限制的学术实践自由能动性。按照仁学精神，无论国内外，如无此种学者个人超越体制环境规范的治学主动性，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提升的努力将难以真实实现。因为时当全球商业化无远不被时代，世界人文学术有渐渐沦为科技工商“文化消遣附庸”及“以学术为谋生之道”的非科学性后果之虞。中心学术思想所面对的世界性方向，因此直接避免了目前流行于海内外的各国学术民族主义之地域局限性，以及不同于今日国内外文教体制内实际流行的西方理论主导性。仁学中心的国际性或世界性的这一解释，是与我们在符号学中所说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解释学方向完全一致的。

所谓“新仁学”也就体现出民族历史性和人类普适性之间的一种辩证统一性。“仁学”之根源来自中华文明历史中的伦理思想传统，而“新仁学”则表示，于此全球化新世纪，此中华民族性思想根源在与现代世界学术思想汇通后之传承、发展、扩延之新方式。在此意义上，新仁学，既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现代性的。新仁学理念就是一方面坚守中华原始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着重于仁学在新时代地域全面沟通后所体现的新实践学智慧，以期在人类历史新时代及全球化地域内，借助于人类最新知识技能资源，将原始仁学理念，在历史上加以发扬光大。仁学伦理学应该成为人类思想的共同财产。（新仁学目标，因此在理论层次和精神广度上，均超过民国时代国学、当代海内外新儒学及新国学、当前国内外汉学哲学与史学。后者诸学术类型基本上仍属于泛资料学研究层次）

那么为什么新仁学理念会由本人提出和初步尝试加以推进呢？这是因为，本人长期于中外体制外研习中外体制内的学术思想的独特个人历史，使我得以在全球学术教育体制化的时代，看出新世纪人文学术有必要在体制规范和程序之外探讨新的跨学科学术思想新方向，以克服中外体制内的僵化功利主义局限以及松动体制内学科分化格局，在更切合人类生存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仁学伦理学方向指导下，来研究革新人类人文科学理论方向的可能性。而此一全球化时代学术运动的起始点，完全客观地说（而非出于学术民族主义立场），则必为中国学区。本人作为生长、生存于中华大地的现代人文学术理论学者，有责任投入此一惠及中国与世界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术革新的事业之中。

于是，最初基于本人个人学术思想形成史的此一所谓“国际性学术中心”之成立，也就与作为中心建立者我本人的具体学术实践轨迹联系起来了。与本人经历相关的下述五个象征性地区标志中所阐述的本人新仁学思想形成背景，在实际上、历史上和象征的意义上，可说明本中心宗旨与中心建立者我本人的学术思想形成史具有着直接关联性。

新仁学理念是中国历史固有仁学伦理学思想和现代国际人文主流理论间有机结合的产物, 本人五十余年来的具体学术思想历程，也就成为二者互动融汇的一个具体学术实践场。此具体学术实践场本身的“发展能量”（因个人条件的先天性限制）或极有限，但其思考方向和运作策略具有的普遍意义之重要性却并不容予忽略。现将个人特殊学术经历（不按照历史顺序地）列举于下，以期“间接显示”本中心宗旨意涵之历史性根源及其理论性根据；也即通过对本中心创立者之跨地域、跨历史、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经历的简略描述，以有助于读者对中心学术背景的进一步了解。这一个人经历与学术世界的特殊关联性，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中才被我意识到的，此一“关联性”为一个人历史性事实，自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中的要点其实无关于个人于各方面按照通常标准均属相当平常的资质，例如，我不记得青少年时个人曾经有过任何特殊才能表现。而个人特殊经历后来产生的（主要自新时期以来的）此一特殊学术运作场的特点（以下将描述），恰恰适合于个人后来特殊学术方向的形成。现在我指出这一个人偶然性与学术大环境的交互作用结果，导致了一种超出个人性目的的公共性学术视野。我于是觉得有必要将其展示出来，以使其发挥学术大方向方面的一定启示性作用。

1.    柏林-波鸿时期：德国哲学反省及伦理学学术方向的确立

本人在德国9年（西柏林1年，波鸿8年）期间（1988-1997），通过对西方伦理学、符号学和解释学的系统研究，得以在中国儒学史问题上，将其产自先秦的“仁学”部分和产自秦后的“儒学”部分，从多个层面上加以“剥离”，从而发现原始仁学的普适性伦理学意义。于此同时，本人发现，正解的符号学和解释学实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现代化革新的重要的并必要的方法论工具。为此，自90年代中期起，本人曾经会同德国伯恩大学政治学费舍教授在德倡议成立跨学科、跨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所，并曾获得德国其他重要人士的支持。虽因学界体制的限制（汉学本位主义）倡议未能成功，本人经此计划推动工作而对游学德国期间学术心得做了系统整理，并明确认识到，居德期间个人对于中西伦理学问题和学术现代化问题的看法，已然含具了可行的全新视角和路径，其结果之一就是仁学伦理学理念的系统表达和传播（其具体成果为三卷英文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本人在大陆引介胡塞尔学以来，此一重要德国思想理论传统始终是本人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塞尔学不仅是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史上无出其右者，而且其思想包含着欧洲各种重要理性传统，如：犹太精神传统，德国逻辑精神，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唯理主义。此外，本人早在80年代即曾与瑞士现象学家和中印哲学家耿宁谈到的胡塞尔和王阳明的比较心学研究的重要性，此一研究今已成为本人建设仁学心志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柏林工大符号学中心作为本人完成符号学认识论基础之地，波鸿哲学所作为本人在中西学术比较研究中深化本人现代德国思想认识及形成古典仁学伦理学建构的始源地，在我的中西国际性学术实践中遂具有了重要的地缘标志性的引申义。德国时期研究经验的意义在于，由此我得以认识到，仁学伦理学和胡塞尔主体学之间的未来互动，将成为人类新人本主义伦理学构建的主体伦理学基础之一。

2. 巴黎时期：启蒙运动及跨学科理论观念的形成

新仁学伦理学观念的形成，来源于思想方法的跨学科理性化立场，其思想史基础则是法国十八世纪人本主义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跨学科的结构主义运动。后者大致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本人学术思想方式和方向确定的总框架，在此基础上本人完成了关于一般符号学、文艺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社会人类学符号学等方面的一系列研究工作。三十年来，本人因列维-斯特劳斯、保罗-利科、克里斯丁-麦茨等人的关系曾多次访问巴黎学界，深化了对当代法国思想方向的了解。特别是于2004年里昂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当选学会副会长后，首次在国际学界指出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运动与被西方学界今日普遍轻视的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间的人本主义理性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说仁学的德奥思想关联主要体现在意识分析和下意识分析领域，那么仁学的法国思想关联则主要体现在文化、社会、历史、文学的广义文化人类学方面。但是，无论是仁学的德国思想关联性（主体心学）还是法国思想关联性（历史实证论），都是在超越了德法学术制度性规范限制后进行重新构造的产物，并非现成地从今日德法学术思想体制内所导出者，并与德法原创者自身的理解不尽一致。因此，自新时期起即以现代德法思想作为主导范围的我本人学术理论探索，明确地区分了研究对象领域（德法思想话语本身）和我本人的批评性的独立研究方法间的区别。虽然本人先后在巴黎居留研学时间有限，而新时期以来本人对当代法国学术思想的接触则最为长久，故可视法国思想产生地巴黎为本人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象征性背景之一。

3. 旧金山时期：“新大陆”作为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国际伦理学学术实践基地之理想

本人自90年代起以“杰出人才类移民”身份定居于旧金山湾区以来，依赖新世纪网路革命和附近伯克利和斯坦福两大图书馆的便利，得以将在德完成的中西比较学术理论以及仁学伦理学研究计划持续加以推进。自从于本世纪初起陆续与中国大陆学界建立起各种合作项目以来，首先在湾区完成了中文《仁学解释学》专著。几年之后，通过在旧金山湾区较前更为丰富的资料储备进而完成了远比1997年同类英文著作更为扎实和系统的中文《儒学解释学》专著。正是在（作为今日高科技世界之都的）旧金山湾区，本人关于仁学伦理学及其与儒学思想史的关系的研究，获得了更为系统的成果（在世界科技中心的场景前所完成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构思）。此外，依赖身居旧金山的国际交流便利性，实现了多次在大陆举行的中外符号学学术交流的合作计划。在此13年中，本人重新认识到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任务虽然只应当、只能够在中国大陆学界推行，但仍须继续联系于国际学术合作活动。此外，正是在旧金山湾区本人开始逐渐认识到，未来中国人文学术也有在国际舞台发挥独立建设性作用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本人学术活动的旧金山时期，也是新世纪网络文化革命开始的新纪元开端；本人自2004年于法国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获选为学会副会长后，所参与的国内外跨学科的符号学活动也随之扩展，其最重要的结果为本人参与组织的2012年10月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以及“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成立。不过，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及首届南京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后本人也认识到，中外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也必须与时更新，一方面固然不可能再抱残守缺，像海外几代新儒家运动及中研院史语所那样幻想依附作为西学偏流的汉学来在国际学界宣导学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地在国际西方学术权势场域中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交流的方式今后应该更具多元性，借以充分、全面地调动网路时代学者与青年学子的个人精神思想能动性，以期使国际学术交流逐步落实到学者个人间的思想互动层面上（而不只是体现于机构间的学术联谊和职业互利行为层面上）。就此而言，本人居于旧金山湾区的地缘便利性，应可为促进中西国际人文学术交流继续有所贡献。实际上，过去十几年来，旧金山湾区居所正是本人全方位强化个人研习与参与推进跨学科、跨文化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事业的运作地，今后并期待其也可成为在国内外推进仁学伦理学研究事业的一个实践地。本人的旧金山学术活动时期，也是本人作为国内外体制外独立人士，在国内外体制内克服其结构性惰性障碍和推动其跨学科潜力的时期。此一个人独立性及相关集体合作性的学术努力，希可成为新世纪的人文学术跨学科-跨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有效表达。中华历史仁学思想，经过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的现代理论性支持，实可契合于现代跨地域、跨学科的世界前沿人文理论思想的新方向。

4.城固-兰州时期：抗战八年西北仁学兴学精神之始源地及本人幼年于黄河边自由心智初萌地

自从2011年秋本人偶然获得返回幼年生活地（个人有清晰记忆的生命始源地）----兰州十里店和参访曾有地名记忆的华家岭山区以来，在世风较为淳朴的这个西北城市中陆续建立了若干学术性联谊或合作关系。今日西北师大正是位置于我曾长居四年的“黄河边”栖居地“十里店”之原址上。不久前“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的建立，一方面体现了兰州学界对于抗战时期文教界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精神的永远崇敬情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兰州学界对于新知新学新理论的学术开发事业具有的强烈热情与志趣。西北联大精神的历史性意义应该提升到仁学‘君子固穷’和‘穷且益坚’的伦理性高度来体会。家父于全校途径天水、华家岭迁至兰州十里店建校时，特别将师院‘水塔’（今日白塔山）的形状模拟于战前北平师大水塔的形状建成，表现了对于已沦陷敌手的故都之深情怀念。此种在艰困时代不弃理想而心系于教育事业之根本的态度，岂非正是仁学精神之体现？正如孔子于遭遇艰难之际所忧者在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西北联大精神正体现于广大西迁师生于危机时代能够高扬于道德、勤学于不辍！此一将伦理意识与学术思想融贯为一的精神，也正是今日人类人文科学革新所急需的治学态度？此外，本人目前参与推进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的网址也适巧最后落实于兰州。不想幼年故地兰州，在历史上、实际上和象征层面上，均已突然与本人推动的学术事业发生了如此重要的精神联系。

我于是体认到，“兰州”今日恰可象征地代表本人继续参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另一个“仁学实践地”。正是在兰州，作为中国教育家的父亲，于其1949年前长达十多年奋力于高等师范教育建设历史上，实现了其个人教育事业生涯之“高峰”：此即，于民族危亡之际，本仁者之良知，体认到民族生命的本质为朝向于伦理目标之强学，而能全力投身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创建事业中。其筚路蓝缕之功，遂可遗泽于后世。

5.北京-宁波时期：致良知兼道问学的长期求索历程

早先的经历与后来的际遇，如无本人在旧时期府右街旁长达20年的精神与学术历练，是不可能产生如今所达到的认知结果的。一个偶然的事实是，社会动荡造成的个人生活方式偶然选择的结果，将以下两种因素扭结在一起：生存于双倍的体制外（社会的和学术的）与长期系统的独立求学生涯。在此双体制外进行强学的个人史，其积极结果首先是摆脱了任何体制内的职业化功利主义动机，此一个性形成经历竟然成为国内外学界之殊例。其积极性效果则是，本人于新时期的国内外经历中不免处处与体制内的功利主义的动机、作风和方式相左，但仍有自身能力支持可不为体制内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倾向所吞噬。此种主观性格与本人今日倡导的新仁学理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真、利、权的价值三维中，自然地可以以真维对峙于利、权两维。此种个人历史上形成的性格已在功能上转化为学术实践的责任意识，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因求利而屈从于国内外各种不当人文学界权势，后者通过营建各类学术权势体系以追求个人及团体名利势之增益，并因此而自然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科学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本仁学中心的任务之一，即在于试图促进新仁学伦理学探讨与人文科学革新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

          ****************

通过上述说明可以理解，在网络时代“学术中心”的意思也可以超越传统的机构实体性，而可表示任何具有学术合作和组织功能的一种“操作性位置”（operating site）。其方便性则在于可以免除实体性机构的不可避免的体制内运作方式的限定性。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今日任何学术活动最后都要求与体制内学术力量结合，以形成相互补足的学术交流效果。但如本中心未来的发展事与愿违，此一期望中的思想表达本身仍可体现“尽其在我”之仁学实践观（完成“独善”，亦应“无入而不自得”之教）。只求其义、不计其功的仁学人生观，早已由孔孟创发于两千多年前，实已成为中国文化精神展开的“指路明灯”。如无此种独立的仁学人生观，两千年来于封建专制体制内，何来如此丰富的文化精神成就？仁学就是尽其在我之学，就是独善兼济之学，就是知不可为而为之之学。今日全球化商业化大潮当道，世界人文学术大有蜕化为职业化谋利工具之虞，具有三千年精神磨难史的“仁（义之）学”，岂非正应于此时挺身而出，确立标准，以期使其成为世界及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科学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李幼蒸，2013年9月/11月（于地中海游中亲访雅典、以弗所等西方信仰始源地归来后定稿）

              E.个人介绍：著译与简历

李幼蒸主要著译书目(1980-2013)

（一）著作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Humanist Ethics(<中国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构成>，两卷本原书的第二版，现分为四卷)，The 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Singapore 2012

《仁学和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历史卷；下卷：思想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忆往叙实》，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历史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理论符号学导论》（扩大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仁学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历史符号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现代德法伦理学认识论研究》，台湾佛光大学，1998；

      北京商务，2000，2004

《中国伦理学原型的结构》〔英文〕（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 Peter Lang）,法兰克福，1997

《汉代学术意识形态的构成》〔英文〕（The Constitution of Han-Academic Ideology,  Peter  Lang), 法兰克福，1997 

《比较人文学的认识论问题：从中国符号学观点看》〔英文〕（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Comparative Humanities—A Semiotic/Chinese

     Perspective, Peter Lang），法兰克福，1997

《结构和意义》，台北联经，1994；北京中国社科，1996

《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社科，1993；台北唐山，1997；北京社科文献，

        1999

《理论符号学导论-扩大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北京中国社科，1986；台北时报，1991

（二）译作

（德）胡塞尔：〔编，译〕《胡塞尔著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象学和科学基础》（观念2），2013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2012

      《观念1》（修订版），《观念2》，《现象学心理学》（交稿待出）

（瑞）贝尔奈特等：《胡塞尔思想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法）罗兰-巴尔特：《萨德，罗约拉，富里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法）罗兰-巴尔特：《小说的准备— 法兰西学院最后课程遗著》（《罗兰巴尔

      特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写作的零度》（完全版），《新文学批评论文集》，《法兰西学

   院就职讲演》，《埃菲尔铁塔》（完全版），《符号学原理》，

《符号学历险》】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商务，1992；台北桂冠，1994；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法）保罗·利科：（合译）《哲学主要趋向》，北京商务，1988，2004

（美）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三联，1987；台北桂冠，1990；

      北京商务，2004

（法）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北京三联，1988；台北时

      报，1991

（法，意，英，美）克里斯丁·麦茨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文

      选》，北京三联，1987；台北桂冠，1989；（扩大版），北京三联，2002

（法）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1987；台北联经，1989；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比）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北京商务，1980；台北谷风，1987；（扩大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卡勒尔：（合译）《罗兰-巴尔特》，北京三联，1987；台北时报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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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1936，11,11 –生于北平德国医院。父李蒸，母王佩秋。

*现为：旅美独立学人，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2004-2014)，西北师大哲学系客座教授，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创立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符号学研究所顾问（曾为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备会顾问）, ‘中国符号学论坛’创建者之一。

*曾于：天津大学土建系肄业（1956-1959），北京图书馆自学（1959-1966），“文革”期间居家研习中外文史哲理论 （1966-1977）。

*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78-1994），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82-1984），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所客座研究员（1989-1997），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访问研究员(1990，1)，以及九十年代先后于日本成城大学人文学院、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台湾大学哲学系、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台湾佛光大学、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诸院系所担任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

*可读、译英、德、法、俄、日等社科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