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文集》总序 李幼蒸
网刊前言
1977 至1978之间，在图书馆“目不暇接”的大量结构主义资料之间，巴尔特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话语”，使我“扑捉”到了符号学的“灵魂”，这是以往任何哲学理 论未曾带给我的新启示。其后我注意到，许多当代西方大哲学家们并不注意罗兰•巴尔特。保罗•利科在其广泛的当代法国文学理论涉猎中，偏偏较少注意巴尔特。 重视欧洲思想和强调文学和哲学一体性的理查•罗蒂，好象从来没有提过巴尔特。这说明巴尔特提出了不同于哲学话语的另类“理论话语”。后者对于深入感受和理 解现代文学思想是极其必要的。过去二十年间，巴尔特在两岸四地外语界和文学理论界的影响，一直在扩大之中。现在到了我们应该把巴尔特思想置入更深广的文化 和学术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了。巴尔特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探索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潮，而且（我特别强调）也有助于我们用以促进中国传统文艺研究的现代 化、理论化的建设（文心雕龙是古的，但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必须是新的，国学家们不应当不懂此义）。那种以为哲学是哲学、文学是文学、中学是中学、西学是 西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 还清楚记得，1984 - 1985年期间，我是如何不顾实际、不合时宜地执意要把 巴尔特文学理论作品推入中文世界的。其实大约同时间，我也想在《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小册子的规模上，撰写一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思想》和一部《当代西 方历史理论思想》。虽然准备了不少材料，后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变化，未能加以实现。在有限时间内，毕竟以直接呈现西方经典于国人更为重要。（译介他人和 发表本人，应该一以著作本身性质和时代需要为考量）在这两部蕴酿中的西学绍介里，巴尔特思想本来亦将占据主要地位。
80 年代是所谓“启蒙时代”，其内容主要是指：对国内读者引介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主持其事的有老、中、青三代“学术带头人”。他们中间不少 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自己在1978年前并不研究现代西学、1978年后也不读西文原著、更不参加西学著译，而只做西学出版的主持人和评论家。他们因为不 从事具体西学研读反而更有时间高瞻远瞩地、高屋建瓴地，对当时“嗷嗷待哺”的各地广大青年，进行西学启蒙指导，并成为时代公认的西学引介之先锋，其行迹至 今仍为已步入中年的被启蒙者所感念。这就是“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者自己不需要先被启蒙（而梁启超是在日本看了日文书后才先被启蒙的；胡 适是在美留学后才先被启蒙的。如此才获得了启蒙者资格。这些麻烦，80年代的启蒙者们都免了）；他们从纷纷扬扬的造反时代，几年间就跃身为各色启蒙者。有 鉴于当时“不知而作”已成民族习气，吾辈欲提供青年以正识、正观者，只有自我奋进、默默耕耘了。当时出版困难，其中甘苦，二三十年来，也颇有不足为外人道 者。
中 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文学大国。研究各色文学是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中的重中之重。但是，中国又是一个“文人才子习气”积重难返的国度，其突出民族性特点是： 只思不学；不重研究，不讲理论；专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者热衷于编写故事。好象中华知识分子过去靠吟诗作赋、今日就靠看小说和连续剧；我们就是不喜欢 “研究和分析”，因为我们只想“感受”，不想“理解”。我们文学大国的文章，总是越写越漂亮，文人总是越来越多（自古以来我们的文人就喜欢评比谁的“文章 好”，而不考虑文章写的是什么）。今日互联网又有助于推出多不胜数的“文人”。今日百分之90知识分子都是不读社会科学书籍的科技工商人士，在他们眼里， 文人的任何议论都可能是“发人深省”的。今日文人的知名度或影响力，实质上就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科技工商人士来“投票”决定的。文人和“广大知识分子” 的共同特点则是：均不认真研读社会人文科学理论。但是，一个不关心社会科学研读、不重视理论思维的民族，将是一个精神肤浅的民族。我们今日的各色“娱乐文 化”都已成为商业竞争和炒作的庸俗产物。文艺制作者知识肤浅，只重国际市场上技术性（特技性）竞技之成功，不再重视个人思想和精神的追求（思想水准和知名 度的分离，根植于今日文化结构）。“文艺家”成了庸俗文化商品的制造者，其成就一律衡之以“身价”、“票房”。“赚钱”和“消遣”成为唯物质主义世界的唯 一生存方式。结果，不过是“言情小说”的水准，在追名逐利时代，在崇洋媚外时代，竞被海内外异口同声地炒作成当代经典，而时人畏其名势，亦不敢略持异议。 今日文艺界竞已无“思想”之事乎？
当此之时，巴尔特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思想的出版，可谓正中时代鹄的。我愿先发此文，以为几个月后《罗兰•巴尔特文集》的出版预作“宣传”，以期引起更多严 肃读者的兴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故事创作或“畅销书”为少。小说以其感性的趣味性、刺激性吸引人，文学理论以其理性的思 想性、批评性激励人。希望文集的出版能够促动中国读者对文艺现象产生进一步严肃思考的兴趣。
两 年前我曾因张君的来信，谈到了巴尔特理论名词翻译的问题，并抱怨了我的巴尔特旧译不得再版之事。不想不久之后，就得到了《文集》组稿的消息。我的大部分旧 译因此有机会在重新修订后面世。同时感谢出版社对我的信任，拟邀请我担任文集的主编。文集计划十分重要，作为最早的巴尔特引介者，参与译事确乎义不容辞， 虽然多年来我已谢绝翻译邀请，耄耋之年，当留诸未了之事。不过承译巴尔特意义特殊，我遂决定调整了工作计划，接受了译事。尽管我接受了撰写总序的邀请，在 编务建言方面也不会规避责任，却谢绝了主编的头衔。因为我并未参与文集的选题和策划，它们是出版社编辑部、文集策划组和版权部长期共同辛苦的成果，我是不 应分享此誉的。 2007年11月初，写于湾区5.6级地震后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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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兰·巴尔特（1915 - 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 思想家和理论家、 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 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創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 西学院讲座 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约6千页5卷本全集和近千页 3卷本讲演录。这7千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像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 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 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 特出殡日，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园下葬日，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 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 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米 谢尔·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其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再过 两年，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竞“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迷。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 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件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 对饱受二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 结果，三十年间，一位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 系高才生，日后并成为法国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 说，两人各为二十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 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二十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见附文“论罗兰·巴尔特是当代文学理论思 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 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须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 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研究（能 指）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 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着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战 后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人 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部10卷本《罗兰·巴尔特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购买的限制，出版社无法将他的其他一 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編輯部还添选了 Philippe Roger 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奇》（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本《文集》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写作的零度（1953）、新批评文集（1972）、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米歇莱自述（1954 ）：张祖建
3。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艾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如何共同生活〔讲演录1〕（2002）：张智庭
9。中性〔讲演录2〕（2002）：张祖建
10。小说的准备〔讲演录3〕：李幼蒸
附卷：Philippe Roger:《罗兰·巴尔特传奇》：张祖建
按 照目前编辑部的出版计划，本文集将分两批出版。第一批包括上列书名的前7种，第二批包括三部讲演录。讲演录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Eric Marty 主持下 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所以 列入第二批出版。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统一， 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 容概要，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 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编辑部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 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先 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大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 美国任教迄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 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 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长期间比较熟悉哲学性 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 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是于19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 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竞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两岸四地最早出 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年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 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最遗憾的是，该书亦为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复职不久并懂外语的诗人绿原所拒，可见那时知识代沟之深），拖延 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于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成立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 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较比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这部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一方面是“从感 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相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 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以下致谢部分略）
李幼蒸 （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