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初版编／译者前言（１９８５）

　　　　　　　　　　　　　                      李幼蒸

罗兰·巴尔特（1915—1980） 是当代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艺理论思想目前在欧美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文学活动涉及理论、批评 与创作各个方面。在文学研究方面，巴尔特的工作是布朗肖、巴什拉等现代法国文学批评与理论传统的继续；就文学创作来说，巴尔特虽不是诗人、小说家或剧作 家，却是蒙田以来法国随笔散文传统的继承者；此外，他还是法国现代派文学的一位颇具权威性的解释者。作为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五位主要角色之一的巴尔 特（另外四位是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思想史哲学家福柯和马克思理论家阿尔杜塞），尽管是法国当代新批评潮流的开创者之一，但他 却秉承了纯粹法国的文学思考传统。因此，我们不妨把他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涯看作是今日法国文学精神新趋向的一个缩影。我们选译这本选集的目的在于通过译介巴 尔特的几种代表性作品，使我国读者了解巴尔特其人及其文学思想的一个概貌。

尽 管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十九世纪的法国出现过实证主义的科学式文学研究，但一般而言，法国研究者一直欠缺使文学研究系统化的兴趣，这一点与毗邻的德国形成 对照。在德国近代文化史上始终存在着从哲学和科学两种角度对历史和文学进行系统的、概括的整理的倾向，其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各种附属于哲学的文学美学（从 康德、黑格尔直到现象学派）和今日德国甚为发达的“文学科学”。的确，没有任何一位德、法哲学家能象柏格森那样强烈地影响着现代法国文学家与批评家的思 想，但是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人生观和哲学观方面，而不是文学研究的策略学方面。法国与英国一样有着丰富的“文论”传统，主要表现为批评散文或随笔的写 作，这类写作与文学史著作一起构成了法国文学研究史的主流。

二 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思想方式日益深入人心，欧美各国传统上那种零敲碎打式的“文论”风格也发生了改变。首先英美两国的“新批评派”思潮成为现代最有力的 文学实践反思形态之一，从此“批评”发展为“理论”，文学研究的系统性、概括性、科学性都明显增强。在英美“新批评派”崛起的二三十年内，法国文学批评界 并无类似的建树。一方面存在着学院派的考据式和文学史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法国的文论批评，如雷维里、梯包德、杜波等人的随笔散文写作。二次大战 后，当萨特的存在主义笼罩着整个法国文化生活时，文学的反省变成了哲学的反省。萨特对法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正与柏格森的影响类似，这主要是在思想内容方面的 影响，在文学研究本身的性格和方式方面变化并不大。

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当韦莱克企图把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方法同英美“新批评派”和“心理学派”的文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时，一门比较全面的文学 理论或文学科学的建立似乎已经在望。四十年后的今日来看，韦莱克的名著《文学理论》与其说是成熟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说是在文学反省急剧演变历史上的一次暂 时性总结。《文学理论》不是文学思考的结束，而是文学思考的新起点。结果五十年代以来不论在西方哪个国家里，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式都在迅速改变之中，其中 尤以法国的情况最为突出。

比 较而言，法国的文论家更具有主观的性格。“文论”往往成为借题发挥的手段，批评活动本身成为批评家“介入”文学（而不只是“观察”文学）和生活的方式。当 结构主义思潮取代了存在主义思潮之后，思想家的兴趣似乎从关心和改变社会文化生活转为对生活的冷静、客观的思考。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影响，似乎使结 构主义更象是科学式的探讨了。毋庸置疑，法国结构主义（包括文学结构主义）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格，但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哲学的和非科学的性格，对于文学结构主 义思潮来说尤其如此。一般而论，法国文学结构主义是哲学、科学和法国批评传统的综合产物；或者说是法国研究者借助于各种知识手段对一些重要文学问题进行综 合性思考的产物。法国结构主义的文学思考既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学研究的共同成果，又反映了法国特有的文学批评传统，巴尔特本人的文学活动集中体现了各种文学 研究态度与方式的交互作用。

西方各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一种历史上的综合研究，其中既包括历史事件与人物传记的记叙，又包括各种准科学式的考察。其中属于科学研究的部分，逐渐分化为各种专科类型 的 研究，于是文学史、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语言学等均应运而生。尽管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趋势使文学现象的说明更准确、更富概括力，但人们逐渐认识到， 科学式的研究往往是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外部条件所做的因果式说明，文学作品本身的各种美学特质并不必然因此而可使人获得更充分的理解。至于韦莱克早年取自茵 格顿的文学本体论观念，仍然也是取自文学以外的哲学领域的，这类哲学式的文学思考，往往会失去许多文学本身固有的东西；同时，文学与人类生活其它方面的各 种联系，也并不由于科学式文学研究的进步而变得更为明显。这种困惑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文学实体本身的内涵还需作深入探讨；其次，文学的理解似乎越来越有待于 人类文化全面理解的提高。这大概就是后来文学解释学广为扩展的根源之一。正是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研究本身的困境，才倾向于对文学研究的内界与外界划 出更适当的区分线来。

在 各种科学式的文学研究中语言学方法占据特殊地位，这是由文学与语言的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似乎自然地被划入文学研究的“内界”了。 不论是韵律学、风格学的研究，还是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文学性”探讨，都突出着文学语言本身特点的重要性。结构主义以来的文学语言学研究与古典语言学研究 完全不同，后者具有从历史生活各方面进行外在的文学语言资料考证的性质。而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而来的符号学却进一步发展了文学语言形式面探讨的趋势。其 结果导致了文学研究的重点从内容面转到了形式面。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研究向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过渡就体现了从内容面向形式 面的转移。文学形式面研究的侧重不仅轻忽了传统的哲学式与历史学式的文学研究，也轻忽了各种“外在的”文学科学式研究（包括韦莱克的各种研究方式 ）。结果，客观的、全面的、系统的科学式文学探讨在法国文学发展的新条件下减少了吸引力。

但 是我们看到，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确表现出了另外一种系统化与精确化倾向，这个新特点反映于今日法国的“新诗学”之中。“新诗学”与文学科学的主要区 别在于前者只关注文学形式面的系统考察，后者则兼顾到内容面或以内容面为主。但是“新诗学”并不等于法国文学结构主义，前者是一种纯理论研究，后者则包括 了各种其它的批评、描述与分析活动。正是在这种区别中我们看到了托多洛夫与巴尔特的差异。托多洛夫只是研究家，巴尔特首先是“文士”，其次才是研究家。如 果我们的“文学理论”含义，大致指那些系统性的、概括性的研究，“文学批评”大致指那些零散的、具体性的考察；那末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思想始 终是在这两个极端间摇摆，而巴尔特就是这种摇摆运动的突出代表之一。

巴尔特的确是一位当代法国文学理论家，因为他曾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般文化对象进行过十分系统的考察（如《符号学原理》，《时装系统》），同时他又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过系统性的本文分析（如《S/Z》）。 当我们说巴尔特是批评家时，也有几层意思。首先，他对具体作品（如巴尔扎克的《萨拉辛》）、人物（如对《茶花女》中女主人公的分析）和作家（如拉辛）都作 过许多评述。其次，他还对文学以外的其它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过大量的评鉴分析，在此意义上他又被称作社会文化批评家。巴尔特发表的为数甚多的文学随笔使他成 为法国六十年代以来最负盛名的“批评家”。在巴尔特毕生的文学著述活动中同时表现出这两种表面上看来有些对立的思考倾向：即系统整理和个别思索。这一对立 既是现代科学精神和法国“文论”传统之间对立的反映，又是当代法国文学思考内在张力的反映。因为对文学本身有丰富经验和实践的巴尔特始终认识到，系统化与 理论化并非总是适当的；因此他宁肯时时在具体文学文本的“安全岛”上休憩与深思，也许这就是巴尔特特有的文学符号学分析产生的缘由之一。

巴尔特由于撰写了大量文笔优美、意蕴深邃的随笔散文，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学家或 “文 体学家”。青年时代的巴尔特怀有与马拉美、纪德和加缪同样的文学家心灵，他也曾为文学与人生使命这类大问题困扰过。然而他内心纪德式的恬淡很早就胜过了萨 特式的激情。法国现代派文艺的超脱与强烈的分析兴趣雕塑出他这样一位别具一格的文学家形象。同时，对语言本身深度的特殊敏感和锐利的意义剖析能力，又使他 成为一种新文学形而上学实体——“写作”(écriture)论 的提出者，从此开辟了文学形式主义研究的新途径。巴尔特在科学与理论的呼声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坚持表明散文批评有在系统理论之外独立存在的必要；批评家不 同于冷静的科学分析家，他的身份毋宁是介于诗人、小说家与理论家之间，因此也就是广义“作家”的一员。在这个问题上，巴尔特既不同于许多纯文学理论家，又 不同于正统的文学科学家。他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强调文学研究对象不应是只有历史学才能加以处理的“内容”，而是内容的条件，即形式。形式当然是传达内容的 意义的，但巴尔特认为这个意义是不断改变的，并不存在科学家想要找出的那种始终不变的潜在意义。因此文学批评不是科学，科学研究意义问题，而批评只研究意 义的产生方式。巴尔特倡导的文学形式主义立场在六十年代初曾遭到法国索邦大学学院派权威R.皮卡尔的激烈攻击，结果爆发了1964年 著名的“批评家论争事件”。导火线是拉辛研究方法问题。皮卡尔是法国权威的研究拉辛的专家之一，他十分讨厌巴尔特的形式主义拉辛研究法。１９６５年皮卡尔 更以《新批评还是新骗术》一书对巴尔特本人进行了人身攻击，称新批评“无知”、晦涩、狂妄、虚伪，同时重申好的批评家应是：博学、清晰、谦虚、真诚。巴尔 特则站在更高的角度指出，这场争论反映了法国批评理论本身的危机，他强烈批评学院派盲信语义学、心理学、文体学等“科学方法”的弊病，宣称一门文学的“元 科学”并不成立，认为学院派想一劳永逸地发现文学文本意义的方法是无效的。在法国这场论战最终以学院派败北而告终。

在 文学形式的问题上，巴尔特区别了语言形式与写作形式。语言是社会强制性系统，它对作家的规定是否定性的，但与作家在社会与艺术价值方面的选择无关。“写 作”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概念，尽管它具有语言的物质性、社会历史性与身心方面的特性，但它是超出语言和心理的，或者说是它是各种有关因素的交互作用场，它 呈现出各种形式的特征。一位作家除了历史道德的选择之外，还具有一种写作形式或方式方面的选择。不过，早期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巴尔特强调，写作方式 的承诺或选择不是个人性的或心理性的，它是由经济与历史中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尽管巴尔特有关写作方式（或文章形式）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形式主义的 文学研究，但巴尔特主要是一位“具体的”分析家，而不是纯理论家。巴尔特的写作理论仍然是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发表的。巴尔特的文学形式主义与其说是某种文学 理论的完成，不如说是某种新研究方向的开始。

作 为唯美主义文学家的巴尔特对西方物质主义不满，他沉浸于写作不仅是“为了使自己被人所爱”，同时也是为了逃脱各种现实苦恼。他曾指出，自己毕生写作与分析 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总崩溃的各种象征表现”。巴尔特早年对萨特、布莱希特、加缪的兴趣，表明他本来也具有以作家之笔来干预生活的志趣； 然而不久他就象加缪一样采取了“不介入”态度。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只成了理论分析工具之一。他的写作于是变成“白色的了”，理论根据不再是内容上的道德原 则，而是形式上的“道德原则”。巴尔特只不过是想指出当前西方文化与思想的病症所在，却无意介入诊治努力。这是巴尔特为自己一生所划定的实践界域。值得注 意的是，巴尔特的文学态度与选择，加强了罗伯—格里叶以来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法国文学创作方向，甚至影响了法国一代人的文艺思想。可以说，巴尔特的美学认识 论的相对主义本身也集中地反映了今日西方文艺思想的危机。

这本文选希望把巴尔特这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以及符号学家的面貌展现出来。由于巴尔特论著甚为丰富，本文选只能反映其文学思想的几个侧面，希望这个初步的介绍能引起我国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1977年初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上所作的这篇著名的《就职讲演》，概述了巴尔特自己的基本文学观点和设想，发表之后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强烈反响。我把这篇演讲词置于首篇地位，意在让巴尔特本人直接向读者谈述一下自己的文学思想。

接 下去选译了几篇巴尔特的随笔散文。关于纪德的一些片断随想可以让我们了解巴尔特成为理论家之前的基本文学趣味。接下去两篇随笔散文一短一长，可以介绍一下 巴尔特特有的文化分析或批评的写作风格。最后一篇《历史的话语》是他对历史学写作形式结构分析的代表作，本文有助于读者了解巴尔特的历史理论观。巴尔特大 量的随笔散文今后应当有专门的译文集加以介绍。

《写 作的零度》这个以语言学术语“零度”标名的著作是巴尔特的第一本书，实际上是一些文章的汇集，算是巴尔特形式主义文学观的一份纲领性宣言。这时的巴尔特尚 未受到语言学的正式洗礼，但他的语言观已不期而然地接近于索绪尔的语言观了。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过，这本书中的主题已包含了他后来加以展开的大部分重要讨 论，如有关语言结构与写作方式的关系，历史与写作方式的联系，思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写作方式的多重根源，写作的效力等等。研究者指出，此书的动机之一是 企图间接地回答萨特在几年前提出的“文学是什么？”的问题。然而巴尔特这本处理文学写作中所谓“自由与制约的辩证关系”的书，提出了与萨特相反的或补充性 的回答。在当时来说，巴尔特的文学形式观是与流行的存在主义文学观正相对立的。巴尔特认为萨特对自己的问题只提出了“外部的”回答，他却要深入到文学内在 的核心中去。后来巴尔特曾回忆此书付印前夕他在巴黎街头独自漫步时的紧张心情，那时他已意识到这本小书将会给法国文学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对于我国读者， 这本书一方面可使我们了解，巴尔特是如何通过写作形式的分析来解剖资产阶级文学生命的内在危机的，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有关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有用资料。

《符 号学原理》最初于１９６４年发表于《通讯》期刊中，后来才发行单行本。这本小书很快使巴尔特赢得了当代文学符号学家的令名，一般来说，巴尔特是符号学概念 与方法的应用家，而非纯理论家，但是这本书由于论述整齐严密，简洁明了，已成为当前西方文学符号学研究的必读书和入门书了。由于今日西方符号学派别林立， 内容纷繁，巴尔特这部“原理”并不能成为有关符号学各种理论的全面导论，然而它包含了目前西方文学符号学分析中所用的大部分概念和方法。无论在英美还是在 法国，文学符号学都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对于研究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最 后我们选译了今日美国和法国两位著名的女文学理论家评述巴尔特思想的专论。苏珊·桑塔格是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反解释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所编选的《巴尔 特文选》目前在美国大学里很流行。《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即是她为该文撰写的长篇导言，算是她对巴尔特逝世之后所作的一篇“盖棺论定”。由于法国文 学理论家往往用语抽象，文句晦涩，英美一般读者习惯于通过英美研究者的解释来理解法国人的思想。桑塔格这篇文章也写得比较明白易懂，同时她所侧重的是作为 批评家的巴尔特，对于我们很有用处。本选集最后还选译了当今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符号学家克莉思蒂娃在七十年代初写的一篇专论《人怎样对文学对话》。当时 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思想正在（包括克莉思蒂娃在内的）所谓“后结构主义”影响下开始转变。克莉思蒂娃这篇长论更能从哲学和文学理论角度阐释巴尔特的写作观， 但用语也更抽象难懂一些。两篇文章配合起来读，就可从不同方面帮助我们了解巴尔特文学观；同时也可展示美、法两国不同的文学研究风格（对同一人物和同一主 题的不同论述态度和方式）。

最 后谈一下本选集中名词翻译的问题。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人文科学领域内跨学科研究倾向和抽象性不断增加，有关术语名词汉译问题较前更为困难，其中尤以法国的文 学理论为甚。本书的处理与我在其它有关著述中的处理相同，主要依赖同一名词在不同语境中的普适性，而不是译名含义的绝对贴切，因为目前这是很难做到的。原 因不仅在于中西语言本身语义结构的差异性，更主要的在于我们对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知识的接触还不够深广，现成的汉语名词还未经过大量的词义结构的扩大调整。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展开，中西语言词义对应的程度当会逐渐增加。因此我们希望读者多从上下文中去领悟一些专有名词的含义，而不要按汉字通常的词义幅度来把 握它们（如“写作”这个词就与汉语中该词通常的含义很不相同）。本书译文中的错误与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本选集中各篇除《历史的话语》译出于1979年外，其它都是今年译出的。各篇原文出处请见各篇译注。

李幼蒸

1985年11月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