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文集》附论 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 李幼蒸 对于告别了神学和形上学的“后尼采主义”西方思想界而言，如果用“虚无主义”表示其人生观倾向，则可用“怀疑主义”表示其认识论倾向。传统上，怀疑主义是西 方哲学史上的一个主要流派，现代以来成为文学理论的主要思想倾向之一。罗兰·巴尔特则可称之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世界中最主要的怀疑主义代表，足以反映战后 西方文学思想的主要趋向。以下从几个不同层面对此加以阐释。 1。伦理和选择 2。意义和批评 3。小说和思想 4。权势和压制 5。理论和科学 6。古典和前卫 7。死亡和欲望 8。文学和理性 1。伦理和选择 罗 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两人可以代表战后法国两大“文学理论思潮”形态：文学哲学和文学符号学。这两种相反的“文学认识论”，均相关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两 大西方文学和美学潮流：存在主义的道德文学观和结构主义的唯美文学观。一方面，巴尔特缩小了文学的范围，将通俗文学排除于文学“主体”之外，另一方面又扩 大了“文学”外延，把批评和理论一同归入文学范畴，以强调“文学性”并不只体现于“故事文本”和“抒情文本”之中。巴尔特曾将近代西方文学视为无所不包的 思想活动，申言“从中可获取一切知识。”1975年 一次访谈中在被问及“三十年来，文学似乎已从世界上消失了”时，他回答说，因为“文学不再能掌握历史现实，文学从再现系统转变为象征游戏系统。历史上第一 次我们看到：文学已为世界所淹没。”他在此所指的“文学”，主要是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其内容和形式相互贴和而可成为人类思想重要表 达形态。但是十九世纪小说形态，二十世纪以来，一方面已为表达范围迅速缩小的主观主义小说所取代，另一方面则蜕化为不再属于“文学”主体而归入了作为大众 文化消费商品的通俗小说（包括其现代媒体变形：电影电视）。然而在二战结束后被解放的法国，和英美“高级文学”的校园生存形态不同，其文学、特别是小说文 学，一度重新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流，并提出了有关“文学是什么”这类社会性大主题。主要由萨特和加缪发起的这场有关文学使命争论，无疑是由其二战期间法 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特殊刺激所引发，因此容易赢得受屈辱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在疗养院读书6年 后返回巴黎社会的巴尔特，也开始卷入“抵抗运动”文学家之间的理论论战中去。文学或小说文学，应该“干预”社会和政治问题么？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有一般性和 特殊性两个方面：客观上，二十世纪小说和小说家已经没有知识条件来面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了；主观上，已经受现代派文艺一百年洗礼的文学家个人又有什么伦 理学的理由来“参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呢？另外一个超越二战历史情境的现代文艺思想的“内部张力”则是：东西欧洲现代派文艺一直具有一种双重混合性：社 会政治方向和反社会的个人主观方向的共在。于是，二战的外在历史遭遇和现代文学思想史的内在张力，共同成为萨特和巴尔特文学思想分歧的共同背景。简言之， 关于文学和道德之间关系的争论，一方面涉及作家选择道德实践的理由，另一方面也牵扯到作家道德实践能力的问题。 在结构主义论述中，尽管同样充斥着意识形态因素，但其主要实践方式——文本意义分析——内在地相关于人类一切文本遗产解读中的共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也相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情境，从而含蕴着较普遍的学术思想意义。此处所说的过去和未来，不是指其现实社会文化影响力，而是指其内在的精神性和知识性激发 力。作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主要代表的巴尔特，一方面揭示文学家“社会参与”决定的内在逻辑矛盾，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文学伦理观：所谓“对语 言形式之责任”。后者也是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艺形式主义的一般倾向一致的。 我们可以说，二战政治经历和存在主义思想，二者共同形成了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充满矛盾的道德观：放弃（神学的和逻辑的）超越性“绝对命令”之后，人们企 图在“存在论的虚无主义”和“介入论的道德承诺”之间探索一种“合理的”个人信仰基础。萨特和加缪于是成为战后法国文化政治运动的领袖。在疗养院读书期间 受到两人思想影响的巴尔特一开始也把此张力关系作为个人思考社会和文学实践方向的框架。加缪的荒谬人生观比萨特的存在主义更能符合巴尔特的认识论虚无主 义。所不同的是，巴尔特不是把虚无和荒缪作为思考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思考的边界。结果，巴尔特虽然同情和接受萨特和加缪有关“生存荒谬情境”的观点，却 本能地拒绝任何相关的具体实践选择（政治）。这种二元分离的伦理学选择态度和策略，贯穿着巴尔特一生，其中亦充满着另一种矛盾生活态度：自言厕身于左派自 由主义阵营（其特点是批评社会现状），却从不介入后者的具体政治实践（所批评的对象日益趋于抽象）。晚年（1977） 在一次访谈中巴尔特说，他与一些左翼文人的立场“非常接近”，但“我必须与他们保持审慎的距离。我想这是由于风格的缘故。不是指写作的风格，而是指一般风 格。”用风格作为区分个人实践方向的理由，如其说是一种解释，不如说是一种回避，但却可反映巴尔特内心深处的一种当代信奉尼采者所共同具有的伦理学虚无主 义。不过由于此虚无主义是以理性语言表现的，其理论话语遂对读者提供了一种较高的“可理解性”价值。 2。意义和批评 巴尔特被公认为一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也自视为一名“理论性批评家”，但其文学理论思维的特点是“非哲学基础性的”，也就是“符号学式的”。他曾说，如果“理论的”应当即是哲学的，他的理论实践不妨也称作是“准（para-）理论性的”。这是他愿意自称为符号学家的理由之一。在他看来，符号学是不同于哲学的一种新型理论思维形态。在1978的 一次访谈中他说，自己从未受过哲学训练，但其思维仍然具有某种“哲学化”的特点，即属于理论化一类；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思想方式，“如其说是形而上学的不 如说是伦理学的。”我们可以看到，巴尔特将历史理论和伦理学，与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做出的区隔，具有着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巴尔特少谈各种哲学名词，其深 意在此。） 巴尔特在五十年代从事媒体文化评论的前符号学时期，以其对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的象征和记号现象进行“去神秘化”的文本意义解析而引人注目，其目的在于揭示 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现象的深层意义或二级意义。文化意识形态作品（电影、戏剧、时装、广告、运动、娱乐等等）被其形容为“神 话”，即视为消费社会中具有“欺骗性”、“误导性”的文化操纵之产物和效果。早期巴尔特的符号学实践大量针对于文化意识形态意义层次的揭露，岂非也显示了 另一种社会“介入观”实践？此时谁能够说巴尔特不关心社会公义和理想呢？但是巴尔特的意识形态符号学实践止于此“神话揭示”活动，并只将其视为一般文化意 义分析工作的实验场（巴尔特往往喜欢用“历险”一词，以强调“思想实验”的不可预测性），而绝不进而转入其他社会性行动领域。无论对其伦理学立场的考察， 还是对其文化批判立场的考察来说，我们正可从此似是而非之自白，体察其思想内部之矛盾和张力。 巴尔特的“文学思想实践”主要停留在“文本”意义构成的分析层次上（兼及具体文本解读和一般文本分析原则）。其最初的动机是批评和揭示所批评的论说之内在矛 盾，结果在此层次上的纯属理智性活动，却强调着一种“中性”性质（巴尔特用“中性”代表他的非社会介入观，我们则不妨也用其指其推理方式本身的“不介入” 性质）。虽然巴尔特自己绝非可以免除意识形态偏见，但他的不少分析、批评、主张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著”一种准科学性的分析方法，从而使其最终成为一名符 号学家。这也是巴尔特思想对我们的最大价值所在：他以其天才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分析和解读典藉文本的分析经验，这对于我们有关传统典藉现代化研究目标 来说，比任何西方哲学方法都更直接、更有效。因此，在我们说巴尔特是当代西方思想的一面镜子时，首先即指他的分析方法“反映着”一种战后新理论分析方向， 这是一种跨学科思想方式，它来自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众多领域。而另一方面，不可讳言，他往往只是从不同学术思想来源凭直观和记忆 随意摘取相关理论工具，而此思考方式的创造性价值在于：他可恰到好处地针对特定课题对象，自行配置一套相应理论手段，以完成具体课题的意义分析工作。 3。小说和思想 巴尔特作为“文学思想家”，其涵义有广狭两方面。首先他是在专门意义上的文学家，即文学研究者和散文作家；其次由于他从事有关文学的一般形式和条件的理论探 索，所以其工作涉及到人类普遍文学实践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巴尔特对小说形式、特别是十九世纪小说形式有著特殊兴趣，其中含有一种超越文学而涉及一般思想方 式的方面。十九世纪“小说”是现代综合思想形态的原型，其中涉及到在常识的水平上对诸现代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跨学科）和模仿生活的叙事话语的编织。当二 十世纪以来小说不再能履行此职能之后，如何在文学中继续进行综合性知识运用，就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课题之一。巴尔特于是把此“跨学科”知识吸取方式也贯彻 到文学理论分析（包括小说分析）实践之中。就思想综合性推进的必要来说，古典小说和现代文学理论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巴尔特正是因此之故才同时维持着两 种精神活动；古典小说赏析和现代理论分析。巴尔特对当代法国实验派的“反故事”小说的推崇，实乃对传统小说形式之未来价值的否定。在他看来，文学必须“干 预”社会生活的理由欠缺伦理学上的正当性，而且文学干预社会的方法多可证明其无效，结果今日现实主义小说往往事与愿违，达不到有效解说的目的（至于小说作 品作为文学外的鼓动工具现象，则与文学本身无关）。巴尔特往往从后者入手批评“介入文学”，以显示社会派小说的理路似是而非。小说的抱负和其社会声名往往 外在于小说家的主观意图。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条件下，严肃小说的确难以再成为社会性道德实践的有效工具；文学的观察分析能力和时代知识的要 求全不相称。这一历史客观事实却成为巴尔特构想另一类文学倾性的借口或渠道。巴尔特表现其文学怀疑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新文学实践形式，仍然是文本批评分析。 巴尔特屡次谈到文学的“死亡”、即传统小说的死亡。因为现代以来很少有严肃知识分子会再重视小说故事情节了。他自己就承认极难亲自构拟人物和情节。巴尔特 说：“我知道小说已经死亡，但我喜爱小说性话语。”“小说性”被看作一种话语形式。他关心的是小说式话语、小说式经验本身，也就是人类叙事话语本身，而非 用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本身。巴尔特的“小说哲学”（有关现实主义小说的消亡和新小说的未来等）暗示着文学世界本身的消亡。他在各种先锋派作品表面之间的 游荡却难于实际投入；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也间接地反映着文学世界本身的萎缩状态。最后，小说这种对他来说既重要又可疑的文学形式，竞然成为他进入法兰 西学院后的主要“解析”对象。实际上，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小说讲题系列，成为他的文学乌托邦和社会逃避主义的最后实验场。 4。权势和压制 巴 尔特和萨特的文学实践立场虽然表面上相反，但两人都是资本拜金主义和等级权势制度的强烈评判者。萨特所批判的是社会制度本身并提出某种政治改良方案，巴尔 特的批判针对着西方文化、文学和学术性权势制度及由其决定的文学表达方式。如前所述，萨特的社会政治介入观不免导致后来易于察觉的判断失误，巴尔特的文化 语言性批判反因其对象的抽象性和稳定性而获得了学术上的普遍性价值。巴尔特的文学“伦理学”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逃避主义（不是指其实践学的怯懦，而是指其人 生观和社会观的游移不定），使其权势批判只停留在抽象层次上。这种一个世纪以来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普遍存在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反映着西方现代主义 和先锋派文艺对唯物质主义工商社会及其唯娱乐文化方向的普遍反感。不过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共同秉性均表现为观念的理想主义和实践的浪漫主义之混合存在，人 生理想的高远和社会改进的无方，遂成为其通病。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亦为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之一，而其共同倾向是反对不当权势之压制、并憧 憬正义理想。但是由于其“理论知识”普遍忽略了“现实构造”的多元化、多层化特点，以至于往往在权势的“当与不当”之间没有适当的判断标准，反而因此导致 他们社会性理论论述易于发生某种“现实失焦症”：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脱离客观现实。而其正面效果则是：为理论性思考标志出难点和有效边界。结果，巴尔 特在抽象层次上的反权势、反教条、反制度的意义分析活动，却可为世人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对象：有关权势压制制度和其对文化思想操纵方式之间的意义关 系分析。 巴尔特的大量符号学的、去神秘化的文本分析实践，都在于揭示此种被操纵的意识形态文本的意义构造和功能。实际上，巴尔特对资本拜金主义的批判态度，根本上源 于一种反权势立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同情的根源之一。但他从未有兴趣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对此进一步探索。虽然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也是有关各 种学术机构化、制度化的权势现象批评者，包括所谓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拉辛论战）作为符号学家，其更根本的反思对象则是制约思想方式的文学和学术语言结构 本身。巴尔特从事有关语言学、语义学、修辞学、风格学等各种类型的结构主义实践，其中都包含着对制约思想方式的文本内在意义机制的批评。这一态度是和心 理、意识、思想等内容面的传统型解释说明方式相对立的。而由于其怀疑主义实践论，巴尔特对“权威”的批评也就日益从社会性层面转移到语言学层面和学术性层 面。其批评之目的，实为摆脱传统权威对作家和学者思维形式创新所加予的拘束和限制。从政治性权威向学术性权威的转移，是和他从社会性意识形态关切向理论性 意识形态关切之转变一致的。结果，唯美主义也成为反权威的一种方式，如其晚年着重宣扬的“文本欢娱”观等。这个和写作常常并称的难免空洞的概念，最后成为 巴尔特现实逃避主义的最后媒介。文学为了写作本身，写作为了欢娱本身！所谓享乐主义不过是巴尔特用此身体感官性传统名词象征地表示的一种口实，用以避免对 思想之实质进行更为透彻的分析。这样他就企图将文学实践还原为文学的物质性过程（写作）及其感官性效果（快乐）了。用传统上作为贬意词的感官主义暗示着对 正统思维的一种“反抗”。以至于进而从感官享受过渡到更极端的“身体性目标”：如晚年提出了所谓“慵懒观”的正当性。身体的放纵和身体的慵懒，都是避免积 极生存方向选择的借口。这只不过是巴尔特表面上回归享乐主义的灰暗心理之反映。 5。理论和科学 巴 尔特将他人的理论和方法视作自己分析的工具之零件，其独创性表现在如何拆解和搭配这些现成理论工具，以使其创造性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研究课题。巴尔特被称作 理论家，是指他的注重理论分析的态度和进行理论分析的实践，而非指其重视独立的理论体系建设。巴尔特在不同时期对采纳不同理论资源时表现的某种随意性，有 时不免遭受专家诟病，但批评者有时忽略了他在一次分析工作中维持理论运作统一性的创造性表现。至于在不同课题和不同阶段内理论主题偏好的变动性，并未妨碍 他在具体课题中完成文本意义分析的目的。一方面，文本意义分析成为人文科学话语现代化重整的必要步骤，另一方面意义分析工作要求着人文科学各学科朝向跨学 科乃至跨文化方向的继续发展。巴尔特的理论实践经验进一步反映着人类知识、特别是伦理学知识的根本性变革的必要。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尼采的怀疑主义还是结 构主义的怀疑主义都应该看作是朝向人类理性主义思考方向的重要精神推动力量。因为真理的动因之一即怀疑主义。 在巴尔特的“理论工具库”中符号学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巴尔特是所谓法国“最早一位”符号学家、最早一部符号学原理的作者、以及高级学术机构内一位“文学符 号学”讲座教授。作为现代意义学的基本学科，符号学当然是他文学理论研究中最直接相关的一种。他对任何现成符号学活动中的体制化、教条化（符号学作为元科 学）的反对，反映了他绝非有兴趣在学术界追求某种所谓新兴学科符号学的创建。巴尔特企图超越学院派的“科学批评”而朝向自己的所谓“解释性批评”，不过， 后者的批评“可靠性”却是以其文学分析论域的缩小为代价的。 6。古典和前卫 巴 尔特是文学唯美实验主义的倡导者，兼及创作和理论两个层面，其实践方式本身则成为西方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不同现代美学倾向的汇聚场，从而反映 着西方文艺从古典时代向现代、向未来变迁过程中的面面观。巴尔特是将西方理性怀疑主义和反理性唯美主义并存于心、并使之交互作用的文学思想家。由于其唯美 主义是通过文本分析方式表达的，所涉及的唯美主义一般情境，表现出更深刻、更内在的理论认知价值。因此，巴尔特的理智性文学文本分析，是我们体察和了解现 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文艺作品特色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其理论性分析还是其美学性品鉴，都表现出一种作品“内在主义”的思考倾向，这种思想方式的内在一致性，使 其学术价值超出许多当代西方理论修养更为深厚的哲学美学家。具有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正规训练的巴尔特，首先是一位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专家，其次也是法国近 代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最后更其是法国民族文学思想的特殊爱好者（正是这一点使他不至于成为德国形而上学的俘虏：萨特和德里达的黑格尔主义和海德格主义；利 科的康德主义和胡塞尔主义。但也因此巴尔特并不很熟悉英美现代派文学作品）。 我们应该注意另一种矛盾现象：巴尔特理智上对先锋派作品和东方哲理诗的推崇与他在感情上对法国古典文学的真正“喜爱”（米歇莱和福楼拜）之间的对比。先锋派 或现代派都是相对于传统和历史的“革命性”或“革新性”尝试，其“新颖性”主要体现于形式方面的变革。先锋派批评家在其中支持的主要是其摆脱传统的力度和 方向；新的形式成为求新者（不满现状者）的一种精神“寄托”。先锋派作品的无内容性、“空的能指”，即巴尔特所说的不朝向所指的“能指的运作艺术”。巴尔 特毕生在现代派文艺和古典文学之间的同时性交叉体验和实验，“客观上”反映了先锋派文艺的“否定性价值”，实际上超过了其“肯定性价值”，也就是说，“先 锋派”之所以是一种实验艺术，主要代表着文艺家对“现状”的不满、逃避和解脱的努力。作家和理论家遂生存于已完成的传统历史之稳定性和待完成的未来历史之 尝试性的张力之中。二十世纪各种现代派文艺作品所包含的否定性方面远超过其肯定性方面，这就是何以其形式如此变动不居的原因之一。 7。 欲望和写作 巴 尔特说，今日“不再有诗人，也不再有小说家，留下的只是写作”（《批评与真实》）。“写作”后来成为巴尔特最喜爱的一个文学理论“范畴”，不过它也是一个 最空洞的范畴（以至于激怒许多批评其偏爱“术语”的学人）。按其写作论，写作者不能按其思想的社会性价值或作用来规定，而只应按其对写作“话语”的意识来 规定。他说，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将话语作为“工具”，新批评则将其视为“记号或真理本身。”这一从空到空的论证方式，难怪使大学教授（皮卡尔）不快。巴尔特 执意强调的是文学话语不通向所象征的外在世界，而是通过符号学方式朝向语言本身。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写作”范畴也许是明确的，而作为文学实践的目标， “写作”却绝非明确的。巴尔特不强调写作内容的“正当性”，而强调其“形式”的正当性。那末这种作为新文学观念的“文学形式之伦理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中性、零度、白色、不介入等脱离社会内容的写作方式，固然与各种现代派文艺理念相合，但为什么这就是正当的呢？巴尔特人生观的这一自我主义特点，导致他自 始至终采取“中性”或“零度”的反文学介入观，而他在此一生三次社会冲突尖锐时期（占领时期、战后反资本主义运动时期，和68年社会大动荡时期）采取的脱离具体社会实践而最终将压制自由的根源说成是（资产阶级）语言结构本身的结论，无疑是一种伦理学逃避主义的表现。不妨说，相对于文学政治道德学，巴尔特试图为自己建立一种“文学（写作）的（反）伦理学”。 实 际上，由于现代历史和社会的根本改变，巴尔特和其同时代人，获得了外在历史的理由和条件，可不必参与各种人为的社会性实践（它们为各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力量 所推动和操纵），而得以逻辑上合理地“实验”其中性而“快乐”的生存方式：所谓实践一种“写作伦理学”。而巴尔特说，他心目中想写的东西，其实常常是一些 老旧的东西和古老的故事，并不一定是先锋派作品（他的枕边书永远只是古典类书藉）。所谓“写作”范畴因此不是相关于内容的，而是相关于形式的。他说，“写 作是提问题的艺术、而不是回答或解决问题的艺术”。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四年中的最后阶段，本其“文本欢娱”哲学而陷入了一种极端唯美主义实践。他不仅在其 最后一部作品中返回到最初一部作品中的写作主题，而且在其中返回自己最初曾热中的“纪德自我主义”。这种伦理学的自我主义，结果以消除伦理选择主体的存在 为目的，此主体的剩余部分遂成为被动的“美感享乐主义者”。依壁鸠鲁主义式的享乐主义，遂成为躲避道德问题的借口。1977年 在回答访问者的“你有一种道德观否？”的问题时，他刻意加以回避问题本身而答称：这是“一种感情关系的道德，但我不能进一步说明，因为我有许多别的东西要 说。”因此，巴尔特和众多当代西方的反主体论者，实质上是在进行着一种放弃伦理选择权的“选择”。巴尔特类型的反主体观，结果反而从反面使伦理主体的作用 更加突显。而巴尔特的文学理论思想之所以比大多数纯学者或哲学理论家的论述更重要，正因为他是能够从文学的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来思考和表现此一伦理危机情 境的。此外，巴尔特理论话语的时代适切性，还表现在他的超越（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和超越（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潜在思想前提上，因为这使他不必把启蒙时代 不可回避的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思辩构架之内，从而使自己的伦理学情境较为单纯。对于我们来说，巴尔特伦理思想中的虚无主义之本质，因轮廓更 为清晰也就更具有普遍意义。 巴尔特对启蒙主义时代的负面评价，突显了他和相当多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社会、文化错综复杂关系认知的简单化态度。一方面正是这种态度为其反介入 伦理观提供了运作上合理的边界，另一方面也客观地反映了他这位对“历史形式”进行分析的思想家本人，未曾有机会亲历和深入较复杂的“历史内容”过程。当他 揶喻伏尔太积极进取的道德“快乐感”是来自君主专政时代历史之偶然时，这只不过反映着处于民主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伦理经验的单薄和肤浅；而主体意识本来是 深植于人类伦理学情境本身的。在启蒙时代和十九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生存于丰满真实的历史社会张力场内而必须面对个人的伦理学选择；二十世纪社会和知识条件 的革命性演变使得知识分子脱离了此社会性选择张力场。其结果是，一者进行不适切的社会性反应；另一者拒绝进行社会性反应。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遂陷入持久 而普遍的结构性分裂之中。 时代思想的混乱和丧母之痛使得巴尔特陷入空前忧郁心境，但终于在辞世前完成了自己向学院和读者应许的一部“小说”作品，实为一部关于小说和文学的论述。巴尔 特为文学赏鉴和文学分析而生，而非为故事编织而生；毕生以各种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却从不曾自行制作（文学的或历史的）叙事。小说是他的分析对象，一如电 影是麦茨的分析对象，他们不是也不须是故事编写者。但重要的是注意：巴尔特确曾把自己“写小说”之意愿，当作一种计划加以期待、准备、甚至宣布；并把最后 一部作品定名为意义含混的“小说的准备”。是就一般小说理论而言，还是针对自己小说写作意愿而言？巴尔特对听众抱歉道，即使期待中的小说不是由自己所直接 完成，所勾勒的理念轮廓，也可供其他作家参照。1977年曾经主持Cerisy巴尔特研讨会并与作者熟识的研究专家Antoine Compagnon在 不久前回顾说，在《小说的准备》原稿手迹上，他吃惊地看出巴尔特写稿时流露出来的深刻的忧郁和不安，这部作品似乎像是作者对自身死亡准备的一部分。巴尔特 对此死亡意像的演示，表现出一个现代“无永生之念者”与其死亡预期的关系，从而突显了反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内在困境。因此，巴尔特远不只是学者理论家，其内 心含蕴着（不合时宜地）诗学怀乡病，而其表面的主张不过是另一种生存愿望的变相表白。这种向往文学乌托邦境界的分析性表达，遂可成为我们再次反思人类一般 伦理学情境和文学伦理学情境的一面镜子。巴尔特在《小说的准备》中援引但丁、渴望“新生”，实则正在积极地奔向自身的死亡，以使其最终达成一种美学虚无主 义实践。 8。文学和理性 德 里达在其《论书写学》中说“理性这个词应当抛弃”。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有关现代西方“理性”的多元表达。作为理论家的巴尔特，正是以其推理的精细而成为现 代人文科学意义论中不可多得的思想家的；对象的非理性性格和方法的理性性格应当加以区别。另外当然也有一个作为唯美主义“非理性”作家的巴尔特，此时他可 并列于福楼拜和马拉美以来的前卫作家行列。重要的是，在将理性的“巴尔特分析”对比于非理性的“巴尔特美感”时，二者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可理 解性”，遂成为特别具有解释学潜力的一独特智慧。巴尔特自身文学唯美主义追求（古典诗人原型）和怀疑主义理性思辩（古典哲学家原型）的二重身份，使其文学 思想具有一种特殊价值。巴尔特的文学探索相当于美学认识论问题的提出，而并非其解决。换言之，巴尔特是以对先锋派文艺的“肯定句式”来提出一种实质上是 “疑问的”句式。因此，读赏古典和探索前卫，虽然存于一心，却属于两类精神过程。在此意义上，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派、先锋派、前卫派文艺，代表着现代西方 文化精神的动荡不安，其严重性和难以解脱性，也源于两种内外不同冲力：唯物质主义的科技工商社会之永恒精神压力和传统价值信仰基础在理性面前的解体。对于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这一全新局势而言，巴尔特的这面文学怀疑主义之镜，对其作出了最深刻的“反映”。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