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高等仁学研究所”替换“高等儒学研究院”（从符号学观点出发的畅想）----给黄玉顺副院长的一封公开信

李幼蒸

玉顺教授（及学界读者们）：

今日周日，有不吐不快者，决停下常规工作，撰写此信文，以表达一极其重要的意见。但是，首先，请勿对本文标题的“唐突措词”直意理解，本人不在业内，实无立场提出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建议。无非“借题发挥”而已。同时，此标题可以成为4年前奉达阁下另一信文“请用仁学代替儒学”的“续篇”。该文承蒙阁下推荐，曾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后并载于本人文集《历史与伦理》。此次川大讲演前重读之后发觉，文章内容对于该议题的论述已经相当完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照 ）。不久前本人有幸访问四川大学，复蒙您（于调职离蓉前）和文新学院赵毅衡教授、哲学系熊林主任共同安排，得以在“百家论坛”再次以“儒学和仁学”之异同为题，就教于川大师生，请允许我在此重申谢意。返寓不久又接获贵刊《当代儒学》编辑部访谈的邀请。对于贵院拟使本人忝列“当代儒家”之雅意，虽感荣幸，亦有不安。作为“儒学研究者”和作为“儒家”，其意涵实有不同。一者偏重于研究，另一者偏重于信仰。研究与信仰的异同关系，实为今日“国学”、“儒学”、“仁学”、“中国思想史”等学科共同面对的“至为关键”之认识论问题，称之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战略上的“头等大事”，也不为过。如果老一辈学者因习惯于传统“含混式”思维而对此问题的要义欠缺“感觉”，那么新一辈学人之间，则可能有较多人士可领会此议题之深意。这是我此次渝蓉行中与众多师生交谈后获得的可贵体会。新一代的学人和老一代的学人在心态和思想方式上都有明显不同。但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前看”，都应该“与时俱进”，都应该以青年一代未来学术发展前途为虑；而不是“向后看”，不是再以“数典不能忘宗”的孝道式思维作为新世纪的治学准绳。我们的学术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将来确能在国内外发挥学术思想长才和真实世界影响力的新学人呢，还是要培养专门以对古人、故人“歌功颂德”为业的历史资料“保管员”呢？这是今日民族精神复兴大业中的最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有些老一辈学人对此不再关心了，新一代学人，至少因为事关切己利益（即使不谈较高的义理依归），则不能不认真而彻底地反思此特大的学术与精神发展方向问题。此一“彻底反思”，不仅针对着传统两千年的旧思维惯习，而且针对着现代化百年来的学界是是非非，更是在新世纪针对着全人类人文学术之大局。“反思”就不仅是对旧学术习惯的修修补补，而是参照全球化的新世界，对人文学界的利害得失和目标方法做根本之再思考。

阁下为新一代“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今与商榷，谅不以敝人“直道而行”为迕逆也（您4年前曾经对前述文公开提出批评并希望我作答；此文及“访谈文”也可权且充作对此的部分回答吧）。况且，正是孔氏“正名”之教，深刻切中今日人文学术之积蔽。而正名的对象、标准、方法问题，则又不可泥执于旧言，而须参照今日真正有效的“治学利器”重新予以界定。这就是说：无论儒学、仁学之“正名”问题，还是此正名之方法问题，都得“与时俱进”，而不可“抱残守缺”。否则：名为促之，实为阻之。然而诺大问题又岂能仅以区区数千字论之，姑且就最实际方面略陈一二，谨请您及业界同仁参考指正。

现代以来，海内外在国学及儒学领域诸流派的共同问题在于：未能明确区分治学的不同目标和不同的方法，处处发生不同动机、目标和方法之间的混淆。首先即混淆了治学中研究和信仰问题；如果一者是指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现代科学式研究，另一者则是指通过治学建立有关“伦理和社会政治”的信仰基础。这两种学术目标和方法是大不相同的；其次，二者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更为不同。作为学术研究，现代儒学能够仅与作为西方学界内“偏学”之汉学接轨吗？作为信仰建设，在全球化时代它又能仅以中国思想史材料为根据吗？脱离现时代的世界学术思想“主流”，而仅“偏安于”世界学术“偏流”，这能够体现“现代儒家”在全球化大时代应有的“儒家气度”吗？所谓“人能弘道”，今日应该如何“解释”？这就是“解释学”的用处所在：作为现代人，不能再对其“泥解”，即不能再仅以古人当时言论之历史环境作为今日之解释背景了。所谓“现代儒家”，今日应该首先指其“精神”，至于此精神之体现方式，则必然古今不一。（因此那些靠记诵儒家旧言为业者，根本上就不是“真儒家”。）

但是，正如我去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演（顺便一提，这又是源于阁下的最初推荐）时指出的，“国学”和“儒学”作为现代学科名称有其合理和可行的方面（非指其为学人提供就业或其他非学术性任务方面），这就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史范围作为学科专门“研究对象”之义。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内容丰富无比，它们正是今日及未来要大力开发的极其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自然可以设为专科，以便对其进行更系统的研究。然而就此而言，国学界、儒学界也需要超越海外新儒家、国际汉学的狭窄范围，而广泛深入“接轨”于现代西方主流学科，以期从实质上（而非如今日往往虚应故事地）更新和丰富学界的研究目标和方法。所以，就是在此看似纯属民族性的学科内，时代也在迫使它们面对全球化的新环境和新挑战。一般来说，今日中国人文学术，也不能刚离开旧时期的学术教条主义，就又仓促没入海外另一种学术教条主义。

本文立论的主要动因尚非在此。中国思想史上蕴涵着极其伟大的伦理思想资源，即我称之为“仁学”的部分，它历史地与儒教、儒学混杂在一起。为了蠡清仁学的身份和独立作用（现代儒学各派〔因欠缺符号学式的语义辨析意识〕都搞不清一种现象：“仁学本身”并不是“只能”存在于“儒学儒教”之历史躯壳内的）。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历史和思想史进行更精细的解剖。而在此国学现代化领域，百年来学人的治学方法论却仍然是相当守旧的。顾颉刚先生在经学现代化研究领域完成的开风气之先的创新之举，先是遭受王国维先生等的影响深远的“反击”，后是遭受傅斯年先生等的制度性排挤，可谓早在1949年前就已举步唯艰了。而顾先生青年时代早言“学术权威”之“利害”，却尚不知现时代学人追求学界权势和广大业者习于跟风的倾向之根深蒂固。我们在今日海外准汉学系统经营其世界学术权势时代，不得不反复郑重指出：没有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方面的现代化新知识，就不可能对国学、儒学等旧学进行符合现代水准的科学研究。（至于利用旧学资料以推进学术外的社会性目标，或意图“以学术话语行左中右政治目的”，均属非学术问题，此处不论）。而海外新儒家仅以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初步了解就以为能够为中华学术思想前途“立言”的态度，究竟是反映着他们的“高尚情操”（我名之谓“以情害理”）呢，还是反映着他们违反了“学为己”之孔教呢？以“不知、少知”为“已知、深知”，这是不是现代“真儒家”应有的生存态度和治学态度呢？所以，今日国内开展的“新国学”事业，应该首先检讨百年来前人治学方式和态度之不足，而不是首先将为前人树碑立传作为学界主要任务。学者应该以当前学术思想主流的资源作为主要“治学武器”来源呢，还是以直接接收前人的历史学术成就作为治学的基础呢？（不管什么领域，我们是应该以持久性理念为基础呢？还是应该以历史名人的一时成功言论为基础呢？）现代青年学人应该面对真正的“思想利器”还是应该面对着“名人偶像”呢？辩者曰：学须有专攻，今日儒家何能“无所不学”？答曰：:非无所不学也，而是应学所当学。而今日之“当学”与昔日之“当学”在内容、广度、深度和结构上都已大为不同。一味因循守旧，非“真儒家”也！（那些号召时代好学青年一味崇拜前辈学者的方式，正足以阻碍其学业之前进；对于任何前辈成功学者都是一个对其加深研究的问题〔因此必然包括对其学术批评的问题〕，而非以在学界组织历史名人崇拜为人文学术之本业。）《论语》首倡一个“学”字，此足以鞭策学者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不断读书自强，哪里能够只以党同伐异、“尊师重统”自安的呢？孔曰“勿友不如己者”，此即为力学以自进之义，等同于仁学之“以文会友”：相互砥砺以进学。（儒家交友，是为了促进一己学业，哪里是为了党同伐异，结帮固势呢？而今日学界颇多“道义言论之士”，习惯于通过指陈他人之错误以作为自己成就之直接证明。其“所安”其实不在于自励自强，而在于利用庶众简单化心理：以为凡能正确指陈他人过失者即证明指陈者本人在此问题上之正确！而殊不知，此二者之间实无任何因果关系）至于这个“学”字对于自己应该涵括哪些方面则是另一个问题。如以此为准则，怎么会如此轻率地以自身“已知者”为自信之基，而不再以追求“未知者”为己任了呢？（不少谈学、问学之士都是欲“速成”者，即期待获得某种学术“偏方”以便迅捷图利，一旦发现无可图利，即行退避三舍）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孔子之这一“首教”体悟不足，甚至于还不到中年就开始自信满满，纷纷“学以致用”去了（各种民族牌的实用主义实为两千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之通病）。今日我们不对此民族知识人之心态缺欠加以反省，而是继续热衷于制造各界的“学星”，这岂不是给青年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吗：不是朝向知识思想本身的提高，而是朝向未来如何“我亦如是”的功利主义激励（追求奖章、名次、荣誉为其主要表现）。此类心态实际上乃是文科学界前进的严重阻力，其本质即违背孔教。

首先，只有确切认识了“仁学”的思想意涵和功能的独立历史存在，才能初步达至对仁学伦理学本性之体悟；其次，与儒学“分离”后的仁学，只有进一步与世界伦理思想主流有效沟通，才能“进一步”显示其现代学理价值及社会价值。为此，当然要知道什么是现代世界伦理思想主流（这又是一个有关“学”的意涵问题，论语中的“学”字并非只能指古人之学。这是一些儒学者泥古积习的重要表现，不知学字的灵活意涵）。而为了认知现代伦理思想主流却不可免地遇到另一特大的现代人文科学认识论问题：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在此我们再次指出，解释学和符号学不仅是辨析中古思想史上儒学和仁学的现代“利器”，它们甚至于也是辨析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异同关系的“利器”之一。（关于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此处不论，但读者可参照敝人著作《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商务〕，《仁学解释学》〔人大〕）中国的仁学始源《论语-孟子》的准确意涵、历史作用和现代潜力，分属不同的研究思考方面。仁学之“现代化解释”的工作，目的即在于使孔孟原始思想能够和世界学术思想“主流”对话、辩证与互补，以期仁学可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发展和有效扩展。简单说，这也就是我建议的“仁学研究所”的治学方向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将仁学研究和仁学确为其（历史上）一部分的儒学加以分离呢？换言之，为什么要提出此学术分工建议呢？其实所谓分工，不过是指重点和配置的异同，二者在学术研究中当然是密切交融的（先秦、两汉、宋明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但是，在立学的根本宗旨上则大有不同。对于仁学研究所而言，其重点不仅包括仁学思想史的历史解释学研究方面，而且更包括现代信仰学的有效建立方面：为仁学伦理学信仰提供现代理性主义的学理依据。因此，其工作重点就不限于纵向的民族性历史学研究方面，而应扩展至横向的世界性伦理学研究方面。换言之，仁学要勇于与世界重要伦理思想流派进行积极对话，勇于介入世界思想主流。这样，仁学的现代学术也就是中华本土伦理思想参与世界伦理思想交流的活动。建议中的仁学研究所将比国学研究所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开展与世界主流学术的沟通工作。当然，这样的学术战略性调整，完全不会影响研究所和国学、儒学研究所的另一种密切交流：儒学思想史工作者内部的交流。但它将“一步到位地”直接登上“世界伦理学舞台”。我指的不是海外以孔孟和中华伦理标名的各种准宗教性活动，而是指切切实实地与西方古今伦理学思想理论主流之碰触和质证！这样也就把当前西方的“人文思想主流”攮括在新仁学的工作项目中了。这是何等意义重大的、因此而大有可为之事呢？这是海外新儒家和汉学界的规模和深度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吗？这才是符合泱泱大国身份和潜能的宏图大业。我们如知此而不为，何故？时人智仁勇之不足也！

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真正中华思想本位的研究实体（不要以为“国学”才代表中华“本位”〔这又是一个正名学上的吊诡问题〕，如果国学一味跟着汉学“走向世界”并满足于成为其分支，其“学术本位性”身份就极其可疑了。况且这个“中华本位”概念本身也不能以所运用的“学术材料”的史地性特点为标准，而应以其所取得的真实精神内涵为标准。简言之，我们根本不可能再以一去不复返的古代儒教制度形态作为中华精神的现代“代表”了：我们必须“去壳存神”！这个作为“精神”之神正是孔孟原型，而绝对不能再是两汉的儒教“变型”了），学者们应该真正发扬仁学“人能弘道”的大气魄，大精神，敢于面对真实，面对艰难，面对人类的大目标。如果能够如此发心，还怕不能完成一个学术机构的目标、内容和功能的转化吗？至少它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展开一扇令人“耳目一新”的“跨文化世界伦理”研究之窗，通过与世界主流思想的交流以展现一个全新的世界级学术思想活动平台。如此而能成为中国第一个“仁学研究所”，其“事业吸引力”还不足够有力吗？

况且，此建议还有另一层深意在。所谓强化国际学术交流，不一定指今日习见的国际人员互动（留学、讲学、会议等）之谓，它特别是指一个虽然目标是学术“全方位”、而具体运作则具有高度独立性、甚至是区域自足性。未来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共同发展的总趋势中，东方的吃重性将与日俱增。至少高级中西人文理论对话，特别是中西伦理思想对话，其“主战场”一定是“中文学区”。这是由于不同民族语言结构和历史文化发展所促成的外语掌握难易度的不同。这也是我们强调中国人文科学理论不能简单地跟随海外汉学方向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仁学研究所，一方面强调其对象范围的全球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其学术运作的“民族区域性”，这同样源于一种符号学观点：考虑对象、地点和方式之间的功能性区别，以多方面最佳地推进各种不同的学术目标。

好，那么论者会说，今日中国学界与世界主流学术思想开展交流的学科与单位已经甚多，建议中的仁学研究所与其何所区别？是的，今日西学研究的规模为百年来所仅见。但是彼此的治学重点并不一样。我们的讨论也就进入另一个更复杂的阶段：信仰学研究和纯科学性研究的异同问题。所谓信仰学研究有两类。一类是将信条作为社会实践的工具加以宣传推广（研究如何从技术上利用信条以产生任何一种社会性效用），此类活动无代无之，技术上甚易推行（80年代大陆“冒出”的各种思想“派别”多属此类性质）。但仁学信仰学研究属于科学性研究范畴，即属于理性活动范畴，其本身的任务在于完成有关信仰学的认知学理探讨，而非在于将会牵扯到方方面面难点的社会性活动。其目的不是社会实践性的（海外新儒家则是社会实践性的，其效力如何今日可不辨自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混合模糊，动机、目标、手段之间的联系，不清不楚），而是理论认知性的，是纯伦理思想学术性的。而其重要性决不因此而减弱。因为“知难行易”，试看今日世界伦理思想多么错综复杂，莫衷一是。就西方伦理学现状而论，称之为“治丝益纷”亦不为过。而百年来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应该说，还处于“学步阶段”，只能对西人亦步亦趋，辗转模仿，还谈不到独立判断和有效选择。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世界上的思想庞然大物，绝不能长期处于“以译代研”阶段，而必须深入地把握和运用（如我所常言，为此首须高倡仁学心术学）。为此学者首须“发心”（古人说的“立志”）。所以现代仁学的多重意涵中还包括仁学学者须比其他人文学者多一层“立〔伦理之〕志”的要求。因为如无此心志，也就无力、无法真实面对时代的艰困庞杂的学术理论问题。

因此，新仁学的目标将绝不限于处理民族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而是要做到“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把古人表现此伦理精神的“表达媒介”〔原始社会政治功能〕加以直意地理解，错以为今日儒家、仁者也须直接在此古代史的层面上进行实践，此即因新知新学未足而导致的泥执理解。现代的儒家各派思想方式多受此认识论、方法论上的限制而不自知：他们不知道在今日语境下，“知情意”应该各落实于何处。我在川大聚会中与中哲老师有关钱穆、梁溯溟“历史地位”的辩论，所指也正在于此。哪里是什么有关他们的“人格”问题？这是时人以情害理的另一惯常表现：不清楚如何设定合理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对学术思想现象进行恰当“评价”。我说一些现代儒家在严格意义上“违孔”，乃完全根据孔孟设立的“智仁勇”三维伦理学标准进行判断的结果。当然，今日学人必须对表现“智仁勇”的不同层次、方面及其互动关系有“更适切的”领悟才能知道问题何在。如果朱、王复活于今日，他们的知识内容和思维方式将对今日儒学问题失去任何有效判断能力（古代文本的有效“意义”并不只存在于该文本自身，而是与时时在变的多元语境密切相关的）。今日儒家们对此识否？如果回答是“是”，那就接着又难免于一个五十步与百步的问题了：怎么知道现代化初始阶段的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知识积累已经足以应付如朱王复活亦无能回答的问题呢？民国二三十年的短暂时期我们的现代化知识就已经追赶地差不多了吗？如果钱穆先生等以为他只熟读古书就能够对现代中国面临的古今中外学理问题给出有效回答，这是真儒家应有的“尊师”立场吗？一些“现代大儒”的根本问题是欠缺现代化的理论思维，其言其行难免“泥古”，故不足以作为青年人的学术榜样〔当然可能足以作为学者人格之榜样，但这是两回事〕）。其实归根结蒂，这又哪里只是什么认知性的误解？其实质关系到现代学人的人生观问题。治学究竟为了什么？对己对人，对国对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如果真实贯彻孔教“学为己”原则会有这样的疑问吗？百年来人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是治学态度问题，是学术“心术学”问题。人们不是把自身和友朋的学术提高当作最终目的，而是把如何通过学术实践变相获取“功名”当成最终目的。于是，我们看到因果往往倒置：不是依人以成学，而是依学以“成人”。与此对应，学界的最终目的体现于：如何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学人进行“评比”，比高比低，学术评价问题遂转化为学者资质成就评比和组织崇拜系统的问题。研究学者学术成果，目的就在于为其最后进行“权威评价”，以确立其社会文化地位（等级思想制度的学界体现）。此地位更进一步具有历史的永恒性（“历史知名度”导致的历史地位的永恒确立），并使此结论成为未来青年的实践方向“轨则”。于是，不仅青年的学术发展将按照前辈在历史文化等级制度内的位置和轨迹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先天性限制（数典忘宗、厚诬古人之类），而且从根本上就歪曲了孔子所教的治学目标：不是“学为己”地不断朝向学术本身的最高标的，而是使历代学人归顺于此民族性学术权威等级制度。于是，学术实践的根本目的，不折不扣地成了现实功名和历史功名的权威认定问题。这是儒家“读书做官论”的现代变体，是对仁学伦理学原则的明显违背！因为，正是仁学提出了“朝闻道”原则的，其最后的落实点不在人物而在“道理”，或者在以人物所代表的“道理”。人物是手段，道理才是目的。然而历史上常常是本末倒置。其中隐藏的奥妙在于：正是“学为己”的要求不能主要以制造、维持历史名人先贤祠位阶及其名誉等级制度为治学之目的。否则学人心态必朝向于历史人物等级及其褒贬本身，并以其知名度大小为个人治学取舍之依归，而必因此反不能再以新知新学为目标了。人文学术思想之所以不能有效前进，主因之一岂非正在于此！如果“现代文学馆”的目的是为现代文学家树碑立传，一种可能相当于“现代儒学馆”的研究所，其目的难道不会是与之近似或等同吗？（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批评研究”，而在于“树碑立传”）现代学人在治学时不能区分前辈学者成就的现代价值和其历史影响，难道不是因为治学标准的根本混乱吗？“真儒家”应该明确朝向民族未来学术思想的不断提升。为此必然须反省前人的得失，不断按照新的学术认知而对前人的学术成就予以不断地重新评价，以使其能恰当地为今人创造性的治学所用。归根结蒂，前人的学术果实不是为了供后人“祭拜”之用，而是为了有助于后人继续前进的。因此，批评前人的学术成果正是“学为己”的当有之义。如果研读前人学术成果不是为此目的，而是为了对其进行相应的崇拜，那就不需要今人还努力于什么“与时更新”了。也就不必要努力超越前人了。按照这样的反仁学态度，中国的人文学术能够前进吗？（试问，这样的事能够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吗？自然科学能够不断进步正是人人有一个不断合理地超越前人以促进人类知识集体成就持续增长的科学理性目标。他们能够明确区分科学家的历史作用和今日作用，不会古今中外混为一谈。但我们文科办得到吗？为什么？因为儒学儒教带来的两千年功名主义早已在社会公共平面上排斥了仁学治学的真正理性目标）。

新仁学研究的领域将大分为两部分：历史仁学的现代解释学研究和现代人类伦理学主流研究。当然接着是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一个新型研究所能够把中华思想“主流”（指其精神含蕴非指其政治社会势力影响）和人类伦理思想主流加以统一思考，这就相当于使中国的现代人文学术实践登上了一个世界大台阶。历史辩证法突然表现于：中国最古老的伦理思想和世界最前端的人文科学思想沟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此一事实对于中华文化未来的走向具有极其深刻的喻示力。其效力不仅相关于思想方向方面，而且相关于国内外的伦理实践力方面。而其“攮括”的人类学术思想领域，将必然地涉及西方最前端的思潮。一方面，新仁学必须有能力、有勇气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侵扰；另一方面，它必须有能力、有志向沟通于世界各种人本主义人文科学。仁学作为世界漫长历史上可能是唯一具有“伦理精神实践力”的人本主义信仰原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人类历史精神资源！因此，此一事实也是仁学有其在全球化时代进行“当仁不让”实践的认识论和实践学之义理根据。建议中的研究所，遂有可能成为一个全面有效组织世界伦理思想对话的思想库和伦理学论坛。

建议把“仁学”作为现代学科名称，还有一个实用上的考虑。从字义上说，“仁”字本身即含蕴多方面的深意，其蕴涵却完全可为现代人理解和接受；而其习用的转义“人”字，更有“一字明义”之妙。仁学即关于人之学，可以立即与关于“物”之学和关于“神”之学做出明确界分，以突显主题的“适切性”（不仅是历史解释学的适切性，而且是现代世界现实的适切性：因为今日作为人类知识主流的是各种“物”之学和“神”之学）。同理，仁学或人学，可以“直通”西方“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等“人学”。那么，人类历史上不是已经有过这么多的关于人之学了吗？问题在于：历史上一切人文学术研究在自然科学昌明以来的两百年后，都须经受同样的科学性洗礼（人文学术现代化要求）；此“科学”当然不再是世纪初所能把握的唯一自然科学形态，而是二战以来全面更新了的科学世界三分法格局中的人文科学新形态。无论是西方人本主义还是中国仁学，今日都须与当代人类人文科学“进展”（指其科学性潜力表现，而非指其完成的固定思想内容）相沟通。本人多年来在两个领域中的体验，实为此处提出的学术策略方向建议之根据。而且，本人特别发现，传统中国仁学与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前沿之间，奇妙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互动机会。也正是为了推进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我们才需要把仁学学术先从儒学学术框架中分离出来（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属于另一现代学科主题了）。

本文的真正意旨在于借题发挥，通过在实践学层面上的建议来表达在理念层面上的意见。真正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一个最具体的问题就是当前国内学界机构多属因人设事。机构首先是为了解决职业问题，而所谓解决，任何职业内容的选择和贯彻均具可行性，因此可长期延存下去。但面对此结构性障碍，我则可重申立论主旨：有效指出问题（诊断），而非期待解决问题（处方）。简言之，本文实欲陈述：如无A，即无B。也就是说：如不实行学科现代化改进，现代儒家诸公的各种宣言将决难实现。本文将至少可从反面对此加以论证：现代儒学在目标和方法上的结构性失调！这是有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得失为证的。而且，本文的一个更具体的用意在于向尚未深陷职业窠臼的青年学人呈现相关的义理脉络，使其认知世界学术之真相，以使其今后在学术方向选择上有所依循和参照。当然，更希望未来已在其位的有识之士，能够真正发挥仁者的大智慧，用以在民族学术思想方向上完成从儒学向仁学转换的历史性任务。

玉顺教授及关心儒学革新事业的朋友们：本信文结束时，又再次反省了今日撰文的真实动机：本人岂是真地在此有所实际的期待？本文不过是要借助研究所构想本身，以呈现儒学、仁学现实问题之所在。建议虽必不可能马上实行，问题则必可马上呈现。我们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吧！无非尽其在我而已。

2011年3月26日匆匆结稿于子夜（以不妨碍明日之功课也）