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别 ---高科技时代如何发展精神文化？
李幼蒸
【按语】本人摘要版阳明学论文即将发表，文集《阳明心学的现代性》亦在编辑之中，未尽之言，复又 纷至沓来。值此全天下非高科技不足言论之时代，拟于网上续申己见，以示人间之理素有异同也。
按照本人提出的人类历史二分法，物质文明史与精神文明史，在直观历史长流中虽然杂混为一，在结构与功能的潜在维度上则判然分为两轨，此一史学认识论划分虽然特指其“构成”，但实相关于不同之价值标准。在人为万物之灵认知中，其不同于其他百万物种的“第一灵”即价值信仰也。偏偏此与作为“第二灵”（因此“灵”今后可与机器人无限程度上相分享）的科技能，并无意义论和价值观上的关联。（马斯克等当今科技大佬等颇欲以其第二灵 裹胁第一灵，可谓不自量力之至。）此类价值观混淆，正是源于对人类文明二元路线间的认知混淆（资料层的同一知觉性和功能层的价值分离性间的混淆）。现代文明史研究在反思人类历史时，是否应该在物质与精神的两个维面上加以区分呢？人类历史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创造还是因为精神文明的创造而可特别突显“人”之特殊性（尊贵性）呢？史学家，考古学家们动辄举出几千年前的金字塔遗迹以作为早期人类文明发展“伟大性”之实证，借以突显 物质文明的成就。然而此类“文明”遗迹，除了表现出原始力学直观力的智慧成就外，其本身的“伟大性”何在呢？是特指其空间上的庞然大物，还是指其内埋藏的法老遗骸之“神圣性”，亦或当时万千信众对“伟力”之迷拜性呢？作为神权政治的遗迹，金字塔自然与精神文化无关，尽管人类习惯于将古代超自然性迷信归入精神文化类。而此庞然大物倒是成为了曾有万千奴隶致死辛劳、扑倒其下的永存符号。物质文明遗产往往具一币两面性：个别法老神之伟大性的背面则是万千奴隶之悲惨性。同理，古代雄伟的建筑遗存，岂非多与 “帝王将相”的熏天权势相关联？亭台楼阁，作为今人之观赏物为一事，作为封建时代高度不平等的人际关系符号为另一事。这样的辨析当然不是要古今不分 地算历史旧账（国外今日的确有人古今情境不分，倒算历史旧账，要为祖先曾经为奴者的后代发放 大额补偿金，殊不知，直到十八、十九世纪，人类历史上无代 无地无奴隶劳作与买卖之惯习）。区分古今是非标准为一事（此为一认知层次），欲将二者混一论述则为另一事（此为另一认知层次）。我们今日区分古今价值观异同，是为了更理性地勾勒当前历史认识论原则，以清晰呈现科学时代物质性文化和精神性文化的区隔。问题在于，纵观物质与精神的双轨人类文明史中，何者更能合理地代表“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之特征？【单维智力肯定不是，作为“人造人”的机器人，肯定将在多方面不断超越自然人，但机器人或由 AI创发的各类智能体还算是人类之衍生品吗？而其创造的物质文化品将无限地超越历史上一切人造物！我在最近的英文论著中主要的“设题”即为：高科技发展的无限性将摧毁一切物质品的价值性，因后者可被无止境地否定。此种“无限大”（infinity）难道不是在形成无穷远未来的价值虚无性吗(∞ = 0)？百年后的人类视今日特斯拉尚有何等“价值”？千年后呢？人类已然走上“物质技术更新”的不归路！此一高科技的无限性前景就会是人间的“极乐世界”吗？这个未来物质世界与人类精神世界需求，会是一回事吗？】支持物质文化产品的智力维，不仅可穿越人与其他兽类的界限，而且还将为未来“人造物种-机器人”所超越，而意义、价值、信仰等心灵维则为人所独有。人之所以为人端在于此。如是，就人类文明发展而言，本来应该是物质文明为手段、精神文明为目的，而今全球唯物质主义时代则逆反行之：不是物质服务于精神，而是精神服务于物质，并正裹胁着全人类朝向准机器人化世纪在大步迈进。
作为人本理性主义者，我们自然不情愿被正在垄断人类文明大方向的高科技文明所辖制；反之，人本理性主义者于此空前认识论危机时代，自然会想到马克思一代学者当年着力于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优先性的立场（人类认识自然为一事，认识自己为另一事，哪种认识类别对于人类更重要呢？），并会从同一角度反思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问题，从而更合理地认知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时代性意义问题。强调中华悠久历史的精神文化侧，乃因其中蕴育有促进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理性化发展的一种激动力。如何从古典直观性话语中“读出”其现代理论性，正是新世纪以来超越上世纪人文学术方法论的关键所在。那么，什么是“中华精神文化”的代表呢？是金玉珠宝“物质”，还是诗词曲赋“精神”？精神如果体现在文化中，此文化的内核是指精神追求目标还是指通俗娱乐工具呢？ “精神文化”不仅泛指精神文化史上一段段古人优秀精神实践之遗存，而且特指该时段文明实践者呼之欲出的精神创发的生命力。精神作品系列及其中活生生的创作者的心灵冲动，才是精神文明史上最可贵的价值。（相比之下，今日人类追求“名包”并炫示于人的“冲动”有多么低俗，但人类已入“芝兰之室”，不知物质与精神之区分了。同理。如何能够期待今日新青年如何分辨“动漫游戏”与“经典名著”的价值高低呢？古代用宗教代替精神，今日用娱乐代替精神，二者可谓异曲同工）由于几千年人类历史场景大多为人类自相残杀、争权夺利的战争所填充，精神文化创造的若干“瞬间”显得何其稀缺可贵；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长河中 转瞬即逝的一段段灵光束。（古人云“万古如常夜”，其意即人性精神价值高于一切，生存具有“意义”以此。言外之“解释学引申义”：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不是制造物财的技术，而是激发心志的精神）我们试举近代史以来的一些例子如下（此处不谈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领域内的重大现象）：
此一当时世界人文理论界最前沿的哲学理论思潮，纳粹以来戛然而止，战后不复存在，可谓元气大伤。十九世纪中叶成为现代思想史上的分水岭，其前的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属于“玄学与科学混杂期”，中叶以后以德语语系为基地形成的现代精神科学新时期，则属新旧世纪交替间形成的重要过渡期。
以上选择性列举的诸国精神文化史上的杰出思想史片段，代表着各民族历史上的精神价值体现及其历史资源。这个精神史价值，当然不是指其论述判断具有永恒的正确性，而是强调其具有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发展史的前进性，故有助于全人类人本理性主义精神之发展。【注意，永远不须重视其本身的民族性功勋；本人长年介绍当代法国思想却并不视其为具有当然之正确性。对我来说，只有具有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性价值者才是有精神价值者，此精神文化史价值又不可与物质文化史价值混同；也即绝对不须根据该思潮是否对时代社会物质性发展有影响来定其高低。这当然也是本人对《时代杂志》每年选列百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不屑一顾的缘由。“思想”二字被如此泛用，此为全球化时代实用主义商业化思潮泛滥的结果：物质性取代了精神性】。以上列举的诸多理性人本主义精神思潮，都是出现于当时某种尖锐时代危机和生存冲突中，可以说都是在精神危机与生存压力下的人本主义伦理精神的积极应变之结果（如古代苏格拉底，中世纪奥古斯丁和鲍绪哀，近代逃避宗教专制主义迫害而流寓他国的诸多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其革新性思考和作品都是创生于时代与个人的危难环境，其等对峙之道为直面危机现实之理性精神）。其中固然各有作为历史阶段性成就的学理贡献，而其心志朝向和不屈的精神意志，不仅是人类文明生存史上最为可贵者，而且可直接成为激发后来者继续探索“人之所以为人之义”的“种子”。这些千万年来人类互残争战史上不时出现的伟大精神文化思潮，才是几千年文明史上难能可贵的“心灵史瞬间”。（我们在认识论上需要区隔自然性人类精神文明和超自然的神性精神文明，二者不必不可混一）人类精神文明，靠着这些偶尔到来的精彩片段，而在艰难困苦中探索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之本质何在，并积成为后代得以受其激发而沿同一人本理性主义大方向接力前行的智慧和勇气。
在此近现代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理性人本主义思潮时段，竟然都可与古代东亚仁学理性人本主义伦理学思想彼此协调一致，可谓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固然古代各类超越性信仰系统中亦各自含有一定的理性精神部分（相比于原始人类的五花八门自然崇拜而言），然而唯有仁学伦理学蕴含的人本主义理性最为完善与充实，其特殊本质正表现在纯属人性与理性的“仁学范畴及其理念系统”；与其他古代崇拜系统不同，仁学不是供崇拜之用（海外延续古帝王儒教传统将孔孟思想宗教化加以膜拜，实际上为将其变形后加以功利主义利用：作为“上天之灵”保佑信众获利，一如愚昧至极的“抢头香”和“绕境游”民俗），而是供明理、识真、良知之启蒙。本人在《儒学解释学》下卷文天祥一节内指出，其“舍生取义”的“现代性”正在于其身为儒教官员却可将生命行将尽头时的至上信仰对象不是表述为“愚忠于帝王”，而是服膺于最高伦理理念“成仁，取义”。仁学的最高价值是“理念本身”（仁义本身），而不是发布理念的“圣人”（体现仁义的人物）。仁学的传布者是思想家，导师，以及民族集体精神的代表，而不是帝王将相的护佑神或国师。《论语》作为中华精神文明的“第一经”（此第一经绝对不是熊十力等新儒家前辈所说的《易经》，后者中的占卜文辞无一不是古帝王权势祈福之痕迹，为原始权势系统之符号），不是由“圣人”凭空创生者，其伟大的现代性也正反映在“述而不作”之真言上。原始《论语》（排除其后世掺入的与主旨不合部分外）是孔孟之前跨时代数百年中士君子精神之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伦理格言汇集，其民族性、人类性普适价值，哪里是后世亭台楼阁、金银珠宝可比之于万一的？
就人本主义理性观而言，中华古老文明看似距离现代科学理性精神最远，却忽视了本人所言物质史价值与精神史价值的区隔性，未识“理性精神”的不同维面。难道我们会像海外将孔孟商业化、宗教化般作为现代财神爷礼拜供奉那样来曲解“孔孟思想”吗？本人特别喜用“仁学”而非传说中的圣人名作为中华人本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标称。盖因先秦创生的仁学思想与秦后御用的“至圣先师”本质上是两回事。海外新儒家一方面强调“辛亥”割除了封建时代帝王专制体制却同时保留了该体制的核心意识形态系统（儒学）, 这样的自我思想矛盾而毫不思梳理，正反映了为什么他们科技工商如此发达却现代人文学理思想如此滞后的现实。符号学-解释学分析法，使我们得以在混杂的古典话语系统中梳理脉络，分清现象与功能，最终在最远古文明中 发现了最具现代性的仁学“密码”
再者，从本文选择的思想史例子中，由于其共同分有的理性人本主义立场，虽然彼此在内容与风格上千差万别，却彼此颇可“沟通”。最古老的中华仁学则可与各种近现代人本主义欧学相沟通（自然难以沟通于各种超自然的信仰学与超经验的形上学以及最善于哗众取宠的诗学化修辞术）。此为人类精神思想史上极其特异现象，为悠久中华文明传统中最可贡献于全人类文明发展者。（而此先秦仁学资必不同于秦后支撑帝王将相时代信仰学的“儒经学”。海外新儒学与国际汉学各阶段，因缺乏符号学-解释学思维训练，故难以把握“现象性单元”与“功能性单元”之别）。虽然以上辨析结论在在依实、依事、依理，作者自然明白“理实之正”完全不等于“共识之明”。因学界大众多依势、依俗、依利而行。不仅传统上如是，高科技时代文明方向之巨变，更有难以逾越之障碍在。世界绝大多数青少年青年或玩手机或研科技而不喜读书为其一；人文学界全部职业化后，一切倾向决之于市场，而市场化复又体现为“名牌化”，此即： 价值标准具体化为历代“名家”作品，根本无关于作品内容之正误曲直，而只相关于该“作者”是否一度流行并被学术市场机制认定。这些僵化的标准，因为基础于思想商业化机制，名家与作品本身即可固化为学术价值本身（取得其市场地位），成为学子学人必须依之而顺阶谋利的法定渠道。今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界最成功者，正是那些善于学场造势并一旦取得“上市”资格随即通过商业化竞争法则（准丛林法则）而永远占据其一席之地。名牌，身价，地位等“物质化特征”遂可成为“精神价值”之标志，并立即受到由全商业化的高科技唯物质主义势力之资格认定。因二者在人类文明大方向上态度完全一致。科技大亨是绝对讨厌理性人本主义的，他们所需要的附属品仅是“娱乐”和“游戏”，当人文学术被改造成语言类游戏工具而被其供养后，其唯物质主义文明大方向才不会受到有力挑战，就此而言，一切超现实、超自然、超实证、纯美术等等的非理性文化现象（其特征恰恰与纯属理性的高科技本身特征相反），反而与其合辙一致。商业化，市场化，职场化，全球化等的综合作用结果，导致一切社会、文化、学术行为凝结为国际制度化（准一致化的的评价标准，得失标准，行为标准），也即准物质文明方式统一化。学界生态成为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行为主义等原则下所凝固的职场运作的规范规则系列，从而彻底排挤了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思空间。而前面列举的近现代诸次重大精神运动无不发端于对思想文化界内行为、习惯、传统背后或之上的控导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和纠正。近代史上这类精神思想创发片段都是发生在前科技制度化时期的，其中颇有主体侧主动自由思考的空间。这样的社会心理空间在商业高科技全球化的今天，已然极其稀薄。此一客观事实并不能否定人类文明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内在需要：人之所以为人究属何意的永恒探索。这样的内在精神冲动恰恰也是深深掩埋在几千年中华仁学传统中的。所谓仁学的现代性，不是指其具体知识性内容的普适性，而是指其态度和精神方向的人本主义普适性。此一伦理人性固有的态度和方向追求的永恒现代性，自然也是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对峙于时代的客观历史对象与认知条件的。上面所述的当前全球化时代精神文化的缺失，自然也应是仁学今日之对象、认知与挑战。这是中华精神文明内最为可贵的民族遗产，并千百年来受到其他先进文明的尊重，我们自己如何能够弃此伟大精神传承于不顾而一味趋附发端于他域的现代国际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呢？再者，人类精神文化发展问题，比上述各优秀精神文化片段各自当时所处的危机环境，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那么，人类就不得不听任后代逐渐演化为不同程度的准机器人、人造人吗？这 才是古老中华仁学的理性人本主义所面对的、几千年所未知的最严肃、最严酷的精神挑战。
科学专家而在文史学术中持非科学态度者，比比皆是。这是我们人文学者未敢听任科技大亨自以为是地为精神文明规划前途的理由之一。如李约瑟分不清科学史与文化史的认识论界限，从而进一步暴露国际汉学界的理性思维局限，分不清“精华与糟粕”，误导着中华精神文明发展的大方向。炼金术，观星术等与现代化学与天文学可以纳入同一 发展轨道吗？科学史应该起自何时？现代科学时代不过三四百年，前科学时代与科学时代间存在有思维的连续性吗？如果没有培根-洛克等现代经验主义和笛卡尔-莱布尼斯等现代理性主义，没有现代实验物理学和现代演绎数学思维的经验理性主义汇通，可能出现真正科学时代吗？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就应继续混淆前科学时代和科学时代的文化史身份区别吗？这样的历史与科学现象之混淆，在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已然不可能了。而在文化，历史，文艺，人文学术等各国精神文化领域，均仍然充斥着思维混乱，即认识论和价值观的混乱。科技工商政经法等物质文化领域，一切都已纳入经验理性实践轨则，较少存在内在的认识论、实践论混乱（诸领域中的行为分歧属于价值观的有意选择不同，不是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思维不清），而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则否。今日之所以需要按照现代三大科学范畴（自然，社会，人文）重新为文化学术思想史划分类别与层次，就是首先要使我们蠡清精神文化史现象的“分划图”和“关系图”，来清晰化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本人对海外新儒家和国际汉学家的批评，首先即根据此一立场。当然清晰思维（追求理性真理）可能导致职场失利，惯势思维（追求实用可行）必然导致职场利得。
物质性的实利主义思考原则与精神性的真理思考原则分属人生思考的不同层次，各有其适当的运作领域和不同的目标，两个层次不必混同；物利的成就和精神的成就也就不必相提并论。各类异同之间在具体生活中如何拿捏分辨，分别处理，《论语》早有启示，可惜为熊十力等大儒误读了。我们今日既不可以被后现代的伪理论文字织体所忽悠（趋新），也不可被“老师宿儒”的“博古通今”所误导（复古）。另一方面，后现代虚无主义或许仍可提供有关“非理性主义和市场化学术”的有用参考资料，而古代经典的文史积累亦可提供有助于梳理思想史的的历史资料。自然，参考性与基础性不可相混。然而，对文史学理一窍不通的科技工商大亨们，则企图利用市场化职场权势，硬要将这些非理性古今中外资料依其市场价值而定为文科职场的“金科玉律”，以期阻遏人文学术的积极发展，并将其归结为有市场价值的固化学术商品，因而从结构上压制人本主义精神文化的生命力！全球商业化时代的一个重大副作用正在于 此，人类文明的前途能够对其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乎？中华精神文明传统能够对此有关全人类文明事业的未来命运无所作为乎？ （完稿于2023年5月2日） ** ** ** ** ** **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